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

儒家是中國古代在董仲舒“獨尊儒術”之後最有影響的學派。作為華夏固有價值系統的一種表現的儒家，並非通常意義上的學術或學派。一般來說，特別是先秦時，儒家是最有影響的學派之一。和墨家並稱顯學。在秦始皇時"焚書坑儒"受到重創，在漢武帝時，為維護專制統治"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實施思想鉗制后興起。

儒家思想的內涵豐富複雜，在廣泛汲取古代典籍精華基礎上逐步發展出基礎理論和思想，即講大一統、講君臣父子。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第一次打破了舊日統治階級壟斷教育的局面，一變“學在官府”而為“私人講學”，使傳統文化教育播及到整個民族。這樣儒家思想就有了堅實的民族心理基礎，為全社會所接受並逐步儒化全社會。儒家學派固守“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后王”（《荀子·王制》）。

儒家思想的精華包括先秦儒家思想、孔子的仁與禮、從前孔子時代的禮樂制度到孔子的仁禮思想、孔子的仁、孔子的禮、孔子的孝道、《論語》中的孝、《孝經》論孝、孔子的命觀、孔子命觀形成的背景、孔子命觀的特徵與內涵、“修身俟命論”的人生指導意義、孔子的人生問題論、樂——孔子的人生態度和人生境界、孔子與弟子論志向、立身行事中的言與默、孟子的性善論與孟子的使命、孟子的仁政學說以及荀子的性惡論與禮治說、儒家思想的流變、貫通天人——董仲舒的儒學思想、“性即理”——周、張、程、朱的理學思想、“心即理”——象山、陽明的心學思想、新儒家——西學東漸的文化回應、儒文化圈的崛起——儒學促進現代經濟發展的可能等內容。

儒家學派之前，古代社會貴族和士通過“師”與“儒”接受傳統的六德（智、信、聖、仁、義、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的社會化教育。從施教的內容看，中國古代的社會教育完全是基於華夏民族在特定生活環境中長期形成的價值觀、習慣、慣例、行為規範和準則等文化要素之上而進行的。儒家學派吸收這些文化要素並上升到系統的理論高度。

儒家思想是中國文明史經歷了夏、商、周的近1700年之後，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創立。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在總結、概括和繼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親親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形成的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

東周時期，中國社會處於劃時代的歷史變革中，周王室衰微，諸侯坐大，維護封建宗法等級制度的“周禮”遭到極大破壞，諸侯爭霸，社會處於動蕩之中。這時候代表各階級利益的知識分子異常活躍，成為一支重要的社會力量，他們紛紛登上歷史舞台，著書立說，提出解決社會現實問題的辦法，形成了諸子百家爭鳴的繁榮局面。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墨家，他們各自為新興的地主階級設計了一套結束割據，實現統一的治國方案，為秦漢以後的社會治國思想的選擇奠定了基礎。

孔子所處的春秋時代，社會內部不可調合的矛盾引起的深重危機，搖撼了傳統文化的權威性，對傳統文化的懷疑與批判精神與日俱增，就連“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的孔子也不能不把當時所處的時代精神注入到自己的思想體系中，並對傳統文化加以適當的改造，以便在社會實踐中建立一種新的和諧秩序和心理平衡，這種情況到了大變革的戰國時代顯得尤為突出，因為人們在崩塌的舊世界廢墟上已經依稀看到了衝破舊尊卑等級束縛的新時代的曙光。

未來究竟是個什麼樣的社會模式，就成了舉世關注的大問題，並在思想界引起了一場百家爭鳴式的大辯論。當時代表社會各個階級、階層利益的諸子百家，紛紛提出各自的主張，其中一個最主要的爭論焦點就是如何對待傳統文化的問題。圍繞這個問題而進行的思想交鋒，儒、法兩大思想流派最有代表性。他們旗鼓相當，針鋒相對，英者雲集，皆為顯學。另外還有墨家、道家、陰陽家、兵家等等學派，可謂學派林立，學術與言論的開明為儒家思想的形成創造了條件。

秦朝是以法家思想為政權的統治思想，而漢朝在漢武帝之前以道家思想作為正統思想。秦始皇焚書坑儒后，加之漢字尚處於雛形，不具備準確表達的功能，正統的儒家思想已基本消失。

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統”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強調以儒家思想為國家的哲學根 本，杜絕其他思想體系。漢武帝採納了他的主張。從此儒學成為正統思想，研究四書五經的經學也成為了顯學。此時，孔子已死三百餘年。董仲舒在具體的政策上將道家，陰陽家和儒家中有利於封建帝王統治的部分加以發展，形成了新儒家思想。

在漢代的儒家思想普及過程中，很多社會問題得到解決。儒家思想傾向於施用仁政管理國家，政治家們以此為根據，限制土地過分集中，建立完善的道德體系。提出了包括“限民名田，以澹（瞻）不足”，“三綱五常”，等政策。

西漢武帝在位時期封建國家十分強盛，這給封建統治穩定創立了前提。為維護大一統的局面，必須建立與之相適應的思想體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於君主統治的成分，對儒學進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權神授”和大一統的思想，這在客觀上有利於封建中央集權的加強，也利於社會的穩定，和鞏固儒家思想，從此儒家思想逐漸成為封建社會佔統治地位的正統思想。縱觀兩千多年來儒家之所以能獨領風騷，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內核即哲學上的天人觀念、倫理上以“仁”為核心的“三綱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統主張，在根本上都有適應了封建專制統治需要的因素。

另一方面是因為儒家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能夠隨時代需要的變化而不斷改變面目。先秦儒家沒有為當時的統治者所接受甚至還遭到了秦始皇毀滅性的打擊，這是由先秦儒家初創時自身的理論缺陷導致的。先秦儒學的內容體系充滿著濃重的、溫柔淳樸的倫理親情色彩，顯得“迂遠而闊於事情”。例如，孔子的“仁學”，目的在於通過“正名”，”恢復“已一去不復返的“周禮”所代表的時代，所以孔子的思想不會為新興地主勢力所青睞。

孟子的“仁政”說，雖已轉到新興地主勢力的立場上，但其“仁政”說是建立在“民為貴”、“君為輕”的基礎上的，過分突出了小農利益，因而也不會得到統治者的讚賞。歷史發展到漢武帝時期，封建國家強盛，儒學隨之有了恢復生機的條件。

儒家提倡德政、禮治和人治，強調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斷於法”，實行法治，強調暴力統治；道家提倡順乎自然，“無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補性。經過秦、西漢初年的治國實踐從正反兩個方面證明：在動蕩年代，軍閥割據，難以用儒家路線實行全國大一統，而法家路線卻能收到這樣的效果；在動蕩結束之初，人口凋弊，生產破壞，應該實行道家無為政治，與民休息，以恢復和發展生產；當國家穩定，走上正常運行軌道之後，不能再實行嚴刑峻法的暴力統治，而以儒家路線為宜。三者之間表現出了互相融合趨勢。

到了漢武帝時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線為基礎，以法家路線為輔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國封建社會統治思想的基本格局。從此以後，以儒家倫理道德為中心，以法家的嚴刑峻法為輔助，以道家權術政治為手段的治國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國古代的國情，成為歷代統治階級奉行不變的治國圭臬。

對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認識：西漢前期，封建統治者迫於經濟凋弊、民心思治的社會形勢，以退為進，奉行黃老之學為統治思想，試圖達到無為而治。但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到漢武帝時期開始實行有為政治，統治思想也必然面臨新的抉擇。

漢興以來，除黃老之學外，儒家思想也一直比較活躍並有所發展，景武之際的董仲舒便是西漢儒學的代表人物。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以賢良對策。他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思想統治，也應遵循“大一統”的“常經通誼”，而“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因此他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董仲舒從理論上闡明尊崇儒學的思想統治原則，受到漢武帝賞識。隨後武帝採取一系列措施，從而確立了儒學的統治思想地位。

建元五年（前136年），漢武帝設置儒學五經博士，同時罷免其他諸子博士，把儒學以外的百家之學排斥出官學，史稱“抑黜百家，表彰六經”。元朔五年（前124年），漢武帝下詔批董仲舒、公孫弘建議，在長安興辦太學，用儒家經書教育青年子弟，從此儒學成為官辦學校的主體內容。漢武帝改造選官制度，規定博士弟子成績優異者可任為郎官，吏有通一藝者可選拔擔任重要職務，還打破常規起用布衣儒生公孫弘為丞相。這樣隨著儒學地位的上升，封建政治與儒學密切結合起來，西漢皇帝詔令和廷議中多稱引儒家理論，司法過程中以《春秋》義例決獄。漢武帝時遵循儒家思想，舉行封禪、改正朔、修郊祀、定曆數等重大禮制活動，初步形成儒家政治的歷史傳統。當時儒道兩家學派有個明顯的共同趨勢就是道家往下層社會發展成民間道教；而儒家則在上層社會發展成了廟堂儒教。

漢武帝這一政策與秦代有很大不同，官學獨尊后其它思想學派並未被禁止，所提倡的儒學本身也廣泛吸收了法家、陰陽家等各家學說，統一的思想帶有一定的綜合傾向，因而獲得了成功。儒家興學，把教育、考試與選官結合起來，是武帝的創造，在客觀上促成了重視知識、重視教育的社會風尚，儒家思想逐漸滲透到社會各方面，造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範式。但從本質上看，這仍是一種封建專制主義文化政策。漢武帝運用皇權干預思想學術，抑制了民族思想的自由發展，禁錮了思想界的探索精神，違悖了思想統一於真理的規律，有明顯的消極作用。

漢朝以後，儒學地位下降，在魏晉南北朝時玄學盛行。唐代政權基本上以儒家思想為主導，但是也滲透了道教和佛教。宋代時發展為理學，尊周敦頤、程顥、程頤為始祖，朱熹為集大成者。后取得官方地位。元明清時期，科舉考試都以朱熹的理學內容為考試題目。直到五四運動才取消了儒學的統治地位。

（1）孔子是儒家學派創始人，他提出“仁”，具有古典人道主義的性質：主張“禮”，維護周禮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儒家文化後來發展成為中國古代正統文化。

（2）孟子是戰國時期儒家的代表，他主張施行仁政，並提出“民貴君輕”思想；主張“政在得民”，反對苛政；主張給農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農民勞動時間，寬刑薄稅。

（3）西漢的董仲舒以儒學為基礎，以陰陽五行為框架，兼采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學。其核心是“天人感應”，“君權神授”。他的思想集中於《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

（4）魏晉之際出現的玄學用老莊思想解釋儒家的易經，這是為士族辯護的一種消極思想。《周易》、《老子》、《莊子》稱之為“三玄”。玄學主張君主無為、門閥專政，主要活動在洛陽。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和竹林七賢。

（5）唐朝中期的儒學大師韓愈，從維護封建統治出發，用儒家的天命論和封建綱常來反對佛道的觀點。

（6）理學是以儒家思想為基礎，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學，是宋代主要的哲學思想。“宋初三先生”的胡瑗（安定先生）、孫復（泰山先生）、石介（徂徠先生），是宋朝理學承范仲淹，開張載兩宋理學的過渡人物。朱熹是理學發展的集大成者，朱熹繼承了北宋哲學家程顥、程頤的思想，進一步完善和發展了客觀唯心主義的理學體系，後人稱之為程朱理學。其核心內容為：“理”是宇宙萬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氣”是構成宇宙萬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把“天理”和“人慾”對立起來，認為人慾是一切罪惡的根源，因此他提出“存天理，滅人慾”。這實際上是為封建等級秩序辯護。

（7）明中葉的王陽明反對朱熹把心與理視為兩種事物的觀點，創立與朱熹相對立的主觀唯心主義理論——心學。理學由客觀唯心主義向主觀唯心主義演變，說明它已經走到極端。

（8）元朝的鄧牧：自稱“三教外人”，著書大膽否定封建君主專制統治，其非君思想，對明清進步思想家有一定影響。

（9）明末清初：

①黃宗羲：在明亡后，隱居著述，對封建君主專制制度進行激烈的批判，提倡“法治”反對“人治”，反對重農抑商，他的思想震動了當時的學術界，對晚清民主思潮的興起也有一定的影響。

②顧炎武：明末清初思想家，強調“經世致用”的實際學問。主張把學術研究與解決社會問題結合起來，力圖扭轉明末不切實際的學風。著《天下郡國利病書》，他提倡“實學”的目的在於批判理學，反對君主專制政治，顧炎武的學風對清代學者影響很大。

③王夫之是一位傑出的唯物主義思想家，他認為“氣”是物質實體，“理”是客觀規律；提出“氣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主義觀點，朱熹的理學和王陽明的心學，給予批判，他還提出“靜即含動，動不舍靜”，否定理學家主靜的形而上學思想。他用發展觀點來看待歷史，認為歷史發展是有規律的，他提出在政治上要“趨時更新”。王夫之的思想閃爍著革新的光芒。

（10）清末民初：儒家學派的法脈傳人何子淵以“敢誇才依馬 唯驥道南吾”、“同人於野 仁者樂也”、“求真、尚善、包容”等教育思想和理念，作為其哲學旨歸，創導新學，摒棄科舉。但，又以弘揚儒家文化，振奮民族精神為己任，“師從堯、舜、禹、湯、文、武、周、孔”，與孫中山先生一起，致力驅逐韃虜，振興中華。

對於中華民族寶貴的傳統文化，中國現有的一切都是以傳統為基礎的。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當代很多外國思想家正在反思社會的運行模式和走向，並感覺到了其中的潛在危機。很多思想家反思的結果就是：把目光投向中國，而他們關注的焦點就是中庸思想。

中庸精神隨著時間的推移，其價值和重要性必將日益顯現出來，這一點已經有所表現。中庸之道是世界上最具有連續性的文化，也是中國眾多文化流派中最具有價值的核心精神和觀念。

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中國傳統領導哲學從闡釋世界與人生最本源的規律出發，得到了對領導理論最精闢的闡述和分析，並且對領導的內涵做出了最為本質和精準的界定。 “不考其源流，莫能通古今之變；不明其得失，無以獲從入之途。 ”當代發展儒學思想主要用於企業的管理，應用儒學思想延伸出的領導力智慧是當代企業領導者的必修課，在企業管理方面的應用已經成了當代管理者核心理念。

廣義的理學泛指以討論天道性命問題為中心的整個哲學思潮；狹義理學專指程朱學派（廣義的理學包括以陸九淵、王守仁為代表的心學。該文的理學特指程朱理學）。理學肇始於北宋的周敦頤，奠基於程顥、程頤，完成於南宋的朱熹。朱熹集前人之大成，建立了理學體系。他把太極之理作為哲學的最高範疇，提出了系統的格物致知說和知行學說，建立了完整的人性學說和有關修養方法的學說。

宋朝時，尊周敦頤、程顥、程頤為始祖，朱熹為集大成者，后取得官方地位，因此程朱理學成為儒學主流。朱熹作《伊洛淵源錄》確立了北宋理學產生、發展、傳衍的歷史統緒，使之具有一個統一的學術流派的地位。

中國宋明時期的哲學流派以陸九淵、王守仁為代表。南宋時期，針對朱熹等人的“理”在人心之外，陸九淵提出“心即理”；針對朱熹“即物”才可“窮理”的理論，陸九淵提出更為便捷的“發明本心”的主張。到明代中期，王守仁提出“心外無物”“心外無理”的命題，在認識論上主張“致良知”和“知行合一”。

陸九淵的哲學觀點是“明心見性”、“心即是理”，經明朝王陽明發展為心學，形成了“陸王心學”。程朱理學的理論基礎是《大學》中的“格物致知”，而陸王心學的根據則是《尚書》中的十六字心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明代晚期，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之間進行的義理之爭轉入了儒家文獻的全面考證，由此產生了顧炎武的漢學。

漢學與宋學的對立是清代儒學的主線，又因滿清變成儒學和皇權的道統之爭，康熙等以宋學的名義逐漸從儒學士人手中奪取儒學道統。漢學大師惠棟認為“宋儒之禍，甚於秦火”。戴震進而指出無論程朱還是陸王都摻雜了釋道的成分，作《原善》《諸言》《孟子私淑錄》以及《孟子字義疏證》尋找純粹的孔孟之道。

儒家基本上堅持“親親”、“尊尊”的立法原則，維護“禮治”，提倡“德治”，重視“仁治”。儒家思想對封建社會的影響很大，被封建統治者長期奉為正統思想。

具體指的是儒家學派的思想，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創立。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在總結、概括和繼承了夏、商、周三代尊親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形成的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說：“孔子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說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論語·述而》）是自己的思想本色。

儒家的“禮治”主義的根本含義為“異”，即貴賤、尊卑、長幼各有其特殊的行為規範。只有貴賤、尊卑、長幼、親疏各有其禮，才能達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的理想社會。國家的治亂，取決於等級秩序的穩定與否。儒家的“禮”也是一種法的形式。它是以維護宗法等級製為核心，如違反了“禮”的規範，就要受到“刑”的懲罰。

儒家的“德治”主義就是主張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認為，無論人性善惡，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這種教化方式，是一種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恥辱而無姦邪之心。這是最徹底、根本和積極的辦法，斷非法律制裁所能辦到。

儒家的“人治”主義，就是重視人的特殊化，重視人可能的道德發展，重視人的同情心，把人當作可以變化並可以有很複雜的選擇主動性和有倫理天性的“人”來管理統治的思想。從這一角度看，“德治”主義和“人治”主義有很大的聯繫。“德治”強調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則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種賢人政治。由於儒家相信“人格”有絕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礎上便發展為“為政在人”、“有治人，無治法”等極端的“人治”主義。

孔子把“仁”作為最高的道德原則、道德標準和道德境界。他第一個把整體的道德規範集於一體，形成了以“仁”為核心的倫理思想結構，它包括孝(義)、誠(信)、弟(悌)、智(知)、忠、禮、勇、恕、廉、溫、恭、寬、良、恥、讓、敏、惠等項內容。其中孝悌是仁的基礎，是仁學思想體系的基本支柱之一。

“仁”是儒家學說的核心，對中華文化和社會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1．儒家思想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很深，幾千年來的封建社會，所傳授的不外《四書》《五經》。傳統的責任感思想、節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統治結合的結果，因此，儒家思想是連同我們當代在內的主流思想。

2．儒學在中國存在幾千年，對於中國的政治、經濟等各個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潛在影響。

3．現代企業管理中也注入了不少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在東亞各國都有廣泛的影響。在韓國和日本，倫理和禮儀都受到了儒家仁、義、禮等觀點的影響，至今都還很明顯的。在韓國，信奉各種宗教的人很多，但是在倫理道德上卻以儒家為主。在西方文明侵入韓國社會後，各種社會問題有所增加，但是韓國政府以儒家思想的倫理道德作為維護社會的穩定的制約力量，在教育中深化儒家思想。

儒家學說在中國文化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儒家經典不僅是思想統治工具，同時也是中國封建文化的主體，保存了豐富的民族文化遺產。儒家學說不僅在中國，在東亞世界也佔有重要地位。儒學和漢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樣，很早就傳播到周圍國家，並對那裡的思想和文化產生了重要影響。

在朝鮮，早在公元1世紀初，就有一些人能背誦《詩經》和《春秋》等儒家典籍，這說明儒學早已傳入朝鮮。三國時期，統治階級非常重視儒學，把它視為維護秩序、加強王權的思想武器，採取各種措施加以引進和推廣。高句麗於372年設立太學，傳授儒家學說。百濟於4世紀建立儒學教育制度。儒學在新羅傳播，大約在6世紀。新羅統一后，進一步發展儒學教育，在中央設立國學，置博士、助教，招收貴族子弟傳授儒家經典。為了推動學習儒學的熱潮，國王甚至親“幸國學聽講”。與此同時，還向中國派遣留學生，其中一些人考中狀元，出現了一些著名儒學者，如強首、薛聰、金大向、金雲卿、金可紀、崔致遠等。

高麗王朝建立后，在首都開城設立國家最高學府國子監，在地方十二州設立鄉校，廣泛推行儒學教育。958年，高麗開始舉行科舉，把儒家經典列為主要考試科目，從而推動了儒學迅速發展，並且出現了私學（私塾）。12世紀初出使高麗的徐兢稱讚朝鮮儒學之盛說：臨川閣藏書至數萬卷，國子監里“選擇儒官甚備”。大街小巷上經館和書社三三兩兩相望。少年們聚集在一起，跟隨老師學習經書。年歲稍長者，便自己找志趣相投的朋友，借寺觀之類的地方講習切磋。社會各階層的子弟，都“從鄉先生學”。

李朝時期，為了加強封建專制統治，十分重視儒學教育，尤其推崇程朱理學，把它視為維護封建統治的輿論工具，極力加以推廣。李朝的儒學教育有官學和私學兩種形式。官學系統，中央設成均館，是為國家最高學府。另外在首都漢城還設有中學、東學、西學和南學等四學。成均館和四學是中央直接管轄的教育機關。地方各道和邑設有鄉校。這些學校都由國家提供一定的土地和勞動者，用以作為辦學的經費。私學是各地的儒家學者創辦的私塾或書堂。私學日益發展，成為李朝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並在政治生活中發揮著重要影響。

李朝通過科舉，選拔人才，任用官吏。科舉分文、武兩科。文科考試須經三榜，考試科目主要有儒家經典以及有關現行政策和各種形式的漢詩。武科也進行三次考試，考試科目除兵學外，也考部分儒家典籍。總之，程朱理學作為統治思想，在李朝的500年間，起到了維護和鞏固封建制度的作用。

儒學傳入日本，大約是在5世紀以前。據《古事記》所載，百濟的阿直岐、王仁是最早來到日本的儒學者，並且帶來了《論語》和《千字文》等儒家典籍，他們還都曾作為皇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師，講授儒家學說。繼體天皇時期（507—531）曾要求百濟國王定期向日本派遣五經博士，傳授儒家思想，於是儒家迅速發展。聖德太子制定的“冠位十二階”和“十七條憲法”，主要體現了儒家思想，甚至所用的辭彙和資料亦大多是取自儒家典籍。

“冠位十二階”是以德、仁、禮、信、義、智為基本位階，再各分大小兩等，如大德、小德，共成十二階。“十七條憲法”的宗旨是強調“君主至上”。如“國無二君，民無二主，率土兆民，以王為主”，“群臣百僚，以禮為本”，“承詔必謹”等，均反映了儒家的政治思想。聖德太子還多次向中國派遣使節和留學生，積極攝取中國文化，於是儒學迅速發展，並逐漸成為貴族官僚必修的教養。

在日本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化改新，也是在儒家思想的深刻影響下而發生的。大化改新的首領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鐮足都曾受教於中國留學生南淵請安和僧旻等人，並在他們的協助下制定了改新藍圖。701年制定的基本法典《大寶律令》對教育設專章（“學令”），規定中央設太學，地方設國學，各置博士、助教，招貴族子弟，授以儒家經典，其中《論語》和《孝經》為必修科目。

757年，孝謙天皇下詔，令全國每家必備一本《孝經》，獎勵“孝子”、“貞婦”。701年，日本開始祀孔。768年，稱德天皇敕稱孔子為“文宣王”。藤原基經當攝政時（877—890年），“敦崇儒術，釋奠之日，率公卿拜先聖，使明經博士講周易”。由於統治階級的積極扶持和獎勵，這時儒學在日本已經超出貴族官僚上層社會範圍而普及到各個階層。

日本南北朝時代，程朱理學傳入日本，受到統治階級的重視。但由於佛教的影響，儒學未能取得優勢地位。只是到了德川時代，適應封建專制統治的需要，儒學（朱子學）才擺脫了佛教的壓制，達到空前繁榮的極盛時代。德川幕府為了加強封建專制統治，把全國人民分為士、農、工、商四個等級，實行嚴格的等級身份制度。因此，需要一種維護身份等級制度的御用思想，而儒學的“名分論”正好適應了這種需要。於是，儒學（朱子說）被規定為官方哲學，成為德川幕府的正統思想體系。

藤原惺窩於1590年著《假名性理》，是最早用日文宣傳宋儒“理性”的著作。後來受德川家康的召見，並為其講授《大學》等儒經。1599年著《四書五經倭訓》，使他成為日本第一個根據朱注而用日文字母訓讀《四書五經》的儒學家，被認為是日本“朱子學之祖”。藤原惺窩有門徒150餘人，其中林羅山、松永尺五等都是日本著名朱子學家。

林羅山歷任儒官，作過將軍的侍講、顧問，參與幕政。他提出了一整套的思想理論，以維護封建秩序。他在《經典題說》中寫道：“天自在上，地自在下，上下之位既定，則上者貴下者賤。自然之理所以有序，視此上下可知矣，人心亦然。上下不違，貴賤不亂，則人倫正，人倫正則國家治，國家治則王道成，此禮之盛也。”林羅山以“天人相關”、“天人合一”的說教，把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合而為一，從自然界法則引伸出人類社會的現存秩序，從而把社會的“上下貴賤之別”說成是合理的、永恆的。林羅山以儒學理論維護德川幕府的封建統治，發揮了巨大作用。

儒學在越南文化中也產生了很大影響。東漢末年，“越南人”士燮（字威彥，出生於交州的廣信（今廣西蒼梧縣），其先祖為魯國汶陽人）遊學洛陽，研究左傳、尚書等典籍，後來任交趾太守40餘年。據《越南四字經》說：“三國吳時，士王為牧，教以詩書，熏陶美俗。”說明早在三國時期越南人就受到了儒學教育。10世紀，越南獨立以後，各王朝的典章制度大都取法於中國，政府選拔人才也採取科舉制度，以詩、賦、經義等為考試內容。13—14世紀之交，越南人以漢字為素材，運用形聲、會意、假借等造字方式，創製了越南民族文字，稱為“字喃”。此後，中國儒家典籍大量傳入越南。宋元時期，越南刊刻過不少儒家經典和漢譯佛經。出現了不少明經的儒家學者。15世紀初，明成祖曾下詔，以禮敦致越南各方面人才到中國來，其中包括明經博學的儒學者。可見儒學在越南的影響之深。

中國古代文化對於世界文明的貢獻，不是只有“四大發明”，以“四書”、“五經”為代表的政治文化，對於人類近代文明也有過積極的貢獻。明清之際，歐洲的耶穌會士歷經千辛，溝通中西文化，把中國當時的主體文化——儒學——程朱理學，用輪船運往17—18世紀的歐洲，在那裡曾經形成過100年的中國文化熱，儒家思想與義大利文藝復興以來所形成的歐洲新思想相結合，成為歐洲近代歷史發展的主導精神——啟蒙思想的一個重要思想淵源。

法國啟蒙運動的領袖伏爾泰是中國儒學在歐洲最有力的鼓吹者，他和他的“百科全書派”把中國儒學，作為反對神權統治下歐洲君主政治的思想武器；程朱理學——新儒學，成為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創立古典哲學的依據，並用以反對羅馬教廷的啟示神學；被稱為“歐洲孔子”的魁奈，以儒學為依據，開創了近代歐洲政治經濟學的新紀元，為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形成與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

近百年來，中國人、東方人都公認，現代民主就是西方的民主，它起源於歐洲。學習、借鑒，乃至全盤照搬西方的民主，也就成為許多近現代中國人的思想熱點。但是，在半個世紀以前就有西方人，經過近百年來，無論東方人、還是西方人都認為，中國的傳統文化是實現社會現代化的一種文化上的障礙、精神上的阻力。然而，在半個世紀以前就有西方人指出，以儒學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曾經是17—18世紀歐洲資本主義社會，形成和發展的一種精神動力；半個世紀之後的今天，東亞的一些國家和地區，尤其是中國近20年的飛速發展的歷史，向世人顯示了中國的傳統文化、東方文明，不是實現社會現代化的一種精神阻力，而是一種巨大的精神動源。

文化或是文明，都是人類共同勞動與智慧的結晶。人為地把文化分為東西兩個對立的體系，只看各種文化之間的矛盾與衝突，不看各種文化之間的對話與交融，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一種文化偏見。這種文化偏見，已經成為人類文明走向未來的一種精神障礙。

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曾經改變了世界的面貌；中國古代的“四書”“五經”也影響了西方的現代文明。

儒學現代意義的兩個重要原因：

有兩個重要的原因：第一，我們中華民族正處在偉大的全面民族復興，此時此刻，必須回顧我們的歷史文化傳統。

第二，新的世紀，我們的國家提出建設“和諧社會”的要求。費孝通先生曾提出“文化自覺”的問題。我們要建設“和諧社會”也必須有個對自身“文化”上的自覺。什麼是“文化自覺”？費孝通先生說：“文化自覺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人們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發展的趨向，不帶任何‘文化回歸’的意思，不是要‘復古’，同時也不主張‘全盤西化’或‘全盤他化’。自知之明是為了加強對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決定適應新環境、新時代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

在這種情況下，來研究我們民族文化的歷史和它發展的前景，就必須適應當代世界文化發展的新形勢，即“新的軸心時代”到來的文化發展的新形勢。適應我們國家建設“和諧社會”的目標，必須有一個文化自覺的要求。

儒家思想的重要社會影響在於它為封建統治階級創造了整套治理國家和社會的理論思想體系，並讓中國的統治階級成功的應用於中國的社會國家治理實踐獲得了封建社會統治中國二千多年的光輝人類發展社會史，這在全世界範圍內人類社會發展史上是空前絕後的。也是中華民族以前、現在和將來屹立世界的根本所在。

儒家思想精髓不在於其治國理論學說，封建制度只是封建社會的思想外殼，儒家思想精髓在於它的社會倫理思想，正是封建社會倫理觀從國家統治階級的高度期望出發將人們生活現實中的行為規範用通俗的語言--道德意識規範起來，讓農民成為社會道德思想的奴隸，而這種封建倫理觀作為封建統治階級上層建築社會意識中的最廣泛影響治理社會群眾基礎的核心，從而完成對國家社會雙重治理的理想效果。

這種倫理思想上升到中華民族精神意志被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代表----毛澤東和鄧小平掌握及創造的《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應用到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獲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功。

當前蘇聯的解體給中國馬克思主義者震驚，當世界範圍內資本主義社會發展面臨危機和矛盾讓世人困惑迷茫時，智慧的中國馬克思主義代表---胡錦濤已經為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及全世界社會發展在理論上指明了理論創新的方向---和諧社會主義理論----科學社會主義倫理觀的創建和社會實踐在構鍵和諧社會方面的意義和作用。科學社會主義倫理觀是儒家思想精髓的發展是適合社會主義社會的社會意識。它是東西方人類最進步思想意識的結晶。它的誕生和實踐應用不僅僅是中國的社會主義健康快速發展保證，也不僅僅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上的革命，更是全世界人類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的指引。因為它是馬克思主義意識能動性---社會意識能動性在社會實踐上的成功應用。

現存的儒家思想（不同於孔子的思想）作為封建王朝的正統思想，將階級視為人類社會的基礎，鼓吹封建道德觀，強調通過個人的自我約束，而忽略法律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西方學者認為儒家思想是亞洲國家難於接受西方民主思想的重要因素之一。

對待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的態度問題，近代以來一直存在著兩種對立的思想傾向：一是國粹派，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一切都好，甚至對二十四孝也不加批判地完全肯定：一是西化派，把中國落後的一切根源歸之於文化傳統，主張完全拋棄中國的傳統文化而全盤西化。

1． 德者事業之基。《菜根譚》

譯：道德是事業的基礎。

2．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周易·坤》

譯：做好事的家庭必給後代留下幸福，貫做惡事的家庭必給後代留下禍殃。

3．德不孤，必有鄰。《論語·里仁》

譯：有道德的人是不會孤單的，一定有志同道合的人來和他相伴。

4．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尚書·周官》

譯：講道德，心安理得；做壞事，心勞日拙。

5．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尚書·周官》

譯：財富可以修飾房子，道德可以滋潤人身，使人心寬體胖。

6．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

譯：尊敬我的長輩，繼而推廣到尊敬別人的長輩；愛護我的子女，繼而推廣到愛護別人的子女。

7、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孟子·離婁下》

譯：愛別人的人，別人永遠愛他；尊重別人的人，別人永遠尊重他。

8．克己復禮為仁。《論語·顏淵》

譯：約束自己，使自己的言行合乎禮，這就是仁。

9．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荀子·榮辱》

譯：先顧禮義后求利益才算光榮，先求利益而不顧禮義便是恥辱。

10．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也，不可不忘也。《戰國策·魏四》

譯：別人對我有恩德，不應該忘懷；我對別人有恩德，不應該不忘懷。

11.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禮記·曲禮上》

譯：對自己喜歡的人要看到他的缺點，對自己憎惡的人要看到他的優點。

12．與朋友交，言而有信。《論語·學而》

譯：與朋友相交往，說話要守信用。

13．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論語·顏淵》

譯：君子以文章來交朋友，以朋友的幫助來培養自己的仁德。

14．劉師培《清儒得失論》：“湯斌亦受學夏峰，然覥顏仕虜，官至一品，貽儒學之羞。”

1．為世憂樂者，君子之志也；不為世憂樂者，小人之志也。《申鑒·雜言上》

譯：為國而憂、為國而樂，這是君子的志向；只考慮個人得失，這是小人的志向。

2．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漢·曹操《步出夏門行》

譯：老馬雖然卧在馬槽子下，但它仍有行千里的志向；英雄到了晚年，壯志雄心並不衰減。

3．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美。三國·蜀·諸葛亮《誡子書》

譯：不學就不能增加才智，無志向就不能成學業。

4. 丈夫四方誌，安可辭固窮？唐·杜甫《前出塞九首之九》

譯：大丈夫志在四方，豈能害怕吃苦？

5．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過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宋·蘇軾《晁錯論》

譯：古代創立大業之人，不僅有超世之才，而且必有堅忍不拔之意志。

6．志不立，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漂蕩奔逸，終亦何所底乎？明·王陽明《教條示龍場諸生·立志》

譯：志向不確立、猶如無舵之船，無繩之馬，飄蕩放縱，到何處去呢？

7．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論語·學而》

譯：曾子說：“我每天多次檢查自己——替別人辦事沒有盡心嗎？同朋友交往不誠實嗎？

老師傳授的學 業沒有複習嗎？”

8．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子路》

譯：自己作風正派，不發命令政教也能順利實行；自己的作風不正，即使三申五令，別人也不聽從。

9．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禮記·儒行》

譯：廣泛地學習永不滿足，身體力行永不懈怠。

10．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漢書·董仲舒傳》

譯：羨慕水中游魚，不如回家織網。

11．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孔子家語。顏回》

譯：君子用行動說話，小人用舌頭說話。

12．在上不嬌，在下不諂，此進退之中道也。宋·王安石《上龔舍人書》

譯：處在上位不驕慢，處在下位不諂媚，這是進退的正確態度。

13．美曰美，不一毫虛美；過曰過，不一毫諱過。明·海瑞《治安疏》

譯：有幾分美就說幾分，一絲一毫不虛誇；有幾分過就說幾分過，一絲一毫不諱飾。

14．善欲人見，不是真善；惡恐人知，便是大惡。清·朱柏廬《治家格言》

譯：做了好事就希望別人看到，這便不是真正做好事；做了壞事唯恐人道，這便是做了大壞事。

15．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

譯：富貴不能迷亂心意，貧賤不能改變志氣，威武不能屈節，這才叫大丈夫。

16．君子修道立德，不為窮困而改節。《孔子家語·在厄》

譯：品德高尚的人修身立人，不會因窮苦的境遇而改變自己高尚的品節。

17．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論語·述而》

譯：君子心地寬闊，小人經常憂愁。

1．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禮記·學記》

譯：玉如不琢磨就不能成為器物；人如不學習，就不懂道理。因此，古代賢君，建國治民，都把教育放在首位。

2．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為之而寒於水。《荀子·勸學》

譯：青色從藍草中提取，但比藍草的顏色更深；冰，是由水變成的，但比水更寒冷。有成語“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3．養子不教父之過，訓導不嚴師之惰。宋·司馬光《勸學文》

譯：生養孩子卻不加教育，這是父親的過錯，教育學生不嚴格要求，這就是做老師的懶惰了。

4．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唐·韓愈《師說》

譯：歷來求學的人一定要有老師。老師，就是傳授道理、講解知識、解答疑難。

5．雨澤過潤，萬物之滅也；情愛過義，子孫之災也。明·呂坤《呻吟語·禮制》

譯：雨水超過了需要即成萬物之災害，寵愛過頭，這是子孫的災難。

6．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尚書·旅獒》

譯：造一座高山，如果少最後一筐土，則將前功盡棄。

7．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論語·為政》

譯：溫習舊知識能有新收穫，便可以做老師了。

8．敏而好學，不恥下問。《論語·公冶長》

譯：天資聰穎而又好學的人，不以向地位比自己低、學識比自己差的人請教為恥。

9．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論語·子罕》

譯：過去的一切就像這奔流的河水一樣，不論白天黑夜不停不息地流逝。

10．人之於文學，猶玉之琢磨也。《荀子·大略》

譯：人們對於文化知識，要象雕磨玉石那樣精益求精。

11．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梁·沈約《長歌行》

譯：年輕力壯的時候不奮發圖強，到了一頭白髮的時候學習，悲傷難過也是徒勞。

提醒我們應該珍惜時間，不應浪費時間

12．積財千萬，無過讀書。《顏氏家訓·勉學》

譯：積聚萬貫家財，抵不上讀書有益。

13．天下未有不學而成者也。《中說·禮樂》

譯：世界上沒有不經過學習就能成功的人。

14．富貴比於浮雲，光陰逾於尺璧。唐·楊炯《王子安集·原序》

譯：富貴猶如天上浮雲，光陰才是無價之寶。

15．知不足者好學，恥下問者自滿。宋·林逋《省心錄》

譯：知道自己不足的人一定好學，以下問為恥的人常常自滿。

16．人不可以不學，猶魚不可以無水。宋·陸九淵《與黃循中》

譯：學習既是智慧之源、進德之基，更是生存之本。

17．勿謂今日不學而有來日，勿謂今年不學而有來年。宋·朱熹《勸學文》

譯：不要說今天不學還有明天，不要說今年不學還有明年。歲月流逝，成長的時光無法逆轉，

珍惜時光好好學習。

18．學無早晚，但恐始勤終惰。宋·張孝祥《勉過子讀書》

譯：學習無早晚，只怕開始勤奮後來怠惰。

19．繩鋸木斷，水滴石穿，學道者須加力索。《菜根譚·後集百九》

譯：繩子可以鋸斷木頭，水滴可以穿透石頭，修習真理的人應該努力地去探索。

20．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論語·述而》

譯：三個人同行，其中必定有我的老師。我選擇他善的方面向他學習，看到他不善的方面就對照自己改正自己的缺點

21．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論語·子張》

譯：做官的事情做好了，就更廣泛地去學習以求更好；學習學好了，就可以去做官以便給更好地推行仁道

22．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近思錄·為學類》

譯：膽要大而心要細，智慧要全面而行為要端正。

23．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詩·小雅·鶴鳴》

譯：別的山上的石頭，能夠用來琢磨玉器。

24．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篤行之。《禮記·中庸》

25．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論語·為政》

譯：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這才是真正的智慧。

26．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怠。《論語·為政》

譯：只讀書而不思考無所收穫，只空想而不讀書，也只會疲憊不堪。

27．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捨，金石可鏤。《荀子·勸學》

譯：不能堅持到底，即使是朽木也不能折斷。只要堅持不停的用刀刻，金屬石頭也可以雕成花飾。

28．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宋·蘇軾《送安惇秀才失解西歸》

譯：經典、舊書可以不厭其煩地讀上好多遍，讀的遍數多了，深入思考了，自然了解書中的意思。

29．問與學，相輔而行者也，非學無以致疑，非問無以廣識。清·劉開《孟塗文集·問說》

譯：學與問是相輔相成的，不學就不會產生疑問，不問就不能增長學識。

1．詩言志，歌永言。《尚書．舜典》

譯：詩表達志向，歌抒發情懷。

2．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

譯：不學習《詩經》，就不會說話。

3．萬卷山積，一篇吟成。清．袁牧《續詩品．博習》

譯：只有積累豐厚學問，才能寫出一首好詩。

4．詞以境界為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清．王國維《人間詞話》

譯：詞以境界高為最好，境界高格調自然就高，自然就有名句。

5．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三國．魏．曹丕《典論．論文》

譯：文章是治國安邦的偉大事業，是傳之不朽的大事。

6．所謂詩，所謂文，實國事、世事、家事、身事、心事系焉。宋．鄭思肖《心史總後敘》

譯：所謂詩歌文章，實際上都與國事、世事、家事、身事、心事相聯繫的。

7．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朱子語類》

譯：道是文章的根，文是道的枝和葉。

8．觀其文可以知其人。清．袁牧《讀書

譯：看一個人的文章就可以知道這個人的思想品德。

9．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論語．泰伯》

譯：以詩歌來感發意志，促使個體向善求仁的自覺，以禮實現人的自立，最後在音樂的教育熏陶下實現最高人格的養成。

1．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周易·乾》

譯：同類的聲音互相應和，屬性相同的互相吸引。

2．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接而變化起。《荀子·論禮》

譯：天地相合而萬物產生，陰陽相接而變化發生。

3．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荀子·天論》

譯：天有四時，地有資材，人有治理自然與社會的能力。

4．天道之常，一陰一陽。陽者，天之德也：陰者，天之刑也。《春秋繁露·陰陽義》

譯：自然界的常規，是一陰一陽。陽是天的美德，陰是天降的災禍。

5．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機，得有喪之理。《貞觀政要·征伐》

譯：前進之中有後退的含意，生存之中有滅亡的因數，得到了還有喪失的可能。

6．貧生於富，弱生於強，亂生於治，危生於安。《潛夫論·浮侈》

譯：貧窮來自富有，脆弱來自堅強，混亂來自太平，兇險來自安全。

7．物極則反。唐。孔穎達《周易·乾》疏

譯：事物發展到了頂點就向自身的反面轉化。

8．無小而不大，無邊而不中。唐。王勃《釋迦如來成道記》

譯：沒有細小就無所謂巨大，沒有邊緣就無所謂中間。

9．天下之事，不進則退，無一定之理。《近思錄·治體類》

譯：天下的事情，不前進就會後退，沒有靜止不動的道理。

10．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論語·衛靈公》

譯：一個人如果沒有長遠的考慮，就一定會遭遇突然出現的禍殃。

11．愚人千慮，必有一得。《晏子春秋·內篇雜下第十八》

譯：愚笨的人只要勤于思考，也會有對的時候。成語“千慮一得”和“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本此。

12．公生明，偏生暗。　《荀子·不苟》

譯：公正產生明察，偏見產生昏暗。

13．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唐·韓愈《原道》

譯：坐在井底看天，說天是小的，其實並不是天真的小呢。

14．有名而無實，則其名不行；有實而無名，則其實不長。宋·蘇軾《策別安萬民》

譯：徒有虛名而無實際，其名聲不會傳之久遠；有實際而不加以播揚，實際也會萎失消亡。

1、慈母愛子，非為報也。——（漢）劉安

2、十月胎恩重，三生報答輕。——《勸孝歌》

3、一尺三寸嬰，十又八載功。——《勸孝歌》

4、尊前慈母在，浪子不覺寒。——《勸孝歌》

5、萬愛千恩百苦，疼我孰知父母？——《小兒語》

6、白頭老母遮門啼，挽斷衫袖留不止。——（唐）韓愈

7、母儀垂則輝彤管，婺宿沉芒寂夜台。——《格言集錦》

8、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唐）孟郊

9、昔孟母，擇鄰處。子不學，斷機杼。——《三字經》

儒家思想是中國思想體系的主軸。在此以前，西周建構的分封體制與其配套的觀念，其實已經奠定了儒家思想的基礎。

第一，周天子承受天命治理天下；天命無常，維德是親，天命不是特別寵愛那一群人，天命只選擇對人民有益的君主，委託這位君主治理世界。天命觀念，遠遠超脫了部落保護神，或族群保護神的地位。這是一個道德的裁判者；君主的行為就在道德的尺度上，天視民視，天聽民聽，也就由人民加以衡量。

第二，周代的封建制度，是分封親戚以藩屏周；所有的封君，不僅他權力來源來自周王，而且他們能否獲得天命的眷顧，也必須經過大族長周天子的媒介，才能上達天聽。於是，政治權力的分配、親屬關係的網路，兩者迭合為一，政統和宗統是兩個網路迭合。

孔子的思想對中國人是一種心靈減壓，讓我們在樸素而簡單的生活中回到本真。

儒家給予我們的是，腳下寬廣的土地，入世，自我實現：道家講究是，頭上遼闊的天空，出世自我超越。和諧的心靈需要君子之心。何謂君子？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真君子是上善若水。人生不能受局限，生命的寬度在於心。君子要有聖人之心，仁愛天下為己任。君子道者有三：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仁者五行：恭者不侮；寬則得重；信者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儒家思想是對西周時期的國家政治、禮制及社會文化理念的探究和整理，也是對西周時期統治者在物質匱乏的年代里“以德治國”，倡導和諧社會使人民安居樂業的肯定和嚮往。

發源於山東的“中庸文化”是孔孟對世界的重要文化貢獻，在科技發達的今天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和價值。

“中”是適合，“庸”是按照適宜的方式做事。而按照適宜的方式做事就可以長久，就是“善”。作為傳統文化，“中庸精神”就是適度把握，按照適中方式做事，并力求保持在一個合情合理的範圍之內。

對於中庸精神與書法的影響，張辛表示，“中庸精神是儒家思想的精華，中國文化就是以中庸精神為核心的禮樂文化。”此外，中庸思想對中國古典藝術精神也產生了重要影響，尤其在書法藝術的發展過程中，中庸思想具體物化為對“中和之美”的追求，從兩漢、魏晉南北朝到宋元明清，一直發揮著或隱或顯的作用。

儒家思想、道家思想、法家思想、兵家思想等

毛澤東思想體系（實踐論、矛盾論、中國新民主主義理論）等

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和諧理論、中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朱明思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