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裡的秋天

《春天裡的秋天》是巴金基於當時泉州社會現實創作的小說，講述了一個凄楚動人的愛情故事：一位姓林的中學教師在泉州和他的女學生鄭佩容相愛著，但遭到女方父親的強烈反對，他倆逃到廈門鼓浪嶼。但是他們的愛情終難為封建禮教所容，在短暫的幸福時光過後，鄭佩容在母親的電促下返回泉州，從此音信杳渺，最終在父母所包辦的婚姻中鬱鬱而終。

春天。枯黃的原野變綠了。新綠的葉子在枯枝上長出來。陽光溫柔地對著每個人微笑，鳥兒在歌唱飛翔。花開放著，紅的花，白的花，紫的花。星閃耀著，紅的星，綠的星，白的星。蔚藍的天，自由的風，夢一般美麗的愛情。每個人都有春天。無論是你，或者是我，每個人在春天裡都可以有歡笑，有愛情，有陶醉。然而秋天在春天裡哭泣了。這一個春天，在迷人的南國的古城裡，我送走了我的一段光陰。秋天的雨落了，但是又給春天的風掃盡了。在雨後的一個晴天里，我同兩個朋友走過泥濘的道路。走過石板的橋，走過田畔的小徑，去訪問一個南國的女性，一個我不曾會過面的瘋狂的女郎。在—個並不很小的莊院的門前，我們站住了。一個說著我不懂的語言的小女孩給我們開了黑色的木柵門，這木柵門和我的小說里的完全不同。這裡是本地有錢人的住家。在一個陰暗的房間里，我看見了我們的主人。寬大的架子床，寬大的涼席，薄薄的被。她坐起來，我看見了她的上半身。是一個正在開花的年紀的女郎。我們三個坐在她對面一張長凳上。一個朋友說明了來意。她只是默默地笑，笑得和哭一樣。我默默地看了她幾眼。我就明白我那個朋友所告訴我的一切了。留在那裡的半個多小時內，我們談了不到十句以上的話，看見了她十多次秋天的笑。別了她出來，我懷著一顆秋天的痛苦的心。我想起我的來意，我那想幫助她的來意，我差不多要哭了。一個女郎，一個正在開花的年紀的女郎……我一生里第一次懂得瘋狂的意義了。

我的許多年來的努力，我的用血和淚寫成的書，我的生活的目標無一不是在：幫助人，使每個人都得著春天，每顆心都得著光明，每個人的生活都得著幸福，每個人的發展都得著自由。我給人喚起了渴望，對於光明的渴望；我在人的前面安放了一個事業，值得獻身的事業。然而我的一切努力都給另一種勢力摧殘了。在喚醒了一個年輕的靈魂以後，只讓他或她去受更難堪的蹂躪和折磨。於是那個女郎瘋狂了。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不自由的婚姻、傳統觀念的束縛，家庭的專制，不知道摧殘了多少正在開花的年青的靈魂，我的二十八年的歲月里，已經堆積了那麼多、那麼多的陰影了。在那秋天的笑，像哭—樣的笑里，我看見了過去一個整代的青年的屍體。我彷彿聽見—個痛苦的聲音說：“這應該終結了。”

《春天裡的秋天》不止是一個溫和地哭泣的故事，它還是一個整代的青年的呼籲。我要拿起我的筆做武器，為他們衝鋒，向著這垂死的社會發出我的堅決的呼聲“Je accuser”。

巴金的中篇《春天裡的秋天》(寫於一九三二年春天)描寫了一對青年男女在封建專制家庭摧殘下愛情的悲劇，是一個“溫和地哭泣的故事”,也是“整整一代的青年的呼籲”。小說全篇成功而嫻熟地運用第一人稱手法，通過男主人公林敘述和描寫了他和少女鄭佩蓉的戀愛生活、愛情悲劇，筆調柔婉，簡潔細膩，抒情氣息濃郁，就象一首精妙雋永的散文詩，充滿媚人的詩情味。

具體考察這種動人的抒情氣息和媚人的詩情味的來源，存在於內容、語言形式諸多方面，而各種修辭手法精當貼切的運用，尤其是比喻的運用，則尤有不可忽視的突出意義‘ 老詩人艾青說:“比喻的作用，在於使一切無生命的東西活起來，而且斌予思想感情。”(轉引自黃漢生《修辭漫議》)巴金在《春天裡的秋天》中對於比喻的運用，正是如此，多想感情是他筆下各種結構形式的比喻的真正靈魂。

巴金是我國著名的小說家，歷任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作協名譽主席、五屆全國人大常委、中國文聯副主席等職。他一生勤奮寫作，著作頗豐，即使進入耄耋之年仍能寫出《隨想錄》這樣的驚世之作。他1982年摔斷左腿，后又患“帕金森氏病”住院治療，但由於他有堅強的意志，積極鍛煉，配合醫生治療，身體恢復得比一般老人快。 1927年，巴金以第一部小說《滅亡》，被人們認識以後，以自己的光和熱，逐漸成為中國文壇的領軍人。巴金的財富，是他26卷本的不朽著作和10卷本的精彩譯著。巴金的財富，更是他高尚的精神境界和完美的人格力量。

愛國主義，是巴金兩大財富的重要基礎。巴金12歲那年通讀了《說岳全傳》，深深被岳飛的愛國精神、民族精神震動。上世紀90年代，巴金在眾人的勸說下，到杭州休養。從來怕麻煩別人的他，有一天卻提出了要求，想去拜謁岳墳。在文徵明《滿江紅》詞碑前，年過九十，平時說話吐字不太清楚的巴金，像小學生那樣吟誦起這首詞來，聲音越來越清楚、高亢：“拂拭殘碑，敕飛字、依稀堪讀……笑區區、一檜亦何能，逢其欲。”

“使每個人都得著春天”

“讓每個人都有住房，每個口都有飽飯，每個心都得到溫暖”，巴金的心裡始終珍藏著這一美好願望。

巴金出生於成都一個封建大家庭。仁愛的母親，是他人生的第一個老師。他從母親這裡懂得了愛，懂得了寬容。巴金幼年另一位老師是轎夫老周。老周總跟他說：“要好好地做人，對人要真實，不管別人待你怎樣，自己總不要走錯腳步。”“人要忠心，火要空心”。

成年後的巴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是什麼精神和力量，使瘦弱的老周在那樣困苦的條件下，講出這番深刻的道理。這就是仁義、道德、忠愛。而恰恰是這些，正是中華民族的精神之根、為人之本。

巴金把他的愛，他的思想，反映在他的作品中。反帝、反封建、反壓迫，呼求平等、自由、幸福，是巴金作品主要內容。在巴金許多文論中，我們可以讀到他火一樣的文字：“我們的生活信條應該是：忠實地行為，熱烈地愛人民，幫助那需要愛的。”“我的生活的目標，無一不是在幫助人，使每個人都得著春天，每顆心都得著光明，每個人的生活都得著幸福，每個人的發展都得著自由”。

小張、小吳，從農村來到巴老身邊工作。轉眼多年過去了，有一天，時任中國作協黨組書記的翟泰豐來探視，問巴老有什麼要求？從來不向組織提任何要求的他，不假思索地提出：希望安排好小張、小吳的工作。

仁愛、忠誠、正義、自律，人道主義相伴巴金一生。

巴金（1904年—2005年），現代作家，翻譯家。原名李堯棠，字芾甘。筆名巴金。1927年至1928年旅法期間，他接觸了一些無政府主義者，在巴黎創作第一部長篇小說《滅亡》。1928年底他回國，從事文學創作和編輯工作。抗戰前的作品主要有《愛情三部曲》（《霧》《雨》《電》）、《家》以及短篇小說集《復仇》《光明》等。抗日戰爭期間，巴金的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火》《憩園》《寒夜》和《第四病室》。解放后，巴金歷任中國作協副主席、上海作協主席、中國作協主席等職。新時期出版的《隨想錄》《探索與回憶》等，具有極高思想價值與藝術價值，是新時期文學最重要的收穫之一。巴金於1982年獲義大利但丁文學獎，1983年獲法國榮譽勳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