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炯

幼年時就非常聰明博學，文采出眾，唐顯慶四年（659年），應弟子舉及弟，被舉神童。唐顯慶五年（660年），楊炯時年十一，待制弘文館，待制十六年，期間楊炯創作了《青苔賦》和《幽蘭賦》表達自己渴望仕途，卻懷才不遇的情志。

在弘文館待制十六年後，楊炯於唐高宗上元三年（676年）在京應制舉，補秘書省校書郎，期間創作了《渾天賦》，以示自己的情志。

唐儀鳳年間（676—679），太常博士蘇知己上表朝廷，建議公卿以下冕服制度重新議定。皇帝下令有司審議。楊炯寫了《公卿以下冕服議》，回顧了古代典制，指出蘇知己的建議為不經之論，使其建議未能得到皇帝的採納。

唐永隆二年（681年），經中書侍郎薛元超推薦楊炯為崇文館學士。

永淳元年（682年），被擢為太子（李顯）詹事司直，充弘文館學士，掌太子東宮庶務。

期間創作了《庭菊賦》等文以表達自己喜悅的心情。

唐永淳三年（684年）九月，楊炯伯父楊德乾的兒子楊神讓，跟隨徐敬業在揚州起兵討伐武則天。事件平息之後，楊德干父子被殺，楊炯受到株連。

垂拱二年（686年），楊炯被貶到四川梓州（今四川三台縣）擔任了司法參軍，結束了他在長安長達二十六年的安定生活。

唐天授元年（690年），楊炯秩滿回到洛陽，武則天詔楊炯與宋之問分直習藝館，掌管教習官人書算之類的工作。他雖因官職不高，心中抑鬱，但卻對武則天仍盡情頌揚。

如意元年（692年）7月15日，宮中出盂蘭盆，設齋分送各佛寺，武則天在洛南城門樓上與群臣觀看。楊炯獻上《盂蘭盆賦》，成為帝王的楷模。

唐如意元年（692年）冬，出任盈川（今浙江衢州）縣令。

約如意二年（693年），楊炯卒於任上。

初唐上官體所代表的宮廷詩風在唐高宗顯慶年間（656-661）、龍朔年間（661-663）達到鼎盛。上官體之風氣過分關注聲律對偶，講所謂“六對”、“八對”，忽視了詩歌本質。楊炯雖出身寒門，但才華橫溢，性氣豪縱，懷才不遇而輕視權貴。因此，他與上官儀為首的宮體詩派有著分明的界線，歌詠的是自我遭際與心聲，抒發的是自己真情的自我流露，與之歌詠大唐氣象大異其趣，形成鮮明對照，他衝破了上官體流風，開拓了新的詩風。

初唐四傑以革除詩壇浮靡之習為己任，以對上官體批判的姿態，從狹窄的宮廷天地引到廣大的市井，從狹小的台閣到山川邊塞，開拓了詩歌的內容，賦予了新的生命，提高了詩歌的思想意義，展現了清新剛健的詩風。楊炯也不例外。如《送梓州周司功》呈現出作者在送別友人後夜望西南，擔心蜀路艱險，何時才能再相見的場景，感情真摯；如在渴慕功業的心態下寫的《從軍行》可謂楊炯詩作中的上乘佳作，此詩筆力雄勁，感情豪放率直；楊炯還有一組三峽詩，狀景抒情也較真實自然，且托物明懷，借史抒志，含意比較深刻，亦是掙脫宮體詩束縛的佳作。楊炯的送別詩中，沒有雍容華貴、閑適自足的情趣宮體式，而是總是滲雜著自己鬱郁孤寂的身影及奮發向上的激情，大多寫得質樸真切，頗有真情實感，如《夜送趙縱》，全詩語言洗鍊、質樸，用典貼切。楊炯是四傑中以五律見長的詩人，他的《從軍行》，無論從平仄聲律、文字對偶以及起結作法等方而來說，都是成熱的五言詩。其現存的14首五言律詩，完全符合近體的粘式律，是一種有意的追求，廓清了齊梁以來綺媚華靡之風，促成了五言律詩的定型。

楊炯現存賦八篇，其中《老人星賦》、《庭菊賦》和《孟蘭盆賦》三篇都是歌功頌德的作品。《老人星賦》是借老人星（即南極星）以稱頌皇恩浩蕩、天下安康之昇平景象。這篇賦一開頭便對“至德承天”的皇權竭力加以歌頌，最後借老人星作喻，對皇恩聖德大加頌揚，並恭祝皇帝萬壽無疆。

《庭菊賦》借高潔芬香之秋菊來頌揚中書令薛元超。楊炯之於薛元超，可謂終生懷知遇之恩，此種感戴之情，便是其創作這篇賦的動力及感情流淌的源泉。賦前的一篇小序，交待寫作背景，表明眾學士是受薛元超之邀，在門下內省左春坊東廳，即薛元超官邸，舉行賦菊盛會。楊炯便藉此機會，竭力讚揚秋菊之內在品性，藉以頌揚薛元超高尚的道德人品。此賦雖然通篇均為讚美之辭，內容托物狀人，藻飾可謂典雅華麗，且是應命之作，未突破官場應酬常套。

《盂蘭盆賦》以歌頌武則天的聖德，與《老人星賦》一樣，也是一篇歌頌文章。除了三篇頌德之賦之外，楊炯亦有幾篇借物明志之賦，大概都寫於出仕之前。由於長期“待制弘文館”，入仕無門，其內心自然會萌發出一種懷才不遇的鬱憤與受到冷落之後的哀怨，於是借物抒懷，來表明自己的心志。《青苔賦》、《幽蘭賦》、《浮漚賦》也是這種背景及心態之下的產物。這三篇賦的結構形式及內容寓意基本相同，均是通過對所描寫事物進行讚美，以抒發自己的志向。

楊炯現存駢文類46篇，可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為死人所寫，包括神道碑、墓誌、行狀和祭文。此類文章數量最多，共27篇，其中絕大多數均是受人所請，為死者立傳。因是受人所託，對死者生平事迹本不甚了了，多是筆錄加工而己，並沒有多少真情實感可言。第二類是為寺廟所撰寫的碑銘，共4篇。此類文字亦是受人所請，代為捉刀，但因碑銘均鐫刻於寺廟的石碑上，供遊人及膜拜者鑒賞吟誦，是為作者展示自己才華的好機會，亦是時人對作者文才作出評價的重要依據。因此，楊炯寫這幾篇文章時，態度還是非常認真的，鋪敘排陳，引經據典，力圖顯示出自己最高水平。但終因碑銘內容大同小異，形式亦基本統一，縱然他努力展示自己才技，還是鮮能有所突破。第三類是表、議、詩序，共14篇，其中序言11篇，表、辯、議各1篇。此類文字無論從形式，還是到內容均無固定程式，可根據作者思想情趣自由發揮，縱橫馳騁。其中，如《王勃集序》、《公卿以下免冕服議》等經過作者精心構思的文字，形神並茂，充分顯示了其為文的高超才技。

楊炯有文集三十卷，后多亡佚。僅存明人皇甫淓所輯佚散詩文成《盈川集》十卷，有詩35首，賦8篇，序11篇，碑14篇，銘、表、議各1篇，墓誌10篇，行狀2篇，祭文4篇，贊30篇，斷句1篇，共118篇，數量居“四傑”中末位。

唐武德四年（621），置於刑溪（今衢縣雲溪）章戴白石的白石縣治，因山路狹隘，於如意元年遷至盈川，縣治仍稱“白石’’。不久，楊炯到任。他見此處地薄人稀，百姓困苦，誓言要改變貧困面貌。為了表達這個意願，他取刑溪之“刑”為“盈”，視地理於雲溪、衢江會合處得“川”，意在使這川流之處，稻香長川，谷盈千倉，百姓富裕，即改“白石”縣名為“盈川”，呈報朝廷批准。

楊炯到任后愛民如子，恪盡職守。每年農曆六月初一，必到附近28都（行政村）68庄（自然村）巡視。楊炯所到之處，莊稼的害蟲就會被白鳥吃掉，糧食豐收，六畜興旺，深得百姓擁戴。卒於任上后，被稱為“楊盈川”。

楊炯性情耿直，恃才倨傲，看不慣某些官員趾高氣揚、矯揉造作，故譏諷一些偽善的朝官為“麒麟楦”，“每見朝官，目為麒麟楦”。人家問他，怎麼像麒麟楦呢？他回答說，就像戲里的麒麟，哪裡是麒麟，只不過是一頭驢子，刻畫頭角，修飾皮毛，看起來像麒麟，脫了馬甲，還是一頭驢子。覺得這話不過癮，又補了一句，那些沒有德行學識的傢伙，披著朱紫色的朝服，和驢身覆蓋麒麟皮，又有什麼區別呢？他的這些言論被當朝者所記恨。

初唐時，以文章見稱的王勃、楊炯、盧照鄰和駱賓王被稱為“初唐四傑，排名為“王楊盧駱”，據《舊唐書》載，排在第二位的楊炯不服氣地說：“愧在盧前，恥居王后。”意思就是說，排在盧照鄰之前，覺得慚愧；但是把王勃排在我前面，我是不服氣的。

崔融：“王勃文章宏逸，有絕塵之跡，固非常流所及。炯與照鄰可以企之，盈川之言信矣。”

張說：“楊盈川文思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於盧，亦不減王，‘恥居王后’信然，‘愧在盧前’謙也”。

宋之問：“伏道孔門，游刃諸子。精微博識，黃中通理。屬詞比事，宗經匠史。玉璞金渾，風搖振起。聞人之善，若在諸子。受人之恩，許之以死。惟子堅剛，氣凌秋霜。行不苟合，言不苟忘”。

裴行儉：“稍似沉靜，應至令長。”

張遜業：“炯之賦，詞義明暢，若庖丁解牛，自中肯綮，而《渾天》考蕨，更見沉深，推歷氏今猶擇焉。五言律工緻而得明澹之旨，沈、宋肩偕。開元諸人，去其纖麗，蓋啟之也。諸作差次之。五言古詩，唐人各自成家，備一代制可也；然以漢魏鏡之，人人懸絕矣。”

胡應麟：“盈川近體，雖神俊輸王，而整肅渾雄。究其體裁，實為正始。然長歌遂爾絕響。”

徐獻忠：“楊生神明內穎，卓起少年，詞華秀朗，為時令慕，與子安之徒並稱傑子，芝含三秀，風耀四靈，豈不蔚然觀美哉！其詩三十卷，不盡傳，今傳二卷。五言律體，長於他作。”

胡震亨：“盈川視王微加澄汰，清骨明姿，居然大雅。”

許學夷：“四子才力既大，風氣復還，故雖律體未成，綺靡未革，而中多雄偉之語，唐人之氣象風格始見。……然析而論之，王與盧、駱綺靡者尚多，楊篇什雖寡，而綺靡者少，短篇則盡成律矣。”

丁儀：“（炯）所為詩雄奇奔放，文質兼備，雖未逮盧之古雅、駱之蘊藉，以較子安，實為勝之。‘盧前’‘王后’，宜彼不為屈也。”

宋育仁：“古章殘佚，不見本原，唯《西陵》一首，蒼健立干，有任、范之體。律詩工對，其源蓋出陰鏗。才氣無前，自謂‘恥居王后’，第藻浮於質，時有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