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森林裡來的孩子

張潔，當代女作家。原籍遼寧，生於北京，讀小學和中學時愛好音樂和文藝。1960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計劃統計系，到第一機械工業部工作。1978年發表第一篇小說《從森林裡來的孩子》，獲同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

獎。翌年加入中國作協。1982年加入國際筆會中國中心，並隨中國作家代表團赴美國參加第一次中美作家會議。任北京市作協副主席。著有作品集《張潔小說劇本選》，小說散文集《愛是不能忘記的》、《方舟》，小說集《祖母綠》，長篇小說《沉重的翅膀》（獲全國第2屆茅盾文學獎，曾被譯成德、英，法，瑞典等多種文字出版）。

《只有一個太陽》，散文集《在那綠革地上》以及《張潔集》等。張潔獲義大利1989年度“瑪拉帕爾帝”國際文學獎。她的《誰生活得更美好》、《條件尚未成熟》分獲1979年、1983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祖母綠》獲全國第3屆優秀中篇小說獎，短篇小說《有一個青年》改編拍攝成電視劇播映，張潔以“人”和“愛”為主題的創作，常引起文壇的論爭。她不斷拓展藝術表現的路子，作品以濃烈的感情筆觸探索人的心靈世界，細膩深摯，優雅醇美。

主人公孫長寧是伐木工人的兒子，儘管生活在森林的懷抱中，但在“文革”年代，也不得不被烙上“傷痕”印記。只是這“傷痕”與《班主任》里謝惠敏的並不相同。如果說謝的“傷痕”屬於“反文化”（排斥優秀文化），那麼，孫的則是“無文化”（缺乏優秀文化）。處在遠離都市文化“中心”的自然“邊緣”地帶，孫雖然可以躲避謝所遭受的“反文化”意識形態的直接強制，卻也不得不領受“無文化”的苦痛（如無法接受正常教育，以及不懂“黑線人物”和“文藝黑線專政”等）。這同樣屬於由政治控制所造成的人的蒙昧狀況。謝的“反文化傷痕”固然可以通過《班主任》所揭示的那種政治啟蒙手段去療救，但面對孫的“無文化傷痕”，這種手段是否仍然有效呢？或者不如進一步說，面對這兩種不同“傷痕”，單一的政治啟蒙手段就足以成功嗎？當《班主任》等小說幾乎一致傾心於政治啟蒙、為我們幻化出政治啟蒙的烏托邦時，《森》卻獨闢蹊徑，亮出了詩意啟蒙這一與眾不同的新路。

林區少年孫長寧的無文化的蒙昧狀況，由於被放逐的“黑線人物”梁啟明的到來而改變了。“梁啟明”這一名字本身，就透露出敘述人強烈的“啟蒙”（啟明）衝動。不過，這位音樂家無需像“班主任”張俊石對待謝惠敏那樣從事政治灌輸，而是藉助音樂、以詩意去開啟孫長寧。“這片在生活里偶然出現的笛聲，使他丟掉了孩子的蒙昧”。正是在音樂體驗中，這兩位帶有不同“傷痕”的人的心靈，“被同一種快樂和興奮激發著”，彼此相互溝通，竟“忘記了他們之間的年齡的差別，忘記了時間已經漸漸地過去”。從此，梁就以“代父”的姿態，藉助於音樂陶冶而對孫實施全面的知識教育（包括讀、寫、算等）以及道德教育（如決不能把音樂才能當商品）。重要的是，不僅被啟蒙者孫的蒙昧心智被開啟，而且啟蒙者梁自己一時間彷彿也回到快樂的孩童時代。梁終因癌症不治而逝，但他的音樂生命在孫的身上延續和光大。最後，孫憑藉梁所傳授的高超音樂技藝，終於在北京成功地征服了主考教授傅濤和其他考生，被破格錄取為音樂學院大學生。其他考生在嚴酷競爭面前竟如此無私地樂於讓賢，這無疑屬於那時人們信仰的音樂－情感烏托邦。這些無疑有力地暗示出，音樂的魅力遠比單純政治灌輸更為巨大而神奇，它可以使飽受政治創傷的人們獲得心靈的解放，爭得新生的權利。

《森》試圖顯示一條面對政治蒙昧的詩意啟蒙之路。詩意的啟蒙，簡單講來也就是審美的啟蒙，即憑藉對自然、藝術的審美體驗而使蒙昧的心靈乃至整個生存方式獲得解放。啟蒙方式應是多樣的，不僅有政治的啟蒙，還有科學的、道德的、哲學的和詩意的啟蒙等。尤其關鍵的是，按《森》的刻劃，這些啟蒙方式都應藉助於詩意的方式去實現。孫長寧作為一位“文革”政治硝煙中的蒙昧的林區少年，不僅能出污泥而不染，而且令人驚異地成長為新時代音樂人才，靠的正是來自梁啟明的詩意啟蒙。這似乎已經表明，詩意啟蒙是中國驅除政治蒙昧的理想路徑。

《森》所披露的這種詩意啟蒙理想，其實正是流動於80年代前期中國文化語境中的一種普遍衝動。例如，那時瀰漫人文科學領域的“美學熱”正可以說明這一點。面對“文革”浩劫留下的惡果，許多人相信，單靠科學、哲學、道德等啟蒙手段是不夠的。必須憑藉“美”或“審美”的魅力，才能使中國人撫平政治“傷痕”而獲得健全的自由的生命。《森》通過梁啟明對孫長寧的音樂熏染，使現實文化語境中的這種普遍而一時難以實現的強烈要求獲得一種象徵性解決。從這個意義上說，《森》顯示了比具體的文學意義遠為廣大的文化意義。或者不如說，站在90年代視界上，把《森》置入80年代文化語境中，那麼它的審美與文化價值就應比曾經獲得的更高。如果把《班主任》稱為80年代文學中政治啟蒙的初次吶喊，那麼，《森》就應是其詩意啟蒙第一聲。

另外，當其他“傷痕文學”本文（如《班主任》和《傷痕》等）由於難免政治說教而在今天都幾乎難以閱讀時，《森》卻能倖免地不在此列。儘管它也有那麼一點政治“套話”，但它那簡樸、自然和清新的語句及其所展示的詩意啟蒙勝境，至今仍能打動人們。也許，它還能打動新世紀的讀者們。因為，它所顯露的詩意啟蒙道路，很可能仍會成為那時困擾人們的一個問題。所以，說它由於富於魅力地顯示了文化界詩意啟蒙理想而被稱為80年代短篇小說傑作，該是並不過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