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托蘭

約翰·托蘭大學畢業后，背起行囊走遍了美國。四十二歲以前，他是個事業上不成功的劇作家、官場里得不到賞識的軍官、家庭生活中的失敗者。1954年，有人約托蘭寫一部有關大飛艇的書，他利用在空軍服役時的關係，走訪了眾多飛艇時代的親歷者，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這本《天空中的船隻》使他一舉成名。

對於研究者來說，歷史是審慎研究的結果，是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真相與來龍去脈；對於普通人，則是身臨其境的感受和心靈深處的記憶，而對於約翰·托蘭，歷史是兩者的天然融合。其主要作品有《從乞丐到元首——希特勒傳》《醜聞：珍珠港事件及其後果》《佔領日本》《日本帝國的衰亡》《漫長的戰鬥：美國人眼中的朝鮮戰爭》。其中這本《日本帝國的衰亡》使他奪得了1971年度的普利策新聞獎。

在《天空中的船隻》之前，他一共寫過一二百個短篇小說、25個劇本和5部小說，而除了幾個短篇外都沒有被刊載過。正是《天空中的船隻》一書的寫作，使他找到的真正適合自己的職業。用托蘭自己的話說，從這一年起，他開始了“在歷史中的生活”。托蘭認為，好的歷史（著作）就是“活的歷史”。童年時，波特·布朗曾經在他家裡住過一段時間。那時，布朗經常帶著小托蘭去附近的總督劇院看電影。每當電影演到一半時，布朗便把小托蘭帶回家。回家后，他們兩個商量著把這部電影的結尾寫出來，兩天後再回來看它究竟是怎麼發展的。每一次，由他們改編的劇本都比原作來得更為精彩。托蘭後來回憶，布朗對他影響最大的一句話就是：“不管你寫什麼，別講出來，而要表演出來”。托蘭對此的理解就是“不應當以自己的觀點來講述，而是像一齣戲那樣，讓實際上發生過的事情重演，這才是所謂活的歷史”。而這，也正是托蘭寫作所遵循的信條。托蘭寫書，摒棄了傳統史學著作的生澀與枯燥，代之以豐富的細節描寫和對話，使讀者有如身臨其境。他的書有獨立創見、富有文學性和感染力。因此，每有新作問世，必能引起轟動。

托蘭的書既重傳統史料，更重對當事人的採訪。在他的書中，他會把他所知道的一切告訴讀者。為寫作《戰鬥：突擊部的故事》，他採訪過美國將軍克拉克、德國將軍曼妥菲爾男爵、傳奇般的突擊隊長斯克爾策尼……還有四百餘名戰爭倖存者、七十五名經歷戰爭的平民等。為收集材料，他先後在美、英、法、德、比利時、西班牙和盧森堡跑了十萬英里，去過國會議員的辦公室、美國國家檔案館、西點軍校和五角大樓、阿登地區的大大小小的城堡、比利時的廢礦井、達豪集中營的毒氣室、西班牙海灘，還有無數的昔日戰場……這本書奠定了他在二戰史學界的地位。1965年，托蘭以獨特的眼光，寫作出版了《最後100天》一書。此書以1945年初蘇聯紅軍逼近德國東部邊界、蘇美英三國首腦雅爾塔會議開篇，向人們展示了在二戰後期歐洲戰場一幅幅驚心動魄的場面。為了寫這本書，托蘭和他的日本籍妻子壽子駕車穿越鐵幕，去了當時還很少有西方人涉足的東歐各國。再後來，為了寫作《阿道夫·希特勒》（即中國讀者熟悉的《從乞丐到元首》），他再次道訪德國。剛到德國時，托蘭買了一輛嶄新的汽車。而十個月後，它已經經過了無數次大修，不成樣子了。這一次，接受託蘭採訪的有德國海軍上將卡爾·鄧尼茲，希特勒私人醫生、秘書和司機，險些死於希特勒手中的他的救命恩人魯茲（威廉·夏伊勒所著之《第三帝國的興亡》對此人有精彩描寫），愛娃·布勞恩的女友斯妮德，希特勒的堂兄漢斯……甚至還找到了戰時美國情報部門為希特勒所作的精神病學分析報告。正是這些第一手材料使得這本書引人入勝、極富質感。《紐約時報書刊評論》稱讚它是“一本精彩的、吸引人的通俗歷史著作，在我們所讀過的關於希特勒的書中，它是描寫得最為充分的一本”。

也許是因為娶了一位日本妻子的關係，在托蘭的著作中有一股揮之不去的亞洲情結。而有關亞洲的幾部著作正是托蘭作品的精華所在。早在1961年，他就創作過敘述太平洋戰爭初期的著作《問心無愧》。後來，又先後創作過《升起的太陽：日本帝國的興起與衰落》（中譯本譯為《日本帝國的衰亡》）、《戰爭之神》、《醜聞：珍珠港事件及其後果》、《佔領日本》和《漫長的戰鬥：美國人眼中的朝鮮戰爭》。其中，《升起的太陽》使他獲得了1971年度美國出版業最高獎項——普利策新聞獎。在為《問心無愧》一書收集素材時，托蘭在美軍遭受恥辱的珍珠港、麥克阿瑟藏身的菲律賓山洞、香港的貧民區、日本前海軍將領的會客廳、沖繩和塞班的小屋和山洞裡留下了他的足跡。同時，環繞太平洋的旅行也讓他結識了許多新朋友，其中還有年輕的托尼·阿基諾（阿基諾夫人的丈夫）和後來的菲律賓總統拉莫斯。這些朋友幫助托蘭尋訪到了幾位長期緘口不言的知情者。在台北，托蘭會見了蔣介石的“副總統”陳誠。當採訪進行到一小時的時候，陳誠主動問托蘭是否要使用一下他的衛生間。在這間狹小的屋子裡，陳誠交給他一份厚重的文件，並輕聲說：這是他的自傳，在台灣是永遠不可能出版的。在菲律賓，行將就木的前總統奧斯梅利亞眼含熱淚告訴了托蘭一個深埋心中二十年的秘密：那是在1942年，當菲律賓總統奎松即將撤離馬尼拉的前夕，他命令勞里爾和托尼的父親貝尼尼奧·阿基諾兩人偽裝成賣國者留下等待日本人，並且發誓永遠不說出真相。奧斯梅利亞希望托蘭在全世界人民面前還勞里爾和阿基諾以清白，他們是將生死置之度外保護民族和同胞的英雄。

托蘭寫書的另一個特點就是標榜所謂“客觀主義”，始終站在一個“世界公民”的角度，力圖使作品不帶意識形態色彩。早年托蘭拜見過斯諾，並參加了美國共產黨，立志做斯諾第二。後來，因為不滿美共在戰爭問題上追隨蘇聯，政策搖擺不定而脫黨。在空軍服役時，又因將一名黑人軍官帶到軍官食堂用餐而受到排擠。年輕時的這些遭遇使他在作品中往往只利用敘述的手法，不直接發表自己的看法。但是人們仍舊可以從他對事件的敘述過程中窺其好惡。這也正是托蘭始終受到美國傳統史學界批評為“缺乏道德感”、“客觀主義”的原因所在。1982年，托蘭根據確鑿材料寫作的《醜聞：珍珠港及其後果》便是這一特點的生動範例。在這部書中，托蘭首先提出：羅斯福、馬歇爾等人根據破譯的日本密碼，至少在珍珠港事件爆發前五天就已知曉日本聯合艦隊正向珍珠港方面運動，美國情報部也已判斷出日本艦隊此行的目標就是珍珠港。但羅斯福為了打破美國內的孤立主義情緒，加之情報判斷失誤，有意讓珍珠港遭受打擊，最終使得幾千名美國官兵死於日軍飛機的狂轟濫炸之下。此書出版后，在美國內引起了軒然大波，知識界對該書的評價近乎尖刻。

晚年的托蘭曾經兩次來到中國。他對這片古老的土地和這裡的人民充滿了敬意。在中國，托蘭結識了眾多史學界同行，其中包括南開大學著名美國史專家華慶昭教授。在托蘭的極力幫助下，華慶昭得以赴美查閱杜魯門時期美國政府檔案資料。這一工作的成果便是被視為這一領域的扛鼎之作——《從雅爾塔到板門店》。在美國出版的《當代作家傳略》這樣評價托蘭和他的著作：“在他的每一本書中，托蘭都要採訪那個歷史事實的實際參與者，有時是採訪好幾百個。以便從這些最了解這件事的人中得到這一事件的不同方面。他儘可能地對這些被採訪者持一種客觀態度。‘我相信這是我的責任，’他說，‘把一切都告訴你，讓你自己得出結論。我把自己的意見控制在最小限度。’”這正是對托蘭最恰當的評價。

2020年6月，所著的《約翰·托蘭自傳》由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發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