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普魯士人

他們講普魯士語，信奉多神教（普魯士神話）。在13世紀，普魯士人被條頓騎士團征服，並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中被同化。前德意志國家普魯士從波羅的普魯士人得到“普魯士”之名，但這個國家其實主要是同化了古普魯士人的德意志人；到17世紀或18世紀初，古普魯士語已經滅絕。古普魯士人居住的區域大體在東普魯士（現波蘭的瓦爾米亞-馬祖里省、俄羅斯的加里寧格勒州和立陶宛的克萊佩達地區南部）的中部和南部。

普魯士（Prussia）各個部落的名字都反映了該地的地理。大部分名字都是基於周邊的水域的名字，這在湖泊、小溪與沼澤（馬佐夫舍湖區）星羅棋布的普魯士地區來說不足為奇。可以肯定的是，這種地理環境是這一地區與世隔絕的原因，這也讓波羅的語族保留最多古語特徵。普魯士以南便是第聶伯河的源頭平斯克濕地，這一地區作為有效的屏障拱衛普魯士達千年之久。

操古波羅的語言的原住民通常將他們的定居點以附近的小溪、湖泊命名。他們所在的支系或部落實體便以其定居點為名。舉例來說，“巴爾蒂亞人”（Barti）及其發源地“巴爾塔”（Barta）源於立陶宛的巴爾蒂斯河（Bartis），而在阿爾巴尼亞語（berrak）和保加利亞語中，這個詞都意為“沼澤”。詞根*bor-意為“沼澤”，它可以追根溯源到原始印歐語*bher-的o-等級形式，但是原始印歐語有不止一個*bher-詞根，所以這個詞根的確切含義和源系並不清晰。

*bor-也許就是在Prusa（普魯士）一詞中使用的詞根，但某巴伐利亞地理學家的地圖中，歷史學家發現用來指明這一地區的是年代更早的詞根Brus-。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亞志曾提到魯給夷人和布累人居住在日耳曼地區的東部。“魯給夷”一詞（Lugii）也許來自尤利烏斯·波科爾尼發現的詞根*leug-（詞意“黑色，沼澤”），而“布累”（Buri）一詞也許是“普魯士”一詞的源頭。

部落波美薩尼亞人的名字Pameddi來自於單詞pa（意為“旁”或“附近”）和meddin（森林）或meddu（蜂蜜）納德魯維亞（Nadruvia）也許是na（“旁”或“上面”）和drawē（木頭）或na和詞根*dhreu-（“漂浮”或“河流”）。普魯士部落巴爾蒂亞人之名（Bartians）可能與拉脫維亞的巴爾塔河的名字（Barta）是同源詞。

在公元2世紀，地理學家托勒密在他的《歐洲的第八張地圖》中，提到一些“博魯西人”（Borusci）生活在歐洲的薩爾瑪提亞，而薩爾瑪提亞與日耳曼尼亞被“維斯瓦之流”分隔。他的地圖的那個地方相當不清楚，但博魯西人的家園應比普魯士人更往東些，應該在維斯瓦河口的哥特人的定居點的位置。塔西佗所記載的伊斯替夷人（Aestii）隨後被約丹尼斯記載為哥特帝國的一部分。

根據民俗詞源學則會發現這樣的信仰，稱每個普魯士部落是以一位部落首領或其妻子命名的，譬如傳說中的首領瓦爾莫（Warmo）統治瓦爾米亞人（Warmians）。

9世紀時，“伊斯替夷人”被某巴伐利亞地理學家稱為“布魯斯人”（Brus）。

古普魯士人因與布拉格的阿德爾伯特有聯繫，而被歷史文獻更廣泛地提到。阿德爾伯特是被波列斯瓦夫一世派來傳教的，他在997年一次使普魯士人皈依基督教的傳教活動中殉道。第一批波蘭公爵一與梅什科二世一同得到確立，他們就發起一波又一波的征服和十字軍，這些行動不只針對普魯士人和與普魯士人關係密切的索多維亞人，還針對波美拉尼亞人和溫德人。一位與波列斯瓦夫一世不和的前領袖馬索斯向普魯士尋求庇護。因為他阻止了馬佐夫舍自治公國，而後者在最後一位公爵被殺時被波蘭佔領。

1124年，在波列斯瓦夫三世的請求下，主教巴姆堡的奧托承擔了到波美拉尼亞並使當地普魯士人皈依基督教的使命。這給普魯士人帶來了一個新威脅。自1147年開始，波蘭公爵波列斯瓦夫四世（得到魯塞尼亞軍隊的幫助）試圖征服普魯士，據稱這是對普魯士人的懲罰，因為他們與流亡的瓦迪斯瓦夫二世關係緊密。關於此事的唯一文獻對其並不清楚，只是含糊地提到普魯士人敗北。但無論結果如何，1157年一些普魯士軍隊支持波軍對抗神羅皇帝腓特烈一世。

1166年2位波蘭公爵波列斯瓦夫四世和其弟亨利克再次渡過奧薩河來到普魯士。預先準備好的普魯士人將亨利克麾下的波軍帶到一片沼澤地中。沒有移動的波軍士兵就被箭或投擲來的棍棒擊斃。自1191年至1193年開始，卡齊米日二世沿德雷文河（德爾文察）入侵普魯士。他迫使部分普魯士部落納貢，隨後撤軍。

13世紀初馬佐夫舍公爵康拉德一世所發動的幾次入侵也被普魯士人成功擊退。1209年英諾森三世派熙篤會修士奧利瓦的克里斯蒂安向信奉異教的普魯士人傳教。

1215年，克里斯蒂安就任普魯士的第一位主教。馬佐夫舍公國，尤其是庫爾姆蘭，成為了普魯士人所發動的持續不斷的反擊的目標。作為回應，康拉德一世多次請求教皇援助，並成立多布林騎士團，最後將條頓騎士團請到普魯士。結果，教皇發出敕令，發動北方十字軍，與“掠奪成性且不信上帝”的普魯士人作戰。

1224年，神羅皇帝腓特烈二世宣稱自己和神聖羅馬帝國將普魯士和臨近省份的人民受其直接保護，並宣布此地居民由“帝國直轄”，也就是直接，並只由教廷和帝國統治，免除其他貴族對他們的司法權，此地居民也不必為這些公爵效勞。條頓騎士團名義上由教皇直接領導，但也受神羅的掌控，他們佔據了波羅的海地區的大部分，並在普魯士建立了自己的修士國。

1230年，根據里米尼黃金詔書，條頓騎士團大團長赫爾曼·馮·薩爾扎和馬佐夫舍公爵康拉德一世發動普魯士十字軍，這是一次以使波羅的語族的古普魯士人皈依基督教為目的的聯合入侵。騎士團在其所征服的地區建立了獨立的條頓騎士團國，隨後由征服了庫爾蘭、利沃尼亞和愛沙尼亞。波蘭公爵控告騎士團，因為騎士團奪取了在法律上應該屬於公爵們的土地。

在1233年一次對普魯士的進攻中，十字軍方擁有超過21000名戰士，其中馬格德堡城主帶來5000名戰士、西里西亞公爵亨利帶來3000名戰士、馬佐夫舍公爵康拉德一世帶來4000名戰士、庫亞維亞公爵卡齊米日帶來2000名戰士、大波蘭公爵瓦迪斯瓦夫帶來2200名戰士、波美拉尼亞公爵共帶來5000名戰士。主要戰役發生在傑日貢河岸，雙方都遭受重大傷亡。普魯士人俘虜了主教克里斯蒂安，並囚禁他很多年。

來自天主教歐洲四面八方的很多騎士都加入到普魯士十字軍中，這一次十字軍持續了60年。很多倖存下來的來自索多維亞的普魯士原住民在薩姆蘭重新定居下來；蘇達爾·溫克爾就是以他們命名的。普魯士人所發起的多次起義都被條頓騎士團鎮壓下去了，其中1286年的起義規模最大。

1243年，教廷使節摩德納的威廉將普魯士劃為四個主教區——庫爾姆、波美薩尼亞、厄爾姆蘭、和薩姆蘭，四個教區由里加主教區統轄。普魯士人在馬格德堡大主教區受洗，而德意志移民和荷蘭移民來到普魯士原住民的土地殖民，波蘭人和立陶宛人也分別在普魯士的南部和東部定居。

在波羅的歷史之初，古普魯士人居住在以維斯瓦河和梅梅爾河為界，其中後者在普魯士以外被稱為尼曼河，向南延伸至大約是維斯瓦河上托倫的位置（此地也屬於普魯士），而此族群的另一條邊界是納雷夫河。卡舒比人和波美拉尼亞人在普魯士人定居點以西，波蘭人在其以南，索多維亞人（有時被視為一個獨立的民族，其他時候被視為一個普魯士部落）在其東和更南邊，斯卡洛維亞人在其北，立陶宛人在其東北。索多維亞人發源於大約今蘇瓦烏基的位置。

1世紀末，普魯士定居點可能被劃為幾個部落，彼此以森林、沼澤和濕地這類無人定居的地方為界。普魯士土地的基本劃分單位為laūks，這個詞在古普魯士語中意為“田地”。這個詞多次作為波羅的人的定居點的名稱的一部分而出現，在庫洛尼亞人的定居點中尤為盛行，它也在古普魯士語的地名中出現，譬如Stablack，就由兩個詞——stabs（石頭）和laūks（田地）組成，因此此地在中文的字面意思為“石田”。古普魯士語中並沒出現其複數形式，但在立陶宛語中，laukas（“田地”）的複數形式為laukai。

一個laūks是一些農田為了共享經濟利益並確保安全而組成的。最高權力規全體成年男子召開的大型集會所有，這些人商討關於這個laūks的事宜，並選舉首領和酋長，首領負責管理日常事務，而酋長（rikīs）則負責道路和水利建設，邊防則由手下負責。

laūks中一定包括防禦工事，如果存在，也包括社會的上層建築。但村莊本身卻用另一個詞表示：kāims。一家之主是buttataws（字面意為“家父”，由一下兩個詞構成：buttan，意為“家”，和taws，意為“父親”）。

在競爭與繼承的自然過程中，必然會有一些酋長變得頗有權勢，得到相當多的laūks和kāims作為額外的領地。波羅的人在公元前2000年進入歷史當中，並被組織成這些更大的社會實體中，其中一個被非波羅的作家稱為“公國”。

因為居住在普魯士的波羅的人從未形成一個統一的政治體制，也沒有統一整個地區，他們也沒有理由採用一個共同的種群或民族的名字。相反他們使用他們的籍貫的名字——加林迪亞人、薩姆比亞人、巴爾蒂亞人、納德魯維亞人、納坦吉亞人、斯卡洛維亞人、和索多維亞人等。歷史學家並不知道第一批共同名稱是何時，是怎樣產生的。這種四分五裂的局面極大地削弱了他們的實力，這類似於中世紀時德意志的情況。

條頓騎士團牧師杜斯堡的彼得的《普魯士編年史》（Chronicon terrae Prussiae）並未完全體現普魯士部落的結構。此編年史是1326年的著作。他列出了11個地區和10個部落，並以地理為基礎為其命名。

彼得指出第11個地區庫爾姆位於波美薩尼亞以南，幾乎無人居住。在德意志征服普魯士后，普魯士地區幾乎就是按照這些準確的邊界劃分的，但是德意志人又增加了第11個地區，他們稱之為“薩森”（Sassen），這一地區以坦能堡為中心。這些名字也許並不全面。其中的很多名字出現在古代和中世紀的文獻中，但是拼法和詞語形態（在某種程度上）不同。舉例來說，杜斯堡的彼得偏愛拉丁語名，譬如Pomesani、Pogesani、Varmienses等。

《奧斯里爾和武爾夫斯坦航海記》（The Voyages of Ohthere and Wulfstan，古英語版） （現代英語版）中提到一個叫武爾夫斯坦的挪威人航海來到古普魯士人的土地，來到埃爾布隆格周圍的地方，並描寫了他們的葬禮習俗。

在整個普魯士，以及在現在被稱為加里寧格勒州的地方中，古普魯士人的重要定居點離散地分佈在德意志人定居區的夾縫中。他們的語言最終隨著這個孤立的族群一併滅亡了。

條頓騎士團的修士和學者對普魯士人所講的語言感興趣，並試圖記錄它。另外，傳教士為了讓普魯士人皈依基督教，也需要與他們交流。所以古普魯士語的記錄，以及鮮為人知的加林迪亞語和較有人知的索多維亞語一併保留至今，這些記錄就是西波羅的語支殘存至今的遺物。正如人們所想，這是一種非常古老的波羅的語言。

13世紀，古普魯士人抵抗條頓騎士團，並從立陶宛大公國得到幫助，以使他們自己能從騎士團中解放出來。1525年，條頓騎士團大團長勃蘭登堡-安斯巴赫的阿爾布雷希特將騎士團的普魯士領地還俗為波蘭王國的藩國普魯士公國。在宗教改革期間，路德宗在騎士團舊領傳播開來，其中在普魯士公國正式傳播，在波蘭的王室普魯士非正式傳播，而天主教在瓦爾米亞主教區保留。因為新教在宗教儀式中使用地方話而非拉丁語，阿爾布雷希特將教義問答譯為古普魯士語。

因為古普魯士人被德意志人所征服，古普魯士語也許在18世紀初滅絕，這是瘟疫肆虐，農村人口劇減，貴族的同化，以及德意志人與立陶宛人人口比普魯士人多的緣故。但是，聖經的古普魯士語譯本、古普魯士語詩和其他的一些文字資料留存至今，使學者現在已經能夠將古普魯士語復原。

普魯士人除了建軍武備，完成了德國統一大業外，在文化教育上的貢獻也被後人所稱道。為了貫徹民族主義教育，1717年普魯士王國開始實施義務國民教育，是全世界第一個實施義務教育的國家，也為往後普魯士高素質的軍隊奠定了紮實的基礎。1809年洪堡（Wilhem von Humboldt）出任普魯士最高教育長官后，開始改革普魯士的教育制度，更成為德國後來二百年的科學、技術、文化發展的基石，而1810年成立的柏林大學，則是第一所新制大學，更影響了世界各國十九世紀的高等教育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