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外交文書

《日本外交文書》的編纂工作由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負責，是一項一直持久性的工作。明治年間，日本政府就已開始著手整理外交文書的工作，編纂了《續通信全覽》、《外交志稿》、《大日本古文書幕末外國關係文書》等文獻彙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歐美各國競相編纂刊行本國外交檔案，這些檔案不僅僅是正式的外交文書，更包含了原屬機密範疇的各種報告和訓令，英國外交檔案（藍皮書）就是典例。日本外務省曾對這種現象做過調查，將原因歸納為三點：1、各國政府政策上之必要，即辨明開戰責任；2、社會主義的風潮之影響，導致要求政府向大眾公開檔案的呼聲越來越高；3、學術界研究的期望。這股風氣自然而然地影響了日本。早在1924年護憲三派內閣時期，就已提出發表外交文書的方案，昭和初年開始制定編纂明治維新以來外交文書的計劃，1936年（昭和十一年）6月正式出版發行了《大日本外交文書》第1卷第1冊（慶應三年（1867年）十月至明治元年（1868年）六月），當時的日本首相兼外相廣田弘毅為之作序，從此開《日本外交文書》刊行之先河。

此後日本政府每年都會整理出版數冊《大日本外交文書》，1940年出版到第9卷（1876年）以後，由於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持久化，近衛文麿內閣宣布《大日本外交文書》為“不急的事業”而中止其編纂。在停止編纂的期間內，1942年1月7日，日本外務省發生火災，燒毀了大量檔案，到1945年日本投降時已遺失許多珍貴資料。日本投降以後，日本外務省重新開啟編纂業務，並去掉了“大”字，通稱《日本外交文書》。1946年，《日本外交文書》第20卷出版發行。之所以從第9卷直接跳轉至20卷，是因為中間各卷檔案遺失較多，正在努力填補修復中，而20卷以後則比較容易整理。此後《日本外交文書》的編纂工作順利展開，1963年完成了明治期的《日本外交文書》，1987年完成了大正期的《日本外交文書》，當前正在進行昭和期《日本外交文書》的編纂，先已完成了昭和期I（1927年—1931年）和昭和期II（1931年—1937年）兩部分及若干特集。最新出版的《日本外交文書》是2014年3月出版的昭和期III（1937年—1945年）第1卷、第2卷。

《日本外交文書》是將原有檔案以明朝體活字刊印，而在編排體例上，明治期以卷為單位，1年為1卷，一部分是1卷1冊，另一部分是1卷2冊，第40卷則為3冊構成。部分卷還有別冊，如北清事變（義和團運動）、日俄戰爭、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等。大正期以冊為單位，每年有2—6冊。此外就明治期和大正期的一些重大問題還各自編成特集。昭和期分為I（1927年—1931年）、II（1931年—1937年）和III（1937年—1945年）3部分，每部分的卷號按年份編排，並有對華關係和對其他國家關係之別。對於一些重大問題亦以特集形式歸納整理。在每冊內以事項為單位對檔案進行歸類，其所收錄內容除了正式的外交文書外，還有大量報告、訓令、決議、會談記錄等機密檔案。具體卷冊如下：

《日本外交文書》的問世給研究者帶來極大的便利，是研究日本近代外交的必備資料，具有非常高的史料價值。同時，由於近代日本所採取的大陸政策，因此對鄰國朝鮮和中國極為關注，日本外交官刺探和搜集了大量中朝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社會等各方面的情報，因而《日本外交文書》上包含了豐富的中國和朝鮮的相關信息，對中國近代史和朝鮮近代史起到重要的補充作用，也是研究近現代東亞國際關係史的基本史料。

正是鑒於《日本外交文書》所蘊藏的史料價值非常高，所以中國一直很重視對《日本外交文書》的利用，在甲午戰爭、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九一八事變等重大事件上均有《日本外交文書》選譯。中國方面亦曾公布《日本外交文書》的相關內容來證明釣魚島是中國的固有領土。

不過，日本外務省在整理編纂的過程中，並非所有的外交檔案都彙編於《日本外交文書》中。在日本國立公文書館開發的資料庫“亞洲歷史資料中心”（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中可以找到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國立公文書館等公開的大量外交檔案的原件，其中不少都是《日本外交文書》所未收錄的。另外在伊藤博文編《秘書類纂》及一些日本政要的關係文書中也能找到很多不見於《日本外交文書》的外交檔案。朝鮮半島方面的資料則有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編的《駐韓日本公使館記錄》（共26卷）可資參照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