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途經濟

仕途經濟（shì tú jīng jì）：仕途指做官的途徑，也指官場；經濟，指經世濟民，治理國家。做官治理國家。

仕途經濟出自《宋史·王安石傳論》：“朱熹嘗論安石文章節行高一世，而 尤以道德經濟為己任。”清·曹雪芹《紅樓夢》第三十二回：“也該常會會這些為官作宦的，談講談講那些仕途經濟，也好將來應酬事務。”

“仕途經濟”是大觀園中怡紅公子賈寶玉最討厭的一個字眼。凡是勸寶公子留意“仕途經濟”的話，無論是從誰的嘴裡說出的，都一律被公子斥為“混帳話”。而他最愛和林妹妹說話，其原因之一也是“林妹妹就從來不說這些混帳話”。可見“仕途經濟”這種東西在寶公子的價值觀中是最輕的，最薄的，也許根本沒有半點分量。何謂“仕途經濟”？

《紅樓夢》中雖然沒有明說，但通過其中側面的描述以及暗示，我們可以大致推測出一二。“仕途經濟”應該是指在封建社會中，一個人通過一番奮鬥取得功名，獲得官職，得到較高的社會地位，實現自 己的人生價值，進而“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使其家人、親屬以及朋友也地跟著沾光，獲得利益。

辭書上說：“仕途，做官的途徑；經濟，經世濟民，治理國家。”如果是為了“治理國家”而走一條正確的途徑去“做官”，倒也無可厚非。然而，縱觀中國五千年發展史，這種官實在是太少了，而更多的是“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所以，把“仕途經濟”理解為“陞官發財”，似乎更貼近一些。

翻開《紅樓夢》，曹雪芹筆下的賈雨村可謂是“仕途經濟”的代表人物，不過，這個記錄卻是常常被刷新的，而且是“前有古人”，“後有來者”。最典型的代表人物莫過於兩千多年前的那位“販賤賣貴”，“家累千金”的大商人呂不韋了。

《上韓荊州書》云：“十五學劍術，徧干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李白曾作《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藉以言志，志在：“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願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事君之道成，榮親之義畢，然後與陶朱、留侯浮五湖，戲滄州，不足為難矣。”意欲以縱橫之術，謀為帝王輔弼，濟蒼生，安社稷，然後功成身退，重返自然。此為李白一生最高理想。為了完成這個理想，干謁、走終南捷徑、參軍，這些途徑他都試過了，但他還是沒有成功。雖然靠走終南捷徑成為了玄宗的御用文人，但那短暫的長安經歷不僅沒法實現他的理想，反而讓他更感到理想的渺茫，也樹下了眾多權勢顯赫的敵人，讓他的理想更難實現。

他一生痴迷於仕途經濟，但卻從沒真正實現過自己的理想，胸中激蕩著的鯤鵬之志無時無刻不在提醒著他理想和現實的差距。他活得很痛苦。詩人晚年在《贈張相鎬》中曾悲憤地感嘆：“一生欲報主，百帶期榮親。其事竟不成，哀哉難重陳”。是什麼原因讓他到老都痴迷於仕途經濟？

從小說中的形形色色的人物的發跡史上看，這種奮鬥應有兩種途徑：一是發奮學習，研讀四書五經八股等文章，以期能在科舉考試中名列魁元，金榜得中，從而一朝成名，躋身權貴。這在封建社會中被視為最光彩的進取“正途”。很多自以為學問大本領高的人都樂於走這條路。也有很多有作為的官員走的就是這條路。《紅樓夢》中的賈政因為沒走上這條路，懊悔終生。賈寶玉的侄子賈蘭以及賈寶玉的弟弟賈環，後來也都走了這條路。賈政很是希望寶玉也能走這條路，所以對寶玉讀書一事抓得很緊，庭訓也就異常嚴格，以至於寶玉看見他老子“就像老鼠見了貓兒一般”。當然寶玉也不是不愛讀書。寶玉讀了許多像《西廂記》那樣的書，還能學以致用，在追求林妹妹的過程中巧妙地運用裡面的台詞。此外他還讀過許多名人的詩詞歌賦，還有什麼“第三本詩經”，什麼“呦呦鹿鳴，荷葉浮萍”（不知寶公子當時是否這樣讀的？），不過這一切在賈政的眼裡都只能算是“精緻的淘氣”，因為這些東西屬於“雜覽”，與科舉功名無關，也就與“仕途經濟”無關了。

實現“仕途經濟”的第二條奮鬥途徑就是投奔已經有權有勢的達官貴人，有親的認親，同姓的聯宗，八竿子打不著的也可以去做清客，或成為其門生。總之，多與權貴來往，以期得到他們的提攜。《紅樓夢》有好幾位人士走的都是這條路。平民百姓如劉姥姥者，勇敢地踏入賈府的高門檻，前去認親，雖然被賈府上下人等玩弄嘲笑，卻也著實為自己的家庭撈了不少物質上的實惠。想向上爬的人如賈雨村者，借著與賈府聯宗的方便，靠著賈府的勢力，順利做上了應天府尹。賈府管家賴大的兒子賴尚榮也是依靠賈家的勢力做上了知縣。至於賈府本身，一是靠祖上的功勞，而是靠皇親國戚的身份，三是靠與權貴北靜王府的不一般的關係，始終維持著王侯一般的地位和生活。但最終因為和另一位權貴西平王府沒有處好關係而被彈劾、被抄檢，被拋入了地獄。由此可見，這第二條“仕途經濟”途徑也是需要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

中國過去的文人都認定了仕途經濟一條路，“經濟”指的是“治理國家”，比陞官發財要好聽得多。說的“仕途經濟”，指當官成了一種經濟現象。“仕途經濟”可能一時讓人不好接受，是一個經濟社會，也是一個經濟時代，比如“執法經濟”，一開始很多人不習慣，後來這個經濟越發展越猛，人們都明白是怎麼回事了。各行各業都有各行各業的經濟，農業有農業經濟，林業有林業經濟，仕途當然也可以叫仕途經濟，恐怕這還是當今熱門經濟的一種，不次於辦學、開藥店、搞房地產。人們投奔仕途的熱情，足可以說它是當今熱門經濟。

舊時的讀書人不妨唱唱高調，明明是自己想出人頭地，得到一個就業的好位置。這是人之常情，人的生存手段就是經濟，沒有經濟，人就沒法生存。世界上所有的從業者，肯定想到的是利，也就是經濟，所謂的冷門和熱門，無非是經濟利益的大小。當官也是一種謀生的手段，先把為官的高調子放下，這樣我們才好說事。你如果一說到官，都是父母官，都是公僕，都代表政府，高尚得無可質疑，那就沒法評說了。實際上官與其它行業的人謀生的目的沒有什麼不同，“千里來做官，為的是吃和穿”，這倒是最實在的，它與“治國平天下”的高調確實不可比，樸素的話，實話，也並非不能說。當官首先是為了自己就業和謀生，為了“吃和穿”或養家糊口，這是前提。在所有的行業中，官俸官祿可能比其它行業的經濟勢力強，所以很多人就想從事當官這一職業。仕途自古熙熙攘攘，這隻能說明這是一個熱門行業。官從事的行業，只能說他們的責任大一些，你不能說他們就是一個覺悟和道德極其高尚的人群。我們自古把官捧得太高，對他們期望值太大，反而容易失望。

中國的文化自古以法治民，以德教民，刑不上大夫，官好像都是“神父”角色。實際上古代的官也是凡人，首先靠一種職業謀生。如果提到經濟的高度，因為當官可以發財。儘管有人說“當官不許發財”，但靠當官發財大有其人。靠當官能撈到很多錢，這就成為仕途經濟了。中國人自古對當官都非常熱衷，汲汲於功名，功名可等於利祿，這可以說是當官的普遍的目的。功名是靠個人打拚出來的，這是仕途經濟的積極拼搏，這樣的拼搏利己利國利民，這是一種自然現象，不是唱高調唱出來的。

從經濟角度講，現代社會的仕途不應當那麼熱，現代社會分配相對公平，不可能有“食萬戶”的官，官員也是工薪制，他們的經濟現象和經濟利益並不是很突出，並非發財的行業和暴富行業，不可能腰繞萬貫。相比而言，其它“朝陽經濟”比比皆是。既如此，人們為什麼又熱衷於當官呢？也許他們的經濟在於隱性！從人們當官的熱情來看，這個經濟利益是不可低估的，一些人躋身官場，發財有術，成為巨大經濟利益者。他們利用手中的權力，亦官亦商，牟取暴利。這些貪官，每抓出一個來，除查明的貪污受賄數額之外，常有很多財產不能說明來源，這個灰色經濟成為一個巨大黑洞。他們把仕途變成了險途。有一個叫武保安的“七品官”，上任八個月，賣官收入多達四五百萬元，真可謂“一官萬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