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青

朱青出身在一個外交官家庭，她父親朱少屏在抗日戰爭時期是中國駐馬尼拉總領館的領事。珍珠港事件后，日軍佔領馬尼拉，強迫中國總領館敦促重慶政府對日“媾和”和宣布承認南京汪精衛的偽政府，還要求總領館組織華僑為日本當局籌集巨額捐款。中國總領館對日本的無理要求一一嚴詞拒絕，8名外交官沒有一人屈從。日軍惱羞成怒，把他們抓起來施以酷刑，最後集體殺害。

當朱青還沒有從父親被日軍殺害的悲憤中平靜下來的時候，她的一位女同學又遭日軍異常殘忍的殺害。朱青在得知這一消息后，義憤填膺，毅然放下書本，離開上海奔赴抗日根據地參加了新四軍。

朱青參加新四軍后曾在山東擔任新華社地方分社記者，如有外國記者到山東新四軍根據地採訪，她還擔任英文翻譯。

1949年5月，朱青跟隨陳毅南下進駐上海，在從國民黨手裡接管上海市政府的儀式上，坐在陳毅市長右邊作記錄的女秘書就是朱青。

朱青在外交部一直管南亞事務，對中國和印度的邊界事務投入尤深。

1962年中印邊境的大規模武裝衝突。在這前前後後的過程中，中印雙方進行了頻繁交涉，展開了激烈的筆戰、舌戰，抗議、反抗議和相互駁斥，多次出現過白熱化的“照會戰”。朱青領導的邊界處官員完成了大量繁重複雜的調查研究與文書工作。每項工作都有極大的難度，都要十分謹慎細緻。一些看似簡單的地圖示意線條，都要依據大量古今中外的地圖反覆研究、比較后準確標出。對印軍入侵的地點都要反覆查證，弄清經緯度，準確標示。一些關鍵性的點和線，連紙張伸縮造成少許位移都要認真仔細處理。起草照會稿一遍又一遍，措詞要恰如其分，同時又要及時出手，不容耽誤。經常是在半夜司長緊急約見印度駐華臨時代辦。外交部燈火通明，邊界處官員徹夜奮戰。具體領導這些工作的朱青更是日夜緊張工作，不知道度過多少個不眠之夜。

隨著國內外形勢的變化，中印關係也出現了緩和與轉機，1981年，中國外長黃華應邀訪問印度。中印關係進入恢復與發展的新階段。這時，已擔任第一亞洲司副司長的朱青又投入了通宵達旦的緊張工作。朱青是黃華外長訪問印度時代表團成員之一。這次訪問，兩國外長達成協議，恢復兩國就邊界問題和改善兩國關係進行會談。朱青為起草會談方案、組建會談班子等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在一切大體安排就緒以後，朱青於同年秋季去日內瓦任總領事。

在瑞士，朱青先是擔任中國駐日內瓦總領事，后擔任中國駐瑞士大使館的參贊，有時候則以田進大使夫人的身份出現在外交場合。無論是總領事還是大使夫人，她做得都很出色。

在日內瓦當總領事的時候，朱青同許多著名華僑華人有聯繫，同著名的英籍華裔女作家韓素音、日內瓦著名的樂隊指揮陳亮聲等都有深交。在她離開日內瓦到瑞士首都伯爾尼中國大使館以後，也一直同他們保持經常聯繫。韓素音每次從洛桑到伯爾尼辦事都要到中國大使館看望朱青，而朱青總要讓韓素音享受一次“回家”的感覺：用一碗三鮮餛飩和兩根春卷，或者是酒釀湯圓等韓素音愛吃的江浙名吃招待她。

離開日內瓦到伯爾尼中國大使館，朱青雖然是參贊，分管領事工作，但更多的是以大使夫人身份輔佐大使工作。她對“大使夫人”這一角色有獨到的理解，認為“大使夫人不代表一種任命，不是外交職銜，但在外交場合有許多工作可做，有時還能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朱青配合田進大使的工作不僅是錦上添花，有時還做了一些大使不宜做和不容易做的事情。中國同韓國和以色列都是在1992年才建立外交關係的。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中韓關係開始鬆動，雙方官員在外交場合有了一些悄悄的微妙接觸。在這方面，大使夫人們尤為積極活躍，她們沒有官方身份卻在傳遞著官方信息。在一次招待會上，從來沒有單獨接觸過的韓國大使夫人見到朱青又是擁抱又是貼臉，作出關係親近的表現。無論是外交官還是其夫人，任何細小的動作都會引人注意。而我們當時既不能冷落韓國人的熱情，也要考慮朝鮮朋友的感受。朱青還遇到以色列大使夫人和南非大使夫人在外交場合向她作出的類似表現，她都根據中國當時的外交政策作出了恰到好處的回應，傳遞出了恰如其分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