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翰

王翰原名陳延慶，建湖縣鍾庄社區人，鹽阜地區著名革命先驅者之一。20世紀30年代初，他是上海交通大學土木工程系的高材生，因組織學潮和“擁護蘇維埃”被校方開除；轉學復旦大學后，繼續從事黨的地下活動，擔任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簡稱“社聯”）組織部長。30年代中葉，上海地下黨組織遭到了國民黨當局的嚴重破壞，他和胡喬木等人挺身而出，組建中共江蘇省臨時工作委員會，維繫了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的領導。抗日戰爭爆發后不久，上海淪陷，他輾轉到了武漢，先後擔任中共湖北省委秘書長、工運部長和鄂西北區黨委書記兼組織部長。1939年底奉調到鄂豫邊區抗日敵後根據地，加入了由李先念創建的鄂豫挺進縱隊，擔任政治部副主任。1941年新四軍重建軍部后，鄂豫挺進縱隊改編為新四軍第五師，他是五師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在師黨委的領導下，他堅持黨的政治建軍原則，同部隊和邊區存在的不良傾向作鬥爭，把五師由原來地方游擊武裝彙集的挺進縱隊改造成為正規化的人民軍隊。解放戰爭期間，他在中央城市工作部工作，擔任部委委員、農村工作組組長。新中國成立后，出任中南大區監察委員會主任，直接領導和參與對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的行政和經濟領域的監察與糾舉工作，領導了中南大區的“三五”運動，親自查處了數十件大案要案，被中南干群讚譽為“王青天”。1954年4月調任中央監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監察部常務副部長。針對新中國經濟建設中出現的諸多違法亂紀案件，在實際參考了蘇聯監察工作經驗的基礎上，組織制定了監察工作的職責、制度和政策法規，大膽地提出了“事前監督與事後檢查相結合”的監察工作方針。這個帶有廉政防腐色彩的“事前監督”，在實施中起到了防患於未然的作用，堵塞了國家經濟建設中出現的漏洞，維護了執政黨的形象，這可以說是監察工作的一個創新。王翰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監察部反黨集團首領”，下放到三門峽水利工地勞動改造達21年。1979年平反后，擔任國家司法部顧問，直到臨終時還留下近萬字的《對司法工作的建議》。對於經歷坎坷曲折、富有傳奇色彩的王翰，江澤民同志作出“革命信念，始終如一”的高度評價。王翰一生的閃光點頗多，而剛正不阿、無私無畏、廉潔反腐則是其中的一個亮點。本文通過對王翰在新四軍五師期間積極推進廉政建設工作點滴事迹的簡要闡述，以展示這位優秀共產主義戰士的高大形象。

王翰十分重視對幹部的思想作風教育和部隊優良作風的養成教育，現在稱廉政教育。他把教育工作任務按政治部各部門性質作了有機分工，自己也身體力行直接參與教育工作。首先政治部主辦的《挺進報》、《挺進雜誌》、《政治工作通訊》三大刊物都適時報導教育運動開展情況、效果、變化和典型事例等，對這些報導王翰都親自審查，修改或直接撰稿。其次按照教育運動的需要，編製專業課本，收入廉政教育的內容，發給幹部戰士作教科書或閱讀學習資料，如黨課教材《黨員七十課》；1942年《政治教育課程及進度》，其中的“思想意識教育”共13講，循序漸進地介紹了農民的革命性和缺點、革命與家鄉觀念、消滅軍閥殘餘、反對貪污腐化、什麼是流氓思想、反對平均主義、正規軍與游擊習氣、階級友愛、艱苦奮鬥與英勇奮鬥、遵守紀律與服從命令、愛護民眾與尊重地方政府、革命軍人氣節等內容；1943年10月部隊開展以階級教育為主要內容的“整訓突擊教育月”活動時編印的《幹部階級教育提綱》等等，都是王翰點定下發的閱讀材料。為配合部隊學習文化活動，王翰帶病編寫了《政治一百課》一套四冊戰士學習叢書，內容簡潔明了，深受幹部戰士歡迎。三是政治部所屬的文工團、抗大十分校都聯繫廉政教育開展文藝宣傳和課堂教學，王翰直接交待文工團不僅做宣傳隊，也是部隊政治工作隊。他還親自為抗大十分校編寫廉政教材，上廉政教育課。四是深入部隊檢查督促和考核。師政治工作會議結束后，為全面了解部隊對會議精神理解和貫徹情況，王翰帶領宣傳部到十三旅蹲點，進行幹部政治文化測驗，採用集體會試辦法，共20道題。文化程度高的為筆試，文化程度低的為口答，全旅184名幹部都參加了測試，取得的經驗在全師作了推廣。

王翰很重視選拔、使用和愛護幹部。堅持“任人唯賢”的幹部選拔政策，杜絕拉關係、走後門、搞小集團等非法活動。對新提拔的幹部或犯錯誤的幹部都要親自談話，指出優缺點，教給工作方法，鼓勵幹部放下包袱干好工作。五師流傳著王翰堅持實事求是，對幹部處理持慎重態度，據理糾正了兩名基層幹部的冤假錯案和從槍下救出兩名軍事幹部的故事。其中一名叫任子衡的軍事幹部，幾十年後還感慨地說：“王翰主任給我的幫助太大了，若不是他工作作風深入，對人的處理持慎重態度，我任子衡早就冤死了！”

王翰很注意自己的表率作用，用自己的形象教育人、影響人。艱苦奮鬥是他的一貫作風，他穿的軍裝補了又補，穿了又穿，補丁不下十多處，與處於艱苦戰爭環境下的幹部戰士沒有兩樣。下部隊檢查工作總是先問幹部全連有多少名戰士會打仗的、伙食搞得怎麼樣、部隊能不能吃上熱飯菜等等，自己同幹部戰士同吃同住，成為好朋友。一天，他和一個知識分子幹部下圍棋，有兩個襄西根據地來的幹部找他談心，他們不認得圍棋，更不會下。王翰立刻把棋盤端走，對那位下棋的幹部說：“不下棋，太費腦筋，我們打牌玩，四人正好一桌，不缺腿。”於是他們四個人一起打起了撲克。1941年4月7日，王翰奉命到襄西組建十五旅，開闢襄西敵後抗日根據地。西行途中，在京山縣南山境內，看到路邊樹木殘缺，茅舍倒塌，人煙稀少，一派荒涼景象。王翰就問同行的幹部們：“這個地方為什麼這麼荒涼？”有人回答說：“是鬼子掃蕩的唄！”王翰說：“你們說的有道理，但不夠全面。除鬼子掃蕩外，還有國民黨貪污腐化，勾結土匪惡霸搜刮民財，才造成這個樣子！我們擴大新四軍，建立抗日根據地，堅持抗日反頑鬥爭，目的就是把老百姓從水深火熱之中搭救出來！”一席話說得大家無限感慨。1943年秋，王翰患上了嚴重的肺結核病，咳嗽、消瘦、低燒不退。師黨委把他安置在大悟山白果樹灣一位農民家裡休息治病。他對師黨委對他的照顧深感不安，一再交待身邊的秘書韓家仁：“我的伙食不能超過師機關和師首長。”有時一日三餐都是用葛藤花熬的稀粥，病中還堅持編寫戰士讀本《政治一百課》。一次，十三旅政治部副主任蔣立來看他，帶來了愛人捎的一隻老母雞，送給王翰補身子。王翰就把政治部各部的正副部長都找來“打平伙”，大家一起吃，使在座的同志和房東深為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