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是不能忘記的

“我”（珊珊）是個三十歲的未婚女青年，已經到了必須談婚論嫁的年紀，而且身邊有一個在外人看來十分理想的求婚者——喬林，但是，“我”對於是否應當大多數人一樣過一種婚姻與愛情分離的生活感到困惑。這時，“我”想起了已經去世的母親——作家鍾雨的感情經歷。“我”的母親因年輕幼稚，糊裡糊塗地與一個花花公子式的男人結了婚。在“我”很小的時候他們就分手了。但“我”發現母親心中一直深愛著另一個男人——一位老幹部，並在“愛，是不能忘記的”筆記本里寫下了她對他的無限深情。那個男人出於報恩和責任與一個因救他而犧牲的老工人的女兒結了婚。他雖也深深地愛著“我”的母親，但卻因道義上的心理障礙而無力言明。他們彼此心心相印，但卻從未有過讓人沉醉的親近。他們曾相約互相忘卻，但卻夢中時時相見。就連他去世后，她仍然覺得他活著，依然用她的筆對他傾訴著她的情和愛。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文壇上人道主義文學思潮興起，不僅在文學理論與創作上，而且在整個文化思想領域引發了一場大討論。人們從科學技術等諸多學科領域對人性的概念內涵、人性與階級性、馬克思主義與人道主義、人道主義與文學等方面進行了深層次的思考。人道主義文學創作思潮的出現，是對文革非人道、反人道的文化思想的一種“反叛”。人們在批判與反思文革反人道主義時，呼喚人性與人道主義就成為合乎邏輯的歷史階要求。

在這一背景下，無論是傷痕文學還是反思文學，如劉心武的《愛情的位置》張潔的《愛，是不能忘記的》戴厚英的《人啊，人》，對歷史創傷進行揭露，對人的社會歷史命運與人和人之間的關係進行反思時，從不同的思想層面，都以人的基本生存權利為基礎，對人性、人情、人的價值與尊嚴給予了充分的肯定。

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恩格斯斷言，在消滅了資本主義生產和它所造成的財產關係，從而把婚姻中一切經濟考慮消除后，建立在真正的愛情基礎上的婚姻正是最牢靠的婚。“只有以愛情為基礎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而女作家張潔以女性特有的敏感，認識到在當時中國社會的生活中，真正以愛情為基礎的婚姻沒有多少，而權衡利害的婚姻卻隨處可見。張潔寫作《愛，是不能忘記的》，就是想用文藝形式表達出她讀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的體會，表達了自己對婚姻與愛的觀念。

鍾雨

鍾雨是一位作家，她沒有丈夫，卻有著“我”和一個自己的家。年輕時由於幼稚、輕信，嫁給了一個她不愛的“公子哥兒”，終於因無愛而離異，這段經歷造成她更加關心婚姻的實質——真正的愛情。正當她在孤獨中生活並獨立撫養自己的女兒時，在她面前出現了一位“白髮生得堂皇而又氣派”的老幹部，他那成熟而堅定的政治頭腦，他在動蕩的革命年代出生入死的經歷，他活躍的思維、工作上的魄力，文學藝術上的修養，深深地吸引著鍾雨。但老幹部是有家庭的（儘管他是在戰爭年代出於人道而非愛情和一位工人的女兒結合的），現實的道德和法律都不允許他和她越雷池半步。鍾雨把愛深深地埋人心底，在孤獨中，以珍藏、撫愛他贈送的《契訶夫小說選》為慰藉，在寫有“愛，是不能忘記的”的筆記本中傾訴衷腸，直至離開人世。

老幹部

曾是鍾雨所在機關的領導，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時，一位老工人為掩護他而犧牲，基於道義、責任、階級情誼和對死者的感念，他與老工人的女兒結了婚。經歷了幾十年風雨，他們可以說是患難夫妻。然而，不相信愛情的他，到了五十幾歲卻與作家鍾雨產生了足以獻出全部生命的愛情。因為礙於社會道德規範，他與鍾雨刻意保持著距離，曾相約互相忘記，但都無法忘記對方。在文革中，因為堅持真理、挑戰紅極一時的“理論權威”而受到迫害，1969年，死於非命。

張潔在《愛，是不能忘記的》中深切地描寫了沒有婚姻的愛情的痛苦與沒有愛情的婚姻的不幸，並不是表層地批判所謂的封建傳統道德對愛情的束縛，而是尖銳地揭示了社會現實與傳統觀念對人性、人的自由的剝奪以及在這種束縛與剝奪的語境中人的精神困境。小說還在中國時代社會變遷的廣闊背景上探討人類的情感尤其是女性的心靈，在當代作家中較早地闡釋、表現了女性意識。

鍾雨已經與丈夫離婚，自然有追求愛情的權利，可是她愛上的卻是一個有婦之夫。老幹部有自己的家庭，與妻子的關係是建立在道義之上的，他與女作家一見鍾情，並深深相愛，顯然是一種婚外戀。因此，他們必然要陷入道義與愛情的矛盾痛苦中。用傳統的倫理道德觀念來看，他們的愛情是不道德的，違背了世俗的倫理準則，而用理想的或現代的愛情婚姻觀念來看，合現的婚姻應以愛情為基礎，沒有愛情的婚姻應該解體。這種婚外戀雖不合道義，卻合乎人性。同樣善良、理智的鐘雨和老幹部，他們的悲劇恰恰在於，為了道義，為了不對老幹部的妻子造成傷害，他們就在現實面前止步了。她以犧牲自己的愛情為代價，維繫了老幹部的道義婚姻。

《愛，是不能忘記的》具有濃厚的理想主義色彩。作者張潔在此看重的不愛情的結果，而是對於理想愛情的追求的過程。鍾雨與老幹部的愛情是理想化的愛情，二人追求的不是肉體的結合，而是精神情感上的相通。為此，作品揭示了人在現實生活中的一種無奈。正因為有這麼多現實人生的殘缺，才有了理想美夢的追求，並以理想的精神追求，來填補現實情感上的殘缺，從而獲得精神上的滿足與超越。作者通過人物的愛情悲劇，反映了一種普遍存在的異常現象：沒有愛情的婚姻和不被尊重的愛情。作家以人文知識女性的情懷，探尋著理想的愛情、婚姻，以及這種理想與現實人生境遇的矛盾衝突。合理的婚姻應該以愛情為基礎，精神相通、真心相愛的婚姻才是合乎人性本質的。而現代意義上的愛情又是建立在具有獨立個性、自我肯定、自由平等基礎之上的。現實的悲劇在於，符合人性本質的愛情在現實中無法變成婚姻事實，而違背人性、沒有愛情的婚姻，卻不僅成為現實，而且還以社會倫理道德的名義得到肯定和維護。小說透過愛情與現實的悖謬，使人們看到，人要實現自我解放是何等艱難，同時，作家在向人們展示了一種合理的、符合人性的理想婚姻。

客觀敘事形式

小說用第一人稱講述的卻是“別人的故事”而不是“自己的故事”。主角是母親，而視角卻屬於女兒，即由“我”（女兒）來說“她”（母親）的情愛故事。

這種安排突破了中國社會一直以來的長者忌諱和情愛忌諱，可以說是一種叛逆性敘述方式，而且借合作品的發表年代，其文化衝擊力可想而知。《愛，是不能忘記的》在敘述選擇上就帶上了鮮明的文化進步性，表現了一種對人的自然觀——人對自身屬性的正視和承認。

而這種對敘述人的特殊選擇，小說對事件的展示就成了一種間接展示，擺脫了中國傳統文學常用的直接展示法（即讓主角自我傾訴或由作家進行全景描繪）。《愛，是不能忘記的》的敘述是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觀察，是活首的女兒根據蛛絲馬跡對去世的母親所做的猜測，沒有自我抒寫時那種一覽無餘，也沒有作家進行權威敘事時的無所不知。這路間接展示使每個情節的出現都成為一種發現，使情節的串聯帶上幾分推理成分，因而使小具有了類似偵探小說的懸念，瀰漫著撲朔迷離的神秘氣氛，由此利用讀者的好奇心逐步掌握住讀者。把敘述者放在與讀者差不多一樣無知的地位，對讀者造成有效刺激，調動讀者投入作品的積極性，讓其在不知不覺中認同作品。《愛，是不能忘記的》先寫母親對自己私生活的遮掩，把一個謎交給讀者，然後再寫《契訶夫選集》的故事，提供了解謎的線索，然後又發現那個寫著“愛，是不能忘記的”的筆記本，把那些零散的片斷聯綴起來。這樣的敘述是對讀者的引誘，也顯示了現代敘述方式在效果上的優越。同時，作者通過筆記本的內容描寫母親鍾雨的內心，而非運用“全能視角”，這就使對人物內心的洞察變得“可信”，使作品顯得更“真實”。這種敘述方式使得敘述人和作家對愛情的理解變成了一種探討，而不是一種權威的公布或強制性的要求。

主觀抒情風格

《愛，是不能忘記的》在立意上有明顯的寫主觀的傾向。愛情與婚姻是任何時代的人們都不能迴避的話題。然而是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人們往往把婚姻當作傳宗接代的形式，當作一種交換的買賣，忽視或低估了其中愛情的存在和價值。在這篇小說中，作者正是通過女作家鍾雨和那位老幹部之間刻骨銘心的愛情關係描寫，否定了過去時代的那種無愛的婚姻，突出地表明了自己對愛情和婚姻問題的主觀看法，探索了在新的時代里人們應該如何把夫妻間的結合建立在具有真正的愛情基礎上等一系列問題。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作者在小說中直接表露了她的愛憎情感，以及她在愛情婚姻等問題方面的許多獨特感受和見解。在小說開篇即由“我”的心理描寫提出問題：“我不由地想：當他成為我的丈夫，我也成為他的妻子的時候，我們能不能把妻子和丈夫的責任和義務承擔到底呢？也許能夠。因為法律和道義已經緊緊地把我們拴在一起。而如果我們僅僅是遵從著法律和道義來承擔彼此的責任和義務，那又是多麼悲哀啊，那麼有沒有比法律和道義更堅固、更堅實的東西把我們聯繫在一起呢？”“到了共產主義，還會不會發生這種婚姻和愛情分離著的事情呢？”到小說的最後，作者更大聲疾呼：“別管人家的閑事吧。讓我們耐心等待著，等著那呼喚我們們的人，即使等不到也不要糊裡糊塗地結婚！不要擔心這麼一來獨身生活會成為一種可怕的災難。要知道，這興許正是社會生活在文化、教養、趣味等等方面進化的一種表現。”

其次，《愛，是不能忘記的》的情節安排洋溢著深沉而濃烈的抒情風格。作者在作品中沒有詳盡地描寫男女主人公的愛情生活經歷，也沒有具體地展現他們活動的社會和工作環境，甚至連男主人公的姓名也沒有向讀者明確。對小說中的這些情節因素，作者都做了淡化處理。作者在小說中所採用的是一種類似寫散文的方法，通過對片斷往事的回憶來斷斷續續地展現男女主人公的情感歷程，揭示了他們豐富的內心世界，抒寫了對愛情、婚姻等方面的人生感慨，從而使作品始散發著深沉而濃烈的抒情品格。為了突出這種抒情特性，作者為主人公配置了許多抒情“道具”。例如，那個寫有“愛，是不能忘記的”筆記本，以及那套永遠屹立在女主人公書架上的契訶夫小說集等，都是作品中至關重要的抒情要素。

此外，《愛，是不能忘記的》還採用了種種散文化的語言，藉以突出和強化這種抒情風格。它哀怨凄惋，酣暢淋漓，如泣如訴，真誠坦率，較好地表達了主人公和作者的心聲。在描寫鍾雨與老幹部的愛情至死不渝時，作者寫到“哪怕千百年過去，只要有一朵白雲追逐著另一朵白雲；一棵青草傍倚著另一棵青草；一層浪花拍著另一層浪花；一陣輕風緊跟著另一陣輕風……相信我，那一定是他們”。

理想化人物形象

作者張潔小說中的人物往往呈現理想化色彩，脫離生活原型的複雜，只成為某種心靈力量的載體，其筆下人物形象的典型是某種人格品質高度要括化的典型。立意就是以作品中的人物承載作者本人愛憎情感和心靈力量。在《愛，是不能忘記的》中，作者刻意沒有按照生活的本來面貌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對於女主人公鍾雨和男主人公，作者幾乎不提及他們的其他社會關係及生活、工作經歷，也沒有在外貌、行動等方面過多著墨，著力刻畫的是他們那份追求愛情的執著、至純及至聖。女主人公鍾雨與老幹部一生相處的時間不到二十四小時，可卻對他產生了刻骨銘心的愛情，並將此愛情保持到了生命的最後一刻。而老幹部“為了看她一眼，天天從小車的車窗里眼巴巴地瞧著自行車道上流水一樣的自行車輛……擔心著她那輛自行車閘靈不靈，會不會出車禍……他在百忙之中也不會忘記注意各種報刊，為的是看一看有沒有我母親發表的作品”。作者在男女主人公的愛情關係中間排除了一切世俗的、物質的因素，其中包括性因素。苦戀的男女主人公連一次手都沒有握過，這樣，在男女主人公之間，就只剩下了純粹的精神吸引和精神傾慕。作者通過塑造這種理想化人物形象，向讀者表達了對理想愛情的熱烈嚮往之情。

王蒙認為，《愛，是不能忘記的》寫的是“人的感情，人的心靈中的追求、希冀、嚮往、缺憾、懊悔和比死還強烈的幸福與痛苦”。

《愛，是不能忘記的》發表后曾引起觀點針鋒相對的評論。老作家黃秋耘在在1980年第1期《文藝報》上發表《關於張潔作品斷想》一文指出該作品探討的是社會學問題，啟發讀者認真思索“我們的道德、法律、輿論、社會風氣等等加於我們身上和心靈上的精神枷鎖是那麼多……而這當中又究竟有多少合理成分。等到什麼時候人們才有可能按照自己的理想和意願去安排自己的生活”。

而以李希凡為代表的反對者認為作品格調不高，在思想上存在弱點，離開充滿濃厚的抒情氣息的語言外殼，小說的思想本質是極為貧弱和渺小的，“被作者表現為給男女主人公帶來愛情痛苦的傳統道德標準，不僅不是我們社會在人類情感生活上所造成的難以彌補的缺陷，而且是真正的無產階級戰士必應具備的精神道德和思想情感境界”（1980年第5期的《文藝報》《“倘若真的有這樣的天國……”》）。讀者中也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絕大部分讀者和評論者對鍾雨和老幹部懷有深切的同情，但也有的讀者認為，作品是在宣揚男人背棄妻子另覓新歡。

從總體上講，大多數讀者和評論家的意見是對這篇小說持肯定態度。

張潔，遼寧撫順人。美國文學藝術院榮譽院士，國際筆會中國分會會員，中國作協第四屆理事，第五、六屆全委會委員，第七屆名譽委員。著有長篇小說《沉重的翅膀》、《只有一個太陽》、《無字》，小說、散文、隨筆集《愛，是不能忘記的》、《方舟》、《祖母綠》、《張潔文集》（四卷）、《世界上最疼我的那個人去了》等十多部，遊記文學集《域外遊記》、《一個中國女人在歐洲》等。曾獲1989年度義大利馬拉帕爾蒂國際文學獎，《森林裡來的孩子》、《誰生活得更美好》、《條件尚未成熟》分別獲1978年（首屆）、1979年、1983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 《祖母綠》獲全國1983—1984年優秀中篇小說獎，《沉重的翅膀》獲第二屆茅盾文學獎，《無字》獲第二屆老舍文學獎、北京市第三屆文學藝術獎，《小說選刊》2001—2002年優秀長篇小說獎，第六屆國家圖書獎，第二屆女性文學獎，第六屆茅盾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