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工業學校

太行工校是根據黨中央的戰略思想，在彭德懷副總司令和左權副參謀長親自指導下建立起來的。總部委任軍工部部長劉鼎兼任校長。它的建立在軍工教育史上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太行工校是抗日軍政大學總校特科大隊的延續和發展。1940年4月，“抗大”總校在山西省武鄉縣紀家坪村成立特科大隊，專為我軍培養特種兵技術幹部，劉鼎任大隊長兼政委。同年5月，總部調劉鼎到軍工部任部長，特科大隊的30多名教師和幹部也隨後調入，於6月10日到達軍工部，組成通訊研究室，9月擴展為“干訓隊”，1941年正式成立太行工校。

太行工校繼承和發揚“抗大”的優良校風，結合技術教育的特點，把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堅持艱苦奮鬥的作風和勤儉辦校的方針。在教學上堅持理論和軍工生產實際相結合，堅持“學以致用”和“少而精”的方針。在師資隊伍的建設上，集中了一批留學生和大專畢業生擔任學校的各級領導和教師，這批人約佔軍工部同類技術幹部的三分之一。教師在極端困難的戰爭環境中辛勤教學，學生自覺地刻苦學習。全校師生同甘共苦，齊心協力，努力把學校辦好。太行工校既是一個教學單位，又是一個半武裝隊伍，師生一手拿書、一手拿槍，邊學習、邊戰鬥，在戰鬥中接受鍛煉，增長才幹。學校經歷了日軍的七次殘酷“掃蕩”，師生的基本隊伍不僅保存下來了，而且鍛煉得更堅強。在反“掃蕩”中，全校師生為保衛軍工部領導機關的安全和保護兵工器材，作出了貢獻。

太行工校從正式誕生，到1943年9月奉命停辦，在這3年中，為軍事工業培養了近400名中級工業管理幹部和技術幹部，支援了軍工建設。

太行工校從建立到停辦，經歷了四個時期：

太行工校的前身（1940年9月至1941年4月）

為解決軍火生產的專業人才，1940年9月，彭總指示軍工部開辦工業學校，吸收青年和有知識的工人參加學習，少至幾十人，多至200人。9月下旬，軍工部以抗大特科大隊和從冀中軍區調入的部分幹部為基礎，在黎城縣下赤峪村成立軍工部幹部訓練隊，簡稱“干訓隊”。“干訓隊”由李非平任隊長兼工科教員，厲瑞康任政治指導員兼黨支部書記和政治教員，學員共有70餘人，隊部下設兩個分隊。

太行工校的誕生（1941年5月至1942年6月）

1941年是總部軍事工業大發展的一年，軍工教育事業也隨之發展。年初，“干訓隊”奉命從下赤峪村搬到黎城縣看后村，籌備成立太行工業學校。三四月間，總部從各地選調學員96名，陸續來到看后村，5月太行工業學校正式成立。7月，軍工部任命李非平為教務主任；厲瑞康為副政治指導員；夏明為教職幹部黨支部書記。開學后，總後勤部部長兼政委楊立三曾到校視察，鼓勵師生把學校辦好。

7月中旬，專二班、普一班和普二班學員到武鄉縣柳溝和顯王兵工廠舉行鑄鍛工種的認識實習。同時為了解決長途背糧的困難，太行工校一度遷移到武鄉縣河不楞村進行教學。預科班的大部分到兵工廠去學徒，會計班畢業後分配到工廠工作。

9月，學校搬回黎城縣西頭和南陌村，兩村相距很近，又靠近軍工部機關所在地趙姑村，能夠取得領導的及時幫助和指導。

10月，軍工部為了加強學校的領導和充實師資隊伍，任命柳溝鐵廠副廠長劉致中為副校長，主持學校全面工作，4所所長陳志堅到校任教。他們兩位都是北洋大學畢業生，抗日戰爭前曾任工程師，劉副校長還兼金屬材料教員。數學教員趙黛娥、管理股長關世傑、管理員葉紅雲也先後調來學校。此時，學員也有新的增加，全校人數達到176人。其中：幹部教員25人，戰士（工勤人員）21人，學員130人。除原有班次外，又增加了普三、普四兩個班。撤銷了排的建制，實行了班主任制度。班主任由任課教員擔任，學員中有黨支部，班主任和黨支部密切配合，管學習、管生活、管思想，保證教學任務的完成。

1942年2月，反“掃蕩”結束后，學校遷移到遼縣澤城鎮，和軍工部機關駐在一起。在這個時期，為了進一步加強學校的領導和教學工作，軍工部調3所教導員張彌到校任政治教導員，並派張培江、牛寶印、柴毅3位大學畢業生到校任教員，學員也有增加。

太行工校的發展（1942年7月至1943年5月）

根據黨中央和總部關於精兵簡政的指示，總部軍事工業1942年下半年精簡了55%的職工。為了保存和培養幹部，軍工部從部機關、各兵工廠選派了近200名有培養前途的職工到學校學習，校址於7月遷武鄉縣溫庄村。新入學的職工按工作性質和文化程度編班，幹部編入各專業班，這時增設了工會幹部和政工幹部訓練班；工人編入新成立的工人訓練隊，簡稱“工訓隊”。工訓隊駐大名村，與溫庄相鄰，由軍工部器材處吳貴祥任隊長。這時全校人員增至317人。

在這個時期，學校領導配備比較齊全。軍工部委派工程處副處長陸達（德國留學生）任副校長，主持學校全面工作兼冶金教員。委派青城鐵廠教導員賈曉東任副教導員兼總支書記。

這個時期，軍工部一批受過高等教育的技術骨幹郭棟才、唐英之、王錫嘏、牛治華、封域中、曹石甫以及任力之和吳宗煥等人先後調入學校任教，分別擔任工科和基礎技術課教師，並調1所教導員張先進任政治課教員。

1943年3月趙雲鵬為教導員，吳貴祥為校務主任。由陸達兼任教務主任。同月工訓隊從大名村遷移到溫庄村，隨之撤銷了工訓隊的建制，並根據黨中央精兵簡政的精神，調整了班級，精簡了部分教職員工，到4月6日，全校由327人減到272人，減少55人。

太行工校奉命結束

1943年6月14日，敵人進佔蟠龍鎮，距太行工校駐地溫庄只有4公里，直接威脅學校的安全。因此，太行工校撤離溫庄，遷移到黎城縣井上村一帶生產渡荒，學校從此停課。在這個時期，全校又減少15人。9月2日，朱德總司令和葉劍英參謀長致電彭德懷副總司令和滕代遠副參謀長，要求從晉東南抽調各種兵工工人和技師，只要政治上比較可靠，數量越多越好，設法送延安分任軍工工作。9月15日，楊立三副參謀長指示軍工部，工校學員原則上開赴延安。9月18日，軍工部決定太行工校停辦，並於9月20日將全校257人重新作了分配。

培養目標和專業設置

太行工校的培養目標，在建校時就非常明確，它不僅培養一般的技術人才，而且培養技術管理幹部。在當時主要是為了解決軍事工業改革管理體制所需要的幹部。彭總指示：“不能用管理部隊的辦法管理工廠。”據此，軍工部進行工廠管理體制改革，迫切需要技術管理幹部。當時由於敵人的嚴密封鎖，從敵占區和蔣管區投奔根據地的工廠技術幹部和管理幹部很少，這類幹部只能依靠自己培養。學校的專業設置，軍工部明確規定為機械專業、化工專業及其管理幹部。

1941年，為在根據地開展地雷運動，學校舉辦了兩期爆破訓練班，學員是各縣、區的武委會幹部主要講解地雷的製造和使用。

教學方針

太行工校的教學方針是理論和生產實際相結合，課堂教學和工廠實習相結合，注重實際、學以致用，特彆強調熟練。劉鼎部長明確指示：“工業貴於應用，工校的校訓是實際。要應用，要實際，必須從熟練上通過，學得熟練，自然就應用上了。工校學生的基本課程要熟，要有一門或二門特長的學科；每個學員要熟練珠算的加減乘除，會計算工賬。要經過一次由部主持的百分考試，考其能否應用到工廠一般工作中去，百分考試不及格不得畢業。”為了貫徹上述指示精神，工校領導決定在學員中開展學習實際化、生活集體化和思想政治化的3項活動。

教學年限和教學計劃

1941年5月，根據各科學員的入學程度，制定了學習年限和教學計劃。預科3個月，畢業后升入普通科；普通科6個月，畢業后升入專科；專科8個月畢業。各科學員在學習期間，有一次認識實習，畢業前均有一次生產實習。

1943年4月初，根據各班教學進展情況，修訂了教學計劃，專科各班文化專業課佔83%，政治課佔17%，每周4學時。

工廠實習

工廠實習是重要的教學環節和教學形式，通過實習，使學員鍛煉獨立工作能力，學會組織管理生產，培養勞動觀點。太行工校對組織學員到工廠實習十分重視。

1941年下半年，專一班到工廠實習鉗工，全班20多人分散到軍工部1所、2所和軍工機械廠等3個單位。學員按照實習計劃，向工人師傅學銼稜角、銼平面、銼六方、鑽孔，進而學做角尺、卡鉗，然後學做產品。經過幾個月的實習，學員的鉗工操作技術達到了3年學徒的水平，受到工人師傅和工廠領導的好評，有的學員還被評為模範學徒工。1943年4月初，專二班到柳溝鐵廠實習翻砂，不僅學習了翻砂知識，而且學會了翻砂的操作技能。（資料來源：檔案館館藏資料《軍事工業·根據地兵器》）

在抗日戰爭時期，教學條件十分艱苦，學校沒有校舍、教室、桌、椅、實驗室和教科書，甚至沒有黑板、粉筆、鉛筆，紙張也是很缺乏的。為了完成教學任務，保證教學質量，教員們認真地教，學員們刻苦地學，用艱苦樸素的精神克服了重重困難。

課堂講授是教學的主要環節和基本形式，師生們在大院里、大樹下和窯洞里上課。門板當黑板，石頭或背包當坐椅，膝蓋當課桌，在這種情況下課堂秩序和學習勁頭依舊很好。太行工校教員的教學水平相當高，講原動力的教員郭棟才，從日本東京工業大學學成回國后，棄教從軍，投奔根據地，參加了軍事工業的建設。1942年調太行工校任教，在學校一無課本、二無資料的情況下，他編寫出一本本的講義，這些講義內容深入淺出，講解生動具體，教學效果很好。其他許多教員也是如此。在這樣極端困難的條件下，教員根據“少而精”和“理論聯繫實際”的原則，並考慮學員實際情況，明確基本要求、重點和難點，進行認真地備課。講課時，注意直觀教學，力求做到概念明確，條理清晰，重點突出，基本理論和法則講深講透，使學員們在較短的時間內獲得豐富的知識。學員沒有課本，全靠課堂上作筆記。教員講，學員聽，聽不懂再講，聽懂了就做練習題。

學校沒有寒暑假，只要敵人不“掃蕩”就堅持上課。在反“掃蕩”過程中，利用不打仗不行軍的空隙，仍抓緊時間上課。1942至1943兩年，太行區遭受嚴重旱災，糧食供應不能保證，師生口糧由每人每日0.75公斤降到0.44公斤(合舊秤14兩)，大家常常以野菜和樹葉充饑。後來為生產自救，學校組織開荒80餘畝，邊學習，邊耕種，渡過了災荒。

為了適應戰爭環境，學校訂有兩套計劃，即平時的教學計劃和戰時的反“掃蕩”計劃。學校有一支幾十人的武裝自衛隊，隊員是從各教學班挑選出來的，要求政治好、身體好，多數是有戰鬥經驗的共產黨員。他們平時在教學班裡學習，並抽一定時間進行軍事訓練，戰時按照自衛隊的編製全部集中起來，做到“召之即來，來之能戰”。工校自衛隊，不僅是學校的護衛隊，而且是軍工部機關的警衛隊。在反“掃蕩”中，軍工部機關和太行工校一起行動，工校自衛隊聽從軍工部的調動，保護軍工部機關和首長的安全。

1942年2月初，敵人進行年關“掃蕩”。工校隨軍工部已經安全轉移到黎城縣白寺峧村，黃崖洞水窯一所的職工把機器埋好后已經轉移，但有一大批鋼絲、鋸條、銼刀、鋒鋼和黃色炸藥等器材存放在黃崖洞里，很不安全，這些東西是冒著生命危險從敵占區搞來的，是根據地的奇缺物資。彭總指示要把這批器材搬出來，軍工部決定派工校自衛隊返回黃崖洞完成這項任務。當時，敵情很嚴重，時間很緊迫，進攻黃崖洞兵工廠的敵人已經從後山下來，工校自衛隊冒著生命危險，完成了搶救貴重器材的任務。

1942年5月19日，敵人集中兩萬多人，對太行區大舉進攻。太行工校駐在遼縣澤城，反“掃蕩”開始后，隨軍工部一起轉移，當夜駐在尖廟村。自衛隊班長楊瑞峰後半夜帶班換崗時，發現敵情，接崗的韓修學被敵人抓住，在緊急情況下楊鳴槍報警，村裡師生聽到槍聲，急速轉移，敵人偷襲撲了空。

5月25日，工校師生轉移到了遼縣十字嶺，總部機關也在這裡，敵人對這個地區進行“鐵壁合圍”，左權副參謀長在指揮戰鬥中英勇犧牲。太行工校衝出了包圍圈，在這次突圍中副校長劉致中英勇犧牲。普二班班長、共產黨員吳劍英帶領幾位同學，在山溝里轉移，因為情況不明，怕同敵人遭遇，他對大家說：“我與你們拉開距離，我在前，你們在後，如果遇到敵人就拉響手榴彈，你們聽到響聲，就向後轉。”當他在前面探路遇到敵人包圍時，立即拉響手榴彈，壯烈獻身，他用自己的生命保衛了同學們的生命安全。

太行工校辦學3年，培養了一批軍事工業技術管理幹部。這批學員出校后，參加了太行區、太岳區和延安的兵工事業。全國解放初期，他們先後下山。奔向全國大中城市接管工廠，成為工業戰線上的一支骨幹力量。

抗戰勝利后，為繼續培養軍工管理幹部和技術人才，1946年2月，太行工業學校在山西省長治市恢復，改名為長治工業學校，負責人牛寶印，學員有100多人。教學基本沿用原太行工校的一套辦法。1946年7月，蔣介石在全國挑起內戰，學校被迫再次停辦。

1949年初，解放戰爭即將在全國勝利，華北兵工本著既滿足戰爭需要又兼顧未來的發展方針，進行了較大的調整。華北人民政府決定，在太原市再次建立兵工職業學校，並於當年9月正式開學。邸耀宗任校長，厲瑞康任副校長。設中級部和初級一、二、三部，共有學員1600多人。1951年以後，學校經過幾次調整，並幾度改變名稱，到1958年9月擴建為太原機械學院

1941年，八路軍總司令部在太行抗日根據地創辦的我黨我軍第一所兵工學校——太行工業學校，歷經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洗禮，幾經變遷，飽歷滄桑，薪火相繼。

1949年，學校遷入現址，更名為華北兵工職業學校，后又冠名為華北兵工工業學校，太原機械製造工業學校。

1958年，升格為太原機械學院。后經國務院和中央軍委批准，北京工業學院（現北京理工大學）4個常規兵器專業和瀋陽工學院（現瀋陽理工大學）2個常規兵器專業相繼遷入，學校成為當時國內常規兵器專業最為齊全的高等學校，規模和整體辦學實力也得到了充實和提高。后經國務院和中央軍委批准。

1961年，北京工業學院（現北京理工大學）4 個常規兵器專業（火炮、自動武器、彈藥、引信）的教師、學生、實驗設備、圖書資料等全部遷入該校。

1962年，瀋陽工學院兩個常規兵器專業（火藥、炸藥）也相繼遷入，使學校規模和整體辦學水平得到了充實和提高。

1963 年該校劃歸國防科委直接領導，成為當時的國防工業 8 大本科院校之一。

1971，年歸屬到第五機械工業部，同年7 月，奉本部軍管會命令學校停辦。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學校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和提高。

1993 年，更名為華北工學院，隸屬於兵器工業總公司。1999 年，隨著高校管理體制改革的推進，我校成為由成為工業和信息化部（原國防科學技術工業委員會）與山西省人民政府共建的高等學校，標誌著我校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2001年學校六十周年校慶時，薄一波為學校慨然題詞“人民兵工第一校”。

2004年6月經教育部批准更名為中北大學，學校由理工類院校向綜合性大學轉型邁出了堅實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