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釋漩渦

在同一個（或同一批）解釋者的同一次解釋努力中，使用了不同的元語言集合，這些元語言集合產生完全相反的意義，但同樣有效且不能相互取消，這種同層次元語言衝突成為“解釋漩渦”。

元語言就是符碼的集合。

元語言是文本完成意義表達的關鍵：意義就是“可翻譯性”，意義的存在條件，在於可以用別的語言解釋。而任何“翻譯”，不管是翻譯成外語，還是翻譯成“解釋語言”，都必須依靠各種元語言，依靠能使文本在闡釋活動中顯現為意義的一套規則集合。闡釋者使用不同的元語言集合，就會得出不同的意義，反過來說，闡釋者得出不同理解，原因就在於使用不同的元語言集合。不同的闡釋者完全可以採用不同的元語言集合，這就是為什麼同一文本能產生無窮的歧義；同一個闡釋者也可以前後使用不同的元語言集合，這樣他的理解就會先後不同，他改變了對文本原先的理解。

許多雙關語、字謎、幽默，包含了對象語與元語言的對立。辛棄疾詞“如今識得愁滋味，欲說還休，欲說還休，卻道天冷好個秋”；罵人話“你還知道‘羞恥’兩個字怎麼寫嗎？”，都從對象語突然跳入元語言（字的寫法）。但是這裡沒有闡釋漩渦，因為兩者不在一個層次上，實際上並不衝突，文本只是利用元語言形成一個異層次委婉語。

闡釋漩渦也不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造成的，不同的闡釋主體堅持各自的立場，不會發生元語言衝突。只有當兩套是非標準出現在同一個闡釋行為之中，出現在同一個（同一批）闡釋者心裡，才會產生闡釋漩渦。

即使在同一闡釋活動中，上文討論的諸種元語言因素合成一個集合時，很有可能協同產生一個意義。例如：作者名“杜甫”，讓闡釋者將《秋興八首》放在杜詩總體風格中來闡釋，這是極為重要的准文本元語言標記；此詩收於《唐詩三百首》是文學史承認的經典集合，是語境元語言標記；而闡釋者由於家學淵源熟讀唐詩，本人文學史知識豐富，崇拜杜甫，構成了恰當的能力元語言。在闡釋時，這幾種元語言因素相輔相成，合為一套元語言集合，使闡釋者把“香稻啄余鸚鵡粒”讀成杜詩特殊的文辭典範，意味無窮的絕代妙句。

但是，如果元語言因素不配合，也就是說，在同一個解釋釋努力中，在同一層次上，出現幾種衝突的元語言集合，它們就可能推出不同的意義解讀。例如，假定闡釋者找到旁證根據，開始懷疑《秋興八首》非杜甫所作，而是後人偽托竄入王洙、王琪本《杜工部集》，此時他的唐詩語境元語言因素，就給文本定位造成困難，闡釋者的文史修養就無法起作用。有關讀杜詩的元語言集合被撕開，文本元語言（詩句的文字風格），與語境元語言（文本的文學史地位）、主觀元語言（闡釋者的修養）直接衝突，使闡釋無所適從。

向闡釋敞開的文本，提供文本自攜元語言因素，並且呼喚其他元語言因素。元語言因素的集合和分化，是解釋行為形成的。不同的元語言集合之間的協同或衝突，發生在解釋中，而不是發生在文本中。

理想的情況是，在闡釋中各種元語言因素協同，形成一個互相促進的集合，例如電影中的音和畫，例如圖像與文字說明，互相配合以催生比較明確的意義。即使它們之間有不一致的地方，甚至表面上看在推動相反的解釋，闡釋活動也會達到一個暫時穩定的解讀。例如奈克爾立方體（Necker Cube）的解讀，把平面的立方圖像視作立體。格式塔心理學指出，我們看到突出的方塊，就不可能同時看到凹入的方塊。我們採用一種解釋，就排除了另一種解釋。

不同的元語言集合也可能形成“反諷”式的協同。表面義與意圖義相反，在解釋中相反相成。在這種情況下，衝突的元語言集合也會協同產生意義。例如你的上司說：“放心，我這個人不容易生氣。”這可能是安慰，也可能是威脅。如果是后一種情況，此話的文本義與意圖義不合，有效的解釋就應當能夠從各種元語言因素（例如場合、表情、此人一貫的行事風格）中解讀出意義。但是“安慰”與“威脅”這兩種解讀不可能並存，解釋者根據他使用元語言的能力，只能採用其中一義，實際上也只有一義具有真值。

但是我們也能觀察到更加複雜的元語言衝突。貢布里希討論過《鴨-兔》圖，他認為：“我們在看到鴨子時，也還會‘記得’那個兔子，可是我們對自己觀察得越仔細，就越發現我們不能同時感受兩種更替的解讀。”維特根斯坦卻對同樣的圖提出完全不同的看法：並非看到鴨就不可能看到兔，看到兔就不可能看到鴨，他認為鴨兔實際上並存。有時候，不可能也不必取消兩種元語言的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