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發展

綠色發展：從內涵看，綠色發展是在傳統發展基礎上的一種模式創新，是建立在生態環境容量和資源承載力的約束條件下，將環境保護作為實現可持續發展重要支柱的一種新型發展模式。具體來說包括以下幾個要點：一是要將環境資源作為社會經濟發展的內在要素；二是要把實現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作為綠色發展的目標；三是要把經濟活動過程和結果的“綠色化”、“生態化”作為綠色發展的主要內容和途徑。

綠色發展理念以人與自然和諧為價值取向，以綠色低碳循環為主要原則，以生態文明建設為基本抓手。

隨著“十二五”規劃開始進入到設計階段，我們需要思考整個規劃的定位應該是什麼。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從2003年開始參與國家“十一五”規劃的研究，並在2005年正式為國家發改委進行設計。在制定“十二五”規劃期間，氣候變化就已經成為了我們必須考慮的最大的限制因素和國內外製約條件。因此節能減排與應對氣候變化就需要成為國家核心發展目標和核心發展政策之一，這既是巨大的挑戰，又是巨大的機遇，並且還是重要的創新。我們提出來這一次“十二五”規劃的創新性定位就應該是“綠色發展規劃”。

那麼在“十二五”規劃中應該如何凸顯綠色發展規劃？前面說過綠色發展的核心就是使得經濟增長和二氧化碳排放開始“脫鉤”，那麼在“十二五”時期我們需要進一步淡化和縮小經濟指標。根據對過去幾個五年規劃的系統分析，可以看出改革開放以來五年規劃中經濟指標比例的一個顯著變化。在1981到1985年的“六五”時期，也就是當我們剛剛開始改革開放的時候，當時的五年規劃中經濟指標佔了60%以上，非經濟指標僅占不到40%。但是到了“十一五”規劃，經濟指標的比例已經下降到了21%，非經濟指標包括節引能減排等所佔比重大幅度提高，達到了將近80%。因此我們在“十二五”時期還會進一步縮小經濟指標，並且強化和增加綠色發展指標，形成有助於激勵和促進綠色發展的政績考核體系。

中國提出的“十二五”規劃具體的指標和設計。這是在總結和研究了“十一五”規劃，以及中國在2008年8月和2009年的2月兩次對“十一五”規劃進行中期評估的基礎上提出的。

第一，首先必須在“十二五”期間繼續實行節能的定量指標，即要求單位GDP能源消耗量下降20%。

第二，把原來作為次優先順序指標上升為核心指標的包括“可再生和清潔能源消費比重”，該比重應該由2008年的9%、2010年的10%提高到2015年引的13%。這表示中國將提前實現2020年15%的目標。也就是說不用到2020年，在大約2016、2017年之前就能實現，而且這幾年已經出現了一個很好的態勢。

第三，比較重要的是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繼續在絕對量上減少10%。

第四，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20%。這次等於是首次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強度的減排指標。實際上假如我們能夠完成前面的第一和第二條指標的話，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是可以超過20%的。因為首先單位GDP能耗下降了20%，同時消耗的能源中可再生能源和清潔能源比重又進一步上升，從而綜合起來就能使得單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幅度超過20%。

第五，就是森林覆蓋率。“十一五”期間中國的森林覆蓋率是從18%提高到20%，“十二五”期間希望能夠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高2個百分點。

以上是綠色發展的國家核心指標。除此之外還有一些次優先的指標，如表4所示。包括在“十二五”時期林木蓄積量增加5億立方米，清潔利用煤炭比例無論是發電還是煤炭直接燃燒要提高8個百分點，空氣質量特別是二級以上的城市提高5個百分點，自然災害直接經引引引濟損失小於1.5%，綠色生態空間（定義為四個方面：第一是森林，第二是草場，第三是濕地，第四是水面面積)的比重要提高到57%以上。最後一個指標就是我們的環境污染治理的總投資佔GDP比重，爭取從1.22%提高到2%以上，如果這方面能夠採取重大措施的話，我們完全有條件有能力實現綠色發展，或者使“十二五”規劃成為綠色發展的一個重要起點。

上述指標旨在減緩溫室氣體排放，主動適應氣候變化，並且利用了可測量、可評估、可比較的指標，從客觀上衡量了我國不同地區的科學發展和綠色發展情況。因此，我們在對“十五”、“十一五”規劃進行評估以及在參與“十二五”規劃的設計過程中，一個很重要的創新就是把國家的發展目標用一些可量化的指標來進行表徵。

2010年11月4日上午，被環保部副部長潘岳稱為國內第一套綠色發展的監測指標體系和指數測算體系的《2010中國綠色發展指數年度報告》公布，《2010中國綠色發展指數年度報告》指出，該指數有三個一級指標：經濟增長綠化度、資源環境承載潛力和政府政策支持度，分別反映經濟增長中生產效率和資源使用效率、資源與生態保護及污染排放情況、政府在綠色發展方面的投資、管理和治理情況等。此三指標之下又分為9個二級指標和55個三級指標。

《2010中國綠色發展指數年度報告》用指標和排名的形式將各省（區、市）2008年的綠色發展情況呈現出來，該報告顯示，在參與測算的30個省(區、市)中(除西藏外)，12個省份綠色發展水平高於全國平均水平，18個省份低於全國平均水平。東部地區綠色發展水平相對較高；中部地區綠色發展水平則相對較弱；西部地區因資源優勢提升了綠色發展綜合水平，資源環境承載潛力整體水平突出；排在前三位的分別為北京、青海和浙江，排在第30位的則為煤炭大省山西。

此外，該報告還表明，綠色發展指數的區域分佈特徵明顯，各地區在三個分指數上的排序不盡相同。總體而言，東部地區綠色發展水平相對較高；中部地區綠色發展水平相對偏低，六省綠色發展指數均低於全國平均水平；西部地區因資源優勢而提升了其綠色發展綜合水平，“資源環境潛力度”指數的前十位中有七個是西部地區。報告數據顯示，北京、青海、浙江、上海、海南、天津、福建、江蘇、廣東、山東分列綠色發展指數的前十位。十省份中除青海外，其餘均為東部省份。

發展綠色經濟

只有大力發展綠色經濟，才能有效突破資源環境瓶頸制約，在經濟社會長遠發展中佔據主動和有利位置

伴隨著對傳統工業化和城市化模式所存在問題的不斷質疑，綠色理念的提出已經有五十多年。這是人類對自身生產、生活方式的反省。

1962年，美國人卡遜發表了《寂靜的春天》，對傳統工業文明造成環境破壞作了反思，引起各界對環境保護的重視。1972年，羅馬俱樂部發表了《增長的極限》，對西方工業化國家高消耗、高污染的增長模式的可持續性提出了嚴重質疑。

但在當時，綠色理念主要集中在污染的末端治理方面。1987年，世界環境和發展委員會發表《我們共同的未來》，強調通過新資源的開發和有效利用，提高現有資源的利用效率，同時降低污染排放；1989年，英國環境經濟學家皮爾斯等人在《綠色經濟藍圖》中首次提出了綠色經濟的概念，強調通過對資源環境產品和服務進行適當的估價，實現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統一，從而實現可持續發展。

近兩年，在實現經濟復甦和應對氣候變化的雙重壓力下，美國、歐盟、日本、韓國紛紛提出了綠色發展戰略，實施“綠色新政”，綠色經濟發展迅速，代表著國際經濟發展的新趨勢。中國同樣在作出發展戰略抉擇。

選擇現實需求

破解我國資源環境約束的必然要求。中國正處在工業化、城市化高速發展的階段。根據國際經驗，這一過程需要消耗大量的資源能源；只有人均收入達到一萬美元左右，人均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增速才會放緩，最後保持穩定或略有下降。中國資源總量雖然比較豐富，但人均資源佔有量低，水資源、耕地人均擁有量僅分別為世界平均水平的28%、43%，石油、天然氣人均儲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0%。同時，工業廢水、廢氣和固體廢棄物排放量保持較高的增長，給生態環境造成很大壓力。主要江河湖泊水質惡化；水土流失、荒漠化嚴重；大規模礦產資源開採造成土地沉陷，水位下降，植被破壞，等等；由於環境問題造成的損害群眾健康問題時有發生。擴大內需的必然要求。國際金融危機之後，全球經濟結構面臨著重大而深刻的調整，中國經濟增長高度依賴國際市場、投資率偏高、消費率偏低的格局必將難以持續，這就要求我們努力開拓國內市場，擴大內需，增強抵禦國際市場風險的能力。以節能環保產業為例，從國際經驗看，日本在上世紀70年代，節能環保投資約佔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33%左右，不僅有助於解決經濟起飛階段的資源環境問題，而且有效拉動了經濟增長。中國節能環保產業市場廣闊，2008年總產值即達1.55萬億元，就業人數達3700多萬人。據保守估計，未來三年，節能環保產業總產值可以翻一番。

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提高國際競爭力的必然要求。世界主要國家紛紛把新能源、新材料、生物醫藥、節能環保作為新一輪產業發展的重點，搶佔未來經濟發展制高點。與傳統產業相比，中國在若干新技術領域與發達國家的差距較小。如新能源，中國初步形成規模較大、體系相對完善的新能源產業，加上廣闊的市場前景，可望形成與發達國家相比具有成本優勢、與發展中國家相比具有技術優勢的獨特競爭力。大力發展綠色經濟，可以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在國際經濟技術競爭中贏得主動。

應對氣候變化的必然要求。中國政府高度重視應對氣候變化問題，制定並實施了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並承諾到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非化石能源佔一次能源消費的比重達到15%左右。要實現這一目標，必須大力調整經濟結構和能源結構，加快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使經濟發展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使經濟變“綠”。

產業著力點

綠色經濟以傳統產業升級改造為支撐，以發展綠色新興產業為導向，在保持經濟穩定增長的同時，促進技術創新，創造就業機會，降低經濟社會發展對資源能源的消耗及對生態環境的負面影響。

一是傳統產業升級改造。加強資源節約、環境保護技術的研發和引進消化，對重點行業、重點企業、重點項目以及重點工藝流程進行技術改造，提高資源生產效率，控制污染物和溫室氣體排放。制定更加嚴格的環境、安全、能耗、水耗、資源綜合利用技術標準，嚴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工業規模。依法關閉一批浪費資源、污染環境和不具備安全生產的落後產能。採用信息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

二是節能產業。據測算，我國技術可行、經濟合理的節能潛力超過4億噸標準煤，可帶動上萬億元投資。推動節能產業發展，一要加大節能關鍵和共性技術、裝備與部件研發和攻關力度，重點攻克低品位餘熱發電、高效節能電機、高性能隔熱材料、中低濃度瓦斯利用等量大面廣的節能技術和裝備。二要採取財政、稅收等措施，促進成熟的技術、裝備和產品的推廣應用，繼續實施“十大重點節能工程”、“節能產品惠民工程”等。三要創新機制，大力發展節能服務產業。

三是資源綜合利用產業。我國累計堆存工業固體廢棄物近70億噸，大量的廢舊資源沒有得到回收利用，隨著蓄積量的不斷增加，產業發展空間很大。一要組織開展共伴生礦產資源和大宗固體廢物綜合利用、“城市礦產”餐廚廢棄物資源化利用、秸稈綜合利用等循環經濟重點工程。二要大力推動再製造產業發展。三要加強再生資源回收體系建設，儘快建設完善以城市社區和鄉村分類回收站和專業回收為基礎、集散市場為核心、分類加工為目的的“三位一體”再生資源回收體系。四要推動再生資源國際大循環，增強國際再生資源的獲取能力。

四是新能源產業。新能源具有低碳清潔的特點，幾乎供應著世界電力的1/5。其中風能發電正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長，太陽能增速超過40%，有關機構預計，到2050年清潔能源佔一次能源結構的比重將達到32.2%。我國新能源發展潛力巨大，每年可再生能源資源可獲得量達73億噸標準煤，2008年在開發量不足5000萬噸標準煤，提升空間巨大。2008年我國新能源快速發展。太陽能集熱面積居世界首位；2009年風電裝機容量突破2000萬千瓦，已居世界第二位，在建規模達到1000萬千瓦；在建百萬千瓦級的核電機組已達19台；中國國內第一個兆瓦級大型太陽能光伏發電示範項目已經開展。生物質能利用也得到了較快發展。

五是環保產業。研究表明，環保投資對GDP的投資乘數約為1.4，預計“十二五”期間環保投資約為3.1萬億元，增加GDP約為4.34萬億元。一要加強水環境保護。加快城鎮污水處理廠及配套管網建設，推進重點領域水污染防治，推動嚴重缺水城鎮污水再生利用設施建設；二要加強大氣環境保護。深入推進燃煤電廠脫硫設施建設，加快推進重點耗能行業二氧化硫綜合整治；加快實施燃煤電廠和機動車氮氧化物控制示範工程；實施城市空氣清潔行動計劃；三要加強固體廢棄物處理設施建設。加快城鎮生活垃圾處理設施建設，推動垃圾焚燒發電場建設，大力推進污泥無害化處置和醫療廢物及危險廢物處理設施建設，加強重金屬污染綜合治理。

此外，綠色經濟還包括大力發展電子技術、生物、航空航天、新材料、海洋等戰略性新興產業。

政策措施

完善政策體系，健全激勵機制。進一步推進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落實好成品油價格和稅費改革方案，完善天然氣價格形成機制。繼續實行差別電價、脫硫電價、煤層氣發電電價附加、餘熱余壓發電上網等政策，完善可再生能源發電電價管理和費用分攤機制。落實健全污水垃圾處理費徵收和使用管理，提高重金屬污染物排污費繳納標準。推進建立生態環境補償機制。完善礦產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加大稅收、金融對綠色經濟的支持力度。加強規劃指導，落實工作責任。中國“十一五”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規劃綱要中首次將節能減排作為約束性指標列入規劃，確定了多項節能減排、環境保護重大工程及淘汰落後產能目標，並實行了嚴格的節能減排分省考核制度。通過各方面的共同努力，2006～2009年，我國單位GDP能耗已累計降低14.38%，二氧化硫、化學需氧量排放量分別下降13.14%和9.66%。實踐證明，制定科學全面，針對性、操作性強的規劃，符合中國國情，取得了明顯成效。同時，在編製“十二五”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規劃綱要時，要把發展綠色經濟作為重要內容加以突出。進一步明確指導思想、發展目標、主要措施。同時，要抓緊研究編製“十二五”以至更長時期的發展綠色經濟、節能減排、生態環保、發展新能源等專項中長期規劃。在實際工作中要進一步明確各級政府在節能減排等方面的責任、考核評價體系，加大監督檢查力度，使各項工作落到實處。

突出自主創新，強化科技支撐。加強技術創新體系和能力建設，突破核心關鍵技術瓶頸，保護知識產權。在提高能效、煤炭清潔利用、污染綜合治理、新能源、生物、航空航天、新材料等領域，攻克一批關鍵和共性技術。加快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示範，加大先進成果和技術的推廣應用。積極引進、消化、吸收國際先進技術。

加大資金投入，實施重點工程。加大各級財政對綠色經濟的支持力度，加快推進“十大節能工程”、資源循環利用工程、大規模環保治理工程建設，支持水電、核能、風能、太陽能等加快發展，大力推廣高效節能環保產品，推行清潔生產和技術改造，積極構建綠色建築、綠色交通體系，形成對綠色經濟最直接、最有效的需求拉動。

完善服務體系，優化市場環境。推廣合同能源管理新機制，探索多種實現模式。鼓勵BOT等多種建設營運模式。開展煙氣脫硫特許經營試點，規範城鎮污水垃圾處理特許經營。完善准入標準，打破地方保護，為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

加強宣傳教育，倡導綠色消費。加強資源環境國情教育，倡導綠色消費、適度消費理念。積極推行能效、環境標識制度，提高消費者綠色消費力。

發展綠色經濟既是一場攻堅戰，也是一場持久戰。要把發展綠色經濟作為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發展方式的重要抓手，促進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

發展方式轉變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對以綠色發展為核心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顯得尤為日益迫切。據資料顯示，2009年我們人均GDP是3700美元左右，2001年中國人均GDP超過1千美元，從1千美元到將近4千美元我們只用了8年時間，在未來十年左右，中國人均GDP按照不變價加上匯率升值，加上價格指數，有可能在2020年之前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經濟增量是位居世界第一，有可能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那麼如果我們不及時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走綠色發展道路，我們的資源承載能力、生態環境容量將無法支持這種高速增長。也正因為如此，我們從自身實際出發，借鑒國際經驗，把可持續發展作為國家戰略，把建設節約資源、環境友好型社會作為重大任務，把節能減排作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約束性指標，而且公布了節能減排綜合性工作方案和應對氣候變化的國家方案，力促經濟可持續發展。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是李克強“推動綠色發展”的重要路徑。去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把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作為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要目標和戰略舉措，強化節能減排目標責任制，開展低碳經濟試點，加強生態保護和環境治理，可以說繪就了“推動綠色發展”的路線圖。不僅如此，我們還要注重推動生產、流通、分配、消費和建設等各個領域的節能增效，更加註重保護生態環境，牢固樹立生態文明理念，把節約文化、環境道德納入社會運行的公序良俗，大力倡導綠色消費，使“推動綠色發展”成為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真正動力。

2050實現中國綠色現代化

2050年中國應該是一個什麼樣的現代化？簡單來說，就應該是綠色現代化。20多年前，也就是1987年的時候鄧小平家，他的偉大性就體現在能夠提出這樣既有長期宏偉目標又有腳踏實地精神的長期戰略。當時鄧小平就談到，“到本世紀末(指20世紀末)，中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將達到八百至一千美元，看來一千美元是有希望的……那時人口是十二億至十二億五千萬，國民生產總值就是一萬至一萬二千億美元了”。這段話的重要含義在於，我國領導人第一次使用了“國民生產總值”或者“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這樣的專業化語言去描述中國的發展階段和國家目標。另外值得指出的是，當時鄧小平同志是在沒有任何經濟學家或專家給他提供科學研究依據和參考的情況下提出這些設想的！給出了中國現代化的路線圖，簡稱為到2050年的“三步走”戰略。

鄧小平的這個中國夢是一個偉大的夢，是一條富民強國之路，既有相當的務實主義，又具有相當的理想主義。從他提出的前兩步走設想來看，1987年中國提前實現了1990年的目標，1995年中國又提前實現了2000年的目標。

“綠色中國”的建設是中國在參與討論“國家主體功能區規劃（2009—2020）”時所涉及的。事實上“綠色中國”的建設不止是到2020年，而應該一直持續到2050年。

中國“綠色現代化”三步走的戰略：

第一步，2006年到2020年是中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根據黨的十六大、十七大報告所確定的戰略目標，這一時期需要將中國納入科學發展軌道。這也是我國減緩二氧化碳排放和適應氣候變化的階段，我們希望中國爭取能夠在2020年前後實現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最高峰。為實現這一目標，中國需要在“十二五”和“十三五”時期大大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長速度，也就是說從高增長變成低增長，甚至零增長。

第二步，2020年到2030年是提前實現小平同志提出的“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目標的重要時期。這一時期我國也應該進入到二氧化碳大規模減排階段，力爭將2030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降到2005年的水平，這個減排比例即使在全世界來看也還是比較高的。

第三步，2030年到2050年是中國實現發達國家現代化水平的重要階段。這個階段中國需要實現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進一步大幅下降，並且與世界同步。根據世界的減排路線圖，全球205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將減少到相當於1990年水平的一半，因此中國也應該將自己2050年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削減到1990年一半的水平。

2000年，時任中國國家主席的江澤民同志簽署了聯合國MDG目標（千年發展目標）。MDG就是到2015年使得全球絕對貧困人口比例要比1990年減少一半。可以說中國已經能夠在2015年之前提前實現這個目標。在哥本哈根會議上，中國對全球做出了減排承諾，可以預計中國也會提前實現上述那些減排目標。

綠色發展行動：它是指從我做起，帶動家庭，推動社會，改變以往不恰當的生活方式與消費模式，重新創造一種有利於保護環境、節約資源、保護生態平衡的生活方式與行動，是道德高尚、行為文明的體現。相關活動：地球一小時Earth Hour。

"地球一小時"是WWF（世界自然基金會）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所提出的一項倡議。過量二氧化碳排放導致的氣候變化2008年已經極大地威脅到地球上人類的生存。我們只有通過改變全球民眾對於二氧化碳排放的態度，才能減輕這一威脅對我們造成的影響。

中國共產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強調要堅持把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著力點，加大生態和環境保護力度，提高生態文明水平，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綠色發展指數年度報告的研究在國內尚屬首次，填補了中國在這方面的研究空白，使中國能夠有根據地參加關於這一問題的國際對話，有助於提高全民的綠色發展自覺，具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背景

全球氣候變化已經是不爭的事實，成為21世紀人類發展最大的挑戰之一。所謂氣候變化是指由於人類活動排放溫室氣體造成大氣成分的變化，引起以變暖為主要特徵的全球氣候變化。這一人為因素主要是1750年工業革命以來的經濟活動引起的，如化石燃料的燃燒、土地利用的變化。

隨著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能源的使用和二氧化碳的排放也在急劇增加。自1750年以來，全球累計排放1.1萬億噸二氧化碳，其中發達國家排放佔80%，美國佔26.9%居首位，而中國也已經居第二位，佔8.2%。1950—2002年期間，中國的二氧化碳累計排放量佔世界同期的9.33%，仍居世界第二位。由此可知，不只是美國負有減排的第一大歷史責任，同樣即使人均排放量仍然很少的中國也已經負有第二大歷史責任。並且根據最新估計，中國已經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二氧化碳年排放量的第一大國。因此，隨著氣候變化影響的加劇，中國也已經面臨來自世界的越來越多的減排壓力。

實際上本文需要指出的很重要一點是，中國的節能減排不僅僅是出於對國際壓力的反應，而是有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內在要求。從可持續發展到科學發展再到提出的綠色發展，這體現了中國人發展理念的創新，甚至也可以說是對世界的發展理念的貢獻。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和節能減排對中國來說是一個很巨大的挑戰，但同時又是一個契機，中國需要把握住這次發動甚至領導“綠色工業革命”的機會，走出一條綠色發展之路。

2012年10月11日，商務部副部長王超表示，當前綠色發展已大勢所趨，投資促進工作要做好節能環保、服務業等重點產業領域的工作。當前綠色發展已大勢所趨，新形勢下，投資促進工作要為實現我國經濟平衡、協調、可持續發展的大局服務，必須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

綠色工業革命興起

一方面可以說氣候變化是人類目前共同面對的最大挑戰，但另一方面如果從積極的角度來看，這也將是人類迄今為止的最大的一次發展機遇，我們稱之為“綠色工業革命的興起”。那麼這次“綠色工業革命”和前幾次工業革命有什麼不同？可以說最大的不同之處，就在於之前的歷次工業革命都是依賴於化石能源，因此在經濟總產出增長的同時，二氧化碳排放也在增加。而綠色工業革命的實質是人類第一次實現工業或者經濟總產出提高的同時碳排放下降，甚至是“脫鉤”。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也包括核能的使用。

回顧1750年以來全球的現代化發展歷程，世界上至少已經形成了三次工業革命。

第一次是英國領導的蒸汽機革命，正是在這個過程之中啟動了人類的第一次工業化、現代化。而中國恰恰在這個時期沉溺於清王朝盛世中，而且的確這也正是中國農業文明、農業經濟、農業社會的巔峰時期。但是，我們失去了第一次向工業文明、工業經濟、工業社會轉型的機會。

第二次是美國領導的鐵路革命、鋼鐵革命、電力革命以及化石能源(石油)革命。但是

這也促進了二氧化碳的排放，而且是大規模的排放。中國同樣也在這場革命中失去了機遇。

第三次工業革命就是信息革命，主要發生在20世紀的下半葉。在這場革命過程中，其實中國一開始是落伍者、邊緣化者(Marginalized)。也正是在這場革命日益蓬勃發展的過程中，中國領導人鄧小平意識到了世界新技術的革命，並且打開國門開始改革開放，才使得我們抓住了最後的機會。由此中國開始從落伍者變成了追趕者，從信息與通訊技術的邊緣化者很快成為了積極採用者、進而成為世界最大的用戶國、生產國和出口國。當然我們也希望能夠為一個新的技術創新國。

以上是三次工業革命中中國的不同表現。另外如果從中國GDP佔世界比重的變化角度可以更清楚地看出這一過程，如表1所示。在1820年第一次工業革命發展初期的時候，中國正處於農業社會發展的頂峰。此時中國GDP佔世界的比重將近1/3，達到了32.9%，而此時英國的GDP只相當於中國的15.81%。到了1870年，英國基本完成了第一次工業革命，它的GDP佔世界比重已經上升到了9.1%，而中國則迅速下降到了17.2%。之後世界進入了第二次工業革命，美國開始迅速崛起。1870年美國的GDP相當於中國的大約一半，而到了1950年已經相當於中國的6倍。並且1950年的時候中國GDP佔世界的比重也降至歷史的最低點，僅有4.5%。而從改革開放后，中國開始主動應對現代化的挑戰並積極地追趕，於是中國的GDP佔世界比重也從1980年的5.2%迅速上升到了2006年的16.78%，也迅速縮小了與美國之間的相對差距。

這三次工業革命的歷程告訴我們，必須順應世界發展浩浩蕩蕩的潮流。當世界潮流來臨之前或者是來臨之中，我們必須要對外開放，積極地迎接並參與。當前的第四次工業革命——“綠色工業革命”更是如此。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看這是一場新的思想解放運動。30年前鄧小平同志發動的思想解放運動使中國脫離了計劃經濟時期的傳統體制和觀念，而這一次我們實際上是要擺脫傳統的發展模式和觀念，來主動地參與第四次工業革命。而這次綠色革命最大的創新點也是與前幾次工業革命最大的區別，就是要使得經濟增長和二氧化碳排放“脫鉤”，即經濟發展的同時二氧化碳的排放並不隨之增加。具體來說，綠色革命也伴隨著綠色能源、綠色製造業、綠色消費以及綠色住宅，等等。因此儘管中國因氣候變化問題面臨前所未有的國際壓力和挑戰，但是這同時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

今天我們回過頭來看人類歷史上的歷次工業革命，有助於我們更加清晰地理解當前所面臨的形勢。因此實際上歷史已經不允許我們再犯過去那樣的錯誤，未來更不允許我們犯這樣的錯誤。因為在經濟全球化和國際競爭面前，任何一個國家都會不進則退，甚至進慢了也是退。我們要有強烈的危機意識，要把挑戰轉化為機遇。這就是現在的全球背景，第四次工業革命——綠色工業革命即將來臨。

中國發展模式轉變

在討論全球氣候變化與中國綠色發展的時候，其實我們不僅僅是對國際社會做出承諾，更重要的是中國自己需要去主動減排。實際上這是出於中國自身的利益，而不只是迫於國際上的壓力。這也涉及中國發展的一個基本問題，就是我們要發展什麼樣的現代化？過去總是強調“發展才是硬道理”，但是盲目地追求發展還會產生“發展悖論”。這就需要認識清楚什麼是中國自身的核心利益，首先也需要討論一下中國的自然國情

（一）中國的“自然國情”

對於中國自然國情的認識並非一開始就具備。1991年中國科學院地學部第一次對中國的“災害國情”做了一個描述，作者本人也參與了。當時的提法就是中國是世界上一個人口眾多、地域遼闊、發展不平衡、自然資源相對緊缺、生態環境相當脆弱、自然災害發生極為頻繁、影響損失巨大的國家。這是當時我國科學家的共識，但還不是社會共識，更不是政治共識。

當受到了自然界的嚴重懲罰之後，這個共識才逐漸形成。在我國受到南方雨雪災害、汶川地震等一系列自然災害之後，我們才形成了對自然災害國情的政治共識。胡錦濤同志在全國抗震救災總結表彰大會上談到的一個核心觀點就是重新認識中國的自然國情：“我國是世界上自然災害最為嚴重的國家之一，災害種類多、分佈地域廣、發生頻率高、造成損失重。我們要深刻認識這一基本國情。”①其實當胡錦濤講這句話的時候，新中國已經建國快60年了。這段話並不是在新中國建國時1949年由毛澤東提出的，也就是說我們花了很長時間才認識到這一點。

其實通過數據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國已經是受到全球氣候變化影響受災人口最多的國家。從1990年到2007年，全世界因為氣候變化引起的自然災害受災人口平均每年大約2.1億人，而中國佔到了其中的1.1億人，相當於全世界受災人口的52.4%，這是一個最重要的基本國情。正是這個基本國情告訴我們，中國本身是氣候變化最大的受害者。儘管在溫室氣體的製造和排放上中國是後來者，但是我們的受害卻是最嚴重的。

另外從災害造成的糧食減產量來看，在上個世紀50年代全國每年因災害造成的直接糧食減產是380萬噸，相當於當時每年糧食總產量的2.1%。到了上個世紀90年代平均每年的直接糧食減產就達到了3 290萬噸，相當於同時期年均糧食總產量的7.0%，因此我們可以視自然災害為當前對糧食和農業的最大威脅。

再從災害的直接經濟損失來看，從上個世紀90年代初開始我國每年災害直接經濟損失佔GDP的比重就已經是相當高了。後來由於我國GDP規模迅速增大，所以這個比重有所下降，但是損失的絕對數還是在大幅度上升。例如，僅2008年的南方雪災就造成了1 561億元的直接經濟損失。隨著經濟的發展，單位土地面積上的GDP越來越多，單位土地面積的糧食產量也在提高，因此災害造成的損失也越來越大。此外，災害經濟損失占當年新增GDP的比例同樣也很高。作者本人曾經直接參與了“國家綜合減災防災‘十一五’規劃”，裡面規定得很清楚，要求災害直接經濟損失佔GDP的比重要小於1.5%，但是最近兩年的實際情況已經超過了這個比例。

另外，以上列出的損失指的只是直接經濟損失，並沒有包含人員的傷亡數。實際上人的生命的價值是無法衡量的。因此我們也提出在“十二五”規劃中應該有“兩個明顯減少”，第一是直接經濟損失佔GDP的比重明顯減少，第二就是人員的傷亡數要明顯減少。

（二）中國發展模式的轉變

1995年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制定“九五”規劃的時候，首次明確提出要轉變中國的經濟增長方式。如果回溯一下從那以來我國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

努力是先成功后逆轉。在“九五”時期(1996—2000年)，儘管遇到了亞洲金融危機和內需不足的影響，我國仍保持了8.63%的經濟增長率，而且現在看來這也是比較符合中國長期增長潛力的一個數字。而這個時期一個很好的現象是我國實現了能源消費的低增長，只有年均1.10%，從而使得能源彈性係數非常低。這一時期經濟每增長一個百分點，能源消耗的增長只有0.127個百分點，因此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之間有所“脫鉤”。最重要的是，這個階段我國的二氧化碳排放絕對量在下降，年平均下降2.85%，這是改革開放以來的首次。所以由此我們可以判斷，“九五”時期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的確得到了轉變。

然而很可惜的是在“十五”規劃中，節能減排沒有得到很好的強調，並且也沒有作為一個重要的指標提出來。因此在2002年以後，中國經濟開始新一輪高增長的同時能源消耗也出現了急劇的增加。如表2右邊一欄數據所示，從2001到2008年，中國年均經濟增長率與前一個階段(1996—2000年)相比只提高了1.6個百分點，但是資源代價和污染代價都是巨大的，例如能源消費的增長率就比前一階段提高了8.3個百分點，達到9.4%。因此我們稱之為“高代價的高增長”。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經濟發展的“凈福利”應該等於名義GDP減去各類損失，如果按照這個標準來衡量的話，我國在這一階段的“高增長”其實是得不償失。

中國所遇到的基本問題不是“要不要發展”，而是如何“科學發展、綠色發展”。針對“十五”時期我國發展模式的逆轉，2005年10月份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首次做出獨立的第三方評估，尖銳地批評了“十五”規劃期間沒實現節能減排，也沒能很好地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這份報告當時給國務院主要領導同志留下了深刻印象。針對“十五”規劃期間的兩個突出問題——二氧化碳排放增加和單位GDP能耗上升，本屆政府在“十一五”規劃中明確提出了節能減排的定量指標，並且首次將其作為政府的約束性指標，通過法定程序在2006年由全國人大通過並正式開始實施。

過去30多年我國創造了輝煌的經濟奇迹，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取得這些經濟成就很關鍵的一個前提條件是我們在這一時期成功地創造和維持了30多年的國際和平環境。假如我們未來想要進一步發展現代化，則必須繼續構築新的國際和平環境，而這個國際和平環境本質上就已經需要中國能夠為全球提供公共產品，穩定全球氣候變化，推動全球減排。這既是中國的機會，也是中國的責任。這就是我們今天討論“十二五”規劃時重要的國際和國內背景。

十三五綱要提出 堅持綠色發展，著力改善生態環境

堅持綠色富國、綠色惠民，為人民提供更多優質生態產品，推動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協同推進人民富裕、國家富強、中國美麗。

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有度有序利用自然，調整優化空間結構，劃定農業空間和生態空間保護紅線，構建科學合理的城市化格局、農業發展格局、生態安全格局、自然岸線格局。設立統一規範的國家生態文明試驗區。

根據資源環境承載力調節城市規模，依託山水地貌優化城市形態和功能，實行綠色規劃、設計、施工標準。

支持綠色清潔生產，推進傳統製造業綠色改造，推動建立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產業體系，鼓勵企業工藝技術裝備更新改造。發展綠色金融，設立綠色發展基金。

加強資源環境國情和生態價值觀教育，培養公民環境意識，推動全社會形成綠色消費自覺。

未來，環境保護部將繼續堅持走科學發展和生態文明的道路，以促進經濟發展方式加速轉變為核心，按照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要求，培育壯大綠色經濟，著力從5個方面推動綠色發展:

一是促進經濟發展方式加速轉變，積極培育以低碳排放為特徵的新的經濟增長點，關注調整改造傳統產業和發展新能源、節能環保等新興產業，注重推動生產、流通、分配、消費和建設等環節的節能增效，加強保護生態環境。

二是建立和完善有利於綠色發展的體制機制，積極研究綠色投資政策，促進重點產業的綠色化生產，從再生產全過程制定環境經濟政策，推動資源性產品的價格改革，建立相應的統計、跟蹤和評價機制，科學預測綠色發展趨勢，為更好地制定綠色發展相關政策提供有效支持。

三是加快建立綠色技術創新體系。促進綠色發展，綠色技術是支撐。環保部門將對綠色技術發展給予一定的資金和政策扶持，促進綠色生產技術開發示範，進一步加快環境友好型技術的產業化進程，為推動綠色發展提供相應的技術支撐。

四是牢固樹立生態文明理念，大力倡導綠色消費，把節約文化、環境道德納入社會運行的公序良俗，把資源承載能力、生態環境容量作為經濟活動的重要條件，引導公眾自覺選擇節約環保、低碳排放的消費模式。

五是加強國際合作交流，創新合作方式，加強科學研究，促進產學研結合，增強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積極學習借鑒國際先進理念，充分利用已有實踐成果，積極宣傳相關經驗做法，促進有助於綠色增長的環保技術轉讓，共同研發新的綠色技術。

2012綠色發展指數報告發布38個城市綠色體檢

《2012中國綠色發展指數報告區域比較》首次把統計分析和民眾的主觀感受相結合，特別增加了城市綠色發展公眾滿意度調查。調查了解民眾對所居城市環境、基礎設施、政府綠色行動的綜合評價。在38個重點城市的公眾滿意度調查中，克拉瑪依、銀川、西寧、廈門、杭州、重慶、成都、珠海、青島、寧波排前10位，合肥、長沙、呼和浩特、武漢、蘭州列后5位。民眾對當前城市綠色發展的總體狀況持肯定態度。

2006年，《環境保護》刊文，指出中國經濟發展要實現綠色轉變，就必須制訂國家綠色發展戰略規劃的構想；

2006年，《科學管理研究》刊文，通過分析綠色發展指數與經濟發展水平的關係，建立了綠色發展指標體系；

2015年，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將綠色發展與創新、協調、開放、共享等發展理念共同構成五大發展理念；

2017年，中共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加快建立綠色生產和消費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導向，建立健全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經濟體系。

2018年，《Sustainability》刊文，首次繪製了中外綠色發展知識圖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