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昭陵

隆慶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六日，明穆宗在乾清宮病故。禮部左侍郎王希烈奉萬曆帝朱翊鈞之命往天壽山為穆宗選擇陵地，選得了永陵左側的潭峪嶺（今德陵所在位置）。同年六月，萬曆帝又命大學士張居正與司禮監太監曹憲於即位禮后再去陵區審視。張居正對萬曆帝說：送終的事情重大，尋找陵地的風水理論又十分微妙。事情重大，在處理上就應考慮詳盡；道理微妙就應廣集眾言以便做得恰到好處。他建議參照嘉靖年間選永陵時事例，派遣禮、工二部大臣及科、道官各一員，欽天監通曉地理官員、陰陽人等，再推舉廷臣中精於地理堪輿之術的官員一人，一同前往察看。

於是，萬曆帝命戶部尚書張守直、禮部右侍郎朱大、工部左侍郎趙錦、禮科都給事中陸樹德、江西道御史楊家相、工部主事易可久等官員與張居正一同前往天壽山察看。回來后，在張居正等人的建議下，萬曆帝決定採用大峪山作為穆宗陵寢的修建地點。

隆慶六年（1572年）七月，工部尚書朱衡從工地回來，向萬曆帝敘述了玄宮內的情況。他說，世宗為睿祖（獻皇帝廟號“睿宗”）修建的玄宮“內紫光煥發，和氣鬱蒸，門堂乾淨，宛若“暖室”。萬曆帝聽了十分高興，隨即命禮部議定發引事宜。八月二十二日，遷孝懿皇后李氏棺槨葬昭陵，九月十九日，隆慶帝的棺槨也葬入陵內。像這樣利用為別人所建的玄宮埋葬帝后的，在明代還是第一例。

自隆慶六年（1572年）六月十五日，萬曆帝下詔在大峪山建陵，聲勢浩大的地面建築工程就開始了。工部尚書朱衡被委任總督山陵事務，工部左侍郎趙錦負責督催木石，工部右侍郎熊汝達和內宮監太監周宣等在工所提督施工。另外還有錦衣衛左都督朱希孝、僉書楊俊卿等在現場往來監工。工程進展十分迅速，僅僅一年時間，昭陵的工程就全部結束。為此，萬曆帝特賜工部尚書朱衡等人銀幣若干，還恩准侍朗熊汝達一子入國子監讀書。

由於施工不細，才過了一年的時間，陵園建築便出現了地基沉陷的問題。萬曆二年（1574年）七月，昭陵神宮監官陶金等上奏說：“六月以來，陰雨二日，本陵裬恩門裡外磚石沉陷。”工部主事王淑陵奉旨查看，回來后與陶金反映一致。並說裬恩殿、明樓、寶城等緊要處沒有損傷。於是，工部又向萬曆帝反映，陵寢重地，鼎建未及一年便出現事故，內外經管官員都應究治。輔臣張居正也引湖北顯陵殿閣滲漏，降罰經管官員的事例，要求對此進行查處。為此，萬曆帝對王淑陵的回奏進行了批評，說陵寢重地，怎能說沉陷處不緊要？並決定對欺慢誤事，造作不精的提督工程太監周宣、左監丞郭全革恩一等，管工主事易可義、員外郎石漢降俸一級，官匠王宣等下法司提問。

事情還沒處理完，工科給事中吳文佳又對萬曆帝說：“裬恩門、殿等處沉陷甚多，至於寶城磚石翻塌損傷，更為可慮。”萬曆帝隨即命工部侍郎陳一松、給事中胡汝欽再去陵園察勘。回來后報稱：陵園沉陷嚴重，裬恩殿丹陛、方牆等處都有程度不同的沉陷、閃動，與陶金、王淑陵所奏相差懸殊。萬曆帝覽奏十分生氣，馬上命都察院會同工部對肇事人員進行參處。這次處罰比上次更為嚴厲，周宣、郭全各降三級，革去管事職務；熊汝達已致仕，著冠帶閑住，恩蔭罷革；易可義、石漢各降三級，調外任；等法司從重問擬；朱衡著以尚書致仕；楊俊卿等監工人員四人各降一級，郭元相奪俸半年；馬錄等法司提問。陶金、王淑陵因報告的時間與陳、胡二人察看的時間相差一月，其間大雨連綿，沉陷陸續增多，免以虛報處罰。

由於昭陵裬恩門、裬恩殿、垣牆等處嚴重沉陷，萬曆三年（1575年）正月，萬曆帝不得不委派工部左侍郎陳一松等提督再修昭陵。七月，陵工告竣。

由於昭陵多次興工，耗費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第一次興工（指地面建築），萬曆元年十月工部盤查營建所用錢糧數，計用庫銀390932兩，還不包括其中神木等三廠的木植用銀、大通橋廠的白城磚用銀、大石窩等廠舊石料的折銀及戶、兵二部雇抵班軍工食行糧等用銀。萬曆元年十二月，巡視廠庫工科給事中梁式等查盤營建昭陵所用錢糧數，除工部上述實用銀外，又有戶、兵二部銀110119兩，總計用銀501050兩有奇。其中；營繕司用銀204422兩，虞衡司13145兩，都水司118854兩，屯田司164628兩。

第二次接修用銀數，文獻中沒有明確記載。但據《明熹宗實錄》記載，前後兩次修建共用銀150餘萬兩。這還不算嘉靖時營建玄宮的費用。如算上嘉靖年間營陵的費用，其總用度至少在200萬兩以上，幾乎相當於隆慶時一年的財政總收入（隆慶年間歲入約230餘萬兩）。由於營建昭陵需要龐大的錢糧開支，工部庫銀匱乏到了極點。萬曆二年八月修繕涿州橋，工部拿不出銀兩，兵部派不出軍匠，不得不由輔臣張居正請求萬曆皇帝懇請母親解囊捐銀，僱工修建。

明朝滅亡后，昭陵先後遭到兩次破壞。公元1644年，戰亂中明樓遭火焚；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三月五日，大雨滂沱，列顛交加，陵恩殿和兩廡配殿又遭雷擊起火，陵卒拚命撲救，只救下了兩廡配殿，陵恩殿被徹底燒毀。隨著歲月的推移，到了乾隆年間，兩廡配殿和陵恩門又相繼殘壞。

乾隆五十至五十二年（1785-1787年），清政府為緩和民族矛盾，重新修葺明十三陵。昭陵也在修葺之中。從遺址分析，當時修葺的項目只有明樓、裬恩門、裬恩殿三項工程。這次重修，雖然使陵園制度稍趨完備，但卻改變了原有建築的規制。

昭陵的陵寢制度在十三陵中屬中等規模。其神道的設置，從長陵神道七空橋北向西分出，長約2公里。途中建有五空、單空石橋各一座。近陵處建碑亭一座，亭后建並列單空石橋三座。陵宮建築，朝向為南偏東38°，佔地約3.46萬平方米。其總體布局亦呈前方后圓之形，寶城前設兩進院落，方城下甬道作直通前後的方式，以及裬恩殿、配殿為五間，裬恩門為三間的規制均如泰、康諸陵制度。

昭陵的最大特點，是率先形成了完備的“啞巴院”制度。明朝的帝陵從獻陵到康陵前後六陵。寶城內的封土都是從寶城內環形排水溝以內開始夯築“寶山”（墓冢）的，其形狀呈自然隆起之態。《昌平山水記》記之為“甬道平，寶城小，冢半填”。昭陵則不同，寶城內的封土填得特別滿，幾乎與寶城牆等高，正中築有上小下大的柱形夯土墓冢，封土的前部有弧形磚牆攔擋封土，並與方城兩側的寶城牆內壁相接，形成了一個封閉的月牙形院落，人們俗稱為“啞巴院”，並稱院外月牙形的牆體為“月牙城”。

寶城封土的排水系統也十分講究。寶城為前低后高形式，城內的封土則是中高外低。寶城的內側設磚墁凹形水槽，左右兩側稍前處又各設方井兩眼，井上覆蓋鑿有漏水孔的水蓖子，井下有暗溝前通啞巴院內的兩側排水孔道。每當大雨降后，城內雨水能順利地從啞巴院兩側的排水暗溝排出，有效地保證了玄宮上面封土的乾燥。

方城后的琉璃影壁也改泰、康等陵依牆而建的方式，為一半嵌入牆體之內的隨牆而建的方式。

昭陵的寶城與泰、康等陵寶城模式相比較，顯得更加精緻壯觀。那麼，為什麼昭陵會採用這種“啞巴院”的形制呢？這還要從昭陵寶城培土一事談起。據《明萬曆帝實錄》記載，萬曆九年（1581年）五月十五日，工部上一道奏章。說：“永陵寶城黃土，自嘉靖十八年以來，至今四十二年，不為不久，乃十分尚虧其八。”還提出六條意見請萬曆帝批答。萬曆帝覽奏後下旨說：“皇祖寶城培土如何四十餘年尚未完？就這工程重大，若用陵軍、班軍未免耽延時月，終無完局，依擬通行雇募，刻期報完。”又說：“朕前恭陵寢，見昭陵寶城亦欠高厚，著一體加培，俱不許苟且了事。”這樣一來，永、昭二陵寶城的黃土同時加培，大臣們恐洛下“苟且了事”的罪名，自然就按同一規制培築了。這就是昭陵寶頂與永陵相同，卻與長、獻、景、泰等陵都不同的原因。由於封土的培高，冢前攔土牆、排水系統、照壁形式，與寶城、方城的關係都要重新考慮，於是形成了陵區內第一座“啞巴院”。這種形制由於冢前攔土牆的大幅度增高，不僅可以滿足以永陵位模式在寶城內填滿黃土的需要，而且方城下的甬道和寶城內通向明樓的左右轉向礓也可以繼續使用，而不致被封土掩埋。這種月牙城、啞巴院的方式為後來的慶、德二陵所沿用。

從整個陵寢建築的規制看，昭陵是按泰、康等陵形制建造的。而且昭陵營建時，正是明代中葉著名政治家張居正執政期間。張居正受孝定皇太后李氏之託，輔佐年幼的萬曆帝皇帝，正身體力行以務實的精神銳意改變時弊，他雖對先帝陵寢的建造態度也十分認真，但卻絕不會將精力花在陵制的創新上。因為這樣的創新只會增加陵工的工程量，加大用度，而當時張居正卻是千方百計在考慮著如何開源節流，從各個方面節省國家的財政支出。這點從萬曆帝隆慶六年七月諭工部尚書朱衡的內容也可看出。萬曆帝的諭說，昭陵的營建“固不可因陋就簡，以天下而儉其親，亦不宜浪費糜財，飾文而鮮實……”可見，昭陵“啞巴院”是在一個偶然因素影響下形成的。

明樓的斗拱，依明朝制度各陵均為上檐單翹重昂七踩斗拱，下檐重昂五踩斗拱。而修葺后的昭陵卻變成了上下檐均為單翹單昂五踩斗拱。明樓內還增加了條石券頂。

祾恩門、裬恩殿雖然重建時間數沒有大的變動，但都縮小了尺度。裬恩殿，原制面闊五間（30.38米），進深四間（16.77米）；清代重建后，面闊間數沒有改變，尺度卻縮小為23.3米。進深改為三間，尺度縮小為11.92米。裬恩門，原為面闊三間（18.44米），進深二間（8.04米）；清代重建後面闊縮小為12.52米，進深縮小為6.77米。陵內的兩廡配殿和陵前的神功聖德碑亭不僅沒有重建，而且殘垣斷壁也被拆除。只在碑石周圍舊亭基上修建了一周宇牆。此後，長達200年的時間裡一直沒有修繕。昔日壯麗的陵園建築滿目凄涼，只剩下殘壞的明樓和陵牆了。

為了加強對文物的保護和利用，開闢新的旅遊景點，豐富旅遊內容，經有關部門批准，十三陵特區從1985年6月開始籌備昭陵的復原修繕工程，1987年4月正式動工。修繕的主要工程有：明樓木架結構和瓦飾的更換，裬恩殿、裬恩門、兩廡配殿、神功聖德碑亭、宰牲亭、神廚、神庫的復原修建等。1990年8月，完成了宰牲亭、神廚、神庫以外的全部工程，9月1日，作為旅遊景點正式對外開放。1992年，宰牲亭、神廚、神庫也相繼竣工。按《昌平山水記》：“十三陵各有宰牲亭，在陵恩門之左，西向，廳五間，廂各三間，亭一座，有血池。外有周垣黃瓦，惟長陵止一亭，無廳廂。”遺址清理的情況表明，昭陵宰牲亭、神廚、神庫的規制與文獻記載一致。其中，廳五間即神廚正房，廂即神庫。《大明會典》記昭陵以前各陵神庫“或二座，或以左”，昭陵則為兩座。重修后的昭陵建築宏偉，金碧輝煌，具有陵制完整的特點。裬恩殿內還舉辦有“明昭陵秋季復原陳列”，

昭陵石橋與新復建的神功聖德碑亭再現了明代秋祭時殿內供品豐潔、樂器齊備的隆重場面。左右配殿分別有“明昭陵帝后史料陳列”和“明代皇族墓葬史料陳列”介紹埋葬在昭陵內的隆慶皇帝和孝懿、孝安、孝定三皇后的有關情況，以及明代親王、妃嬪的墓葬規制。

明穆宗朱載垕，世宗朱厚熜第三子，嘉靖十六年（1537年）正月生於皇宮，十八年二月封裕王，四十五年十二月繼皇帝位，四十六年改元“隆慶”，隆慶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六日於乾清宮病故，享年36歲。謚“契天隆道淵懿寬仁顯文光武純德弘孝庄皇帝”，九月十九日葬昭陵。

孝懿庄皇后李氏，北京昌平人，錦衣衛百戶李銘（后以女顯貴，官至錦衣衛副千戶，封德平伯）之女。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九月，被選為裕王妃，暫住宮內，第二年二月行迎親禮，正式冊為裕王妃。成婚兩年後，李氏生子朱翊，嘉靖三十六年正月復生皇長女，嘉靖三十七年四月十三日，病故於裕王府。世宗皇帝為其親定喪儀規制。，嘉靖三十七年七月葬於京西金山豐裕口。穆宗即位后，於隆慶元年（1567年）二月追謚為孝懿皇后。隆慶六年七月，萬曆帝又上尊謚為“孝懿貞惠順哲恭仁儷天襄聖庄皇后”，遷葬昭陵。

孝安皇后陳氏，北京通州人，國子監監生陳景行（陳氏入選裕王繼妃后，授中城兵馬指揮司指揮，后改授錦衣衛副千戶，封固安伯）之女。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九月選為裕王繼妃，隆慶元年（1567年）冊立為皇后。萬曆二十四年七月十三日，陳皇后病故。萬曆帝上尊謚為“孝安貞懿恭純溫惠佐天弘聖皇后”，葬昭陵。

孝定后李氏，通州永樂店人，萬曆帝生母，初為宮嬪，待穆宗於裕王府中，隆慶元年（1567年）三月封皇貴妃，萬曆元年（1573年）被萬曆帝尊為“慈聖皇太后”，萬曆四十二年二月九日病故，謚“孝定貞純欽仁端肅弼天聖皇太后”，享年70歲，葬昭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