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原郡

五原郡為戰國時趙國及秦始皇所置九原郡之東半部。九原郡一帶在古籍中被稱為北假、河南地。趙武靈王二十六年（前300年），趙國“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將河套地區納入趙國版圖。戰國末年，河套地區為匈奴所據。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置九原郡，號為新秦，此即漢代之五原、朔方二郡。秦末，河南地又為匈奴所據。

漢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匈奴侵入漁陽、上谷，殺千餘人。武帝令車騎將軍衛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闕，遂略河南地，至於隴西”。漢軍向北掠地至北假，遂以秦代九原郡故地“置朔方、五原郡”。

西漢後期，五原郡轄境大致相當於今內蒙古包頭市市區、固陽縣、烏拉特前旗、達拉特旗以及准格爾旗東北部。境內有石門水，即今昆都侖河。武帝、昭帝時在臨近匈奴的邊地塞外大規模修築長城和要塞。五原郡北境有石門障，出石門障向北，有光祿城。光祿城西北一線，有支就、頭曼、呼河、宿虜（受降城）等數座鄣塞，中以長城相接，稱為列城。成帝元延、綏和之際（約前8年），五原郡領十六縣。平帝元始二年（2年），有39322戶，231328人，絕大部分居民為漢人。

西漢五原郡領縣

石門障：在今包頭市北大青山昆都侖溝南口。原亭：中部都尉治，在成宜縣內，黃河以北。今本漢書地理志僅作原稿。田辟：西部都尉治，在成宜縣內，黃河以北。受降城（宿虜城）：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公孫敖築，為迎匈奴左大都尉降漢而置。後為受降都尉駐地。光祿城：太初三年（前102年），光祿勛徐自為築。在今烏拉特旗一帶。宣帝時呼韓邪單於曾駐此。支就城頭曼城，秦時頭曼單於王庭所在地。呼河城

王莽改五原為獲降。東漢建武五年（29年），盧芳“自稱天子於九原”，建都九原縣，佔據五原、朔方、雲中、定襄、雁門五郡。建武十一年（35年），罷朔方刺史部，五原、朔方等郡遂屬并州。建武十二年，九原守將隨昱降漢，盧芳亡入匈奴。建武二十年（44年），“省五原郡，徙其吏人置河東”。二十六年（50年），南匈奴內附，郡民遷回五原郡本土。明帝永平中，五原屢遭北匈奴入寇。順帝永和初年，五原郡領十縣：九原、五原、臨沃、文國、河陰、武都、宜梁、曼柏、成宜、西安陽，有4667戶，22957人。漢書地理志所載之固陵、蒱澤、南輿、稒陽、莫（黑旦）、河目六縣當於東漢前期省並。永和五年（140年）九月，南匈奴句龍吾斯、車紐叛亂，乃僑置朔方郡於五原郡五原縣。獻帝建安二十年（215年）春，因胡羌侵擾，曹操“省雲中、定襄、五原、朔方郡”，割太原郡北部置新興郡。五原郡人口被安置於太原郡陽曲縣故地，即新興郡九原縣（在今山西忻州）。

十六國後趙收河南地置朔方郡。前秦滅鮮卑代國，復置五原郡。后其地入北魏。北魏太和中，五原郡故地分屬懷朔鎮、夏州、朔州。隋開皇五年（585年）置豐州。仁壽元年（601年）置總管府，大業元年（605年）廢府，三年（607年）改為五原郡，領三縣，有2330戶。唐貞觀四年（631年）置豐州都督府，不領縣。二十三年（650年）置豐州，領九原、永豐二縣。開元二年（714年）遷安北督護府治所於中受降城。天寶元年（742年）改為九原郡，十三年（754年）於九原郡內置天德軍。乾元元年（758年）復為豐州。

隋代五原郡領縣

延壽，其姓失載，漢宣帝五鳳二年時為五原太守。馮立，字聖卿，上黨人。成帝時五原太守。劉歆，字子駿，哀帝時曾為五原太守，尋轉涿郡。李興，光武帝建武初年盧芳所置五原太守，後為盧芳所殺。隨昱，盧芳部將。建武十二年降漢，留任五原太守。耿夔，扶風茂陵人。和帝時五原太守一樣。陳龜，字叔珍，上黨泫氏人。順帝永和五年之前為五原太守。崔寔，字子真，涿郡安平人。桓帝時五原太守。郭鴻，潁川人。靈帝光和前為五原太守。王智，光和二年在任。督瓚，漢末為五原太守。

呂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人。建安三年（198年）為曹操所殺。

五原是西漢西北邊防前沿上一個非常重要的邊郡，西與朔方郡為鄰，是捍禦匈奴入侵的橋頭堡，直接關係到秦都咸陽和漢都長安的安危。關於其始置時間，歷史文獻中有兩種看似互相衝突的記載。東漢班固在《漢書·地理志》中記載，西漢五原郡乃是由秦九原郡更名而來。依此，五原郡又似乎是與朔方郡同時設置，並沒有直接承續秦九原郡的建置。

對於《漢書》中這一矛盾記載，司馬光在編著《資治通鑒》時，似乎感覺非常棘手，於是，他採取迴避直接表述這一問題的辦法，在敘述衛青收取河南地一事時，並不說明在當地到底設置了哪些郡，而是在下文敘述漢武帝聽從主父偃的謀划，為在河南地開墾耕地以解決西北邊地軍糧供給困難問題，始出兵河南地時，才講到“上竟用偃計，立朔方郡”。

司馬光這樣處理，是因為主父偃所說的在河南地墾殖一事，實際上只是在朔方郡所在的今內蒙河套地區開墾農田，其他地區農業條件很差，並不適於用作解決軍糧的農業基地，五原郡處於河套地區的邊緣，即使是與朔方同時設郡，也與此事關係不大，所以，這種敘述形式，其實只是一種迴避《漢書》矛盾記載的巧妙辦法，司馬光並沒有理清五原郡究竟設置於何時。

當代學者對待這一問題，並沒有都像司馬光那樣審慎，而是大多以為西漢五原郡是在元朔二年時與朔方郡同時設置，這也就意味著秦九原郡的建置，在秦末漢初已經撤銷。這樣的看法，已經成為中國歷史地理學界的主流認識。蒙恬死，諸侯叛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

所謂“故塞”，即舊時的邊塞，這是指秦統一六國之初的疆界。由於文獻資料不足，這道“故塞”究竟設在哪裡，過去一直不甚清楚，幸好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秩律》中臚列的漢初縣道名，為解決這一疑難問題，提供了重要資料。利用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秩律》並結合其他文獻記載，不僅可以確認，這道“故塞”是設置在秦漢陰山山脈也就是今烏拉山——大青山腳下，而且還可以確認，秦九原郡是由戰國趙國的九原郡沿襲而來。

秦末邊防守軍後撤以後防守的邊防線，就是戰國趙國的北方邊防線，而九原郡的轄界，也只剩下了原來趙國邊防線以內的很小一部分領土。直到元朔二年衛青大舉反擊匈奴，才重又恢復秦人舊有的疆界，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原秦九原郡的故土，這就是漢武帝設置朔方郡並將九原郡改名為五原郡的地理背景。

上述五原郡的始設時間以及轄界變化的實際情形，與呂祖謙的論述，完全相符，而呂祖謙能夠辨析清楚這樣複雜的政區設置問題，並非出自偶然所得，除了其深厚的一般歷史知識素養之外，還與他諳熟地理形勢和地理設置有直接關係。觀呂祖謙所撰《六朝十論》，可見其熟知各地險要利害；而讀呂氏《與李侍郎仁父書》，則可以知道，他在史館時還直接參與過審定國史《地理志》的工作。

凡此，都說明呂祖謙具有從事地理考據所必備的基礎知識。單純從研究技術角度講，地理考據因其必需知識的專門性，在史學考據中屬於較為艱深的門類，從對五原郡始設時間的這一考辨結果中可以看出，呂祖謙具有很高超的歷史考辨能力，其考釋某些史事的眼光，並不在司馬光之下。類似的考據成果，在《大事記解題》當中，尚不乏其例。因此，呂祖謙不僅是一位造詣深邃的理學家，在史學考辨和考據學的發展歷史上，也應佔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