真州東園記

北宋歐陽修所作的散文

《真州東園記》是北宋文學家歐陽修於皇祐三年(1051年)所作的一篇散文。文章以記立說,描繪了東園的綺麗風光,稱頌施昌言、許元和馬遵的顯赫政績,表達了作者的行政治民理想。作者並未實到其地,只是憑藉一紙圖樣及口述材料,從虛處出發,通過鋪陳、排比和對比等手法,使描寫與議論互為滲透,交相融合,是一篇文意極富情韻的園亭美文。

作品賞析


文學賞析

文章開頭簡單介紹東園處在真州的位置及東園的來歷。真州位於長江北岸,東臨大運河,是水上交通要道,故曰“當東南之水會”。接著寫江淮、兩浙、荊湖正副發運使施昌言、許元和判官馬遵三人,利用閑暇時間“得州之監軍廢營以作東園”。又寫許元於皇祐三年八月來京城辦公事,帶來東園圖,並向作者介紹了東園的情狀。先說東園面積廣百畝,有流水橫其前,園中有池、台、亭、閣、舟、堂、圃等,且特色各異:池很清,而“浸其右”;台很高,而“起其北”;亭名“拂雲”,以誇張其極高;閣名“澄虛”,以形容池水極清;舟為“畫舫”,以突出其華美;堂可供“請宴”;圃可供“射賓”。再寫今日園中景物的美麗、壯觀與遊人的歡樂,與昔日的荒僻殘破、陰森恐怖相對比。作者連用三組結構相同的排比句式,通過今昔對比,強調如今東園景象的美麗多姿和遊人的歡樂欣喜,還指出“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覽者各自得焉”,園中之景不能在圖上一一畫出,也不能由許元一一道來,只能得其概略,所以說這篇園林碑記也只能“書其大概”。接著點出請作者作記的意圖,說東園是四方之賓客與建園者共樂之地,四方之士沒有一天不來,而那三個建園者卻總有一天要離開,若“不為之記,則后孰知其自吾三人始也”。最後稱頌許元三人通力合作,朝廷、民間供應充足,東南百姓無怨愁之聲,閑暇之時,又“與四方之賢士大夫共樂於此”,稱其精神之可貴。
這是一篇風格獨特、寫法新穎的庭園記。作者未曾到真州東園實地遊覽,而全憑所見到的一幅圖畫和庭園主人的一番口頭介紹寫成這篇文章,卻能把敘述對象寫得如此真實可感、氣象萬千、美麗誘人。全文最吸引眼球的地方是對東園美麗風光的描繪。這種描繪有三點值得注意:一、全部描寫,皆借他人之口、以第三者的語氣說出,在表現手法上可以說是一種創新。二、著意於東園修建前後的巨大變化。在描寫現在的台池亭閣、流水畫舫、佳花美術、清宴弦歌的同時,對比描寫了昔日此地的破敗荒涼。這種對比描寫不但加倍襯托出現在的美,而且含蓄地讚揚了庭園的修建者為這種美付出的艱辛。三、句法也有創新。像“台,吾望以拂雲之亭”等數句,就是創新之句。此外,全文用了二十餘個“之”字,和《醉翁亭記》連用二十餘個“也”字一樣,都使文章增加了迴環往複的形式美和一唱三嘆的音韻效果。

名家點評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有畫意。
金聖嘆《天下才子必讀書》:何故作離奇曲折?然而自然離奇,自然曲折,又且異樣離奇,異樣曲折,如先生真足為東坡座師也。手下若無如此文,眼中亦安能識得東坡?
明林雲銘《古文析義二編》:作游觀之記,自當鋪張景物,奈未經躬歷,即據畫圖寫去,何異泥塑木雕呆狀?此特借許子春之口,件件數來,不但寫得已畫,並寫得未畫;不但寫得已言,並寫得未言,即躬歷亦不過此,此布局之巧也。末止用數語收束,卻都是上文所有,其前後埋伏照應,無不渾成高絕。
何焯《義門讀書記》:“園之廣百畝”至“辟其後以為射賓之圃”,先撮記園之大略。“芙蕖芰荷之的歷”至“姓鼯鳥獸之嗥音也”,細記園之景物,是廢興上相形,逐段裁剪,文字始不平衍,又得當時即圖指點神貌。“水光日景動搖而上下”,襯筆,生動。“嘉時令節,州人士女嘯歌而管弦”,來游不記三人,但記士女,並為結處”無辛苦愁怨之聲”伏脈。“若乃升於高以望江山之遠近”至“吾亦不能言也”,補寫圖外之景趣,是文章染法,彌有餘情。“其為我書其大概焉”,落到作記,此虛后實,此正後反,皆有層次變換。“真,天下之沖也’應起處‘當東西之水會”句,又轉出一層。“然而池台日益以新,草樹日益以茂”,即總收前文所載。“然後休其餘閑,又與四方之賢士大夫,共樂於此”,包括首尾,結處故非溢美、此團之所以可記也。
劉大櫆《唐宋八家文百篇》:柳州記山水從實處寫景,歐公記園亭從虛處生情;柳州山水以幽冷奇峭勝,歐公園亭以敷娛都雅勝。此篇鋪敘今日為園之美,一一倒追未有之荒蕪,更有情韻意態。

創作背景


宋仁宗皇祐三年(1051年)八月,時作者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應江淮、兩浙、荊湖發運副使許元之請,作者根據所見到的圖畫,又借許子春的口頭介紹而寫成這篇文章。

作者簡介


歐陽修(1007年8月1日-1072年9月22日),字永叔,號醉翁,晚號六一居士,漢族,出生於綿州(今四川綿陽),籍貫吉州廬陵永豐(今江西省吉安市永豐縣)人,北宋政治家、文學家。
歐陽修於宋仁宗天聖八年(1030年)以進士及第,歷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學士、樞密副使、參知政事
是在宋代文學史上最早開創一代文風的文壇領袖,唐宋八大家之一,千古文章四大家之一。領導了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繼承並發展了韓愈的古文理論。其散文創作的高度成就與其正確的古文理論相輔相成,從而開創了一代文風。在變革文風的同時,也對詩風、詞風進行了革新。在史學方面,也有較高成就,曾主修《新唐書》,並獨撰《新五代史》。有《歐陽文忠集》傳世。
死後累贈太師、楚國公,謚號“文忠”,故世稱歐陽文忠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