洱水神祠

大殿為單檐歇山頂，三開間，面闊13.7米，進深10.8米。北廂房為三開間，重檐硬山頂，樓上后檐牆鑲有宋湘寫的《洱海行》碑和《洱海浩然閣臨水亭記》碑。神祠前原有浩然閣，建於明代，為當時大理四大名閣之首。清咸豐年間損毀，清末李必昌原址重建，又毀，民國年間張沖在原址上建豐樂亭，1984年損毀。

洱水神祠作為大理白族人民宗教信仰的活動場所之一，歷史悠久，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內涵，加之留存有重要碑刻，更增添了其價值。

現其管理單位為大理市文物保護管理所。使用單位和責任單位為大理市大理鎮才村村委會。保護範圍是：東以洱海西岸為界，南以南圍牆為界，西以大殿後檐滴水為界，北以北廂房后檐滴水為界。（資料由大理市文物保護管理所提供）

在大理，很少有人不知道蛇骨塔的，因為它就在下關城邊點蒼山斜陽峰下的羊皮村頭；也很少有人不知道斬蟒英雄段赤城的，因為這座塔就是用他所斬之蟒的骨灰拌在石灰中建成。

傳說南詔時，一條蟒蛇盤踞了蒼山馬耳峰下陽平箐里一個深不見底的崖洞。這洞內有一座“阿婆”石像。每年4月，善男信女都要三五成群前往朝拜。後來，蹊蹺的事情發生了：只要進入洞中的人都“蒸發”了。人們還發現：每當黃昏時分，洞口常掛著一對淡紅色的燈籠。有人躲在遠處觀察，發現“紅燈籠”其實是巨蟒的兩隻眼睛，於是趕了一群羊到洞口試探。洞內果然竄出一條身粗數圍的巨蟒，把羊只吞食乾淨。此後，這巨蟒越來越肆無忌憚地侵擾村民，人們對它無可奈何。一天中午，巨蟒在興風作浪降下鋪天冰雹和三天暴雨之後，乘勢竄進了西洱河，更加興風作浪淹沒莊稼，吞食人畜，人民深受其苦，哀聲遍野。

為此，南詔王張榜招勇士除害。榜張出之後，卻一直無人應招。大家都知道此蟒功夫了得，非一般人力所能制服。一天，有個叫段赤城的年輕人終於出現了，他來到王城，揭榜應召。人們既高興又擔心，不知他究竟以何高術制服蟒蛇。

段赤城其實早已成竹在胸。他之所以遲遲應召，是在做著為民除害“只能成功不能失敗”的準備。

他準備了九十九把尖刀縛上全身，手執兩柄利劍來到西洱河邊。一聲悲壯的吶喊之後，他縱身躍入河中。在與巨蟒一番惡鬥之後，段赤城被巨蟒吞入了腹中。他懷著對巨蟒的深仇大恨，在巨蟒腹中猛力翻滾，攪得巨蟒肝腸寸斷，最終與蟒同歸於盡。

據說，段赤城按南詔國葬禮火化后，骨灰中結出一顆晶亮耀眼的舍利子，國師王嵯巔建議，在水磨箐口建“浮圖”塔安置。段赤城骨灰盒置於塔室，舍利子置於寶頂金盒之中。人們將蛇骨燒成灰拌在石灰中作建塔之用，俗稱蛇骨塔。南詔王勸利晟親自敕封段赤城為忠義將軍、洱河龍王。

有了這動人的傳說，蛇骨塔名聲遠播，無人不知。

蛇骨塔又稱佛圖塔，建築年代和建築形式與崇聖寺三塔中的主塔千尋塔大體相同。1980年，國家撥專款對佛圖塔進行維修，在塔身內發現了一批珍貴文物，其中有保存較為完好的經卷20多種50餘卷。這些經卷大部分為元代刊印，有少部分是大理國時期的。2006年，蛇骨塔被國務院公布為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另據民間傳說，在今蛇骨塔西蒼山馬耳峰麓寺頭坡寶林寺北，亦有段赤城義士冢。有一座龍神祠，其實是寺周圍8個村莊的本主廟，本主神就是段赤城。

蛇骨塔是大理知名度很高的一座塔，說它婦孺皆知宜不為過。它的知名，不僅在於它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因為，即使在我很小的時候，就知道這座有著一個動人故事的古塔。它的有名，也不僅在於它珍藏著的文物經卷——因為，在維修之前，在發現文物經卷之前，民間津津樂道的段赤城斬蟒故事，早使這座塔高立於大理眾塔之上。

由是觀之，段赤城的故事，就是最好的精神之塔、最佳的文物經卷。

大理境內歷代修建的亭、台、樓、閣很多，大部分都成為風景名勝與文物古迹的所在地。以環繞洱海的4大名閣（天鏡閣、水月閣、珠海閣、浩然閣）來說，最有名的當數浩然閣。

按李元陽（嘉靖）《大理府志》“勝覽”的記載：“浩然閣，在城東八里洱河西岸海神祠前，嘉靖十七年知府楊仲瑗建”。當時又名“天風海濤樓”。清康熙之後大理出現“葉榆十六景”之說，浩然閣為其中之一，名“海閣風濤”。地址在今才村北邊龍鳳村洱水神祠（龍王廟）東面，豐樂亭遺址處。浩然閣之所以能稱洱海第一名閣，有如下幾種原因：一是歷史悠久，可追溯到唐代在此處興建的“臨水亭”。唐人閭丘均留下一首《臨水亭》詩：“高館基蒼山，微幕坐芳草。傍對野村樹，下臨車馬道。清朗發吟情，幽遐備瞻討。回合峰隱雲，連綿渚縈島。氣以雪霜嚴，風為清春好。相及勝年時，無令嘆衰老”。（黃元治《大理府志》“藝文”載此詩小有異同，不引）閭丘均是唐初成都人，與陳子昂、杜審言齊名，武則天時任博士，罷官后從御史唐九征，曾於公元707年隨九征出徵到雲南，“南中碑記多出其手”（如《王仁求碑》等）。說明“此亭唐初時已有之。南中古迹確然可考者當以此為最古”（游國恩《臨水亭》）。到了清代嘉慶年間，才村人楊勛在浩然閣前築台加以重修，閣名恢復為“古臨水亭”。刻有《重建古臨水亭記》碑，希望“后賢不時修葺之，俾斯亭永存不朽。”

清光緒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江西臨川人，迤西觀察使李必昌（蘭生）巡視大理時，應村民父老之請加以重修，時遇農業大豐收，將臨水亭更名為“豐樂亭”，榜書“澄觀”兩個大字，並撰一聯：“民樂年豐，極衰牢而上，億兆人耕鑿雍熙，秋色西來天地闊；負天面海，自元室以還，六百載滄桑興廢，浮雲日變古今新。”其子梅庵先生又集杜（甫）句一聯：“容使蒼生有環堵；欲傾東海洗乾坤”。（有新近出版介紹大理風光的幾種書，弄不清楚李蘭生與李梅庵是父子關係，所引聯作及書法作品也就出現誤讀）。民國年間豐樂亭尚保存完好，1943年雖處於抗日戰爭時期，當時任大理縣長的張廷勛，是一位讀過大學的官員（鳳慶人，1980年代還在昆明市人民政府參事室任職），對豐樂亭再次修葺。

浩然閣（臨水亭）出名的第二個原因：位置優越，風景極佳。古人選景十分注意地理環境的適中，視野的開闊和“天一合一”的境界。此處“於蒼洱間，扼兩關、三島、四洲之勝，誠巨觀也。”建築則是“輪奐式美，鳥革翚飛，煥然一新。”看洱海“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朝暉夕陰氣象萬千”，可與湖南嶽陽樓相彷彿。而風帆沙鳥，漁村蟹舍，參差隱現於垂楊綠樹間，足以開拓心胸。1944年曾在喜洲華中大學任教，後到西南聯大、北大為一級教授的著名學者游國恩先生，到豐樂亭縱覽時，他寫道：“天凈如藍，波平於掌，東山如案，蒼山如屏，海闊天覆，氣象萬千。須臾風起，波譎雲詭，煙霧迷濛，鷗鳥出沒水中若隱若現，大雨驟落，點水面如碎珠。少焉雨止日出，碧空澄海，又復如初。真滇南之勝景，風景之大觀也”。

第三個原因是名人效應：浩然閣建成之時，流寓大理的楊升庵（狀元）就和本土名士李元陽，聯袂前來參加落成慶典。升庵寫《海風行》；元陽作《浩然閣記》，又前後寫了以浩然閣為主題的5首七言律詩。另一位喜洲白族名士楊弘山先生，也有多首與浩然閣有關的詩作。一時之間，“宴集酬唱之盛多會於此，其為勝景可知”。到了清代，浩然閣（豐樂亭）仍然是文人、名士聚會，舉行“筆會”首選之地。例如宋湘與大理詩人沙琛、李蟠根的詩詞唱和，在方誌“藝文”中佔有重要的地位。這些名人，用現今的話說，都是重量級的文壇“大腕”，名副其實的詩人、作家。在浩然閣、豐樂亭留有題詠的官員，論級別都相當於“廳局級以上的領導幹部”，且都是有文化修養，又有政績的人。

從浩然閣到豐樂亭，歷代留下的楹聯、題刻眾多。清末民國初年，劍川白族學者趙藩來游時曾留下一聯：“昆明池當屬斯，仿鑿習樓船，漢帝雄心馳域外：浩然閣已無存，搜遺補碑碣，唐人高詠表楹端”。書法方面，“豐樂亭”匾系李梅庵手書。李是清代著名的書法家，遜清以後為道士，號清道人，在上海賣字為生。

豐樂亭毀於1950年代，“大躍進”時村民忙於毀塘（填南北兩湖塘）造田，豐樂亭年久失修終於坍塌。進入1990年代，洱海東岸，同為大理4大名閣之一的天鏡閣已恢復重建，而海西的浩然閣、豐樂亭不見動靜，只留下洱水祠東面的台基，作為豐樂亭的遺址任人憑弔。龍鳳村的村民並沒有忘記浩然閣，只是把它畫在新建家宅的牆壁上，讓子孫後代熟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