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蕉

1919年，白蕉12歲時，五四運動爆發，中國政局陷入混亂，所以在學生時代，他積極投入報國愛國的熱潮，曾擔任重山縣青年部長，並與進步同鄉創辦進步刊物《青年之聲》，宣傳愛國思想，同千百萬工農群眾去迎接北伐軍。

1923年，白蕉16歲時，告別故鄉，考入上海英語專修學校，通過同學蔣丹麟結識徐悲鴻，與徐悲鴻、周練霞、徐建奇，和戚石印夫婦一起加入蔣梅笙組織的詩社。稍後，白蕉又結識于右任，現存白蕉最早作品即1926年與于右任合作的書法長卷。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國內政局陷入白色恐怖之中，愛國青年慘遭殺害，白蕉因此失學。后應鴻英圖書館董事長黃炎培之邀，到圖書館任《人文月刊》編輯，抗戰爆發，圖書館基金告罄，擬遣散館員，陳寶鴻建議推選白蕉為館主任，白蕉做了大量工作，使圖書館賴以維持。在任圖書館主任期間，白蕉寫成《袁世凱與中華民國》一書，影射蔣介石不要重蹈袁世凱之覆轍，受到黃炎培、柳亞子、葉楚傖讚賞，此書是研究近代史的重要資料。

內戰時，難民饑寒交迫、陳屍街頭，上層統治者卻花天酒地，白蕉憤然作《悲上海》詩，痛斥當局的腐敗。

1937年，抗戰爆發，白蕉避難上海，執教於上海光華大學附中，與高逸鴻、唐雲、張炎夫等組織“天風書畫社”，並以詩書與郭晴湖訂交。同時，積極參與徐悲鴻舉辦義賣畫展，為難民募捐。

1938年，日軍侵入金山咀，殺人放火，姦淫擄掠，當局熱衷於內戰，實行不抵抗政策，白蕉目睹家鄉生靈塗炭，悲憤交集，在作詩痛斥之餘，與摯友鄧散木一起舉辦“杯水書畫展”，為抗戰募捐，並將書畫捐贈慈善機構，救濟難民。

1940年，白蕉父親去世后，母親病重，白蕉回鄉探望，拒絕日本軍官邀請。

1941年，白蕉34歲，與金學儀成婚，徐悲鴻贈送《雙青毛竹圖》中堂，白蕉作詩“代簡一首”寄徐悲鴻以表謝意。

1948年秋，國內局勢大定，白蕉回鄉探望母親。偽縣長為拉攏知名人士宴請鄉紳，親自邀請白蕉赴宴。白蕉堅辭不得，被強之以去。席間，偽縣長發言中污衊共產黨，為當局塗金，白蕉當場駁斥之，眾皆失色。事後白蕉被懷疑為地下黨員，上了黑名單，因及早解放，未遭毒手。

1949年5月上海解放，白蕉夫婦積極參與居民委員會工作，支援人民軍隊。這年，白蕉與鄧散木合寫《鋼筆字范》，對於促進鋼筆在中國的推廣傳播起了巨大作用。土改時，白蕉特地回鄉動員姐弟將全部地契交給政府，並受縣委邀請作土改動員報告，宣傳黨的政策。柳亞子回國后，曾邀白蕉陪同去蘇州無錫等地觀光視察。白蕉返滬，柳即給他寫信，並附一信給華東局領導，推薦白去華東局工作，白蕉不願借重柳氏重名，故此信並未寄出。後上海市委請沈子瑜、沈志遠出面，聘白蕉到上海市文化局工作。在填寫工資要求的欄目中，白蕉考慮到國家經濟困難，只要求八十個單位的生活費。任職期間，他為上海圖書館的恢復、上海美術館、上海中國畫院的籌建、上海工藝美術研究室的創建、以及上海書法篆刻研究會的籌備做了大量工作，並參加了恢復黨的一大會址的籌備工作。1953年，秋，白蕉赴京開會，和徐悲鴻相聚，邂逅南社重臣姚鵷雛，書《敬步鵷雛詩老原韻》，並在徐的陪同下看望了齊白石，齊老為白蕉作《芭蕉圖》。白蕉在徐府逗留一周，臨行，徐送白蕉近作一卷，翌日，徐悲鴻突然逝世，白蕉作輓詩悼之，寄與在京友人艾青，囑其交治喪委員會。

1955年3月，白蕉為黃賓虹送殯，留杭三日，同行有賴少其、江寒汀、賀天健、唐雲、林風眠、趙延年諸家。

1956年2月29日，上海美術工作者三十三人專車去常熟虞山寫生，前後四日，5月上旬，與上海國畫作者孫雪泥、賀天健、錢瘦鐵、沈邁士、江寒汀、唐雲、吳青霞、俞子才、張守成及西畫雕塑家張充仁等二十三人去蘇州旅行寫生，日程為天池、華山、靈岩、天平及諸園林名勝、洞庭東西山，則以雨阻，未果去，先後七日。

1957年9月16日，齊白石逝世，白蕉寫了“悼人民藝術家白石老人”，發在新民晚報“夜光杯”上，在讚揚白石老人的同時，文章分析了“有些畫家到了生活去，為什麼沒有創作”的原因。這年反右鬥爭開始，白蕉被錯誤地劃成“右派”，受到降級、降職、降薪的處分，下放到畫院圖書館管理圖書，被剝奪了創作及政治權利。但是，白蕉對國家的前途和信心未變，曾於1959年5月上海解放十周年之際，作《行草自作詞“清平樂”二首》和《“山高慣伍”草書自作詩》歌頌祖國，10月份國慶十周年之際，又作《頌人民公社詩》，並作《節日夜遊》書贈翁史焵。

1961年，白蕉摘掉“右派”帽子，4月8日，“上海中國書法篆刻研究會”成立，白蕉即下大力氣進行工作和創作。

1962年，他與任政等一起，在由沈尹默先生創辦的上海市青年宮書法學習班執教，積極協助沈尹默、潘伯鷹先生作書法的普及、挽救工作，為新中國的書法事業作出巨大貢獻。此時，白蕉的書法藝術水平達於顛峰，於1963年寫下《蘭題雜存長卷》（時間尚存疑）和行草手卷《雜書題寫蘭舊句》。

1965年春節期間，白蕉應安徽省博物館、合肥師大、省文聯邀請赴合肥講學，繼續為普及、挽救書法事業努力。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后，久病初愈的白蕉被莫名其妙地批鬥、抄家，被冠以“摘帽右派”等許多莫須有的罪名，白力圖澄清，被定為“翻案”，受到體罰、批鬥，關在陰暗潮濕的地下室寫交待材料，鏟油畫調色板，洗筆等，連請病假的權利也被剝奪，因此耽誤治療。后被“從嚴處理”，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每月只發給三十元生活費，並取消了他的公費醫療。

1969年2月3日，農曆12月17日凌晨，飽受折磨的白蕉含冤去世，終年61歲。

理論清澈而深入，非常自然、輕鬆地闡釋了許多大而複雜的問題。官止而神行，如絲竹方罷，而餘音裊裊；佳人不言而光華照人。”把別人能體會到但說不出來的那種感覺非常輕鬆而準確地表達了出來。其書法在用筆結體章法上也是非常自然、非常輕鬆。書法明快清新、澹凈古雅，而又不顯孱弱單薄。非常鮮活地展現了晉韻及唐法。

曾為上海中國畫院籌委會委員兼秘書室副主任，中國美術家協會上海分會會員，上海中國畫院畫師、上海中國書法篆刻研究會專職幹部。

白蕉在短暫的六十年間，經歷了北伐戰爭、十年內戰、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反右鬥爭及文化大革命等歷史時期，可謂閱盡人間冷暖。白蕉的一生，是學者、詩人、書畫家的一生，但也不乏憂患意識和愛國情懷。他一生服膺於晉人的人生觀念，超然物外，平淡沖和，但是，又不乏“刑天舞干器，猛志固常在”的一面，在勤奮儉樸，甘於淡泊，默默地完善自我人格尊嚴的同時，在民族危亡的關頭，他也能挺身而出，以自己的文字和行動支持抗日，歌頌祖國，表現了一個正直的知識分子的崇高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