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盛言宜

唐韓愈關於作者道德修養與文辭關係的論斷。韓愈在《答李翊書》中說：“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長短與聲之高下者畢宜。”氣盛指作者道德修養達到很高的境界。他認為，只要氣盛，則發言、著文，無論言之長短，聲之高下，都會是適宜的。韓愈把氣與言的關係同水與浮物相比，缺乏科學的必然性，但他強調侮辱入觀方面的道德修養對言辭文章的決定作用，還是合理的。韓愈的這個論點，源於孟子的養氣說，孟子說：“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配義與道”（《孟子·公孫丑》）。這對韓愈重氣思想是有啟發的，但孟子並未論及氣與文的關係。後來，曹丕提出“文以氣為主”，認為文學創作決定於氣，文氣說由此形成。以後，劉勰、鍾嶸都論述了文氣，韓愈繼承了他們的文氣理論並加以發揮，擴大了文氣說的影響，為古文創作理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韓愈的氣盛言宜說，又是儒家的德行為文章之本的傳統觀點的發揮及運用。韓愈認為道德修養是“實”，文是“實”的外部表現。他強調“養其根而竢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答李翊書》）。韓愈的氣盛言宜說重視作者的道德人格，重視文章的思想內容，是應該肯定的。但重道輕文的傾向，則不利於文學的發展。韓愈由孟子“養氣”說引申出“氣盛言宜”論，其本人詩文之盛氣則源於其道德、學識之“養”。

南宋理學成熟，民族矛盾尖銳，以“氣”振發人心極為迫切，辛棄疾遂再倡“養氣”說。“氣”既見於其政論，又見於其詞作，扛鼎的筆力來自胸中盛氣，辛棄疾以盛氣使詞，詞中自見其不凡之氣。而歷代之論韓、辛，頗見相近之評價，從韓“氣盛言宜”到辛“以氣使詞”，可看到他們共有的沉雄奇險、骨力怒張，一改傳統儒家的“中和”之音，這又與兩人的遭遇、個性、才力、學識以及藝術上求新求變的思想有關。韓詩狠重奇險為唐詩之一變，辛詞自險至奇更在詞壇別立一宗。

元代大學問家郝經繼承發展了韓愈的氣盛言宜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