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翰

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5年畢業於復旦大學土木工程系；曾任上海交通大學黨支部書記、中共上海社會科學聯盟委員會常委、江蘇省臨時省委委員、湖北省委秘書長、鄂西北區委書記、新四軍第五師政治部副主任、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組長。

王翰(1911～1981)，原名陳延慶，江蘇建湖人。少年時期投身革命，21歲加入中國共產黨。建國前後歷任新四軍第五師政治部主任，中央人民政府監察委員會副主任、監察部常務副部長兼黨組副書記。1957年，王翰被錯劃成“右派”，文革中，再度被批鬥。特別令人難忘的是，造反派以為他翻案作交換條件，要他出面反劉少奇，遭到王翰的斷然拒絕，表現了一位共產黨員的堂堂正氣、錚錚鐵骨。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他的錯案才得到徹底糾正。

在革命鬥爭史上，鹽阜歷來是志士輩出之地，王翰就是其中 一位先驅。他畢生獻身革命，即使身處逆境之時，也從未喪失一個共產黨人對黨的忠誠和追求真理的勇氣，依然堅定共產主義信念，表現出共產黨人的寬廣胸懷和高貴品質。

199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王翰傳》，江澤民同志為傳記親筆書寫了“ 革命信念，始終如一”的題詞，這是對逝者的高度褒揚。

王翰，1911年4月11日出生於鹽城縣梁垛團五港口(今建湖縣鍾庄鎮陳村)。其父陳曙東，是一位開明的知識分子。王翰幼時在本村小學讀書，爾後赴上海讀完中學，深造就讀於上海交通大學土木工程系。在讀書期間，王翰14歲即投身五卅愛國運動，21歲加入中國共產黨，走上了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的革命道路。

“九·一八”事變后，王翰積極參加學校的抗日救亡活動，兩次與交大學生一起赴南京請願，在遊行示威中，遭到國民黨軍警逮捕，后在同學們的營救下獲釋。繼而轉入復旦大學，以學生身份作掩護，從事左翼組織社聯（社會科學家聯盟）和地下黨工作。

20世紀30年代前期，由於國民黨在其統治區內實行殘酷的白色恐怖政策，加上中共黨內“左”傾冒險主義的影響，中共上海中央局和設在上海的中共江蘇省委遭到破壞。危難時刻，王翰同鄧潔、胡喬木等幾位戰友，挺身而出，組建江蘇省臨時工作委員會，堅持在上海戰鬥，維繫了黨在上海的領導，此時他才25歲。

1936年盧溝橋事變后，王翰發動和組織大中學校抗日救國聯合會致電北平抗日將士，表示深切慰問，並發動學生募捐，支持抗日前線。“八·一三”淞滬戰爭爆發后，他根據黨中央指示，把省委領導下的各抗日救國聯合會改組成吸收各抗日階層和進步人士參加的抗日救亡協會，積極支援前方抗日。同年10月，王翰被調到武漢任湖北省工委秘書長、工運部長，參與武漢地區基層黨組織和武昌、漢口等區委的恢復籌建工作。1938年6月，王翰在湖北省委二次會議上站出來抵制王明推行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右傾方針及其對陶鑄的壓制打擊。10月，武漢面臨失守危險，根據周恩來的指示，他協助錢瑛做好武漢失守前黨組織轉移和疏散工作。此後，王翰即任鄂西北區黨委書記。

1939年春，國民黨發動第一次反共高潮，鄂西北形勢緊張，王翰火速趕到襄陽、荊門等地，組織武裝準備打游擊。不久，當日軍渡過漢水侵入襄陽以西地區時，這個地區新黨員和進步青年組成的游擊隊奮起抗戰，從四面八方打擊敵人。這支隊伍後來成為新四軍的一個組成部分。

1940年春，中央軍委任命王翰為鄂豫挺進縱隊政治部副主任。1941年4月起，鄂豫挺進縱隊改編為新四軍第五師，王翰被任命為師政治部副主任，1943年春改任師政治部主任。這年，他還協助十三旅旅長周志堅指揮了田二河戰鬥，打垮了日偽軍對天漢地區的掃蕩進攻。其時，他因操勞過度，不幸患上了肺病，並日趨嚴重。1945年，王翰離職去延安中央醫院治病。1947年2月，王翰出院，調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從事白區工作研究，任部委委員、農村工作組組長、工業組組長等職。

新中國成立之初，王翰任中南行政委員會人民監察委員會副主任、主任。1954年調北京任中央人民政府監察委員會副主任、監察部常務副部長兼黨組副書記。部長是錢瑛，錢瑛因兼任中監委等其他工作，部里的日常工作實際上由王翰負責。王翰始終如一，為黨和人民忘我地工作。此間，為了保護人民的利益，他鐵面無私，秉公辦事，連續處理了許多大案，人們稱他為“王青天”。

1957年，王翰不幸被錯劃成“右派分子”，被送到三門峽鐵工廠監督勞動。“文化大革命”中，王翰再度被批鬥。特別應該提及的是，在“文革”開始不久，造反派找到王翰，提示他在監察部時曾反對過劉少奇，要他出面當反劉少奇的“英雄”，並以此作為替他翻案的條件。王翰不為所動，冷靜地說：“我沒有反對過劉少奇，我也揭發不出劉少奇有什麼罪行! ”之後，任造反派怎樣威逼利誘，王翰都還是那句話。結果，王翰又多受了十多年苦難。由於精神上的折磨，肉體上的摧殘，他染上了嚴重的肺氣腫病。“四人幫”被粉碎后，1978年王翰被送到中央黨校學習。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他的錯案才得到徹底糾正。之後他被調到國家司法部擔任顧問。可惜的是，他未能正式上班，因身體支撐不了而住進醫院。生命垂危時，他沒有忘記自己司法部顧問的職責，一邊掛著鹽水，一邊請身邊人員替他作筆錄，一字一頓地口述《對司法工作的建議》，算是臨終囑託。這份數千字的《建議》，傾盡了他對司法工作的滿腔熱忱和最後心血。不久，王翰便告別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