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子·八說

為故人行私謂之“不棄”，以公財分施謂之“仁人”，輕祿重身謂之“君子”，枉法曲親謂之“有行”，棄官寵交謂之“有俠”，離世遁上謂之“高傲”，交爭逆令謂之“剛材”，行惠取眾謂之“得民”。不棄者，吏有奸也；仁人者，公財損也；君子者，民難使也；有行者，法制毀也；有俠者，官職曠也；高傲者，民不事也；剛材者，令不行也；得民者，君上孤也。此八者，匹夫之私譽，人主之大敗也。反此八者，匹夫之私毀，人主之公利也。人主不察社稷之利害，而用匹夫之私毀，索國之無危亂，不可得矣。

任人以事，存亡治亂之機也，無術以任人，無所任而不敗。人君之所任，非辯智則修潔也。任人者，使有勢也。智士者未必信也，為多其智，因惑其信也。以智士之計，處乘勢之資而為其私急，則君必欺焉。為智者之不可信也，故任修士者，使斷事也。修士者未必智，為潔其身、因惑其智。以愚人之所惽，處治事之官而為所然，則事必亂矣。故無術以用人，任智則君欺，任修則君事亂，此無術之患也。明君之道，賤德義貴，下必坐上，決誠以參，聽無門戶，故智者不得詐欺。計功而行賞，程能而授事，察端而觀失，有過者罪，有能者得，故愚者不任事。智者不敢欺，愚者不得斷，則事無失矣。

察士然後能知之，不可以為令，夫民不盡察。賢者然後行之，不可以為法，夫民不盡賢。楊朱、墨崔，天下之所察也，干世亂而卒不決，雖察而不可以為官職之令。鮑焦、華角，天下之所賢也，鮑焦木枯，華角赴河，雖賢不可以為耕戰之士。故人主之察，智士盡其辯焉；人主之所尊，能士能盡其行焉。今世主察無用之辯，尊遠功之行，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博習辯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修孝寡慾如曾、史，曾、史不戰攻，則國何利焉？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不作而養足，不仕而名顯，此私便也；息文學而明法度，塞私便而一功勞，此公利也。錯法以道民也，而又貴文學，則民之所師法也疑；賞功以勸民也，而又尊行修，則民之產利也惰。夫貴文學以疑法，尊行修以貳功，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

搢 笏干戚，不適有方鐵銛；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百；《狸首》射侯，不當強弩趨發；干城距衡沖，不若堙穴伏橐。古人亟於德，中世逐於智，當今爭於力。古者寡事而備簡，樸陋而不盡，故有珧銚而推車者。古者人寡而相親，物多而輕利易讓，故有揖讓而傳天下者。然則行揖讓，高慈惠，而道仁厚，皆推政也。處多事之時，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備也；當大爭之世，而循揖讓之軌，非聖人之治也。故智者不乘推車，聖人不行推政也。

法所以制事，事所以名功也。法有立而有難，權其難而事成，則立之；事成而有害，權其害而功多，則為之。無難之法，無害之功，天下無有也。是以拔千丈之都，敗十萬之眾，死傷者軍之乘，甲兵折挫，士卒死傷，而賀戰勝得地者，出其小害計其大利也。夫沐者有棄發，除者傷血肉。為人見其難，因釋其業，是無術之事也。先聖有言曰：“規有摩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此通權之言也。是以說有必立而曠於實者，言有辭拙而急於用者。故聖人不求無害之言，而務無易之事。人之不事衡石者，非貞廉而遠利也，石不能為人多少，衡不能為人輕重，求索不能得，故人不事也。明主之國，官不敢枉法，吏不敢為私利，貨賂不行，是境內之事盡如衡石也。此其臣有奸者必知，知者必誅。是以有道之主，不求清潔之吏，而務必知之術也。

慈母之於弱子也，愛不可為前。然而弱子有僻行，使之隨師；有惡病，使之事醫。不隨師則陷於刑，不事醫則疑於死。慈母雖愛，無益於振刑救死，則存子者非愛也。子母之性，愛也；臣主之權，策也。母不能以愛存家，君安能以愛持國？明主者通於富強，則可以得欲矣。故謹於聽治，富強之法也。明其法禁，察其謀計。法明則內無變亂之患，計得於外無死虜之禍。故存國者，非仁義也。仁者，慈惠而輕財者也；暴者，心毅而易誅者也。慈惠，則不忍；輕財，則好與。心毅，則憎心見於下；易誅，則妄殺加於人。不忍，則罰多宥赦；好與，則賞多無功。憎心見，則下怨其上；妄誅，則民將背叛。故仁人在位，下肆而輕犯禁法，偷幸而望於上；暴人在位，則法令妄而臣主乖，民怨而亂心生。故曰：仁暴者，皆亡國者也。

不能具美食而勸餓人飯，不為能活餓者也；不能辟草生粟而勸貸施賞賜，不能為富民者也。今學者之言也，不務本作而好末事，知道虛聖以說民，此勸飯之說。勸飯之說，明主不受也。

書約而弟子辯，法省而民訟簡，是以聖人之書必著論，明主之法必詳盡事。盡思慮，揣得失，智者之所難也；無思無慮，挈前言而責后功，愚者之所易也。明主慮愚者之所易，以責智者之所難，故智慮力勞不用而國治也。

酸甘鹹淡，不以口斷而決於宰尹，則廚人輕君而重於宰尹矣。上下清濁，不以耳斷而決於樂正，則瞽工輕君而重於樂正矣。治國是非，不以術斷而決於寵人，則臣下輕君而重於寵人矣。人主不親觀聽，而制斷在下，托食於國者也。

使人不衣不食而不飢不寒，又不惡死，則無事上之意。意欲不宰於君，則不可使也。今生殺之柄在大臣，而主令得行者，未嘗有也。虎豹必不用其爪牙而與鼷鼠同威，萬金之家必不用其富厚而與監門同資。有土之君，說人不能利，惡人不能害，索人慾畏重己，不可得也。

人臣肆意陳欲曰“俠”，人主肆意陳欲曰“亂”；人臣輕上曰“驕”，人主輕下曰“暴”。行理同實，下以受譽，上以得非。人臣大得，人主大亡。

明主之國，有貴臣，無重臣。貴臣者，爵尊而官大也；重臣者，言聽而力多者也。明主之國，遷官襲級，官爵受功，故有貴臣。言不度行而有偽，必誅，故無重臣也。

為老朋友行私被稱為不遺故舊，把公家財產分送給人被稱為仁愛的人，輕視利祿看重自身被稱為君主，違反法制偏袒親屬被稱為品行好，放棄官職看重私交被稱為俠義，逃避現實避開君主被認為清高傲世，私鬥不休違抗禁令被稱為剛直好漢，施行恩惠籠絡民眾被稱為得民心。不遺故舊，官吏就會行奸；做仁愛的人，國家財富就有損失；做君子，民眾就不聽使喚；品行好，法制就遭到破壞；講俠義，官職就會出現空缺；清高傲世，民眾就不侍奉君主；做剛直好漢，法令就不能推行；得民心，君主就會遭到孤立。這八種名聲，是個人的私譽，君主的大禍。與這八種相反的，則是個人的惡名，君主的公利。君主不考察對於國家的利害關係，而採納個人的私譽，要想國家沒有危亂，是不可能做到了。

任用什麼人辦事，是國家存亡治亂的關鍵。沒有政治手腕而用人，沒有一次任用不是失敗的。君主要任用的人，不是有口才、有智巧，就是品行好。任用人，是使他有權有勢。聰明人未必可靠，只因為讚賞他的智辯，就以為他們可靠而加以任用。憑聰明人具有的計謀，再加上處在有權有勢的地位而去干私人急事，君主就一“定會受到欺騙。因為聰明人不可靠，所以君主可能去任用那些老好人，叫他們處理政事。老好人未必有智謀，僅由於覺得他們品德純潔，就以為他們有智謀。這種人以愚夫的糊塗，處在治理國家政事的官位上，自以為是地處理問題，政事必然要被搞亂。所以沒有政治手腕而用人，任命聰明，人的話，君主就受欺騙；任用老好人的話，君主的政事就被搞亂。這就是沒有政治手腕導致的禍患。明君的治國原則是，地位低的能夠議論地位高的；官吏有罪，下屬不告發則同罪；用檢驗的方法判明事情的真相；不偏聽偏信；所以聰明人無法弄詐行欺。按功行賞，量才授職，分析事情的起因來考察官吏的過失，有過錯的人給予處罰，有才能的人給予賞賜，所以愚蠢的人就不能擔任政事了。聰明人不敢行騙，愚蠢的人不得決斷，政事就沒有失誤了。

只有明察的人才能通曉的東西，不可用來作為法令，因為民眾不都是明察的。只有賢能的人才能做到的事情，不可用來作為法律，因為民眾不都是賢能的。楊朱、墨翟是天下公認明察的人，但他們想整頓亂世，終究卻找不到解決的辦法；他們的學說雖屬明察，卻並不能作為官方的法令。鮑焦、華角是天下公認賢能的人，鮑焦抱木而死，華角投河自盡；他們雖屬賢能，卻並不能成為耕作打仗的人。所以，君主要加以明察的，智士就在這方面竭盡巧辯；君主要予以推崇的，能人就在這方面全力去干。當代君主把沒有實際功效的行為認為可尊，而想求得國家的富強，這是不可能的事。像孔子、墨子那樣知識淵博、機智巧辯的人，但他們不從事耕作，國家能得到什麼好處呢？像曾參、史鮑那樣講究孝道、清心寡欲的人，但他們不參加打仗，國家能得到什麼利益呢？個人有私利，君主有公利。不耕作而給養充足，不做官而聲名顯赫，這是私利；廢除私學而彰明法度，堵塞私利而一概按功行賞，這是公利。一方面設置法令來引導民眾，另一方面卻又推崇私學，民眾就會對遵守法令產生懷疑；一方面獎賞功勞。來鼓勵民眾，另一方面卻又祟尚修身養性，民眾就會懶於耕戰。推崇私學而使法令受到懷疑，崇尚修身養性而使論功行賞出現雙重標準，要想求得到國家的富強是不可能的。

朝用笏板和儀仗兵器，敵不過大刀長矛；講究升降轉身繁瑣禮儀，其效用難以和日行百里的士卒訓練相提並論；奏著《狸首》樂章而演習射靶的儀式，比不上硬弓勁射的真功夫；捍衛城邑、抗拒衝車的防禦戰術，比不上通過地道水灌煙熏的進攻戰術。古代的人在道德上競爭，中世的人在智謀上角逐，現在的人在力量上較量。古時候事少而設施簡單，器具粗陋而不完善，所以有蚌殼做的除草農具和簡陋的手推車。古時候人少而互相親愛，物品豐富而輕視財利、容易謙讓，所以有拱手把天下讓給別人的作法。既然如此，那麼他們行禮謙讓，推祟仁慈恩惠，稱道仁義忠厚，就都屬於原始的政治措施了。處在多事的時代，卻仍用少事時代的簡陋器具，這不是聰明人該奉行的路線；處在大爭的社會，卻仍遵循禮讓不止的老規矩，這不是聖人治理國家的方法。所以聰明人不坐古代的手推車，聖人不採用手推車式的原始政治。

法律是用來制約事務的，事務是用來顯示功效的。設立法制如有困難，考慮到雖有困難但能成事，則應予設立；事務既成而有害處，考慮到雖有害處但功大幹過，則應予實施。不遇到困難的法制，不伴隨害處的事功，天下是沒有的。因此攻克周長千丈的大都城，擊敗十萬之眾的敵軍，儘管我方傷亡人數達到三分之一，武器裝備嚴重受損，士卒傷亡慘重；但仍然要慶賀打了勝仗，獲得疆土。其原因正在於考慮到了代價小而獲利大。洗頭總有脫髮，開刀總會流血傷肉；要是有人看到這點難處，就放棄洗頭治病，便是不懂得權衡利弊的人。先聖說過這樣的話：“圓規再精確也會存在誤差，水面再平靜也會存在波紋。我想改變這種狀況，是沒有辦法的！”這是通曉權衡利弊的說法。因此主張有言之成理但不切實際的，言論有詞句笨拙但能立即付諸實施的。所以聖人不強求挑不出毛病的言論，而致力於那些無可更易的事務。人們不在衡器、量器上打主意，並不是因為他們正直廉潔，不追求財利，而是因為量器本身不能給人增多或減少財物，衡器本身不能給人加重或減輕財物，對它們有要求並不能得到什麼；所以人們不去多打主意。明君的國家，官員不敢違反法禁，吏屬不敢謀取私利，人們不用財物進行賄賂活動，這樣，國內的事務就會都像衡器、量器一樣公正無私了。這樣，大臣中幹壞事的就一定會被察覺，察覺了的就一定給予懲罰。所以懂得法治的君主，不尋求廉潔的官吏，而致力於一定能察覺臣下姦邪行為的方法。

慈母對於幼子的愛是任何其他的愛都無法超過的。但是孩子有不良行為，就得讓他受老師管教；有了重病，就得讓他就醫治療。不受老師管教，就會犯法受刑：不就醫治療，就會臨近死亡。母子之間的天性，是愛；君臣之間慮的，是近利遠害。母親尚且不能用愛來保全家庭，君主怎能用愛來維護國家呢？明君通曉富國強兵的辦法，就可以達到自己的目的。所以慎重地處理政事，就是富國強兵的方法。君主應該嚴明法令，明察計謀。法令嚴明，內部就沒有動蕩叛亂的禍患；計謀得當，對外就沒有國破為虜的災難。所以保全國家不是靠的仁義道德。講究仁義道德，也就是要博愛慈惠並輕視財利；為人暴戾，也就是心地殘忍並輕易殺伐。博愛慈惠，就不會下狠心；輕視財利，就樂善好施。心地殘忍，憎惡態度就會在下屬面前暴露；輕易殺伐，就會胡亂地屠戮無辜。不下狠心，就會赦免許多該受處罰的人；樂善好施，就會賞賜許多沒有功勞的人。憎惡態度表露出來，就會使臣民怨恨君主；胡亂地屠戮無故，民眾就會背叛君主。所以仁人處在君位上，臣下就會胡作非為而輕易犯法，以僥倖的心理希望得到君主的恩惠；暴人處在君位上，法令就會妄行，君臣就會離心離德，民眾就會怨聲載道而產生叛亂心理。所以說：仁愛和殘暴，二者都能導致國家滅亡。

不能提供豐盛食品而去勸餓人吃飯，不算是能救活餓人的人；不能開荒種地生產糧食而去勸君主施捨賞賜，不能算作造福民眾的人。當今學者高談闊論，其主張不是要致力於耕作而是要追求仁政，只知道稱引虛假的聖人來取悅民眾，這就等於是憑空勸人吃飯之類的說教了。憑空勸人吃飯的說教，明君是不接受的。

書的內容太簡約，弟子就會發生爭論；法律條文太省略，民眾就會爭論不休而輕慢不拘。因此聖人著書一定觀點鮮明，明君立法一定詳盡規定所要裁斷的事情。竭盡思慮，估量得失，聰盼人也感到困難；不動腦筋，根據已有的法律條例來責求當前事務的功效，愚笨的人也容易做到。明君採用愚笨的人也容易做到的途徑，不採用聰明人也感到困難的途徑，所以不用費心費力，國家就可以治理好。

酸甜鹹淡究竟如何，如果不親自用嘴品嘗而取決於主管飯食的官員，廚師們就會輕視君主而尊重小官了。音樂的高低清濁，如果不親自去聽作出判斷而取決於主管樂隊的官吏，奏樂的盲人們就會輕視君主而尊重樂官了。治國的是非得失，如果不通過政治手段來判斷而取決於寵臣，臣下就會輕視君主而尊重寵臣了。君主不親自了解政事，而讓臣下來決斷一切，自己就會變成寄食在國內的客人了。

假使人們不吃不穿而不餓不冷，又不怕死，就沒有待奉君主的願望了。意願不受君主控制，君主就無法加以支使。如果讓生殺大權落到大臣手裡，而君命仍得貫徹執行的，那是從來沒有過的。虎豹不用它的爪牙，就會和小家鼠的威風無異；擁有萬貫家財的人不使用他雄厚的資產，就會跟看門人一樣貧窮。擁有國土的君主，喜歡某人而不能給他好處，憎惡某人而不能給他處罰；要想求得別人畏懼並尊重自己，是不可能的。臣子隨心所欲被說成是俠，君主隨心所欲被說成是亂；臣下輕慢君主被說成是驕，君主輕視臣下被說成是暴。這兩種行為實質是相同的，但臣下因此受到稱譽，君主因此遭到誹謗。臣子得到很多好處，君主卻要蒙受重大損失。

在明君的國家裡，有貴臣而沒有重臣。所謂貴臣，就是爵位尊貴而職務高的官員；所謂重臣，就是主張被君主採用、勢力又大的臣子。在明君的國家裡，陞官晉級，賜予爵位，根據都在於他們的功勞，所以就有貴臣出現；而對於那些言行不一、弄虛作假的人，必然地給予重罰，所以就沒有重臣存在。

八說，就是八種說法，也就是本節所列八種世俗觀念。這八種人，在我們今天這個時代，也是常見的；人情人情，人之常情，不為朋友奔忙，那就是沒人情；可為了這人情，許多人也就有了姦邪的行為；為了這人情，就可以拿國家財產散發施捨；為了這人情，就可以歪曲法制而偏袒親人；為了這人情，就可以為朋友拋官棄職；可見人情之大，大過國法。所以，作為統治者、領導人，在選拔人才時，一定要考慮清楚，推舉提拔人才，首先不能講人情。人情要不要？要！但人情只能是在私下裡的人際關係，在職場上官場上最好還是講法制。否則，人情的泛濫，則會導致統治者的垮台。

韓非子（約前280-前233），即韓非，為韓國國君之子，戰國末期韓國人，中國古代著名的哲學家、思想家，政論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後世稱“韓子”或“韓非子”，中國古代著名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著作有《韓非子》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