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語言

元語言（Metalanguage），當我們討論一件事物時，我們所使用的語言被稱為對象語言，因為它是對象的表現。而當我們談論一種語言時，我們所使用的語言被稱為元語言。在任何語言研究中，都有一種作為研究對象的語言，還有一種由研究者用來談論對象語言的元語言。對象語言與元語言是相對而言的。任何語言，無論它多麼簡單或者多麼複雜，當它作為被談論的對象的時候，它就是對象語言；當它用來討論一種語言的時候，它就是元語言。因此，元語言是關於語言的一種語言，也就是針對文本或者言語行為而進行討論、寫作、思考的語言。

《語言學百科詞典》對元語言的解釋是：與對象語言相對，指描寫和分析某種語言所使用的一種語言或符號集合；《語言與語言學詞典》對語言學的解釋是：純理語言，指用來分析和描寫另一種語言的語言或一套符號，如用來解釋另一個詞的詞或外語教學中的本族語；

將語言分為元語言和對象語言兩個層次是塔爾斯基和卡爾納普分別於1933年和1934年提出來的。不過，塔爾斯基的思想只是在其著作《演繹科學語言中的真理概念》由波蘭文譯成德文於1935年發表后，才廣為人知的。因此，一般認為，卡爾納普最早提出語言分層理論。

起初，卡爾納普把兩個語言層次的區分當作建立人工語言的邏輯語形學的前提。他在1934年發表的《語言的邏輯句法》導論的第一節中對此作了明確的說明：“我們關涉兩種語言：首先是作為我們研究對象的語言——我們稱之為對象語言；其次是我們用以談論對象語言的語形形式的語言——我們稱之為語形語言(即元語言——引者注)。正如我們已說過的，我們將把某些符號語言作為我們的對象語言，我們將先簡單地用英語(並藉助一些附加的哥特體符號)作為我們的語形語言。”由此可見，對象語言是指作為研究對象的語言：元語言是指用以表述、研究對象語言的那種語言。例如，某人說“球是紅的”，這時他用的是對象語言，因為他用語言來談論非語言實體——球。當某人說“‘球是紅的’這個命題包含四個詞”，這時他用的是元語言，因為這句話所談的不是球這個非語言的對象，而是談論描述這個對象的語言本身。後來，卡爾納普又將兩個語言層次的區分用於語義學的研究，用“元語言”和“對象語言”這兩個概念來定義他的語義學體系。他還認為，語義系統的規則陳述了對象語言中的語句的成真條件，從而決定了這些語句的意義。這就是說，語義系統的規則涉及的是對象語言，但它們本身是用元語言來表述的。

內涵符號學將“元語言”與“內涵概念”聯繫起來，從內在屬性上揭示了元語言對對象語言起作用的過程及本質。同時，將元語言的研究範圍擴大化，討論了人文科學和其他社會科學中存在的元語言與對象語言的關係。從某種意義上說，人文科學的歷史就是一個元語言的歷時過程，是一個對象語言變成元語言，再由元語言變成對象語言的循環往複的歷程。完整的符號學分析，除了關涉被研究系統及經常承擔著該系統的(外延)語言外，還同時調動著內涵系統及應用於該系統分析的元語言。

在日常的語言使用中，由於被談論的語言(對象語言)和用來談論語言的語言(元語言)常常是用一種語言(例如，漢語或英語)來表述，人們往往意識不到語言層次的區分，而把兩者混淆起來，這種混淆的結果直接導致了悖論的出現。所謂的“說謊者悖論”就是其中的典型一例。從這意義上來說，兩個語言層次的區分，很可能為最終消解語義悖論找到一條極有希望的途徑。

語言分層理論的意義不僅僅局限於語言研究的範圍。譬如說哲學，它不僅要研究世界，研究人生，而且要研究它的自身。這種對哲學自身的研究，亦即對哲學概念、命題、理論等的研究，被稱作“元哲學研究”。顯然這種“元哲學研究”要藉助於語言分層理論，以區別對象語言和元語言，否則“元哲學研究”無從進行。近年來新崛起的所謂“元科學”、“元方法論”等理論，差不多也都包含著語言分層理論的具體應用。

元語言的特徵是其自稱性(sel-f referential-ity)和反身自稱性(sel-f reflexivity),即語言符號的意義和所指是語言符號本身。索緒爾(Saus-sure 1959: 66-67)指出，語言符號(sign[sign†])是一個具有兩面性的心理學實體，把概念與音形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即“所指”(signified[signifi†])與“能指”(signifier[signifiant])的結合體，因此符號才自動產生意義，才能代表它在“任意性”關係上約定俗成所對應的具體物體和對象(referent)。結構主義文學理論家巧妙地利用了索緒爾的符號學理論模式，大都把“詞”當作“能指”,把詞所代表的事物對象當作“所指”。

使用語言來指稱和描述語言，其歷史源遠流長。兩千多年前，古印度語言學家在研究梵文經典5吠陀經6過程中所做的細緻的觀察和詳盡的語言學描述，應該說是開創了元語言使用的先河。大約公元前五世紀出現的研究成果匯總——波你尼(Pnini)梵文語法《八章書》(Eight Books),被認為是研究印歐語言最早的專著，也是公認的世界上最古的一部完整的語法書。波你尼語法對梵文進行了詳盡描述和系統整理，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文化遺產，其中發現、歸納並整理的4000多條高度公式化的構詞法規則，以及相關的技術性概念，都是使用元語言描述語言系統的最早典範。其語言的簡潔性、窮盡性和系統性，極大影響了後來以及現代描寫語言學的發展。Robins (1997: 178)指出，波你尼的梵文語法是“語法學家的語法，而不是語言學習者或教師手冊”,足見其技術性含量之高。

我們不知道波你尼是否意識到自己的梵文語法使用的是技術性語言或元語言，但我們知道，古希臘學者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等人比波你尼更明確地認識到元語言的重要性。雖然他們提出的希臘語語法框架並非十全十美，但他們最大的貢獻就是用希臘語的辭彙資源創造出了一套“技術性的元語言”(Robins 1997: 34)。西方語言學是以語言成分的範疇分析起步的。從柏拉圖對希臘語句子結構(lÕgos)的二分法，到亞里斯多德的三分法(如名詞成分Õnoma、動詞成分rhema、第三類句法成分syndesmoi)以及名詞的“性”、“格”等概念的形成，對建立科學系統的希臘語語法體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是靠這些“技術性的元語言”,古希臘語言學研究才形成了一套高度科學的完整體系並為後世奉為經典。古羅馬語言學家大規模吸收古希臘語言學的邏輯系統和思想模式，用於拉丁語研究，這個過程被語言學史家稱為“元語言學轉移(metalinguistic transfer)”(Robins 1997: 60)。從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到斯多噶學派再到迪奧尼修斯時期形成的完備的語法範疇體系,“是整個西方語言學理論大廈的基礎”(褚孝泉2003:118)。

到了中世紀第二個階段，元語言成為邏輯學家和語言學家更為重要的技術性手段。正因如此,Petrus Hispanus才有可能用三個不同的新概念(signification,supposition,appellation)取代邏輯學中原有的signification,才能根據詞根表現的意義和可以加在詞根上的派生詞綴的意義有所不同而把自己的/含義0概念分為主含義(principal signification)和相關含義(consignif-ication),才能區分名詞性的詞(substantival)和形容詞性的詞(adjectival),以及形性推想和物性推想等。

現代語言學獲得了很大發展，但如果沒有索緒爾等人創建並使用技術性的元語言作為描寫語言和語言系統的手段，現代語言學也許不能真正成為科學。倫敦語言學派的創始人Firth (1957: 169)曾說,“每個科學領域都應該開發出適用於其性質的一套特殊語言，這個過程代表著科學工作的最基本組成部分。”哥本哈根學派Hjelmslev認為，元語言才是語言學的真諦。他寫道,“尤其令人驚愕的是，我們發現了一個其表達層面是符號的一種符號(a semioticwhose expression plane is a semiotic)……這就是所謂的元語言(或者我們應該說是元符號(metasemiotic)),意思是把符號當作對象的一種符號，語言學本身就必須是這種元符號”( Hjelmslev 1961: 119-120 )。Malmkjaer(1991: xi)寫道，“……如果有一個東西能把語言學與其它學科相區別，那就是這樣一個事實，即其主體物質必須能被用來進行描述。”因此可以說，如果沒有元語言，就沒有邏輯學，也就沒有符號學和語言學。

深入系統認識元語言的類別，也許是我們認識元語言符號系統性質的關鍵。表面上看，第一類是Matthews所界定的那種典型的、具有技術性和人工性的邏輯化形式語言對語言的描述或表達，多見於Chomsky、Montague等人的語言學專著；第二類是幾乎所有語言學類詞典都承認的，普通意義上的語言作為元語言使用，如語法書、語言學教科書、詞典(包括單語、雙語、多語詞典)的“正文”；第三類應該是日常生活中用以檢查、核對和解釋語言的“普通語言”。但問題恰恰不是這麼簡單。

在第二類元語言使用中，語法書、語言學教科書、詞典等都分不同的技術等級，初學者語法→高級學者語法→“語法學家的語法”；初學者詞典→高級學者詞典→語言學專業詞典→詞典學詞典(如Hartmann & James 1998)等的元語言也是有等級差別的。這說明，從普通語言作為元語言使用，到更高層次的元語言，顯然存在著一個等級層次的連續體。但是很少有語言學家談及這個問題。Bussmann(1996)雖然提到了元語言的等級差別，但他的例子(London is a proper noun with two syllables)只說明了句子(clause)層面上表示“提及”的一個組成部分(London)是元語言使用，而忽視了一個事實，即整個句子在信息(message)層面上“描述”語言的這一命題也是元語言。如在Londonis aproper noun with two syllables和Snow is whiteis true if and only if snow is white中，斜體字表示“提及”的元語言功能相同；但這兩個命題在信息層面上則有本質的不同：前者是語言學命題，後者是邏輯學命題；前者屬於“技術性”語言學語言，後者屬於“普通”邏輯學語言。普通人可以從來不用SvNP + VP或/X=Y0if & iff X=Y這樣的形式化元語言，他們卻不可避免地要用A sentence is made up of anoun phrase and a verb phrase和Snow is whiteis true because snow is white這樣的“第二級”語言。但Bussmann正好迴避了這個問題。雖然他還提到互為描寫關係的“兩種”語言是/對象語言)元語言0關係(如用德語寫成的英語語法),但他並不願意談及同一語言中互為描寫關係的“關係”(如：用英語寫成的英語語法或用德語寫成的德語語法)。Bussmann對互為描寫和解釋關係的“兩種”語言關係的肯定，實際上肯定了外語教學中母語作為工具語言的積極作用。但他迴避了同一自然語言中互為描寫關係的問題，使元語言的性質再次若隱若現。那麼，同一自然語言中用來描寫的工具語言，屬於文體學家關心的功能性“變體”呢，還是語言學家不可迴避的“元語言”？

從普通語言的元語言使用v技術性元語言v元語言的元語言(metalanguage for meta-language)甚至更高等級的元語言，顯然構成了一個等級層次的連續體。在理論上，工具性、概括性和解釋性層層遞增的“元”“元”“元”語言是存在的。那麼在語言學研究實踐上，元語言這個金字塔到底有多高?

人類能夠用語言描述和談論語言，這個現象屬於語言的設計特徵還是屬於語言的功能？語言為人類所獨有，是因為它有多種獨特的屬性。普遍認為，語言的設計特徵或屬性包括“任意性”、“音義雙重性”、“創造、生成性”、“移位性”等。那麼，“元語言性”(metalinguality,met-alinguisticality)屬於什麼？McDough (2000: 203)指出，應該正確區分兩種不同的“元語言學” 。第一種是“把語言作為對象語言的概念”(language-as-object con-ception),第二種是“把語言作為第二級反映/思考”(as second-order reflection of language)的手段。

語言學詞典大都以元語言的本體性特徵為出發點界定元語言，強調其有別於自然語言的“人工性”和不同於普通語言的“技術性”,但在舉例時幾乎都要提到Jakobson (1960)指出的發揮“元語言功能”的“普通”語言。眾所周知，建立在KarlB™hler理論之上的傳統語言學模式區分了三種功能：情感功能、意動功能和指稱功能。現代詩學理論的奠基人Jakobson (1960: 356)提出，從這個三分法模式中可以“輕而易舉地”推出別的語言功能，即詩學功能、寒暄交際功能和“元語言”功能。其實，在Jakobson提出的語言功能模式中,“元語言功能”主要是指常規語言在日常生活中的對等“解釋”(glossing)功能(如What do you mean byHeflunked in math?),並不是Leech (1974: 352)指出的談論和描寫語言時的“元語言學功能”(metalinguistic func-tions)。元語言是常規語言層次之上的一種符號，因此,“元語言學功能”的涵蓋面要大於Jakobson當初論及的“元語言功能”。因此，應該研究“元語言功能”與“元語言學功能”之間的微妙關係。廣義的元語言，既是“解釋”或“核對”語碼的工具，也是語言學研究中不可替代的描述工具。與之有關的意識，即元語言意識(metalinguistic awareness),也是人的語言意識和語言能力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人除了能用語言描述和解釋語言，還能把語言作為談論和思考的對象，從而把用語言表達的命題轉換成分析和批判的對象。對這一普遍語言現象的深入系統研究，從理論上可以使我們更深刻地認識識人類語言在交流過程中的特性，以及語言科學所關心的一系列應用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