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在晉

王在晉，萬曆二十年（1592）進士，初授中書舍人，后歷官江西布政使、山東巡撫，進督河道，泰昌時（1620年）遷兵部左侍郎。熊廷弼、王化貞丟失廣寧（今遼寧北鎮）后，朝廷大震，誅除熊廷弼、王化貞。天啟二年（1622年）三月十八日王在晉代廷弼為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經略遼東、薊鎮、天津、登、萊，帝特賜蟒玉、衣帶和尚方寶劍。王在晉分析當時關外形勢：“東事離披，一壞於清、撫，再壞於開、鐵，三壞於遼、沈，四壞於廣寧。初壞為危局，再壞為敗局，三壞為殘局，至於四壞——捐棄全遼，則無局之可布矣！逐步退縮之于山海，此後再無一步可退。”

兵部尚書張鶴鳴為視師遼東復命時說：“自遼患以來，經略死難系獄，累累匪一……今日經略，難於前日之經略萬備矣。王在晉鐵骨赤心，雄才遠略，識見如照燭觀火，肩重如迎刃理絲，但秉正不阿，人醉獨醒，獨臣於在晉兩人耳……在晉不足惜，如遼事何，此今日釀遼事大禍根也。此臣不顧嫌疑，不顧仇害，為國家大計而吐肝膽於皇上之前也。”對王推崇備至。

薊遼總督王象乾建議王在晉：“得廣寧，不能守也，獲罪滋大。不如重關設險，衛山海，以衛京師”。於是，在晉以“撫虜、堵隘”守山海關的方略，他在《題關門形勢疏》中道：“畫地築牆，建台結寨，造營房，設公館，分兵列燧，守望相助。”

他認為，“高嶺有乘墉之勢，斗城如鍋底之形。昔武侯雲地勢兵者之助也，不知戰地而求勝者，未之有也。奴有戰地，而我無守地。山海一關不過通夷貢夷之道，嚴遠戍之防有兩河為保障，何夷虜之足憂。而今且以為沖邊絕塞，此豈有形之天塹，成不拔之金湯者哉。臣與同事諸臣謀之，有欲築敵樓，先居高山、高嶺者。夫敵樓孤峙，能擊遠不能擊近，倘為賊所乘，則益助其憑高博擊，而我失其所控御矣。有為再築邊城從芝麻灣起，或從八里鋪起者，約長三十里，北繞山，南至海，一片石統歸總括，角山及歡喜嶺悉入包羅。如此關門可恃為悍蔽。”“……科臣周希令議費四五百萬金以固金湯，而科臣沈應時亦亟議築起邊城為山海屏蔽，臣核道、鎮估工計費，謂湏銀百萬，蓋並造衙舍、築銃台、建營房之費盡入估數。”“臣嘗謂必有復全遼之力量，而後可復廣寧，必有滅奴之力量，而後可復全遼。不然啟無巳之爭，遺不了之局，而竭難繼之供，不可不慮。”他發現山海關關城本身存在重大的隱患，建議修重城，重城修好以後，山海關關城才真正能成為雄關天險，極具戰略目光。

朝廷發帑金20萬兩。他的主張，遭到寧前兵備僉事袁崇煥、主事沈棨、贊畫孫元化等的反對，袁崇煥要求修築到二百里之外的寧遠，但王在晉不聽。袁崇煥兩次直接將意見報告給首輔葉向高，但葉向高不知前線的情況，拿不定主意。這時大學士管兵部事孫承宗自請行邊，親赴山海關。帝大喜，特加孫承宗太子太保，賜蟒玉、銀幣，以示隆禮。孫承宗回京后，面奏王在晉不足任，“筆舌更自迅利，然沉雄博大之未能”，改任南京兵部尚書，在晉既去，承宗自請督師。八里鋪重城停工，而為了“提掇道將之精神”（改善精神面貌），因此要到200裡外的寧遠去修一道邊牆（可惜天啟和崇禎都沒能熬到此牆的奠基就掛了），大力擴軍備戰（軍隊由五萬多一度增至十四萬），大量造辦軍械、甲仗，並且採納左通政袁可立“破格用人，以期實用，圖復建驃騎之功”的建議廣泛提拔幹部、增設衙署。

天啟五年，在晉任南京吏部尚書，不久就改兵部。崇禎元年，召為刑部尚書，不久，又遷兵部。因坐張慶臻改敕書事，削籍歸鄉，卒於鄉。著有《三朝遼事實錄》。撰《海防纂要》，乾隆四十四年禁毀。

萬曆二十七年三月工部署郎中事

萬曆二十七年十二月福建副使興泉兵備

萬曆三十三年九月湖廣參議

萬曆三十五年閏六月湖廣提學參議

萬曆三十八年三月浙江右參政兼僉事

萬曆四十年閏十一月浙江按察使

萬曆四十三年四月浙江右布政使

萬曆四十四年二月江西左布政使

萬曆四十七年三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等處督理營田提督軍務（山東巡撫）

泰昌元年八月工部右侍郎總督河道軍務俱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河道總督）

泰昌元年十月添設兵部左侍郎

天啟元年六月添注兵部左侍郎兼督三部事

天啟二年三月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經略遼東薊鎮天津登萊等處（遼東經略）

天啟二年八月南京兵部尚書

天啟二年九月辭去南京兵部尚書

天啟五年三月南京吏部尚書

崇禎元年三月太子太傅兼刑部尚書

崇禎元年四月太子太保兼兵部尚書

崇禎二年正月削籍

他提出以“撫虜（收買蒙古）、堵隘（再修一座關城）”作為守山海關的方略，因而與孫承宗發生爭執，但《明史》與《三朝遼事實錄》的記載極為不同

孫承宗詰問王在晉，等八里鋪重城修好了，是否把舊城現有的四萬人都填進去守？

王在晉答，要另外派四萬。

孫承宗問，舊城外為新城，舊城外的品坑地雷為敵人設，還是為自己設？新城如守不住，四萬新兵怎麼辦？

王經略回答說，他在山上留了三座山寨給潰軍。

孫承宗問，兵未潰而築寨以待之，不是教他們潰敗嗎？

孫承宗說：“今不為恢復計，畫關而守，將盡撤藩籬，日鬨堂奧，畿東其有寧宇乎！”

之後王在晉無言以對，談話就此結束。（在晉無以難）

但明史記載中不合理之處甚多，王在晉早年討伐倭寇起家、長期擔任軍事要職，遼東戰爭中任登萊巡撫，在廣寧之戰中王在晉任戶、工、兵三部左侍郎長期調度遼東軍需，不太可能被只上任兵部尚書幾個月、沒有軍事及遼邊經驗的孫承宗問至啞口無言。

《三朝》記載了孫承宗的奏摺。由孫承宗的奏章原文可知，此次討論孫、王二人誰都沒有提及“四萬新軍”來守衛重城的事情，孫承宗沒有問這樣的問題，王在晉也沒有那樣的回答。

孫承宗在看過重城的部署以後向王在晉詢問，新舊兩城在八里之內，而舊城外又有城防壕溝和設施，如果重城的士卒發生潰散，那一不小心就會陷於自家的品坑地雷與坑壕之中，新舊兩城之間，南面是水，北面是山，潰卒無路可逃，如果都擁於舊城之下，那到底是開門放他進來，還是不開門聽任他們在外？

王在晉告訴孫承宗，山上有三座山寨，若有逃潰可以奔向那裡，而舊城也有三道關口可以進入。

孫承宗問兵法乃是置之死地而生，為什麼要為他們提供逃跑的便利？

王經略回答，這幾萬邊兵都是老兵，特別擅長逃跑（邊兵善走），雖可殺死逃兵，但大批士兵逃跑時，亦無濟於事。所以我用“兩城”的設置，既是依仗城池而穩定軍心，又可藉此來消減邊兵潰散的念頭。其言下之意，一，品坑地雷和壕溝既是為敵而設，又是為逃散士卒而備的，以代替截殺逃兵的督戰隊；二，新城實為死地，王在晉一旦下令不開關放潰兵進入，重城裡的守軍只有“死守城池”和“退守山寨”兩個選擇，而山寨不過是擺設（若城池不能固守，山寨亦不能守住）。所以，重城裡的士兵要想活命就只能傾力死戰。

之後，孫承宗無言以對，談話就此結束。（臣遂無以應)

王在晉，字明初。萬曆二十年（1592年）進士。授中書舍人。自部曹歷監司，由江西布政使擢巡撫山東右副都御史，進督河道。泰昌時，遷兵部左侍郎。天啟二年（1622年）署部事。三月，遷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經略遼東、薊鎮、天津、登萊，代熊廷弼。八月，改南京兵部尚書，尋請告歸。五年，起南京吏部尚書，尋改兵部。崇禎元年（1628），召為刑部尚書，未幾，遷兵部。坐張慶臻改敕書事，削籍歸，卒。

王在晉（1570年），字明初，明代浚縣人，約生活在明隆慶至清順治(1567—1661年)年間。明萬曆二十年(1592年)登進士第，授中書舍人。歷部曹、監司，擢江西布政使、山東巡撫，升河南道總督。泰昌元年(1620年)遷兵部左侍郎。天啟二年(1622年)署部事。是年三月，遷兵部尚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經略遼東、薊鎮、天津、登萊，代熊廷弼。八月改南京兵部尚書。不久，辭官告歸。天啟五年(1625年)，起任南京吏部尚書。未幾，遷兵部尚書。曾總理戶、兵、工三部事務，加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后受張慶臻改敕書罪牽連，削官歸里。崇禎七年(1634年)，為《浚縣誌》作序。《明史》第二百五十七卷載其傳，明《詩綜》收其詩。

有《越鐫》、《歷代山陵考》、《海防纂要》、《總部疏稿》、《經略撫齊中樞疏》、《龍沙學錄》6卷、《通漕類編》9卷、《岱史》、《遼記附述》、《遼評紀要》、《評遼續記》、《蘭江集》、《寶善堂集》、《西坡漫稿》、《西湖小草》、《三朝遼事實錄》等。

曾祖：王祺

祖父：王瓚

父親：王亮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