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湘

在朝鮮平壤東部霞嵐山麓中國人民志願軍烈士陵園的“友誼塔”下的石函中藏有10本志願軍烈士名冊，第一本第一名就是李湘，他是犧牲在朝鮮戰場上的志願軍中最高級別的軍事指揮員；朝鮮勞動黨中央總書記、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主席金日成在一次談話中高度讚揚了李湘軍長的軍事指揮才能，稱讚他是“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

2021年5月2日，李湘軍長遺孀安淑靜逝世。

李湘，原名李湘林，又名李秀里，1914年出生於江西省永新縣泮中鄉泮中村，家境十分貧窮。全家4口人，只有1間半土磚房，8分田地，農具全無。在他8歲時，因父親去世，欠下了銀元30塊、穀子12擔的債務。母親是位聰明賢慧的農家女子，但因病左腳致殘，行走不便，她為了拉扯大兒子李湘和啞巴女兒李回玉，白天上本村富豪人家打短工換回兩斤大米，晚上編織斗笠賣幾個錢維持生計，過著半飢半飽的日子。個子比較矮小、性格較內向，但聰明懂事的小李湘，他極力想為母親分擔憂愁，9歲時就給本村地主家放牛、養豬。11歲時，在叔父的幫助下，讀了3年私塾，能初通文字。

1928年，李湘正好14歲。母親見兒子長大了，想為兒子辦兩件事：一是讓兒子學門手藝，二是替他找個媳婦。不久，在堂弟幫助下把李湘送到鄰村拜周春朵為師學篾匠。那個周師傅經常虐待李湘，做工稍不如意重則挨打輕則遭罵，李湘時常被師傅打得頭破血流。

這年的冬天，叔父給李湘找了個對象，定為上門招郎，女的已19歲，而李湘才14歲出頭，女方比他大5歲。結婚那天，附近村莊許多人前去看熱鬧，人們七嘴八舌談論紛紛，使李湘感到很羞愧。

家庭的極度貧困，學徒又遭師傅的欺凌，加上不稱心的婚姻，逼使李湘不得不考慮解脫這種艱難的處境。這時恰好是毛澤東、朱德領導的井岡山鬥爭烽火遍及永新廣大農村，隨著革命鬥爭的深入，尤其是轟轟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政權、建立地方武裝暴動隊、赤衛隊，動員群眾參軍參戰、保衛紅色政權的壯烈場面深深地感染和吸引著他。因此，李湘下定決心要投入到這場如火如荼的鬥爭中去。

1928年底，李湘在當地先後參加了鄉兒童團和鄉少年先鋒隊。1929年初，他加入了反帝擁蘇大同盟組織，與其他少先隊員一道扛著梭鏢、木棒積極參加站崗放哨、檢查來往行人，開展反對帝國主義侵略、擁護蘇聯宣傳等活動，思想覺悟與階級覺悟大為提高。

李湘在他的自傳中寫道：“當時由於紅軍游擊隊不斷到我村附近活動，並且宣傳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動員青年參軍。我由於對舊社會的憎恨和當時的家境，下決心出來參加紅軍。”於是在1930年8月的一天，也是紅軍第八次攻打吉安的時候，他辭別年邁的母親離開永新到吉安報名參加了紅軍。李湘參軍后被分配在紅九師師部當勤務員，1931年1月調紅九師二十五團當司號員，4月加入共青團，9月轉為中共黨員。從這時候起，李湘在22年的戎馬生涯中，經歷了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等革命戰爭的考驗，表現了共產黨員英勇頑強的戰鬥精神和卓越的指揮才能，從一名普通戰士，成長為我軍優秀的高級將領、忠誠的共產主義和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

1934年10月21日，紅一方面軍撤離中央蘇區，實行戰略大轉移。在艱險的長征路上，李湘數次受傷，在突破湘江戰鬥中，他的腿負重傷不能行走，紅九師首長親自看望他時，見他難以堅持行軍，發給他10塊銀元，叮囑他“留在當地治病或回家當老百姓”。當時，李湘被安排在一位老百姓家。他心情十分沉重，心想：“部隊就是我的家，離開了部隊就離開了家。”李湘暗下決心一定要追上隊伍不掉隊。李湘在老百姓家只休養了3天，敷上藥包紮好傷口，用5塊銀元雇請了一副擔架，就踏上了追趕部隊的征途。經過數天“急行軍”，回到了十幾天來朝思暮想的“家”。

1935年1月15日，黨中央在貴州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領導。中央紅軍在毛澤東的指揮下進行了整編，扔掉了笨重的裝備，適用高度機動靈活的運動戰方針，迅速奪取了戰略上的主動權。3月21日紅軍第4次渡赤水河時，在與敵軍激戰中，李湘的兩隻手又中彈負傷，失血過多，當時不能行動。這時，組織上考慮部隊處在高度運動戰中，勸李湘留在當地治療，可李湘認為腿沒有受傷就可以隨軍前進。組織上看他的決心很大，就安排擔架，但他以驚人的毅力，不坐擔架跟隨著部隊行軍作戰。

徠長征路上一直擔任連政治指導員的李湘，他先後經過強渡烏江、巧渡金沙江、大渡河大小數十次戰鬥，翻越終年積雪空氣稀薄的夾金山，走過茫茫的水草地。部隊進到哈達鋪實行整編，李湘被調任紅一軍團騎兵團黨總支書記，他認真學習騎兵技能，很快適應了戰鬥需要，他和團長一起率領騎兵團參加了直羅鎮戰鬥。騎兵團經過艱苦轉戰，終於在1935年10月19日到達陝北吳起鎮，勝利結束了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

1937年“七·七”蘆溝橋事變后，抗日戰爭全面爆發。9月，李湘奉命奔赴抗日前線，在晉察冀軍區第一分區鄧華支隊任作戰科長，隨後，先後擔任營長、副團長兼參謀長、團長、分區司令員等職。在8年抗戰期間，他一直戰鬥在最前線，發動與依靠人民群眾，與日本侵略軍展開了殊死搏鬥。

1937年9月，李湘參加了平型關戰役。當時日軍佔領大同、蔚縣后，兵分兩路向南推進，其中一路由蔚縣、廣靈經靈邱向平型關方向進犯。李湘所在的部隊共3個團日夜冒雨進入平型關，在公路兩側山地設伏。25日晨，日軍板垣師團進入我伏擊地區時，我軍突然發起猛攻，迅速將敵包圍分割，展開白刃格鬥。在戰鬥中，李湘指揮一個連英勇殺敵，打得非常頑強。經一天激戰，我軍共殲滅日軍3000餘人，擊毀汽車100餘輛，繳獲了大量武器彈藥和軍用品，取得了全國抗戰以來的第一個大勝利。

1938年春，宋時輪、鄧華縱隊向敵後冀東挺進。部隊沿著萬里長城進軍，途中缺糧又正遇上雨季，全體指戰員赤著腳行軍，傷病員增多，部隊極度疲勞。時任營長的李湘把自己的坐騎讓給了傷病員，自己同戰士們一起步行。他的模範行動極大地鼓舞著全營戰士的鬥志。在平北懷柔沙峪與日軍的遭遇戰鬥中，全營指戰員在後續部隊緊密配合下，個個勇猛衝殺，經過3小時的激戰，殲滅日軍一個中隊。

1940年8月20日，李湘指揮全團參加了著名的“百團大戰”，在北棵峪、阜平東庄地段對日軍實施反擊戰，取得了破襲鐵路截斷敵運輸線60餘公里、拔除日偽據點15個、消滅敵軍1800多人的輝煌戰果。1941年8月底，當時平漢路保定、易縣、滿城之敵8000餘人合擊易縣西南我第一軍分區部隊；涿縣、淶水、易縣之敵15000餘人向我平西根據地進攻；又以2萬兵力封鎖平漢、正太路及淶源至易縣公路。強敵壓境，形勢極為嚴峻。李湘率領全團1200多人擔負迎擊從保定和易縣、滿城出動之敵的任務，在敵開始向我分進合擊時，他指揮所部避敵鋒芒，轉移到外線作戰，與敵周旋，進行游擊活動，使敵撲空。在敵軍被我拖得精疲力盡時，他選擇敵弱點部位進行反擊，在兄弟部隊和民兵的有力配合下，對敵發起猛攻，殲敵800多人。此次戰鬥后，團長李湘被譽為“堅定頑強，機智靈活的優秀指揮員”。

1945年8月，日本侵略軍宣布無條件投降，而蔣介石卻喪心病狂地發動了全面內戰。人民解放軍奉命走上了解放戰爭的征途。這年的9月，中央軍委任命李湘為冀晉縱隊第一旅旅長。隨後，他先後擔任晉察冀教導旅旅長兼政治委員、十九兵團六十四軍一九一師師長、華北軍政大學高幹隊隊長等職務。他率部在華北戰場上參加了石家莊、清風店、正太清倉、平津等戰役。這支部隊能攻善戰，英勇殺敵，屢立戰功。

全國解放后，1950年8月，中央軍委任命李湘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六十七軍副軍長兼參謀長，11月，又被任命為六十七軍軍長兼唐（山）、秦（皇島）警備區司令員，成為我軍高級軍事指揮員。

1950年6月，美帝國主義瘋狂地發動了侵朝戰爭，戰火燒到了祖國的大門。剛剛獲得解放的中國人民的新生活受到了嚴重威脅。李湘的胸中燃起了對侵略者的無比憤恨。在轟轟烈烈的抗美援朝運動中，他積極響應黨和祖國人民的召喚，奉命率領中國人民志願軍第六十七軍全體指戰員赴朝作戰。當時，部隊處於高度戒備狀態，他嚴格遵守保密規則和紀律，在起程前3小時才匆忙告別了妻子及幼子，便匆匆地趕赴抗美援朝前線。李湘入朝後立即同政委曠伏兆（永新同鄉）到志願軍司令部請示工作、接受任務，隨即到兄弟部隊調查了解情況，虛心向友軍學習，縝密詳盡地分析敵我情況，做到心中有數。根據“志司”下達的任務，制定出周密的作戰計劃。

1951年10月13日，美軍及僕從軍以4個師的兵力向我金城南25公里正面陣地大舉進攻。在嚴重的敵情面前，李湘沉著冷靜，下決心要“爭取時間，戰勝敵人”。戰鬥打響后，在敵人用飛機炸、大炮轟、坦克協同、步兵輪番攻堅的十多個日日夜夜，李湘夜以繼日地堅守在作戰指揮室里，廢寢忘食，聚精會神地指揮。六十七軍全體官兵在他的正確指揮下奮不顧身、英勇頑強、勇猛殺敵；陣地工事被炸塌了，迅速組織搶修；敵人敗陣下去，立即實施反擊。經過激烈戰鬥，終於徹底粉碎了敵軍的“秋季攻勢”，創造了殲滅敵軍17000多人的輝煌勝利。戰役剛剛結束，他立即組織全軍總結作戰經驗，寫出了“粉碎美軍‘秋季攻勢’的軍事總結報告”。這份報告得到兵團司令部和志願軍總部的充分肯定，並印發到志願軍團級以上單位組織幹部戰士學習。

1952年春，志願軍總部命令六十七軍在某地一線挖坑道、構築工事，準備迎擊美偽軍發動的新攻勢——“春季攻勢”。軍長李湘受命后，帶領作戰參謀及軍領導機關幹部多次深入前沿偵察地形，制定作戰方案，由於他工作深入，實事求是，認真吸取廣大官兵的智慧，使坑道和工事的構築完全符合實戰要求。

在敵軍發動攻勢前夕，李湘軍長卻病倒了。當時六十七軍正在召開軍黨委會議，他渴望自己的病能很快地好起來，親自參加會議聽取彙報和指揮戰鬥。但是，他的病情卻日益加重。這時，美軍發動的“春季攻勢”戰役已經打響，敵人投入的兵員、武器彈藥遠遠超過1951年“秋季攻勢”的規模，而且使用了化學武器。李湘軍長被細菌感染，病情迅速惡化。當時，軍政委曠伏兆幾次勸他趕快到後方醫院治療，他卻堅持在指揮室里指揮，堅決不下火線。然而他的病情因細菌感染，轉化為敗血症和腦膜炎病，腦腫脹得像水桶一樣粗大，雖經醫生百般設法醫治，終因搶救無效，於 1952年7月8日13時與世長辭，從發病到去世前後只有8天，時年38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