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托邦小組

2008年藝術家鄧大非與何海發起並組成烏托邦小組，以團隊的形式實施系列的藝術項目。從跨越一年的《家庭美術館計劃》到在英國實施的駐地項目《理雅格的記憶之宮》到以藝術教育為主題的798藝術節；烏托邦小組的創作立足對自身生活境遇的反應並結合文化研究的方法，從人類普世存在的理想高度來反觀現實，尋找藝術出發點和帶有想象力的解決方案。他們深入社會現實，遊走於國際，自身的身份和工作方法也在不同的工作界面上就此展開並深入。烏托邦的理想也構成了小組創作的持續線索，這是一條永恆的藝術之路，只是在不同時代的外在形式上會有不同變現。烏托邦小組期望通過藝術的創新帶給更多的人啟示。小組在實踐的同時也在出版相關的理論書籍。

鄧大非2005年研究生畢業於中國美術學院綜合藝術系。自由藝術家

何海 2010年畢業於法國斯特拉斯堡第二大學藝術學院視覺藝術系，博士。現任浙江理工 大學藝術與設計學院講師

2011 《圈地——亞洲三年展駐地計劃》，華人藝術中心，英國，曼徹斯特

2009 《理雅各的記憶之宮——亨特利駐地創作計劃》，Dever art 藝術機構，英國，亨特利

2008 《家庭美術館計劃》，上海證大美術館 上海

2012 《以身觀身 ── 中國行為藝術文獻展2012》，澳門藝術博物館，中國，澳門

2010 《未來視野——APT國際藝術收藏展》, 荔空間，草場地藝術區，中國，北京

2008 《兩個端點-2008華人當代藝術展》 PALAZZO FRISACCO，義大利，Tolmezzo

2008 《介入：藝術生活366回顧展》，上海證大現代藝術館，中國，上海

2011 《演講——藝術家的自由發言》行為藝術現場活動。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中國，北京。

2010 《2010北京798藝術節青年藝術推薦展：作為全民教育的當代藝術》—— 2010北京798藝術節主題展：青年藝術家推薦展。798藝術區，中國，北京

《家庭美術館計劃》，2010，河北美術出版社，石家莊。

《理雅各的記憶之宮》, 2011, Deveron Arts, Huntly, Scotland.

1843年，英國傳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來香港，任香港英華書院第一屆校長。他駐留香港前後將近三十年，翻譯了中國的“四書五經”和《道德經》等其他經典。1876年，理雅各擔任牛津大學第一任漢學教授。1897年，理雅各卒於牛津。他去世時，已是歐洲享有盛名的漢學家，也是中國學者王韜眼中的一代“西儒”。理雅各花了幾近畢生的精力來研究中國，將被稱為“中國聖經”的中國古籍翻譯成英文。他對中國研究的貢獻當時在歐洲是無與倫比的。

2009年7月至9月，中國藝術家鄧大非和何海受英國漢學家理雅各紀念活動執行者Deveron藝術機構之邀，遠赴理雅各的故鄉蘇格蘭亨得利鎮實施了“記憶迷宮”藝術駐地計劃。他們在3個月的時間中，結合當地資源，實現了3個帶有鮮明的文化交互性的藝術項目。他們發動了一次由小鎮居民參與的藝術尋寶遊戲；在毗鄰亨得利小鎮廣場的理雅各故居舉辦了一個以紙上素描為主要媒介的別開生面的藝術個展；最後，策劃了一次由數百當地公眾參與的聲勢浩大的藝術巡遊。2009年9月30日。當鄧大非和何海完成所有計劃，離開亨得利鎮時，他們已經是小鎮居民眼中不平凡的中國藝術家。同時，在批評家的有關評論中，他們也視為在歐洲見多識廣、擁有諸多跨國工作經驗、兼具全球化藝術潛質的新世代中國當代藝術家，理雅各來中國，鄧大非和何海去英國，完成了相隔一百多年的一場文化互訪。

2008年，鄧大非和何海在中國成立了一個由他們兩人組成的“烏托邦小組”。由此，他們開始共同執行一系列藝術計劃。其中，他們在美術館、畫廊以外的許多替代空間、私人家庭生活空間成功實施的“家庭美術館”計劃，取得不小的影響。2008年9月，“烏托邦小組”嘗試將“家庭美術館”異地實施，通過語境、場地的切換來檢驗自製“家庭美術館”的合理性。他們首次移植地是義大利托爾梅佐市(Tolmezzo)的公共美術館(Palazzo Frisacco)。他們將作品現場的不斷置換，顯示了一種打破美術館的觀念圍牆與物理外殼的努力。他們試圖藉此讓藝術走出美術館常態，跨越界限，進入更為具體的社會細胞，並介入更為廣泛的社會公眾。“家庭美術館”計劃的不斷再現中，他們再次跨越現代民族國家和文化的界限，進入全球化條件下的國際交流語境。他們在英國的“記憶迷宮”藝術駐地計劃，仍然帶有“家庭美術館”的藝術烏托邦印記，但具體應對的則是理雅各家鄉的歷史背景和人文環境。

在理雅各的故居里，“烏托邦小組”的16幅素描作品緊扣理雅各一生的歷史文脈，其中，既有火車頭、教堂的魔幻結合體，也有理雅各同時期的歷史人物王韜、洪秀全等等肖像，更有許多中國無名平民檔案照式樣的頭像。針對歷史圖像，藝術家寫實手法所實現的逼真追仿，與超現實的具像表現，有機地並置、甚至整合在一起。這些素描幾乎覆蓋了理雅各故居的所有牆壁，構成了對故居建築的一次奇特的文化再現。歐洲工業革命和現代性展開之後，人類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和衝突邁入了有史以來最為紛繁複雜的時代。誤讀，理解。再誤讀，再理解。循環往複呈現在中英文化的交互影響之間。理雅各100多年前經驗過的、但難以解決的一些文化問題，以視覺藝術的方式，雪泥鴻爪地浮現在100多年後今天中國藝術家鄧大非和何海的展覽現場。這個特殊時間、特殊地點的展覽，其實是“烏托邦小組”有意搭建的一個橫跨集體記憶和失憶、個體虛構和歷史的視覺迷宮。於是，在藝術家的打造下，理雅各的故居變身為“烏托邦小組”的又一個異地“家庭美術館”。

2009年9月26日，“烏托邦小組”精心策劃、組織的一次藝術巡遊，更像是為理雅各舉辦的一次遲到了111年的中國式出殯儀式。鄧大非、何海的現場指導下，數百英國當地居民和一些文化藝術人士身披白紙、白衣，在一隻被年輕人高高抬起的碩大紙船的引導下，繞亨得利小鎮中心一周后，行進到小鎮邊的一條小河，以焚燒紙船作終結。這次巡遊也許是2009年中國藝術家在歐美國家實施的公眾參與人數最多的行為藝術活動之一。然而，有著久遠歷史的文化誤讀仍在這次藝術巡遊中綿延。巡遊中，身份不同的人各自表述、各有所獲。顯然，亨得利鎮的學生們把巡遊當作了一次嘉年華，當地的基督教徒們則將其當作一次宗教節日遊行。其實，這就是“烏托邦小組”事先計劃的結果。“記憶迷宮”的主題其實也指向一個不斷失憶、再不斷重組記憶的文化過程。

鄧大非和何海的“烏托邦小組”並不是全球化語境下的理想主義者。他們的探索也很現實。其實，他們習慣以藝術的形式，關注歷史上理想主義者的思想精華，關注人類的理想世界在現代社會中已實現、或可以實現的元素及其問題。他們的目的之一，在於探求並延續烏托邦精神對社會演進的推助作用。在這一點上，他們與理雅各形成穿越時空的呼應和溝通。“烏托邦小組”並不僅僅滿足於簡單地把唐人街式的中國符號兜售給西方人，也沒有把以往的創作慣性直接生硬地移植到在英國的創作中。相反，他們充分發揮了駐地創作的優勢，深入地研究了理雅各的資料以及英國當地的社會情況。尤其重要的是，他們的作品確實有效地把當地居民捲入進來，成為一種大規模的介入社會的藝術。例如他們利用報紙媒體，煽動居民尋找寶藏，舉辦各種各樣的工作坊，最終在遊行中為各種行業的居民留下位置。無論在中國，還是英國，這樣的實驗都有一定的新意和社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