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文惠

曾文惠比1923年出生的李登輝小3歲。曾家是三芝小基隆的地主，財富廣布三芝庄、淡水街等淡水郡地區，另外在台北也有財產，每年田租以幾千石計。在早年的淡水地區，田地能有100石收成的，就被當地人譽之為財主，而曾家卻擁有3000石以上的家產，可謂富貴中人。因此，曾文惠的童年少女時期都是在十分優裕的環境中長大的。17歲那年曾文惠高中畢業后考入台北女子學院，那是日本統治時期台灣女子的最高學府。曾文惠曾回憶說：“那時候我們女孩子念書的目的，就是學習做個好太太，所以讀的都是做菜、插花、做衣服、帶孩子這些知識。現在的女孩子幸福多了，可以跟男孩子一樣，念完書就可以出去做事。”

曾文惠還在念書的時候，父母就安排他跟淡水三芝的同鄉世交李登輝訂婚。曾文惠的父親曾慶余和李金龍是小學同班同學，又是農會的同事，但李金龍第一次向曾慶余提親時，由於兩家財產貧富差距較大，曾家沒有答應。後來李金龍托有影響的人士再次提親，才同意了。這門親事雖說是父母之命，其實也是曾文惠的意願。那時候，讀到女子學院的女孩子，一定要嫁給醫生才有面子，她的姐姐就嫁給了醫生。最初，父母也是這樣打算的，可是介紹了幾個醫學院的男孩子，曾文惠都不同意，唯獨中意從小“拖著鼻涕”、“又丑又怪”的李登輝。十幾年後曾文惠回憶說：“這大概就是緣份吧！”

曾文惠受的是日本式的教育。她的日本名字叫文子，乳名壽米可，她的日語水平高於李登輝，但普通話講得不好。在大兒子李憲文入學前為了能對教育孩子有所幫助，自28歲時開始從拼音字母學起，練習普通話。後來，李登輝跨入政界，經常與一些外國人打交道，她又開始學習英語，成為“美爾頓英語補習班”中年紀最大的“媽媽學生”，被同學們叫做大姐，並被選為班長。經過多年的練習，總算有了成果，雖然普通話仍有“台灣腔”，英語里仍有“日本腔”，但比起年輕的時候，都已大有長進。

曾文惠曾遭新黨立委謝啟大及馮滬祥指控在2000年“中華民國”總統大選國民黨落敗后，挾帶數百萬元美金到美國，但曾文惠控告謝、馮二人誹謗，該二名立委被判有罪定讞 。

1949年2月9日嫁給李登輝，與李登輝生有一子李憲文（1982年因鼻咽癌逝世），二女李安娜、李安妮。信仰基督教。其前任為蔣方良，繼任為吳淑珍。

曾文惠曾遭新黨立委謝啟大及馮滬祥指控在2000年台灣當局領導人選舉國民黨落敗后，挾帶數百萬元美金到美國，但曾文惠控告謝、馮二人誹謗，該二名立委被判有罪定讞。

曾文惠1926年生於台北縣三芝鄉，1949年2月9日嫁給李登輝后，有一子李憲文（1982年因鼻咽癌逝世），二女李安娜、李安妮。

獨生子李憲文出生於1950年，在文化大學政治系畢業后，曾赴日本進行短期深造，並翻譯過日本原田鋼所著的《少數統治的原理、政治權力的結構》。回台後，進入文化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同時在《中華時報》任職。李憲文娶大學時的同學張月云為妻，1982年因患鼻咽癌早逝，對此李登輝極為難過，發誓從此不沾煙酒。曾文惠更是傷痛欲絕，一度要撞牆自殺。李氏夫婦為懷念獨子，每年3月21日都要為他作追思禮拜。李憲文與張月雲育有一女，小名“巧巧”，大名“坤儀”，是李登輝的“開心果”。

李憲文患病時，他的同學蘇志誠辭去《台灣新生報》記者職務，專心進行照料，幾乎天天陪伴在病榻前，給李登輝夫婦印象十分深刻。當李登輝任台灣省主席時，就把蘇放在省主席的台北辦公室，成為李登輝的機要，並認為義子。李登輝進台灣當局領導人辦公室后，蘇也隨往。現對外自稱為台灣當局領導人辦公室秘書室主任（實際無此官職），被外界視為“李登輝的代言人”、“大紅人”。

長女李金娥，因為這個名字太俗氣，后又改名李安娜，1952年出生，曾任東海大學企管系副教授、教授。其夫黃循武是馬來西亞的華僑，在台中榮總醫院當醫師。

小女兒李安妮，1956年出生，東吳大學社會系畢業，台灣大學社會學碩士，現任台灣“中央研究院”助理研究員。丈夫賴國洲是政大新聞研究所博士班第一屆畢業生。賴既是半子，又是李氏夫婦最信賴的人，因而一言一行都受到外界的特別關注。

賴國洲曾任《自立晚報》專欄作家，後任台灣地區行政機構僑務委員會委員、政治大學社會系講師併兼任“民意調查基金會”董事。據說，有關李登輝的民意調查問卷，都必須先送給他過目。此外，賴還兼任“新聞評儀會”秘書長及電視台“新聞橋”製作人、文化總會電視文化研究委員，還是太子汽車的法人代表、博新育樂公司董事等十多個職務。有人認為，李登輝在新聞文化界的人脈都由賴國洲出面聯絡。其影響力甚至超過當時任台灣省長的宋楚瑜。因為李登輝政務繁忙，常住台灣當局領導人辦公室中，平常人無法接近，外界一些有意跟李搞政商關係的人，便千方百計動腦筋接近曾文惠和賴國洲，希望透過他們的管道成為台北官邸的坐上客。1990年3月台灣政潮及“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期間，表態獻殷勤的大有人在，台中一個楊姓財團，為做公關，就自動轉去新台幣2千萬元。

第一家庭

現住台北市重慶南路的台灣“第一家庭”，人丁不是很旺，上下四代人，住在官邸的不足6人。可是侍衛、管家、傭人等卻超過這個家庭人口的10倍。“老太爺”李金龍在世的時，因嫌官邸戒備森嚴，出入不便，沒有自由，所以他搬出去和李登輝同父異母的弟弟李炳楠住在了一起。李登輝官邸住的6個人，除李登輝夫婦外，還有兒媳張月雲和孫女李坤儀，小女兒李安妮和夫婿賴國洲。其長女李安娜及其夫婿家住在台中，每星期都北上一次專程進官邸向父母問安。被官邸的主人看作家庭成員之一的是義子蘇志誠，他雖然不住官邸，但每天必到。

李登輝平時有兩句話經常掛在嘴邊：一句是“我說了算”，再一句是“有事打電話給我吧”。無論說話、辦事都十分權威，無人敢駁。在他講話的時候，別人沒有插嘴的餘地，因而去官邸見他的人，只有聽他滔滔不絕地講個沒完沒了。民進黨的頭目也好，國民黨的“立法委員”也好，政府什麼部門的頭頭也好，在官邸見他以後都感到索然無味，悻悻而退。有一位曾多次受邀到官邸與李登輝聊天的民間人士說，有一次他和兩位朋友被邀到官邸后，李登輝說：“今天我要多聽你們講。”但是，緊接著又立即對他感興趣的一些話題足足講了40多分鐘。

李登輝對外人是這樣，在家裡對家人更是說一不二，大家長呀氣派十足呢。凡是他決定了的事，那怕是至親好友，也別想動搖他半分。要是說能稍微動搖他一點點的主意，也只有他的乘龍快婿賴國洲。賴國洲到底是一個土博士，洋博士還是會聽聽土博士的意見的。在家庭中說一不二的人，民國初年還有一個，那就是袁世凱。袁氏治家的辦法是學曾國藩的，但他比曾國藩更上一層樓，一經自己決定了的事情，家中五六十口人，沒有一個人敢參與意見，可見其威儀之盛。李登輝的威嚴可與袁氏媲美。

遭受誹謗

曾文惠曾遭新黨“立委”謝啟大及馮滬祥指控在2000年台灣地區領導人大選國民黨落敗后，挾帶數百萬元美金到美國，但曾文惠控告謝、馮二人誹謗，該二名“立委”被判有罪定讞。

子女

李登輝與曾文惠膝下共有三個孩子：長子李憲文、長女李安娜、次女李安妮。對於孩子，夫妻倆管教甚嚴，主要由曾文惠承擔。曾文惠曾說：“家太重要了，家庭主婦更是家庭的重心。”李登輝也說：“我忙於公務，很多親友人情交往，都要由她代勞”。

長子李憲文在念小學時，考試沒有得滿分就不敢把成績單帶回家。後來考上中學，但在聯考中落榜，直到當兵回來，才考上文化大學政治系。大學畢業后一度到日本留學，因與父母親要求甚遠，內心很苦悶，常以喝酒抽煙度日，最後又回到台灣，進入文化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攻讀碩士學位。大學期間和同學張月雲訂婚，1979年結婚。婚後生下愛女巧巧，學名李坤儀。外孫女是曾文惠生活的又一重心，她的皮包里經常放著孫女的照片，一有空就陪李坤儀畫畫、彈琴。曾文惠常說：“巧巧生性聰明而且聽話。”李登輝對孫女巧巧也特別好，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巧巧。

長女李安娜是李登輝赴美國愛荷華大學讀書時出生的。據曾文惠說，李登輝回台的一段日子，李安娜因面生而不讓他抱，一抱就哭。李安娜畢業於文化大學企管研究所，曾任教於文化大學，現職是東海大學副教授，女婿黃循武是“榮總”台中分院骨科醫師。

次女李安妮在兄妹中是念書最好的一個，她畢業於東吳大學社會系、台灣大學社會研究所，曾任東吳、政大講師，後任“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在曾文惠眼中，李安妮是個小淘氣。但在談到學習時，她說父親管教太嚴，記得在念小學一、二年級時，家庭作業沒寫完，半夜會被父親叫起來，一定陪著做完，才准睡覺。

在三個孩子中，曾文惠與李登輝寄希望最大的是李憲文，中國的傳統文化亦然。然而正當幸福的家庭充滿歡樂之際，災難降臨到曾文惠與李登輝的頭上。

1983年，李憲文因患鼻癌過世。晚年喪子的劇痛使曾文惠差點被打倒，李登輝也一度想去當牧師傳教。為了表達對兒子深深的愛意，曾文惠與李登輝決定在家裡舉行追思儀式。因為是家庭禮拜，李登輝沒有邀請什麼外人參加，只有李憲文生前工作單位的三個朋友，其中的一位這麼形容：“我早半個小時抵達，李憲文的母親曾文惠紅著眼睛接待我，公館里很哀傷，許多身穿西裝的人顯得很忙碌，電話也不停地響，可就是沒看到李登輝。”

追思即將開始，李登輝方匆匆走進客廳，他仍穿著整齊的深色西裝，表情十分嚴肅，身旁的秘書還在他耳邊小聲說著話。

“李登輝同我們握手道謝，便坐在曾文惠的身旁，他一直都很嚴肅地板著臉，像往常一樣挺直腰著。”當禮拜快結束時，“忽然聽到輕微的啜泣聲，我看到李登輝已彎下身子，將眼鏡摘下，把臉埋在手掌里。”後來，李登輝竟失聲痛哭起來。對於愛子英年早逝，李登輝與曾文惠的確痛不欲生，每逢夜深人靜，夫妻二人常相擁痛哭。一早起來李登輝又忙於政務，曾文惠獨自承受著老年喪子的悲痛。

權力背後的女人

曾文惠多次向友人提到，李登輝“吩咐”她“不要到處亂跑，不要四處拋頭露面，除非參加官方場合及活動以外，不要出門，只要管家好了，因為官場很複雜，女人很容易講話失當惹禍。”事實上也正是如此。

李登輝在受到層峰賞識出任台北市長后，曾文惠變得繁忙起來，那時她和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之間常有往來，曾任該會台北分會董事，也會應邀敲敲愛心鑼。3年之後，李登輝出任台灣省“主席”一職，世事的變化令曾文惠不敢想象，她告訴來訪的人說：“以前，我們的生活圈很單純。他當市長后，才跟政界有接觸，也感到責任重大。我告訴他，只要有愛心，為人誠懇，做任何事情都一樣。今天，他的擔子更重，我只有更好好地照顧他。”

有輿論稱：隨著李登輝仕途的改變，曾文惠積極地恰如其分地扮演配合性的角色，在髮型和穿著上，曾文惠都略作改變，根據某位“第一家庭”成員表示，這種改變是曾文惠對自己角色的尊重。在這位人士的感覺中曾文惠只能扮演一般場合的配合角色，她仍是“某某人的妻子”，這位“第一家庭”成員認為曾文惠並不是“很積極地想獨當一面”。

曾文惠是傳統地以丈夫利益為第一優先的婦女。她曾經說過一句話：“我永遠都是一年級。”隨著李登輝每一次職務的變更，她都要從頭學起，像一年級小學生一樣。

曾文惠與李登輝訂婚之後，很快就辭去了令人羨慕的銀行工作，當時很多人都認為銀行是個金飯碗，

丟掉太可惜，就連她母親都這樣認為。曾文惠則安慰她母親說：“既然那個怪人要我辭，辭掉算了，他要養我就讓他養好了。”從此，她再也沒出來做過一天事。

1949年，曾文惠23歲時與李登輝喜結良緣。當時李登輝在台灣大學任助教，一個月只有500元台幣收入。孩子們陸續出世后，家裡各項開支增大，約需1200元。為了不讓丈夫被生活的擔子壓得喘不過氣來，曾文惠就變賣金戒指補貼家用。

早在銀行工作時，曾文惠一有剩餘錢，就去買金戒指，積存下來，後來竟積了一大包。此刻在生活艱難之際，派上了大用場。1952年，李登輝考上公費留學生，到美國愛阿華大學深造，所帶的零用錢，也是曾文惠日常變賣金子換來的錢。

等到李登輝學成返台，曾文惠的金戒指早換光，錢也用完了。

李登輝由美返台後，當時有兩項工作可供他選擇：一是月薪200美金的農村復興委員會技正，一是月薪新台幣500元的省農林廳經濟分析股長。當時美元與台幣的比率為1：40，兩個職業收入差距是相當懸殊的。而李登輝選擇的是收入微薄的農林廳經濟分析股長職務，因為他的老師、台大農經學教授徐慶鍾當時任農林廳廳長。他聽從老師的建議，舍卻名利，毅然赴職。對於李登輝的職業選擇，曾文惠沒有半點怨言，她理解他、尊重他。

為了使妻兒的生活有所改善，不善經商的李登輝只好發揮自己的專長，每晚堅持埋頭寫稿，賺稿費補貼家用。曾文惠也在家裡開辦了一個小型插花班，負責講授花道，李登輝也幫著用鋼板刻寫講義，孩子則在母親教課時幫忙發講義與花材，全家人勤勞奮勉，自得其樂。這段同甘共苦的日子，使夫妻間的感情增長不少。

1965年，已經成為台灣大學教授、農復會技正的42歲的李登輝，考取了美國洛克菲勒農業經濟協會及康乃爾大學聯合獎學金。3年苦讀終有所成，他撰寫的《台灣經濟發展與農工間資本移動問題》的博士論文，不但獲得康乃爾大學的最高評價，同時榮獲該年全美農業經濟學會的最優論文獎。就在李登輝博士論文的扉頁上，寫著“Tomywife”。但曾文惠調侃地說：“光這樣寫，人家怎麼知道你的wife是誰呀？以後再寫書該註明‘獻給愛妻曾文惠’。”後來，李登輝在幾本中文著作中，如《台灣農業經濟論文集》的序文中，特別提到“感謝內子李曾文惠女士……支持我，使我的生活充實美滿，克盡人生職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