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任全

解放后，馬積極投入抗美援朝、捐獻飛機大炮、認購公債等活動。1956年，擔任順昌石粉廠廠長，帶頭申請公私合營，后廠併入上海石粉廠、天原化工廠。50年代初期，他被選為新涇區人民代表和市第一屆人民代表會議代表，任新涇區工商業聯合會籌備會主任委員。1956年，新涇區部分地區劃歸長寧區后至1984年，馬先後被選為第一至第五屆區人民代表，第五屆、第六屆區政協委員，任第一至第六屆區工商業聯合會副主任。1973年退休后，馬仍不辭辛勞，義務為市化工公司翻譯數十萬字的科技情報資料，撰寫《礦石原料的識別和應用》，還積極參政議政，為發展長寧、振興中華提出意見和建議。

1908年，馬任全生於常州城一戶民族工商業者家庭。他從學生時代起就迷上集郵，純因家庭淵源的關係。馬任全的父親馬潤生，是當時我國民族工商界中一位極富開拓精神、卓有成就的企業家，先後在滬常兩地創辦過紡織廠、鐵工廠和石粉廠，為發展民族工業、抵制帝國主義侵略作出過貢獻。馬潤生一生喜好集郵，並對郵學頗有研究。在繁忙的工作之暇，在風雨如晦的抗戰年代，他常與郵友一起切磋，收集珍貴郵票，並撰寫過多篇郵學研究心得和論文。馬潤生生有6個子女，馬任全排行老二。父親的愛好，對馬任全影響很大。馬任全年幼時，一次偶然的機會，看到父親的書篋中有套蓋有民國大總統徐世昌就任紀念郵戳的北京老版半分至二元的小套票，於是拿出來反覆把玩，愛不釋手。父親看到后，知道他十分喜歡，就把這套珍貴郵票賜贈給了他，並叮囑他：“要干就干出個名堂來。”

馬是中國著名的集郵家，從學生時代起，即愛好收集清代以來的各種郵票，研究編寫郵書。民國33年，編寫《國郵手冊》，民國35年再版時，增加蘇區郵票、解放區郵票內容。民國36年，編寫出版中英文合刊《馬氏國郵圖鑑》，這本郵學巨著，至今國內外仍公認為是研究中國早期郵票的權威著作。1956年，他毅然將解放前用重金購得、珍藏20餘年全球僅存一枚的清代“紅印花加蓋小字當壹元”舊票，連同其他珍貴的各個時期的中國郵票6167枚，捐獻給國家。1957年，他應邀隨中國青年代表團去蘇聯參加第六屆世界青年聯歡節，參與在莫斯科舉辦的國際集郵展覽，其參展的《變體郵票集》獲銀獎。

1981年，馬再次向中國郵票博物館捐獻一部新中國郵票《實寄首日封專集》。1982年，馬在區內舉辦《新中國郵票》專題展覽會，提倡良好的郵德，並展示其收藏的郵票。是年8月30日，郵電部為表彰他在集郵事業上的成就和貢獻，在市文藝會堂舉行隆重發獎儀式，授予獎狀、獎金和紀念郵品。其《民國舊票集》獲1983年上海市第一屆集郵展覽一等獎；其《國郵拾貝集》曾在1983年中華全國郵展中作為榮譽類展品展出。 1986年後，馬在古稀之年，進一步修訂《馬氏國郵圖鑑》，於1988年出版，滿足了國內外集郵愛好者的願望。

馬任全為推動建立全國性集郵組織，於1980年通過全國政協上海委員，向政協全國委員會五屆三次會議提交了《建議政府加強對集郵工作的領導，迅速成立全國性的集郵協會，加入國際集郵聯合會，以提高我國在集郵方面的國際地位和作用案》。

解放初，百廢待興的中國，郵政事業極為落後，堂堂的國家郵政部門竟拿不出一套完整的郵票和齊全的郵政資料。馬任全在過去就了解到國外不少國家都有郵政或郵票博物館，早就設想在中國建立自己的郵票博物館，可這在民生凋敝的舊中國是根本辦不到的事。此時，已身為人民代表和政協委員的他決定把自己一生花重金收來的郵票捐獻給國家，以實現建立中國自己的郵票博物館的夙願。1956年7月，馬任全把6167枚珍貴郵票（包括全世界獨一無二、價值連城的“紅印花小字當壹圓”舊票）精心裝裱成99隻每個一米見方的仿紅木鏡櫃，捐獻給了上海博物館。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馬任全煥發出新的青春。1981年，已年愈七旬的他又將他第一次捐獻后再次收藏的許多珍郵，拿出來參展並捐獻給國家。其中不乏精品和孤品，如一部“實寄首日封專集”（包括1949年10月8日發行新中國第一套紀念郵票時的“實寄首日封”）。對於我國郵政，這本郵集具有極大的史料價值。此外，還有一套解放軍解放新疆塔城時發行的手蓋票，共10枚，票上的菱形章清晰可見。這套郵票不但為我國郵票檔案中所遺缺，而且堪稱是世界孤品。

1988年7月15日，馬任全因患癌症不幸逝世。國內外集郵界對他的逝世萬分悲痛。哲人已去，來者可追。值得告慰馬任全的是，他的次子馬廷璋、幼子馬幼璋都繼承了父業，成為我國集郵隊伍中的佼佼者，馬幼璋還擔任了全國集郵聯合會理事、江蘇省集郵協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