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省志·民俗志

山東民俗源遠流長，代代傳承。早在新石器時期，反映東夷文化的民俗就在山東地區大量存在。商周時期，特別是齊魯封建之後，山東曾經出現過列國殊俗的局面，但隨著孔孟學說的形成，便逐步樹立起齊魯禮儀之邦的整體形象。從此，以“禮”為核心的山東民俗在整個封建社會都處於主導地位。

歷史上的齊、魯民俗之別，對後來山東民俗的地區差異與複雜多樣有較為深刻的影響。姜尚治齊，採取的是“因其俗，簡其禮”的政策，因此齊俗繼承東夷文化傳統，較少受宗周禮制的束縛，其通商惠工、尊賢尚功等行事，更帶有商品經濟的色彩。魯俗則試圖用周禮來替代原有的文化傳統，其敦本抑末、崇禮重教，更帶有自然經濟的色彩。齊魯風俗雖有如上區別，但是，同源於東夷文化的傳統，又都以禮義為民俗思想和民俗行事的核心，齊地化禮成俗，無為而治，魯地以禮易俗，廣行教化，方法的不同，並不能改變基本內容的一致。這一時期興起的孔孟儒家學說，對山東地區包括民俗在內的傳承文化起了極大的規範作用。孔子所謂“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就是對這一時期山東民俗文化殊途同歸的一個基本概括。秦漢一統之後，尤其是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後，孔孟儒家學說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山東地區的民俗進一步統一在儒家思想的框架之內，並形成為傳統。其間雖歷經數次改朝換代和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但以禮儀為核心的民俗文化傳統並無大改變。到了近代，隨著封建社會的沒落、西方文化的影響，山東民俗開始向現代化演進。五四運動以後，特別是抗日戰爭開始之後，山東革命根據地的建立，使一代新俗得以生成發展，深深影響到人們生活的各個方面。

新中國建立初期，廣大人民群眾破舊俗、樹新風，新風新尚逐漸形成，有力地推動了山東的經濟和社會發展。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山東的經濟和社會生活發生了日新月異的變化，新的民俗事象層出不窮，具有強烈的時代氣息。山東民俗，由於各種條件的影響，表現出自身的多樣性、地域性。山東腹地濟南、青州、泰安、兗州一帶，一向是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可作為山東民俗的代表。這一地區的曲阜、鄒城為孔孟故里，泰安有五嶽之首的泰山，民俗特色尤為顯著。孔孟家族習俗不僅影響當地，而且遠及於國內外。東部沿海地區，漁業習俗和外出經商的習俗最為突出。漁村以日照、榮成、蓬萊、長島等地最具典型性。蓬萊、龍口(黃縣)、萊州(掖縣)沿海地帶居民，沿襲“齊人好逐利”的傳統，外出經商的習俗歷代不衰。魯東南的沂蒙山區，古代文化發祥較早，既有山地特色，又較多地保留著傳統的民俗事象。而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形成的一系列良風佳俗，在新中國建立后又得到了進一步發揚光大。魯西南、魯西北地區為黃河沖積平原，民俗事象與古老的黃河緊密相連，獨具特色。其戲曲曲藝、音樂舞蹈、民間工藝(如剪紙、刺繡)等，都已走向全國、走向世界。山東的城市民俗也能獨成系列，其中又有各種不同類型。濟南是一座千年古城，舊街巷、老字號、古風古俗遍地。它同時又是一座泉城與湖城，北國江南的風采為天下所獨有。青島是一座百年之間拔地而起的新興城市，現代城市的氣氛最為濃烈。山東民俗文化由古及今，因移民、交通、外出謀職等原因，不斷發生地域之間的交流，表現於民俗演變，形成了吸收與開放兼有的態勢，且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該志獲2005年山東省新編地方志優秀成果獎一等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