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七十二行商報

在近代，廣東毫無疑問屬於中國的“文化大省”之列，就拿報刊(早期的“報”與“刊”沒有嚴格的區分)來說，廣東不僅是中國近代報刊的誕生地，而且一度是報刊特別多的省份。在1912年，廣州城同時就有20多種日報發行，除了上海，大概沒有哪個城市的報紙比廣州多。不過，近代廣東大多數報紙只存在三幾年，甚至一年半載，只有《廣東七十二行商報》從1907年一直辦到1938年(抗戰后一度復辦，旋改名)，創下了廣東近代報紙“報齡”之最。

《廣東七十二行商報》的創辦人黃景棠，字詔平，出生於馬來亞，其父是當地著名僑商黃福。黃景棠自幼受過嚴格的中國傳統文化教育，青年時代回國參加科舉考試，獲拔貢功名，經朝考被授予知縣官職，后又加捐獲道台官銜。他對戊戌維新很同情，變法失敗后就絕意仕進，主要在廣州商界進行活動，1904年廣州商務總會成立時，被選為坐辦。他曾參與潮汕鐵路的興建；1906年在粵路公司創辦時更是關鍵人物。他投資開發廣州的芳村地區，還提出過修建廣州珠江大橋的計劃；興辦新式學校和參加慈善活動，他也不甘人後。

在清末，廣州商業有“七十二行”之稱，其實大行業不下百餘行，大行下面還分小行，“七十二行”則成為廣州商界的代稱，《廣東七十二行商報》就是廣州商界的喉舌。該報於1907年8月4日開始發行，當天的報紙有一篇長達數千字的發刊詞。發刊詞對廣東商業的發展以及廣東商業在國內外的影響充滿自豪感，上面說道：“各行省無不有粵商行店，五大洲無不有粵人足跡，其民輕巧活潑，好冒險習勞，最合營業之性質，由是觀之，我粵省於歷史、地理、物產、民俗上均占商界優勝之點，似非他省所及，謂為天然商國，誰曰不宜？”

發刊詞還呼籲加強商界的聯合，發揮廣東商人團體在國際“商戰”中的作用；提倡誠信經商以增強廣東商品在國外市場的競爭力；號召發展商學以提高廣東商人的整體素質；對清政府統治下缺乏經商的法制環境、社會治安混亂，以及官吏對商人的橫徵暴斂，提出尖銳的批評。發刊詞宣稱，這份報紙“既有監督商人之責任，亦有監督政府之義務”，最後還表示，要向西方國家的商界學習，“以愛國之熱誠，為強國之基本”，達到“商業興而國勢振”的目標。

近百年前，廣州的商人能有這樣的覺悟，實在很了不起。不少學者認為，辛亥革命時期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政治上的“黃金時代”，《廣東七十二行商報》的發刊詞便是一個很好的證明。

報紙創辦的當年冬天，英國借口“清剿海盜”，派軍艦闖進西江，嚴重侵犯中國主權。廣州商界在發起反對英國攫奪西江緝捕權的鬥爭中組建了粵商自治會，這是一個商人的政治團體，黃景棠是發起人之一。1908年春，中國水師在澳門附近扣留走私武器的日本船“二辰丸”，引起中日一場外交糾紛。

粵商自治會隨即發起了中國近代歷史上第一次抵制日貨運動。1909年，澳葡當局企圖借劃界之機擴大控制地盤，同年，日本企圖侵佔廣東海面的東沙島，粵商自治會在維護領土主權的抗爭中也起了領導者的角色。粵商自治會在成立時通過了一個包含了參政要求的章程，此後，城鄉居民與外國人發生糾紛，或受到官吏、營勇的欺壓，往往就到粵商自治會投訴，而黃景棠等人也常常出頭為受欺壓者抗爭。當時，報紙是一種剛普及的新事物，報紙的“論說”、報道，成為城市居民獲得各種信息的主要來源，《廣東七十二行商報》作為廣州商界的喉舌，在粵商自治會的各種活動中自然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它能堅持發行幾十年，與其創辦初期建立的聲譽很有關係。

粵商自治會積極參與政治活動，引起了官府和守舊士紳的忌恨，有人稱它為“殺頭會”，1910年清廷發布的一個上諭，對黃景棠等人嚴加申飭，強加給他們的罪名之一就是辦報。不過，在清末，清朝的專制機器已經很衰弱，朝廷和官府一般都不敢對大城市的商界人士開殺戒，所以，黃景棠等人雖承受很大壓力，但生命尚不至有危險；《廣東七十二行商報》的言論雖然也經常被干預、封禁，但報紙仍繼續出版。民國以後，《廣東七十二行商報》越辦越“穩健”，基本是“在商言商”，清末粵商自治會領導愛國鬥爭時期的朝氣，在報紙上已再難體現。

近代廣東戰亂頻仍，文獻資料散失嚴重，廣東先後出版的報刊數以百計，但留存到今天仍比較完整的沒有幾種。連續出版了30多年的《廣東七十二行商報》，目前只在中山大學南校區圖書館零零星星地還保存了兩三百份，其中只有一份是清末的。幸而該報在創辦25周年時出版過一本紀念刊，使我們對這份廣州商人報紙的創辦情況和社會影響得到稍多的信息。今天，清末民初的《廣東七十二行商報》已經是價格不菲的文物，近日有人在澳門買到幾張，每張都要花幾百元。去年，在南方日報社的圖書資料室發現了三份清末的《廣東七十二行商報》，順德一位先生也發現了一份家藏的，這些消息一時成為多家報紙競相轉載的新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