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乃夫
崔乃夫
崔乃夫分別是中華慈善總會和中國社會工作協會的創辦者和第一任會長，被尊為“公益慈善事業的教父”。1947年在中法大學學習。194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次年入華北革命大學學習和工作。建國后，歷任中共山西省委書記秘書，全國代銷合作總社科長，蘭州大學常委宣傳部部長、教務長，文革其間任蘭州大學林場場長，文革后曾任蘭州大學黨委副書記，后調民政部政治部負責人，民政部副部長、部長。是中共第十二、十三屆中央委員。
崔乃夫，河北昌平（今屬北京）人。（當為河北省棗強縣宅城鄉大王村）
1947年在中法大學學習。
194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次年入華北革命大學學習和工作。
1949年建國后，歷任中共山西省委書記秘書，全國代銷合作總社科長，蘭州大學常委宣傳部部長、教務長。
文革其間任蘭州大學林場場長,文革后曾任蘭州大學黨委副書記。
1978年，調民政部政治部任負責人，後任民政部副部長、部長。是中共第十二、十三屆中央委員。
崔乃夫任部長期間，對中國的民政事業作了大膽的理論創新和實踐探索，包括農村扶貧、養老、救災救濟、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事業。中國的社會福利失業和社會保障事業在市場經濟改革後有了新的嘗試模式。
崔乃夫分別是中華慈善總會和中國社會工作協會的創辦者和第一任會長，被尊為“公益慈善事業的教父”。
如果從1978年算起，直到1993年他從民政部部長的崗位上任職期滿告退，他在民政部前後工作了15年；
如果從1982年3月算起，他在民政部部長的崗位上整整工作了11年，是為共和國60年歷史上任職時間最長的民政（內務）部長。
而這11年，正是我國改革開放迅速發展並不斷深化、中國社會各個方面日益發生巨大變化的11年。
正是在這11年裡，伴隨著國家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秉承服從、服務於國家中心工作的宗旨，堅持改革開放，民政事業取得了全面、長足的發展。農村人民公社政社分開建立鄉政府順利進行，農村村民自治制度普遍建立，社區服務與社區建設快速發展，撤縣設市在全國大範圍展開，歷史空前的界線勘測紮實進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開始試點，社會團體和民間組織管理的開拓，救災救濟、社會福利、優撫安置、婚姻登記管理、殯葬改革等傳統民政工作在改革中不斷創新發展、紮實推進，中國殘疾人事業長足發展，中國社會福利彩票事業創立並快速發展，民政工作社會化的探索與實踐開始廣泛開展，民政理論、新聞文化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紛紛創立……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11年是新中國民政事業發展最快的時期之一，特建民政的歷史背景下，正是由於這11年的努力，新時期民政工作的職責、範疇框架基本劃定，新時期民政事業的騰飛與發展在這11年裡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這11年也因此被譽為我國當代民政事業發展的黃金時期之一。
所有這些，得益於黨中央、國務院的正確領導，得益於改革開放的歷史潮流，得益於全國民政系統幹部職工的辛勤努力，理所當然地，也與在這11年間主政民政部工作、領軍民政事業的崔乃夫部長密不可分。
1982年，崔乃夫就任民政部長之初，正是撥亂反正後不久，國家實行改革開放的初期。其時，恢復成立不久的民政部在程子華部長的帶領下，在艱苦的條件下卓有成效地開展了民政工作，為民政事業的發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礎。用崔乃夫部長的話說就是：程部長他們那些老部長們，無論是地位、能力、貢獻和影響，對於我們來說都有高山仰止之感，他們在恢復重建民政部幾年中做的工作，特別是給民政部打下的幹部基礎、作風基礎和工作基礎，都為民政工作適應國家改革開放形勢發展的需要，實現更大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環境和條件。
雖然我國的民政事業伴隨著國家改革開放的步伐而“重生”而發展，但毋庸諱言，就民政工作的社會知名度、社會影響力而言，當時社會上的許多人還是不甚了解，或者只知皮毛、難窺整體、未諳本質。對此崔乃夫部長體會彌深。他感慨地談起當時的情況：“到民政部不久，我幾次去問部里的或地方的工作人員，民政是做什麼的？但沒有一個人說得清楚，只是曆數民政業務的種類和多達20多項的具體工作，但都難以從整體上表達民政工作的概念。”
如何給民政工作一個準確的定位，如何界定民政部門與兄弟部門之間的業務範圍？這個問題當時困擾著民政系統里裡外外的人們。為了儘快解除困擾，更重要的，為了統一大家的思想，有利於擴大民政工作在社會上的影響，崔乃夫面臨的一個首要問題就是準確概括民政工作的定位。也就是說，解決認識上的民政是幹什麼的問題。
崔乃夫回憶說：於是我開始研究這個問題，首先提出了一個初步概念，民政是搞社會行政工作的。行政就是政府工作，也就是政府管理社會工作的職能部門。不過這個初期結論提出后，還是有許多人不能明晰民政的概念，“後來我們通過對民政20多項業務的排列組合，發現‘社會保障、行政管理、政權建設’三方面可以涵蓋全部民政業??權建設方面，我們只負責指導城鄉基層政權建??保障範疇，優撫安置界定為特殊的社會保障，雖然內容比較多，但也不能囊括所有的社會保障內容，而且當時還有社會保障部；像行政區劃、婚姻登記、收容遣送、殯葬改革等都是行政管理，但也只是行政管理的一部分，所以反覆論證，最終提出了民政工作‘三個一部分’的概念。”
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形勢的變化，民政工作的內涵外延都有所拓展。但是，直到今天，崔部長關於“民政工作是社會保障的一部分、行政管理的一部分、政權建設的一部分”的概括，對人們認識民政工作仍然具有現實意義。
“民政工作必須服從、服務於黨和國家的整體工作。”這是崔乃夫在任時經常講、時常說的一句話。
不僅講在口上、唱響於講話報告之中，更重要的是，他總是自覺地將此作為主持民政工作時的指導思想，始終牢記於心，並體現在探索工作思路、決斷工作部署之中。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國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中國改革最早、最重要的著力點，就是起源於農村的土地聯產承包制。這一改革，極大地解放了我國農村的生產力，調動了廣大農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使農村經濟形勢為之一新。同時，也通過活生生的事實進一步促進了國人的思想解放，對整個改革產生了深遠影響。
農村經濟體制的改變，隨之凸顯了農村社會行政管理體制方面的一些問題——農村人民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三級所有的管理體制，已經與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經濟體制不相適應，而改革的疾風暴雨也使得習慣了過去管理方式的農村幹部一時茫然：管得多了會出錯，不管也不行，怎麼管又不會。於是，農村一些地方一度出現基層組織癱瘓、半癱瘓的狀況，不僅影響了農村的社會秩序，而且需要回應農民以政治民主權利保障經濟社會權益的迫切要求。在這種情況下，亟須改革農村行政管理體制。而這個任務，歷史地落在了承擔基層政權和基層群眾自治組織建設職能的民政部肩上。
改革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的體制，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已經確定；1982年通過的新的《憲法》，又明確提出了農村村民委員會是群眾性自治組織，這樣，大隊改村民委員會也已經確定下來。但是具體怎麼改，茲事體大，務須慎重。在彭真同志的指示下，崔乃夫部長帶領民政部的同志進行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在此基礎上，承擔了代中央起草有關這場改革的政策性文件的艱巨任務。從1982年初到1983年10月，民政部多次就該文件進行討論修改，召開各種形式的討論、修改會議，近兩年間，修改了20多次，文稿摞起來有一尺多厚。在這之中，最關鍵的是確定鄉鎮政府及村民委員會設在哪裡。當時有人主張建大鄉，也有人主張建小鄉；關於村，則有人主張在自然村建立村委會，而在村委會之上建立村公所。崔乃夫部長通過大量調查研究后，力主在原來人民公社的基礎上建立鄉鎮政府，一般在原生產大隊的基礎上建立村民委員會。他認為，這樣建立新的鄉村組織，折騰少，有利於集體資產的傳承，有利於幹部群眾的穩定，有利於形成地域的認同感，有利於發展群眾自治；而在自然村建立村委會，之上設置村公所，多了個層次。由於切合實際，中央採納了民政部的建議。1983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實行政社分開建立鄉政府的通知》正式發出，其中規定：“鄉的規模一般以原有公社的管轄範圍為基礎。”各地在改革中，村一級也絕大多數都是按照原生產大隊的規模設置。後來，雖然有個別省份建立了小鄉小村，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都被實踐證明是弊大於利，各自主動回歸到當初民政部的主張上來。
一項關乎改革大局、牽涉整體的大政要務由民政部牽頭進行調查研究、制定政策，並不多見；受權草擬“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署名的文件，也算得上是民政史上的大事；而後來被彭真同志稱為“國家重要的基本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的出台和村民自治制度的確立，更是民政工作、民政人的光榮。
正是由於民政部門的積極有效的工作，農村基層政權建設和基層群眾自治組織建設得到加強，從而確保了家庭聯產承包制改革的順利進行，民政工作為黨和國家整體工作服務，在全局工作發揮重要作用，這件事成為一個典範。
從長遠看，也許意義更為深遠的是：農村村民自治制度正是從這個時期創立形成的，幾千年來命運一直由別人掌握的中國農民，從此可以在國家法律的保護和規範下，自己組織起來，選舉自己信得過的領頭人，利用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方法進行村民自治了，以此為標誌，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無可否認地向前邁進了一大步。談到這裡，崔乃夫部長不無欷感嘆。他在肯定基層民主巨大成就的同時，農村村委會選舉中仍然不時出現的賄選等現象為例告誡人們：民主的發展是個歷史過程，必須有長期漸進的準備。
主持民政部工作期間，崔乃夫不僅拓展或擴大了許多民政業務，而且開創了一些至今為人稱道的事業。其中他構思、爭取和創立的中國福利彩票，如今已經成為國家和民政部門開展社會福利事業的最有力的手段之一，在“扶老、助殘、救孤、濟困、賑災”等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可謂惠澤民生，譽海天下，被公認為新中國民政事業發展的一大亮點。
談起這件事，崔乃夫感慨頗深：“為什麼要創辦福利彩票？核心的問題是因為民政系統沒錢，可該做的事情又太多，所以就得想辦法自己去找錢。為此，我們想了許多辦法，作了許多探索，其中一個就是搞彩票，而彩票也是其中比較成功的一步。”接著，他詳細介紹了創立福利彩票的經過。
早在1983年，崔乃夫部長就開始醞釀推出彩票這件事，但由於條件不成熟，一直沒有成功。1986年春天，崔乃夫與當時的國務院領導一起出差，晚上住在湖北神農架。晚飯後散步的時候，崔乃夫向領導反映民政工作資金困難，希望國務院能給民政多撥些經費。領導問資金缺口有多大，崔乃夫實打實地報出了20個億，這在當時顯然是個天文數字，國家肯定拿不出來。崔乃夫遂向領導提出：能不能發行彩票，向社會募集資金？這話引起了領導的共鳴，他談起早年在武漢讀書時知道當時發行航空獎券，崔乃夫也介紹了自己了解的北平黃河彩票的情況。後來領導突然問：“蘇聯和東歐搞不搞彩票？”得到肯定回答后，領導要求崔乃夫回去寫個報告。崔部長回京后，立即派人去東歐和??報告遞交國務院，其中詳細介紹了蘇聯從20世紀30年代就發行彩票等情況。之後，民政部按照領導囑咐，又起草報告給國務院，國務院常務會議就此進行了討論，比較順利地得以通過。國務院領導又找到崔乃夫說：此事關係重大，還得寫個報告，報黨中央討論批准。經過修改後的報告，不久報給中央。其時，恰逢中央主要領導變動，原國務院領導成為黨中央主要領導，民政部的這個報告在中央會議上基本通過，只是在返獎獎金設置數額上小有爭議。會後，按照中央領導的指示，由中央統戰部召開民主黨派負責人會議，崔乃夫在座談會上作了發行福利彩票的專題報告，與會者一致同意在我國發行福利彩票。萬事俱備之時，領導又指示：不要以民政部的名義發行彩票，可以以群眾組織的名義操作。於是，民政部組織籌建了“中國社會福利有獎募捐委員會”，並聘請了趙朴初、程子華等為中募委名譽主任。
經過一年多的努力，1987年6月3日，經黨中央、國務院批准的中國社會福利有獎募捐委員會在京成立，國家批准發行“社會福利有獎募捐券”，籌集社會福利資金，發展以“安老、扶幼、助殘、濟困”為主要內容的社會福利事業。這是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家彩票經營、管理機構。22年來，在一代代民政福彩人的努力下，福彩事業迅速發展壯大。通過上述福利彩票創立的過程，人們不難領略到黨中央、國務院領導的支持、重視和慎重，不難領略到崔乃夫部長等老一輩民政人的執著和努力。歷史不會也不應該忘記，這些為新中國社會福利事業作出巨大貢獻的人們。
其實，不僅福利彩票，11年間，善於創新的崔乃夫部長及其同人們，做了許多有關民政與社會建設的開創性工作。中國殘疾人事業發展史上，就記載著這樣一段佳話：1983年，崔乃夫部長第一次接觸鄧朴方。當時朴方剛從國外回來，感覺加拿大的殘疾人康復工作做得很好，於是他找到崔乃夫部長，談了想在中國搞一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成立一個像美國、加拿大那樣的康復中心的想法。後來又找了當時的衛生部部長崔月犁。兩位崔部長幾次商量后形成一致意見：支持朴方成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1984年，掛靠在民政部的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成立，崔乃夫任理事長，李正、鄧朴方等為副理事長。
2010年11月9日，年第七屆“公益事業與彩票產業”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北京舉行。會議對中國內地彩票行業的個人及優秀單位組織和公益金項目進行公益稱號的頒發和表彰，原國家民政部部長崔乃夫因開創了現代中國彩票而獲得“終身成就獎”。
20世紀80年代中期，發軔於農村的改革逐漸擴展到城市，而城市改革對當時的城市社會福利、居民委員會便民利民服務等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崔乃夫部長的主導下，在不斷的思考、探索和實踐中，從社區服務到社區建設的理念應運而生。
“這個問題最初是在1986年左右提出的，當時改革開放進行到了一定程度。當時在城市，社會上有呼聲，認為政府為大家提供得少，索取得多。中央號召各個部門加強服務，作為政府參與社會管理的職能部門，我們面臨的核心課題就是民政部門如何為人民群眾服務，回答好這個問題，也就做到了民政工作服從服務於中心工作的問題。思來想去，我們感到，民政部門理所當然地要把工作定位在服務上，而立足點就在社區，在社區開展社區服務。”崔乃夫說。
選擇社區這個實體作為服務群眾和社會的落腳點，是當年崔乃夫力排眾議作出的決定。當時民政系統內有的同志對此有異議，甚至認為崔部長老提新名詞。但是在實踐中，社會對社區服務這個概念接受非常快，社區服務發展也非常快，服??醫療服務、計生服務等等工作也紛紛進入社區。以至於當時流行一句話：“社區服務是個筐??服務這個概念越變越寬泛的時候，崔乃夫部長感到社區服務這個“筐子”太小了，於是他於90年代初期首先提出了“開展社區建設”，“全方位建設社區”，進一步“鞏固、提高和發展社區服務”的整體思路。當時，有社會學者和專家指出，國外都叫社區發展，我們也應該與國際接軌。崔乃夫在深入分析后認為，發展帶有向外擴展等含義，而在中國的社區不僅有發展的意義，而且也有多方面發育、內在建設之義，建設也容易為國人理解與接受，並且，我們不一定什麼都要與國外相同，“所以，我們堅持定為社區建設，這是我們土生土長的中國理念，或者說是我們中國自己的總結概括與升華。”崔乃夫說。
回顧當初，即使是在民政系統內部，也確實一度有不少同志不理解社區建設概念的創立。但是，隨著形勢的發展，社區建設日益成為社會發展之必需，成為社會穩定和社會發展所高度倚重；即使從民政部門自己的“算盤”來看，如果沒有及時提出和抓住社區服務、社區建設的理念，不及時地開展社區建設的探索與實踐，沒有了當時民政工作的著力點、落腳點，以及後來民政工作發展的增長點，難以想象民政工作在城市能處於這種重要的地位！而這，也正是崔乃夫部長被後來的民政人稱道為“善於為民政長遠謀、善於為民政後來人謀”的典型寫照之一。
社會保障在今天已經不是新鮮辭彙，前不久，國家決定在全國農村開展養老保險試點，使10%的農民實現養老保險保障。其實，早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崔乃夫就主持對建立和完善中國社會保障制度進行了深入探索和實踐，開始了建立農村養老保險和災害保險的試點，並在第九次全國民政會議上明確提出初步建立起不同類型、不同層次、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村基層社會保障制度雛形。
中國人過去常講“養兒防老”，隨著社會發展和社會變遷，這種固有的養老方式顯然遭遇到種種困難，完全靠“養兒防老”已經不現實。談及這個話題，崔乃夫說，“我一直認為，解決這麼多農民的養老問題，僅靠養兒防老，不行，但也不能完全靠國家，國家當然應該給予優惠的政策，也可以給予適當補貼，但這隻能是一部分，農民養老還是要以家庭為主，還是應該強調農民自己投保，即在他有勞動能力的時候為自己積蓄養老金，進入個體良性循環。我一直不主張政府包攬過多的社會養老，因為國家包不了、包不好，也不能包，何況這樣對政府的壓力過大，對個人養老意識的培養也不利。”
“農村災害救助也是同理，中國是個災害頻發國家，有了災害，一要靠國家，二要靠保險。”崔部長回憶說，當時我們提出搞農村災害保險，但有人感到風險太大，怕賠付不起，所以不贊成搞，殊為可惜。同時，他談到救災工作時說：多年救災工作的經驗證明，國家救災主要是臨時解決吃、穿、住、治，重建家園還是要發動群眾自力更生，生產自救。重建家園的資金哪裡來？靠政府不是唯一途徑。正確的途徑，應該是居安思危，防患於未然，讓人們在衣食無憂的階段，為自己的財產，比如農作物、房產等進行投保，以防不測。
崔乃夫擔任民政部長期間，民政業務在不少方面得到拓展：新建了社團管理司，新增了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等業務，基層政權、行政區劃、社會事務、婚姻管理、政策法規、人事教育、綜合計劃、國際合作等都擴大為單獨的司局，並指導中殘聯、老齡委和中募委工作。在許多??，善謀善斷——給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特別是他善於從戰略上對民政工作進行分析、論證，為民政事業的長遠發展進行理論奠基和發展鋪??也使民政系統特別是民政部機關許多幹部職工受到啟迪和影響。談及此，崔乃夫部長很謙虛。在記者的再三要求下，他談了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崔乃夫認為，如果一個人心裡不裝事、不想事，那他就沒有什麼可謀的。作為一名民政工作者，特別是作為民政部長，面對那麼多繁重的工作任務，職責促使你必須不斷地去思考、去謀划。民政工作發展前進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不斷遇到一個個困難，然後結合實際想辦法不斷克服、解決困難的過程。同時，在解決困難中，要善於了解各方面的信息和情況，善於分析研究，善於聽取正反兩方面的意見，知道古今中外的做法與思路，集思廣益，最後從中選擇最好的思路和辦法，就容易做成事情——此謂之善謀。
什麼是善斷？崔部長說，有了好的主張和辦法，什麼時候可以做，必須格外注意。這裡，特別要注意善抓機遇。因為機遇就像一匹奔馬，稍縱即逝，時不我待。比如福利企業，20世紀50年代就存在，到了80年代，抓住鄉鎮企業和街道企業大發展的時機，我經過與財政部領導溝通，爭取到給予減免稅收的政策支持，提出小型、分散、集體為主的福利企業發展方針，利用鄉鎮街道企業推動福利企業，很快，全國福利企業有員工200萬，產值達到2000多億元。又如你們《中國社會報》的創建，就是因為需要向社會宣傳民政，需要引導和統一各地工作的指導思想，需要發現和交流各地實踐中湧現的鮮活的新經驗與新亮點，我就力主同意創辦了報紙。再如，1988年設立海南省，實行省管縣體制，建立中國最大的經濟特區，有力地促進了海南島的開發與建設。還有長期的界線糾紛，必須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我也是思考許久，最後抓住機會得到國務院領導的同意支持后，不失時機地開始“千年一劃”的歷史性勘界工作。當然，改革創新，謀略決斷，有時還要求你敢於冒點風險，像中華慈善總會醞釀成立時，議論多多，甚至反對、非議之聲不少，但是我認為我們是社會性群眾性組織，不拿國家一分錢，只是想在法律規範下為社會做好事做善事，沒有什麼可怕的，做錯了你可以查我、處理我，就這樣，硬著頭皮成立了，結果很快受到社會的承認與接受。所以，我以為，善斷就是要因應時勢，既符合實際，又選準時機。
已經81歲高齡的崔乃夫部長，身體健康，特別是反應敏捷，思維清晰。他告訴記者，他退下來之後有一個原則，就是仍然關心民政工作，但是具體事情從來不過問、不參與。他說，從你們報紙等途徑，我了解到這十幾年民政工作的成績很大、發展很快；他說多吉才讓部長和李學舉部長他們工作做得很多、很好，比他自己做得好，彌補了他當時的不足。
老部長並不是在故作謙虛，而是實實在在地思考歷史、盤點自己的民政生涯。他一再要求記者一定要寫上他對自己民政生涯評價的幾句話：“我擔任民政部長11年，有一個最大的遺憾，就是在‘三化’方面做得不足，這‘三化’就是法制化、專業化、現代化。”
法制化具體是指立法。崔乃夫表示，當年民政部對相關民政方面的法律的制定、修改、淘汰做得不到位，立法工作相當薄弱。
專業化是指許多民政幹部沒有成為相關業務領域的專家。他特彆強調，民政幹部不應是“萬金油”，不是誰都能做民政幹部，像政權建設、行政區劃等等，都應該成為他那個方面國內權威的專家，而他認為自己在培養幹部成為專家方面做得不夠。
原國家民政部部長崔乃夫（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