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夢龍

概況

時光回溯到上個世紀的四十年代。從小學到初二，錢夢龍都是出名的“差生”。他回憶：“我小時候笨得出奇，現在想起來還會臉紅……記不清報告單上掛過多少‘紅燈’，從小學到初中二年級，竟創下了累計留級四次的‘輝煌記錄’!”

這個被老師們定論為“聰明面孔笨肚腸”的學生，在初二之後，學習成績卻奇迹般地出現了轉機。

一位叫武鍾英的國語老師用一本字典改變了錢夢龍的人生軌跡——

一天放學以後，武老師把他叫到辦公室，拿起一本《王雲五小字典》，對他說：“老師們都說你笨，如果你能學會查字典，就能證明你不笨。”武老師交給他一項任務：每教新課之前，把課文中生字的音義從字典里查出來，抄在黑板上供同學們學習。

這一鼓勵一抄寫，他成績報告單上的評語在畢業時變成了“該生天資聰穎”。

1952年，一個偶然的機會，剛初中畢業的錢夢龍陰差陽錯地成了一名中學語文教師。

他一開始就不甘心當個混飯吃的教書匠。在他心底，有一桿標尺——當一個像武老師那樣的對學生傾注愛心的好老師。這一桿時時量出他差距的高高的標尺，成了當時對語文教學一竅不通、知識儲備也遠遠不夠的錢夢龍做一名好老師的原動力。

他設計出了一種既適合自己的實際水平、又有個性的教法：鼓勵學生自己學。“當時我想得很簡單、從武老師教會我查字典開始，是自學幫我學好了國文，這也肯定能幫我的學生學好語文。”於是，“怎樣教會學生讀書”成了錢夢龍語文教學的一個執著的“努力方向”。

一線語文老師普遍認同這樣的事實：語文難教。錢夢龍在從教幾十年後曾列舉了三條難教的理由：一是最容易受批評；二是考試特煩瑣，刁鑽古怪的題目，無所不包的“知識體系”，使師生都有防不勝防的恐懼感；三是教學目標最難把握。對此，他發出這樣的滄桑之嘆：教語文是“戴著鐐銬跳舞”。

但他並沒有停留在悲嘆之中，而是積極尋求突破，喊出了“戴著鐐銬也要跳好舞”的響亮口號。

這一舞，就是五十多年。

跋涉者

早在1986年，華東師範大學的譚惟翰教授就評價說：上海特級教師錢夢龍是個“不安於現狀”的語文教師，他不滿足於做一個“合格的語文教師”，而立志做一個“語文教學的專家”。

從教一開始就有這樣雄心壯志的錢夢龍，在不斷的理論聯繫實際中悉心研究、實踐、探尋著語文教學的特殊規律。

1956年，只有四年教齡、初中文化的錢夢龍成了高中語文教師，寫出了生平第一篇教學論文《語文教學必須打破常規》。同年，27歲的他被評為嘉定縣首屆優秀教師。

上世紀70年代末，錢夢龍提出了“基本式教學法”。所謂“基本式”，指的是：自讀式、教讀式、作業式。

但當時的錢夢龍也感到，自己對教學過程中規律的把握，還沒有觸及教學的深層。

“一堂課，改寫了我後半生的歷史。”時隔26年，錢老記憶猶新。

1979年，上海市教育局在他當時任職的嘉定二中召開上海市重點中學校長現場會，錢夢龍執教文言文《愚公移山》。他按自己的“基本式教學法”上了這堂課。

“那天來聽課的人特別多，把一個大教室擠得滿滿當當。”這堂課，令聽課的重點中學校長們和市、區教育局領導耳目一新，並給予了極高的評價。

1979年下半年，以一課打響的錢夢龍出人意料地被評為“文革”後上海首批特級教師。

“‘基本式’地提出成了我命運急轉彎的一個標誌，對我個人來說，其意義相當於漫漫求索之路上的第一塊‘里程石’。”

一個“石”字，道出了錢老不安於現狀的跋涉情結。

經過幾十年的探索和實踐，錢夢龍形成了自己一套相當完整的“三主四式”語文導讀法，這奠定了他在中學語文教育界獨樹一幟的地位。

永不停步

2005年，76歲高齡的錢老在“全國第四屆新教育實驗研討會”主辦方的一再邀請下，為參會的老師們上示範課。當這堂少浮華重平實的課遭到質疑時，主辦方代表、著名中學語文特級教師李鎮西在錢老的報告后對與會者講了一件事：

最初，錢老接受邀請后準備上《死海不死》一課。後來，又考慮到聽課的學生都是高中生而換成了《世間最美麗的墳墓》一課。但是在參會前他又換了。他說，老用自己上過的課去講不大好，就挑了一篇課外閱讀文《睡美人》。這個內容，此前錢老並未上過。

這就是永遠將腳下當成起點的錢老，敢於在76歲的高齡挑戰自己五十多年創造的輝煌!

針對傳統的講讀教學模式，錢夢龍老師創新性地提出了導讀教學模式。

“三主”是導讀教學的指導思想。“三主”，即“以學生為主體，以教師為主導，以訓練為主線”。

“以學生為主體”，即確認學生在教學過程中是認識的主體和發展的主體，是具有獨立的地位和極大的認識潛能的實踐者。在教學過程中，學生必須發揮主體作用，獲得“發現真理”的主動權，而且在個性的全面發展以至世界觀的形成上，同樣必須由主體來實現。

“以教師為主導”，即確認教師在教學過程中處於領導、支配的地位，而教師的領導、支配作用，只有通過“導”，才能得到充分發揮。導之有方，學生才能成為名副其實的主體。

“以訓練為主線”，即：教學過程中學生的主體地位和教師的主導作用，只有進入“訓練過程，二者才能達到和諧的統一；而這種以師生雙向活動為特徵的訓練，貫徹於教學的過程，成為“主線”，其他的教學措施都是服從於訓練並為之服務的。

主體、主導、主線，是諸教學因素在教學過程中的動態平衡、和諧統一。錢夢龍指出：“學生為主體”是教學的前提，著眼於使學生“善學”；教師為主導，是強化學生主體地位的條件，著眼於“善導”；而學生的“善學”與學生的“善導”都必須通過“善練”的科學序列才能實現，所以說“訓練為主線”是“主體”與“主導”相互作用的必然歸宿。

“基本式”為導讀教學的結構形態。“基本式”即基本課型，其表現形態為：“自讀式一教讀式一練習式一復讀式”后稱“四式”。

“自讀式”，它不同於“預習”，是在課內以培養學生的獨立閱讀能力為目的的一種訓練方式。自讀，是“學生為主體”思想的體現，但自讀的成功離不開教師的主導作用。在自讀訓練過程中，師生之間的配合大致有三種情況：一是先教後讀；二是先讀後教；三是邊讀邊教或邊教邊讀。自讀，是一個有目的、有計劃的訓練過程，不是學生隨心所欲地自由閱讀。

“教讀式”，是教會學生自讀。教讀與自讀同步，或先教後讀或先讀後教，或邊讀邊教。教讀的最終目的，是使學生真正學會自讀，從而達到不需要教師再教的境界。教讀，比較集中地體現了教師的主導作用。但教師的主導作用，只有通過強化學生的主體地位才能得到充分、正確的發揮。在教讀中，教師的主導作用表現在：第一，激發學生的閱讀興趣；第二，進行閱讀方法的指導；第三、幫助學生克服閱讀中的困難。

“練習式”，是指學生在學習新課以後，完成一定的口頭或書面作業。其目的是為加深對新課知識的理解，強化記憶，也是為了促進知識的遷移。

“復讀式”，是一種複習性的閱讀訓練形式。把若干篇已教過的課文按一個中心組成“復讀單元”，指導學生讀、想、議、練。既“溫故”又“知新”，這就是“復讀” 。“復讀單元”可以與“教學單元”重合，也可以按訓練的需要另組單元。按訓練目的，復讀大致有三種：一是以知識歸類為目的的復讀；二是以比較異同為目的的復讀；三是以發現規律為目的的復讀。

1、記誦為主的練習，有助讀、背誦、抄讀等。

2、以消化為主的練習，有問答題、劃分文章層次、分析文章特點、揣摩作者思路以及寫作練習中的改寫、續寫。

3、以應用知識為主的練習，即遷移練習。這類練習可以是分解的，也可以是綜合的，小至用一個詞造句，大至用課文寫作。

4、評價作業。評價包括鑒賞和評論。

教師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

鏡里朱顏無計駐，為伊心上留春住。“伊”就是我鍾愛的語文教學，永遠的精神支柱！

對自己摯愛的事業，要以戀人般的痴情，信徒般的虔誠，革命志士般百折不撓的意志，一以貫之、無怨無悔地緊追不捨。我這個人，要學歷沒學歷，要資格沒資格，要智慧沒智慧，我靠的是什麼？就是這份對事業的執著，這份如痴如醉全身心的投入！

我的人生格言：自尊不自大；自主不自是；自信不自負；自謙不自卑。

做事力爭上遊，不甘於平庸；對人胸無城府，寧可失之天真。人際間無聊的是非恩怨，從不縈懷，只想集中心思做一點自以為重要的事。我對既往的喜怒哀樂，近乎健忘；但這恰恰反倒有利於看清前面的目標。這種性格也許正是我歷經磨難而能始終保持積極向上心態的根源所在吧。

實際教學中，錢夢龍老師把一堂堂語文課當成了一件件藝術品，去精心地雕琢、刻畫；他的學生，也把他充滿智慧的語文課堂，看成了自己的樂土。

組織教學時，為了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調動學生積極思維，他動足了腦筋。例如：有一次學習新課《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課前他把十幅掛圖不分次序地掛在黑板上，然後又制止了拿書準備“自讀”的學生，告訴大家不要看書。上課了，他要求學生仔細觀察掛圖，根據每幅畫的背景、人物，用自己的話分析是什麼歷史事件，再給各畫加上標題，並按時間順序把它們排好。學生覺得太難，要求看書，但老師故意不讓步，最後經過“討價還價”，允許他們只准看書十分鐘。於是，像佔了“便宜”似的，他們高興而緊張地忙開了。這樣，真正從學生出發、為學生著想，精心構思教學步驟，課堂效率當然就高了。

對於一些成績差的學生，錢老師採用的是“激勵、喚醒、鼓舞”。有一次，他接了一個初二的“雙差班”。第一篇作文的講評課上，同學們拿到作文本后，發現都得了教好的成績。平時常“吃”不及格的他們，認為老師開玩笑，老師卻嚴肅地告訴他們：大家的作文完全符合老師提出的兩項要求，得90分以上的作文，還超出了老師要求的標準。原來，這次題為《我的一家》的作文，老師寫了兩個要求：①標題必須寫在第一行的正中；②文章要分段，家裡有幾個人就分幾段，每段起始必須空兩格。提完要求，錢老師還表示：非常擔心大家沒能力做到這兩點。在鄭重宣布了評分依據后，老師又談起了自己那段“差生”的歷史，學生有點動情了。最後，老師語重心長地說道：“別小看這一次的兩個要求，以後每次作文，都要提一兩點要求。只要一點、一點地努力去達到這些要求，成績保證不會比別的班差。這樣，這個班出現了轉機。

錢夢龍：路是這樣走出來的

1980年2月初的一天，上海《解放日報》《文匯報》都以第一版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新評出的全市三十六位特級教師的照片，這是“文革”后第一次以這樣隆重的方式展示優秀教師的形象，報紙一出版，立即成了社會輿論的熱點。我的照片也榮幸地躋身其中。

“錢夢龍是誰？怎麼從來沒聽說過?”不少老師發出了這樣的疑問。也難怪，三十六位特級教師，大多在教育界早已享有盛名，只有名不見經傳的錢夢龍是個例外。

“錢夢龍也成了特級教師？是不是搞錯了?”有些稍稍了解我的人這樣說。也難怪，僅有初中畢業學歷的錢夢龍，即使作為一般中學教師也是不合格的，怎麼會和“特級教師”這個標誌著教師最高榮譽的稱號扯到了一塊兒?

於是，一個問題引起了人們的興趣：錢夢龍的路究竟是怎樣走出來的?

我為什麼選擇教師職業？

我不是學師範的，當教師完全是出於個人的選擇。

我初中畢業以後，因母親病逝，家道中落，只讀了三個多月的高一就失學了。在家呆了半年左右，上海解放，翻天覆地的變化激起了我投身社會的熱情。

可是我能為這個新生的社會做些什麼呢?

當時我第一個想到、也是唯一能想到的，就是當教師。因為我的心中裝著一位教師的完美形象，是他使我切身感受到了教師工作的崇高和不同尋常的意義。

我從小智力平平，生性頑皮，不愛學習，到小學五年級的時候已創下了三次留級的“記錄”。老師送給我的評語是“聰明面孔笨肚腸”。自卑的陰影籠罩著我，使我完全喪失了進步的信心。但在我五年級留級后，遇到了一位終生難忘的好老師棗武鍾英老師，這是我一生的幸運。

武老師教我們國語課兼級任教師，上課的第一天就把我叫到辦公室，拿出一本四角號碼小字典，對我說：“現在我教你四角號碼查字法，如果你能學會，就可以證明你不是什麼‘聰明面孔笨肚腸’。你想證明一下自己嗎?”我當然很想知道自己究竟笨還是不笨。結果在武老師的指點下很快學會了這種查字法，這使我對自己的信心大增。接著武老師又給我布置了一項任務：在他每教新課之前，由我把課文里的生字從字典里查出來抄在黑板上，供同學們學習。一個長期被同學們看不起的“老留級生”，居然還能承擔如此光榮的任務，自然感到從未有過自豪！我由於愛武老師，也愛上他的課，對他布置的作業都能認認真真、一絲不苟地完成，於是又不斷在國語課上受到表揚。到六年級時，武老師又把我的一篇作文推薦給縣裡的一份報紙，居然發表了。當我看到自己的名字變成了鉛字，清清楚楚地印在報紙上時，真比登台領獎還要風光十倍!

最難忘領小學畢業證書和成績單的那一天。記得武老師在把成績單發到我手裡的時候，親切地拍著我的肩膀說：“錢夢龍，看看我給你寫的評語吧。”我至今對打開評語欄時看到的第一句話仍然保持著強烈的印象，這句話是：“該生天資聰穎”!我知道，這是武老師兩年來幫助我一步步克服自卑、自棄心理的最後一步。至此，“聰明面孔笨肚腸”那句話投在我心靈上的陰影，已被自信的陽光碟機散得無影無蹤了。當我進入初中的時候，已經是一個酷愛讀書的少年郎了。

今天，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正是武老師，用他真摯的愛心和出色的教育藝術，把我從“差生”的路上拉了回來，乃至改變了我的一生。

1949年當我決定投身社會、面臨選擇的時候，又是武老師的形象堅定了我當一名教師的決心。於是我到縣城西門外的一所初級小學去毛遂自薦，居然感動了校長，讓我當了一名義務教師。這就是我的教師生涯的開始。

從我走上講台的那一刻起，五十多年來，武老師始終是樹立在我心中的一枝高高的標尺，是他，不斷地鞭策、鼓舞著我努力做一個像他那樣對學生充滿愛心的教育藝術家。

我也懂得了一個道理：人的能力暫時低一些不要緊，但心中的標尺不能低。

我是怎麼勝任高中語文教學的？

我在小學擔任義務教師僅一個學期，就得到了一位中學校長的賞識，1950年開始到中學兼課，1951年成為專職中學語文教師，直至1957年上半年止，26歲的我已是這所縣重點中學的高中語文教師、教研組長、優秀教師。當時縣教育局舉辦教師暑期培訓班，還聘我擔任語文班的主講教師，為比我年長得多的語文教師講課。

人們覺得奇怪：一個僅有初中學歷的青年教師，怎麼可能勝任這樣的教學任務?

對這個問題，我有時候自己都有點納悶：我究竟是憑什麼勝任高中和語文教師培訓班的課程的？細細想來，無非是憑著這樣兩條：一條是學生時代打下的紮實的國文基礎；另一條是教學中採取了“反求諸己”的策略。

我在中學讀書時，國文成績突出，可以說完全得益於我的自學。我愛讀書，也愛寫文章；為了寫好文章，閱讀時又養成了琢磨文章的習慣，尤其在國文課上，老師每次開講新課之前，我總要先把課文好好琢磨一下，到聽課時就把自己的理解和老師的講解互相印證、比較。這種學法，把單一的“聆聽”變成了全方位的“思考”，不但知識學得活，又鍛煉了思維能力。課外，我雜覽旁搜，讀了不少書，古典的，現代的，中國的，外國的，詩詞、散文、小說、理論，都愛隨便翻翻；由於愛寫作，又獨自創辦了一份名為《爝火》的壁報，自己撰稿，自己編輯，定期刊出。不間斷的閱讀和寫作，使我的知識積累和語言表達能力，都明顯高出於我的同齡人，這又反過來促進了我課內的國文學習。每次國文考試前我都從不複習，但都穩穩噹噹地名列榜首。可見，我雖然只是初中學歷，但我的語文“學力”事實上已遠遠高於初中。

其次是在教學方法上比較善於體悟。《詩》云：“執柯伐柯，其則不遠”，早年學習國文的這些經驗在我當了教師后正好給了我教好語文的啟示。初為人師的我根本不懂什麼教學法，但我深信，自學既能幫助我學好國文，肯定也能幫助我的學生學好語文。

因此，語文課上我盡量調動一切手段，或提些有啟發性的問題，或設置能引起學生思考的懸念和情境，想方設法激起學生讀書、求知的慾望和興趣，引導學生像我當年學習國文那樣學習語文；教學生讀課文時，則自己盡量少講，多留一點時間給學生自己讀書和思考。當時腦子裡還沒有“教學藝術”的概念，但這種從自己獨特的“學歷”（自學的經歷）中體悟出來的“教學法”，與當時語文教學中普遍採用的刻板的串講法確實不大一樣，學生學得比較主動，讀書、寫作的興趣也很高，因此受到了學生的歡迎，彌補了我學歷不合格的“先天不足”。

1956年，我因教學成績比較突出，被評為優秀教師，並被指定在全縣優秀教師大會上宣讀了題為《語文教學必須打破常規》的論文。這篇論文，標誌著我的語文教學改革意識的覺醒。我在1980年以後陸續提出的“自讀”、“教讀”等概念，“學生為主體，教師為主導，訓練為主線”的教學觀，以及在此基礎上構建的“語文導讀法”，追根溯源，都可以從我的自學、體悟的歷程中找到依據。

由此我想：一、一個人在中學（尤其是初中）階段打下厚實的語文基礎，知識面廣，能讀善寫，對他今後（乃至畢生）的發展，其作用比通常想象的要大得多；二、一個教師如果能從自己的發展過程中悟出某些帶有規律性的認識，用以指導自己的教育教學實踐，他就很可能成為一個教育藝術家或教學的藝術家。

機遇偏愛有準備的頭腦

我絕對意料不到，1979年下半年一次突然到來的機遇，一下子把我的名字和“特級教師”的榮譽稱號聯繫到了一起。

記不得具體日期了，上海市教育局決定在我當時供職的嘉定二中召開上海郊區重點中學校長現場會，會議的一個內容大概是研究課堂教學問題，並要求所在學校提供上課的實例。當時全校教師都做好了開課的精心準備。我因負責學校的黑板報工作，校長要求在開會前必須更新全校黑板報的內容，忙得我連備課的時間也撈不到。我想：反正我平時就這麼上課，校長們來聽我的課，就請他們吃一頓隨意的“家常便飯”吧。有了這樣的精神準備，心裡也就坦然了。

想不到開會那天來聽我課的校長還特別多，把個大教室擠得滿滿的。我執教文言文《愚公移山》。我教文言文，從來不用串講法，而是在學生自讀的基礎上，結合對文章內容的理解，通過師生對話，引導學生體會文言詞句的含義和表達作用。這樣教讀文言文，學生學得主動，課堂氣氛生動活潑（後來我用同樣的方法在杭州教這篇課文，教學實錄在《語文戰線》雜誌發表后，當時上海市教研員徐振維老師這樣評價：“錢夢龍《愚公移山》的教學震動了大江南北。”福建省教科所程立夫告訴我，他們曾把《愚公移山》教學實錄作為學習資料印發給全省語文教師參考）。想不到這頓“家常便飯”引起了市教育局領導和校長們的濃厚興趣，並給予了極高的評價。過後不久，市教育局主持的重點中學教導主任會議又在我校召開，又聽了我執教的文言文《觀巴黎油畫記》，又獲好評。

這兩件事過去也就過去了，我根本沒放在心上。想不到1979年底，校長給了我一份“上海市特級教師申請表”讓我填，說是縣裡推薦我為上海市特級教師。老實說，表我是填了，但自知只是填填而已，根本不抱任何希望。因為這是建國以來首次評特級教師，挑選特嚴，比例是三萬分之一（三萬名教師中評出一名），而我的條件又太差：學歷初中畢業；政治身份“摘帽右派”（當時“右派”還未改正）；在市裡又毫無知名度。但更出乎意料的是，經過評審委員會的嚴格審查，一輪輪地淘汰，最後留下了36名幸運者，我居然也名列其中!

有人說，錢夢龍的機遇好，如果沒有那兩次市級會議的聽課，他怎麼可能脫穎而出。此言有理。但我更信奉生物化學奠基人巴斯德的一句名言：“機遇偏愛有準備的頭腦。”我所展示的雖然只是短短的兩堂課，上課前也沒有精心地備課，但為了上好這兩堂課，我卻準備了幾十年！事實上，從我走上講台、摸索適合我的教法的第一天起，我就已經在“時刻準備著”了。

走近錢夢龍老師，會使我們更清晰地發現——每個人面前，確實都有一片廣闊的天（很多時候我們忽略了它的存在）。

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自己——只要我們善於發現屬於自己的那片天，真正地走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