惲雨棠

惲雨棠（1902―1931），江蘇武進人。1919年進入上海商務印書館工作，1923年底經商務印書館黨支部書記董亦湘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從事工人運動和反帝鬥爭。1929年在上海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 《紅旗》雜誌發行部主任。1930年8月任上海市罷工委員會主席。

五卅運動爆發后，惲雨棠按黨組織要求，扛著長凳沿南京路演講，宣傳鼓動群眾聲討帝國主義罪行，他聲若洪鐘，辭采煥然，激發了人們愛國反帝的政治熱情和民族自尊心。

1925年8月22日，商務印書館工人在工會領導下發動大罷工，重振五卅運動后漸趨低落的上海工人運動。陳雲、惲雨棠是發行所罷工重要領導人。惲雨棠負責起草發行所《職工會宣言》和《罷工宣言》。《職工會宣言》以質樸無華的筆調，細膩、準確地描述了工人貧敝凄慘的境遇，被遠東通訊社播發，又被《申報》轉載。《罷工宣言》號召大家再不做牛馬、再不當奴隸了，喊出了被壓在社會最底層的人們的心聲。《罷工宣言》膾炙人口，甚至當時的發行所所長李拔可閱畢，也感動得流下了同情的眼淚。這篇宣言成為中國職工運動史上的重要文獻。

在黨的領導和社會各界支持下，1925年8月27日，商務印書館資方不得不退讓，同意主要復工條件，在協議書上籤了字。商務印書館工人第一次罷工勝利結束。在這場鬥爭中，惲雨棠歷任臨時委員、聯絡員、對資談判“條件研究委員會”委員等，始終站在罷工最前列，再次經受了革命運動的洗禮，增長了開展革命工作的才幹和經驗。

1925年秋，惲雨棠受黨委派到黃埔軍官學校學習，10月底又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他主要攻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方面有了長足進步，英文、俄文水平也不斷提高。1927年初，因國內鬥爭形勢發展的需要，惲雨棠提前隨共產國際代表回國，返回闊別已久的家鄉，在中共武進縣委領導下開展工作。大革命失敗后，為保存革命力量，黨把一批青年幹部撤往蘇聯，1927年深秋，惲雨棠再次成為中山大學的學生。

惲雨棠珍惜黨組織提供的學習機會，以高度的政治熱情，不懈努力，學習和鑽研馬列理論。他主動承擔學校壁報工作，把蘇聯《真理報》的重要信息及時翻譯成中文，在壁報上刊出。

隨著蘇聯共產黨內部矛盾和鬥爭的尖銳化，中山大學內部政治形勢日趨複雜和嚴峻，正常的學習和生活秩序難以為繼。1928年春，王明別有用心製造所謂“江浙同鄉會反黨小集團”事件，借學校支部局之手隨意排擠、迫害同志。為人耿直的惲雨棠忍無可忍，同情無辜橫遭打擊的同學，抨擊指鹿為馬、肆意整人行為，結果冒犯了王明等人，被誣為“江浙同鄉會”重要“反黨分子”。1929年6月，又被誣為托洛茨基反對派嫌疑分子而受到黨內處分，暑假后被遣送回國，秘密抵滬。

惲雨棠按約向黨中央報到，參加了中央組織部為回國留蘇學生開辦的短期幹部訓練班。在一個多月的學習中，惲雨棠認真聽課，踴躍發言，成績名列前茅。結業后被分配在黨中央宣傳部所屬的《紅旗》報經理部，擔任發行部主任。

除《紅旗》報有關工作外，惲雨棠還滿腔熱情地從事創作和翻譯，為革命文學推波助瀾。從1929年底到1930年，惲雨棠連續3期發表譯文《柴霍甫的革命性》、《蘇俄文藝概論》等，介紹俄國大革命前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革命文學，推動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反擊國民黨的文化“圍剿”。

惲雨棠受到王明等人的排擠，但他從不屈服，在黨內始終保持剛直不阿、無私無畏的品德，仗義直言，不向邪惡低頭。1930年4月，惲代英被錯誤地扣上“機會主義”帽子，貶任滬東區委書記，惲雨棠旗幟鮮明地支持惲代英，替他向黨組織申辯，並建議應根據實際情況，安排惲代英到蘇聯一邊養病一邊學習，但沒有奏效。1930年5月6日，患深度近視的惲代英在搞工人運動時被捕。消息傳來，惲雨棠悲恨交集，默默無語。

惲代英式的不公平遭遇竟又降落在惲雨棠頭上。王明來到中央宣傳部，挾怨報復，借口發行部工作不力，建議將惲雨棠撤職。惲雨棠夫婦一起被下放到閘北區委。

1936年6月，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錯誤在黨中央占統治地位，無視敵我力量對比，教條主義地照搬別國革命模式，組織中心城市的總同盟罷工和武裝起義。8月10日，上海市政總工會成立，惲雨棠經區委安排擔任主席。9月15日，全上海黃包車夫代表大會召開，成立黃包車夫總罷工委員會，惲雨棠被任命為主席。

為發動和組織黃包車夫罷工鬥爭，惲雨棠身體力行，深入群眾。他脫下長衫，穿起敞胸的藍布短衣，不畏風雨酷熱地在馬路上奔跑拉車，跟車夫們混在一起。車夫們看到這位身材高大的主席，滿面風塵刻礪的痕迹，一身污漬汗膩，不禁分外親近。聽他講革命和鬥爭的道理，明白曉暢，頭頭是道，直說到人的心坎上。

當時，受“左”傾錯誤思想指導的黨組織輕率下令立即組織全市12萬車夫“閱兵式”示威罷工，並在《紅旗日報》上連續發表文章和社論，缺乏根據地對形勢作極為樂觀的估計，說“人力車工人的實力比手榴彈機關槍還有用”，並將罷工時間、大致路線等都公佈於眾，使敵人預先有了準備。作為罷工的領導人，惲雨棠對形勢的認識很清楚，對“左”的亂指揮很反感。罷工委員會剛剛成立，黨在黃包車夫中基礎又非常薄弱，倉促間硬行組織十多萬人罷工遊行，其後果可想而知。惲雨棠面臨著兩難境地的選擇，要麼是執行“左”傾錯誤以身殉職，要麼抵制錯誤準備開除出黨。惲雨棠選擇了服從組織。“雙十節”前後的幾次示威遭到反動派鎮壓，沒能形成規模。黨的個別領導人在《紅旗日報》上撰文分析失敗原因時，片面強調主觀因素，指責“有些領袖臨時動搖，不能堅決領導工友與帝國主義國民黨資本家作勇敢決死的鬥爭。”對誤解和批評，惲雨棠只有苦笑。但他堅信，自己對革命的赤誠之心總有一天能昭示天下。

1930年秋，惲雨棠被任命為中共南京市委書記。這是南京革命史上最危難的時期之一。在“南京搞暴動”的指令下，黨的力量過早暴露，黨組織六次慘遭破壞，幾乎陷於停頓；7月至10月間，南京210名黨員被捕犧牲近半。惲雨棠了解到情況嚴峻，沒有二話，無條件服從組織決定，立即走馬上任。臨行前，妻子李文剛在醫院分娩下一個女兒。為了黨的工作，夫婦倆毅然將剛剛降臨人世的嬰兒送進了育嬰堂(全國解放后，經多方尋覓，孩子下落不明)。李文請求隨行赴寧，惲雨棠百般勸說，叫她暫時留在上海。其實，惲雨棠情知此一行好比闖人間地獄，肯定凶多吉少，不忍連累妻子。

惲雨棠來到南京，立即著手恢復地下黨組織。1930年12月3日，南京市委向江蘇省委報告說：南京黨團支部已恢復到14個。省委對南京“市委領導一部分同志在極端困苦和複雜的條件之下，還能保障和恢復一部分黨及群眾組織”的成績給予了充分肯定。

1931年1月中旬，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結束后，惲雨棠因彙報工作由寧返滬。由於交通員唐虞的出賣，惲雨棠和李文在新閘路福康里623號住所同時被捕，押往新閘捕房。敵人搜出了手槍和俄文版共產主義書籍，夫婦倆身份暴露。租界當局於22日將他們引渡到上海公安局。26日，他們又被移解到淞滬警備司令部看守所，同“東方旅社”事件中被捕的林育南等關在一起。

1931年2月7日，是農曆臘月廿日。再有十天就是春節了，上海龍華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看守所里，籠罩著一層異樣的肅殺氛圍，敵人決定對一批共產黨員下毒手了。

夜色濃濃，看守所里突然一陣忙亂。在連續不斷的鐵門開合、鐵鐐撞擊聲中，惲雨棠和李文等24名共產黨員被押出牢房，解往荒地刑場。面對國民黨士兵黑洞洞的槍口，惲雨棠、李文等革命志士無所畏懼，高呼“打倒國民黨反動派”、“中國共產黨萬歲”等口號。罪惡的槍聲響了，惲雨棠、李文等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獻出了年輕的生命。

犧牲時，惲雨棠年僅29歲，李文21歲而且有孕在身。為了革命，一對忠貞的革命者拋棄了正常人的物質享受，不計名利，不惜性命，真正地把全身心獻給了人民解放的事業。他們永生在後人心中，人們將世世代代銘記這些純粹的共產主義者的業績和風範。

1930年秋的南京，白色恐怖為全國之最，我黨地下組織先後遭到六次大破壞，好幾任市委書記犧牲在敵人的屠刀下。就在這時，惲雨棠臨危受命，毅然出任中共南京市委書記。

惲雨棠跟夫人李文結合於大革命失敗后的黃浦江畔。兩人互敬互愛，感情甚篤。惲雨棠是陳雲的入黨介紹人，搞過工運，兩次去蘇聯學習。李文聰慧、率真，搞過農運，早在江蘇武進老家時就多次下鄉發動農民抗租。他們不期而遇，心心相印，最終走到了一起。兩個青年共同追求著一樣的真理和理想。

1931年1月21日中午，因叛徒出賣，回上海開會的惲雨棠與李文在上海新閘路福康里623號雙雙被捕。敵人在他們家中搜出了手槍和俄文版的革命書籍，真實身份不幸暴露。

2月7日晚，惲雨棠身穿長衫，腳下拖著沉重鐐銬，從容走出牢房。走在他身邊的是同樣安詳的李文。李文一臉幸福，緊緊依偎，深情挽著丈夫的臂膀，最後一次並肩前行。

上海龍華塔下，凄厲的槍聲響了，年紀輕輕的惲雨棠和李文一起倒在雪地上。其實，那一晚，跟他們一起猝然離去的還有他們的孩子。

他們的孩子尚未出世。

他們的孩子還在李文腹中。

敵人明知道李文正懷孕待產，但還是將她和惲雨棠一起推上了上海淞滬警備司令部的刑場！

漆黑的刑場，白白的雪地，殷紅的鮮血，見證著一對革命夫妻的光輝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