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寔

崔寔少時沉靜，愛好典籍。父親崔瑗去世，減賣田產，修起冢塋，建立碑頌。葬后，隱居在墓旁，資產用盡，因窮困，以販酒為業。當時人多因此嘲笑他，但崔寔始終不改。但也就是夠家用而已，不致力於盈餘。服喪完后，三公都來徵召，他都沒有應召。

元嘉元年（151年）十一月，朝廷召命公卿郡國舉薦至孝有操行之士。崔寔受到郡里的推舉，被徵到公車，因病不能對策，除為郎。他明曉政體，做吏的才能很有富餘，談論當世便利之事數十條，名為《政論》。論點切中要害，言論動聽且確切。

此後崔寔被太尉袁湯、大將軍梁冀徵召，他全不應召。大司農羊傅、少府何豹上書推薦崔寔才能美好高妙，宜在朝廷任職。朝廷召拜他為議郎，升遷為大將軍梁冀司馬，與邊韶、延篤等在東觀著文作書。又出京任五原太守，有惠政。

崔寔教授百姓製作工具以避免遭受寒冷之苦。當時胡虜侵入雲中、朔方，殺害搶掠吏民，崔寔整頓兵馬，注重烽候，使胡虜不敢侵犯，常常成為邊境最強的隊伍。後來崔寔以病被徵召，拜為議郎，又與各位儒學博士共同榷定《五經》。

延熹二年（159年），漢桓帝借宦官之力殺死梁冀，崔寔因是故吏而被免官，禁錮多年。

當時鮮卑多次侵犯邊境，朝廷召命三公推舉威武有謀略之士，司空黃瓊推薦崔寔，拜為遼東太守。在赴任的路上，崔寔母親劉氏病故，他上疏精求蹄歸葬行喪。服喪之後，朝廷召拜他為尚書。崔寔以當時動亂不安，稱病不理事，數月後被免官歸家。

約建寧三年（170年）病故，家徒四壁立，沒有殯斂費用，光祿勛楊賜、太僕袁逢、少府段熲為他準備棺槨葬具，大鴻臚袁隗樹碑頌德。

崔寔的政治理論主要體現在《政論》中。《政論》具體的內容有提倡節儉，禁止奢僭，反對貪污壓榨，主張地方官要久任，提高官吏待遇以養廉，以及實行徙民實邊來調整人口與耕地的比例等。

崔寔在法制問題上，主要有以下觀點：⑴認為“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德”、“刑”的用途，因時而異。當時是“承百王之敝，值厄運之會”的亂世，應當用重刑治理。他讚揚漢宣帝採取嚴刑峻法，使社會安定；批評漢元帝奉行儒術，“多行寬政”，成為西漢王朝“基禍之主”。⑵反對赦免。東漢時，特別是後期，統治者頻繁頒布赦令，赦免罪犯，以緩和階級矛盾。崔寔對此作法極為反對，認為“赦以趣奸，奸以趣赦”。頻繁赦免罪犯，不僅不能制止犯罪，反而使人“輕為奸非”，“犯惡尤多”。如此相互促使，“兩不得息”。主張不輕易頒布赦令，最好相隔十年以上，才大赦一次。

農本思想

崔寔在《政論》中談到“上家”有“鉅億之資”，“侔封君之土”；而“下戶”則“無所踦足”；又說“農桑勤而利薄，工商逸而入厚”，“一谷不登，則飢餒流死”；“國以民為根，民以谷為命，命盡則根拔，根拔則本顛，此最國家之毒憂”。這些言論說明他具有濃重的農本思想。

農業理論

崔寔的農業理論體現在《四民月令》中。《四民月令》實為莊園地主的經營手冊，但它每月的農業生產安排，如耕地、催芽、播種、分栽、耘鋤、收穫、儲藏以及果樹林木的經營等，則確屬農業生產知識。全書按月安排計劃，其中起決定作用的仍是農業措施與農業操作，一切都是按耕、桑等事項需要來籌劃的，與一般月令書專言時令者不同，因而歷來都把它視為農書，而且是中國古農書中“農家月令書”這一系統最早的代表作。它代表了西漢《氾勝之書》以後農學和農業技術的最新發展。

崔寔一生所著碑、論、箴、銘、答、七言、祠文、表、記、書各類著作凡十類十五篇，其中以《政論》和《四民月令》為代表。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卷五十二·崔駰列傳第四十二》

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鑒·漢紀四十五》

崔寔墓位於河北省安平縣東黃城村東南500米處，也稱崔公墓，是河北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安平崔氏墓群的一部分。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⑴寔之《政論》，言當世理亂，雖鼌錯之徒不能過也。⑵崔為文宗，世禪雕龍。建新恥潔，摧志求容。永矣長岑，於遼之陰。不有直道，曷取泥沈。瑗不言祿，亦離冤辱。子真持論，感起昏俗。

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鑒》：漢家之法已嚴矣，而崔寔猶病其寬，何哉？蓋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唯知姑息，是以權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仁恩所施，止於目前；姦宄得志，紀綱不立。故崔寔之論，以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