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豐

江豐(1910.2—1982.9)原名周熙，筆名高崗、固林，上海人。擅長版畫、美術理論、美術教育。

1928年在上海“白鵝畫會”學畫；1931年春與杭州藝術院“一八藝社”張眺、於海等組成“上海一八藝社”研究所，舉辦“一八藝社習作展覽會”並出版畫冊，魯迅為之寫序文《一八藝社習作展覽會小引》。同年參加魯迅舉辦的“木刻講習所”為“中國美術家聯盟”負責人之一，成為中國新興木刻運動活動家。1932年與艾青、於海等開辦“春地畫會”，進行革命美術活動。是年夏被捕入獄，1933年出獄，在上海與野夫、沃渣等組成“鐵馬版畫會”，出版《鐵馬版畫》雙月刊三期。“八·一三”滬戰爆發，加入“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從事抗日宣傳活動。1938年初到延安，在八路軍總政治部宣傳部主編《前線畫報》。次年調魯迅藝術學院任美術部主任，陝甘寧邊區政府文化委員會委員，八路軍留守兵團文化委員會委員。被推選為陝甘寧邊區美術界抗敵協會主席。1946年任華北聯合大學美術系主任，晉察冀邊區黨委文化委員會委員。1949年後任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主席，中國版畫家協會名譽主席。中央美術學院華東分院副院長，中央美術學院副院長、代理院長、院長，文化部顧問，全國人大代表等。他是中國新興版畫藝術的開拓者之一。長期擔任美術組織領導工作，為新中國社會主義美術事業的建設和繁榮作出了巨大貢獻，對新中國的美術教育事業做了奠基性的工作。早期木刻作品有《言抗日者——殺!》，《東北抗日游擊隊》，《囚徒》等，大多珍藏在中國美術館。寫過許多重要美術評論文章，著有《義大利文藝復興的美術》、《西洋名畫欣賞》、《達·芬奇的藝術》等。

1929年，工余到白鵝西畫會學畫。

1931年，參加上海左翼美術活動，籌建上海“一八藝社”研究所，繼參加魯迅舉辦的木刻講習會。

1932年，任中國美術家聯盟執委，參加春地美術研究所創作、展覽活動，之後兩度被捕。

1936年，參與組織鐵馬版畫會和上海木刻作者協會。

1937年，籌組第三回全國木刻流動展覽會並巡迥展出。

1938年，赴延安，負責編輯《前線畫報》，後任魯迅藝術學院美術部主任，陝甘寧邊區政府文委委員，八路軍後方留守兵團文委委員，當選陝甘寧邊區美術界抗敵協會主席。

抗戰勝利后，任華北文藝工作團政委，華北聯合大學文藝學院黨委副書記、美術系主任，晉察冀邊區黨文委委員。

1949年，當選中華全國美術工作者協會副主席，中央美術學院華東分院副院長。

1951年，調任中央美術學院副院長，徐悲鴻院長逝世后，任代院長。

1953年，當選中國文聯常務理事，中國美協副主席。

1954年，當選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同年訪問蘇聯，

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

1961年，調中國美術館研究部工作，堅持從事西方美術史研究。

1979年，冤案得以改正，出任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文化部顧問，中央美院院長，長選中國文聯委員，中國美協主席。

1980年，當選中國版畫家協會名譽主席。訪問法國和日本。

晚年尤重視民間美術的搶救和復興工作。

作者：陳丹青

一九七九年初我正在美院油畫研究班學習，當時的情勢大家該都記得，有一陣子盛傳江豐要出來工作了。此前，這個名字是忌諱的，於我們年青人則很陌生，在當時的首屆民辦畫展“迎春畫展”上，我們第一次知 道真有這麼一個“江豐”活著，因為畫展的序就是江豐親自寫的。聽說這份內容、言辭都大不同以往的序不脛而走，很快被傳抄到各地。不多久，我們班竟也弄出一張籲請江豐回美院當院長的大字報。還寫明凡同意的人士請在其上簽名。學生們幹事就是這樣，儘管我們誰也沒見過他，不過私下裡有許多老師，老同志支持我們，記得剛抄好的大字報攤在地下，當時還沒有去世的趙域老師走進來，看完后乾脆地說：“好哇，就這樣貼出去！”幾天後，大字報下端差不多簽滿了美院老師的名字。

大字報出去后，我們照常畫畫。其時文化部已經任命江豐同志出任院長，我們卻還不知道。五月的一天，那就任的大會就在禮堂開了。聽不少老師說，江豐同志辦事雷厲風行，性子急，易激動，常會發火。我那天站在末排，依著這描述、經入指點尋到江豐老師本人時，多少有點失望。他講話的上海口音很重，遠遠看去，那容顏讓我想起我外婆。他那天說了些什麼，我記不清了，但他發言時不斷舉起右手，向上方指戳，揮動的手勢，給我印象很深，比他的音容有力得多，由於日後一再見到他這手勢，現在想來，幾乎比他的相貌還更清晰。

此後他就很忙。再見到他，已是在我們畢業作展覽的座談會上。他背向我們坐，我又在末排，只見到他稀發的後腦。但發言時右手一舉，指戳揮動，看去覺得好熟悉似的。那次發言是他典型的“風格”：那麼偏激，但聽來痛快，見出他的無私真率，見出他絕非是那種遇事或表態不痛不癢、麻木不仁的人。他說到油畫的不景氣，說到畫家條件的亟待改善，措辭激烈，毫不客氣，彷彿同誰吵架，還帶出一句咒罵，我驚訝之際，四座卻轟然鼓起掌來，他並不候掌聲息了再講，聲音反更加高亢，之後又是二次自發的鼓掌，我當時看不見他臉 上的神情，話全聽見了，就跟著一起鼓掌。

去年春天我向美院申請到美國自費留學。報告到院辦后，說是江豐老師要同我談談。這是我第一次同他單獨談話。我不曉得他會不會同意，因為我才留校工作半年；我也不曉得他是否認得我，雖然他曾留心過我們畢業展的畫，因此我有點緊張地去見他。這回靠近看他，發現他的臉上真有股倔強固執的神情。他第一句話是：“你為什麼不去法國呢？到美國幹什麼？”我慌了，心想這事要吹。但我在法國無親無友，沒人資助我，哪是不想去呢？我照直說了，惴惴地瞧著他。他聽著，並不看我，更讓我覺得他在生氣。但忽而我又想起我外婆：他臉上瞬息間閃動出一種老太太般的慈藹。“好吧”，他慢騰騰地開口，仍看著別處，象在想別的事“不過法國一定要去的！還有義大利。我剛剛從法國回來，盧浮宮里的畫，一張一張都大得不得了的！”他頃刻激動起來，伸出右掌在空中劃了一個大圈，用上海口音說出一長串畫作和畫家的名字，我好容易聽清，他講的是委羅內斯、大衛、格羅、德拉克羅瓦和藉里柯。“你可以去臨摹嘛！我同他們講，拿一點畫到中國來展嘛，他們已經同意了！”稍息，他面色重又慈祥起來，竟還透出一絲笑意，我當真從未見他笑過。“苦一點不怕。小年青，吃點麵包香腸就可以了嘛！人到外面，有困難時，就寫信回來，我在法國有朋友。”此刻回想那次談話，我已在博物館吃過好幾回的麵包香腸，有時只喝自來水，但沒有寫信給他，也還沒有錢去法國，倒聽說盧浮宮的一些藏畫最近真的送到北京展覽了。

之後他在校院里遇到我，問：“畫什麼畫沒有？文化部批下來還早，畫還要再畫，畫完我要看的。”其時我沒時間也沒心思畫畫，但嘴上仍說要畫的。想到他若真的要來看，不免發慌。聽老師說，從前他任院長時，同學從鄉下畫畫回來，他會當晚就跑到宿捨去看畫的。我巴望他工作忙會忘了這事，不料一個月後他還讓一位老師來問我，可我到底還是沒有新作給他看。

入秋後，有一次我和孫景波同學及我妻子黃素寧三個，在學生會贊同下將南京藝術學院學生丁方的一些畫在教室里展了兩天，反映挺好，許多老師去看了。後來聽說江豐老師也去了，對丁方用毛筆勾的大張農民頭像很欣賞，當下要見見這個小青年。我們當然很高興，擁了小丁去見他。我們忘了帶地址，半路打電話向他討門牌號。待進了大樓，電梯門開時，見老人已從十層樓上親自下來迎我們，怕我們再找錯。“好啊，好啊！”他瞧著我們，好象沒弄清哪個是小丁，然後大聲發揮他關於國畫油畫的見解。同去的一位國畫系研究生後來說：“江豐老師關於國畫和國畫家的議論，並不如外間傳說的那麼偏領么!”我們告辭時，他弄清了哪一位是丁方，用手去捏小丁的壯胳膊，捏得很用力，連連說：“好啊！好阿!”後來丁方的畫被《美術》介紹過，不過我想他仍是美術界的一個小車，而江豐老師那時早已是美協主席了。其實那回丁方同時還展出好幾張抽象風格的小畫。有同學告訴我，那天江豐忘了戴老花鏡，沒看清那些小畫是些什麼玩意兒，否則江豐不會對他的畫感興趣，(大家，尤其是學生都曉得江豐老師見同學畫抽象畫要動氣的)。我們聽說，偷笑成一團，慶幸老人那天的忘帶眼鏡。可是事後我想想，老人沒我們似的滑頭。他的好惡貶褒似在寫實非寫實之間，但實則他的氣量，心意，他的志願，全不在這些小事上，而是看重事業，提攜後輩，期望美術界強旺。他看到有為後生的歡喜和看到抽象畫的動氣，不是出自偏私成見而純粹緣自真率。他那天要是帶著老花眼鏡，那眼鏡也不會改變他的熱心腸的。

年末我去向江豐老人辭行，這回只談了十分鐘。他很興奮，談到美國收藏家韓默畫展要來中國，談到要派人去比利時臨畫，談到要將各地一些優秀青年畫家集中到美院進修。“把這些事辦起來，中國的油畫不就上去了么?”他捋捋袖子，又將右臂舉上天。那幾件事，後來聽說都成了。我的幾位在外省的好朋友，最近還從北京寫信來，說他們已經入美院進修了。

我到紐約轉眼九個月了。明年春有個畫廊要為我辦個展，我讓我妻子轉請江豐老師為這個展覽寫個序。我愛看江豐老師寫的序，簡明有力，但多為大畫家寫，如司徒喬。我只是剛畢業的學生，不知他願意寫否？九月初，我妻子所在美院年畫連環畫系畢業創作展覽開幕，江豐老師到場與同學們合影。我妻子向他轉告了我的請求。她來信說，老人樂意寫，要我寄些近作的照片去，他好看著畫來寫。我很高興，這次不怕沒畫給他看，倒是來到洋地方，還畫土東西，自己也不愛看，拿給老人看，不知他會怎樣想，於是有些惶惑。近日正想選拍了寄去，卻不料聽到了江豐老師去世的消息。

我又想起老人的手勢、神色和上海口音的言談。這幾天我遙想九月十三日老人在會議間病發時，很可能正是在這動作和激烈的發言中。每想到那情形，淚就會湧上來，象這樣子的逝去，恐怕也只江豐老師一人吧? （一九八二年九月廿五日自紐約）

源自《吳冠中自傳：我負丹青》：

我想談對江豐的一些感受。我被調理中央美術學院時正值江豐任院黨委書記，即第一把手，大權在握。他是延安來的老革命，豈止美術學院，他的言行實際上左右中國整個美術界。毫無疑問，他是堅定保衛革命文藝、現實主義美術的中流砥柱，我這樣的“資產階級文藝觀的形式主義者”當然是他排斥的對象。但我感到他很正直，處事光明磊落，他經常談到文化部開會總在最後才議及美術，甚至臨近散會就沒時間議了，他在中央美術學院禮堂全院師生會上公開批評文化部長沒有文化，當時文化部長是錢俊瑞，大家佩服江豐革命資歷深，有膽量。錢紹武創作的江豐雕刻頭像，一個花崗石腦袋的漢子，形神兼備，是件現實主義的傑作。但反右時，絕對左派的江豐被劃為右派，這是莫大的諷刺。據說由於他反對國畫，認為國畫不能為人民服務，國畫教師幾乎都失業了，但這不是極左嗎？如何能作為右派的罪證呢，詳情不知，但他確確實實成了右派。反右後，他銷聲匿跡了。很久很久之後，前海北沿十八號我的住所門上出現過一張字條：江豐來訪。我很愕然，也遺憾偏偏出門錯過了這一奇緣。不久，我住護國寺大街上遇見了江豐，大家很客氣，我致歉他的枉駕，他讚揚我的風景畫畫的很有特色，可以展覽，但現在還不到時候。糾正錯划右派后，江豐復出，他出席了在中山公園開幕、以風景畫為主的迎春油畫展，並講了比較客觀、寬容的觀點，且讚揚這種自由畫會的活動，頗受到美術界的關注和歡迎。他依舊是在美術界掌握方向性的領導，觀點較反右前開明，但對抽象派則深惡痛絕，毫無商討餘地。大家經常說“探索探索”，他很反感：探索什麼？似乎探索中隱藏著對現實主義的殺機。我發表過《關於抽象美》的文章，江豐對此大為不滿，在多次演講中批評了我，並罵馬蒂斯和畢加索是沒有什麼可學習的。我們顯然還是不投機，見面時彼此很冷淡。在一次全國美協的理事會上，江豐演講攻擊抽象派，他顯得激動，真正非常激動，突然暈倒，大家七手八腳找硝酸甘油，送醫院急救，幸而救醒了。但此後不太久的常務理事會上（可能是在華僑飯店），江豐講話又觸及抽象派，他不能自控地又暴怒，立即又昏倒，遺憾這回沒有救回來，他是為保衛現實主義、搏擊抽象派而犧牲的。他全心全意為信念，並非私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