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志堂經解

《通志堂經解》是清代最早出現的一部闡釋儒家經義的大型叢書，收錄先秦、唐、宋、元、明經解138種，納蘭成德自撰2種，共計1800卷。它一經問世，就引起人們的重視。從內閣武英殿到廠肆書籍鋪，一版再版。經師、通儒都以擁有這麼一部大型叢書為幸。尤其是乾隆皇帝，認為“是書薈萃諸家，典瞻賅博，實足以表彰六經。”因此，他藉助編修《四庫全書》之際，命令館臣將《通志堂經解》“版片漫漶斷闕者，補刊齊全，訂正訛謬，以臻完善。”並作為《四庫》底本刊布流傳，用以“嘉惠儒林”。

然而乾隆皇帝對這部書署名“納蘭成德校訂”卻存有異議，乾隆五十年五月二十九日他頒布上喻曰：

朕閱成德所作序文，系康熙十二年，計其時成德年方幼穉，何以即能淹通經術？向時即聞徐乾學有代成德刊刻《通志堂經解》之事，茲令軍機大臣詳查成德出身本末，乃知成德於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壬子科中式舉人，十二年癸丑科中式進士，年甫十六歲。徐乾學系壬子科順天鄉試副考官，成德由其取中。父明珠在康熙年間，柄用有年，勢焰熏灼，招致一時名流，如徐乾學等互相交結，植黨營私。是以伊子成德年未弱冠，即夤緣得取科名，自由關節，乃刊刻《通志堂經解》，以見其學問淵博。古稱皓首窮經，雖在通儒，非義理精熟畢生講貫者，尚不能覃心闡揚，發明先儒之精蘊。而成德以幼年薄植，即能廣收博採，集經學之大成，有是理乎？

但軍機大臣的詳查多有不實，事實上納蘭成德生於順治十一年，中康熙十一年壬子科舉人，時年十八歲；明年參加康熙十二年癸丑科會試，時年十九歲。越三年廷對成進士已在康熙十五年丙辰，時年二十二歲，病故於康熙二十四年乙丑五月三十日，終年三十一歲。當時，調查納蘭成德的行年並不難，有《八旗氏族通譜》可查，有納蘭成德《墓誌銘》、《神道碑》可考。而調查出的結果與事實如此不符，使人不得不懷疑軍機大臣所為，是迎合乾隆皇帝的意圖。

由於納蘭成德的父親明珠曾結黨營私、弟弟揆敘曾捲入皇子爭奪儲位鬥爭中、女婿年羹堯又因犯下重逆之罪被雍正帝處死等原因，乾隆帝一向對納蘭家族懷有成見。他否定納蘭成德《經解》的校訂權，有其個人成見作祟。這樣的異議難以使人信服，葉德輝在《書林清話》中就說：“然則《通志堂經解》一書，或不盡為徐氏代刻之，百年公論，後世自有知者。”筆者查考了納蘭成德、徐乾學、朱彝尊等人的著述，審其情實，納蘭成德應是輯刻《通志堂經解》的倡始者、資助者、和參與者。

清朝統治者定鼎北京后，為了加強中央集權，籠絡民心，消除滿漢隔閡，實行了開科取士、推崇儒學的文化政策。康熙皇帝親政不久，就開經筳日講，詔輯《四書》、《五經》，學習儒家經典。他下令將以朱熹為代表的儒家理學確定為官方哲學，用以統一社會意志，凝聚全體社會成員的意識形態。將朱熹倡導的“三綱”“五常”等封建倫理道德觀念確定為各民族和各界社會成員必須共同遵循的公共道德規範。由於皇帝提倡以程朱理學為代表的儒家學說，八旗官員便上行下效，讓其子弟努力攻讀儒家經典，當時，還出現了競相攻讀經書、積極參加科舉考試的局面。身為武英殿大學士的納蘭明珠，深知清庭的政策，為迎合康熙皇帝的旨意。他聘請多位漢族士子入府，課子讀書，講授漢族文化，以期他們成材，得到康熙皇帝的重用。由此納蘭成德漸染漢習，“才舞象勺，已通六藝”，后經正黃旗都統“開送禮部”，移送順天學院。經過考試，“補諸生，貢入太學。”康熙十二年成德中舉后，拜時任翰林院編修的徐乾學為座師，在徐乾學的悉心指導下，納蘭成德“益肆力經濟之學”，他廣泛收集《經解》書籍，曾“屬友人秦對岩（松齡）、朱竹垞（彝尊）購諸藏書之家”，又鈔得徐乾學“傳是樓”藏《經解》一百四十種。也就在這個時候，朱彝尊在幫助成德收購《經解》過程中，見“雕版既漫漶斷闕”，“抄本訛誤尤多”，深感宋至元明以來，談經者局守一家之言，導致先儒的遺編失傳很多，說經之書十不存一。於是勸告徐乾學“若《經解》僅有存者，彌當珍惜矣。”徐乾學因“感竹垞之言”，與納蘭成德“謀雕版行世”。徐乾學在《通志堂經解序》中稱成德“尤慫恿此舉，捐金倡始，同志群相助成，次第開雕。”；成德在《經解總序》中亦自稱“請捐資經始，與同志雕版行世”，二人表述是一致的。

納蘭成德的父親明珠是當朝宰輔，貨賄山積，日進斗金，有著雄厚的經濟實力。納蘭成德經常從家裡拿出重金來，幫助一些侘傺困郁的漢族士子脫危解難。輯編《通志堂經解》時，他又一次主動請求“捐資”，據說當時“畀徐健庵尚書費資四十萬金”。這筆錢除了用於置辦紙、墨、和刻印工具外，主要用來組織刻工隊伍。《通志堂經解》原版版心下端鐫有刻工姓名，粗略統計一下約有二百餘人，單憑徐乾學當時的力量，是難以組織起如此規模的刻工隊伍，只有納蘭成德父親明珠才有此能量。而且這些刻工，都是名手。據專家鑒定，《通志堂經解》為清初軟體字寫刻本，所書字體優美端秀，所用紙墨瑩潔光潤，頗有宋槧遺韻。這種字體，非歐非顏，非柳非趙，當時稱為“館閣體”，非精工良匠難以刻成，清初武英殿刻本（俗稱殿本）用的就是這種字體，筆者由此懷疑《經解》的刊刻與時任武英殿大學士的明珠有直接關係。據王士禛《分甘余話》卷四記載“崑山徐氏刻《經解》，多秘本，彷彿宋槧本，卷帙亦多，聞其版亦收貯內府。”《經解》倘若為徐乾學組織刻工刊刻，刻板應收貯在“傳是樓”(徐乾學的藏書樓)，何以竟在內府出現？這說明《通志堂經解》的刊刻動用了武英殿刻工。《經解》完工後，刻板被這批刻工帶到內府。《經解》的刊刻明裡是徐乾學主持，暗裡實由明珠在操縱。

納蘭成德參與部分《經解》書的校訂，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證之於他的好友朱彝尊的著述。朱彝尊也是輯刻《經解》的參與者，他曾向納蘭成德提供了“曝書亭”所藏“經解”書，如吳澄《今文尚書纂言》，據莫友芝《宋元舊本書經眼錄》卷二載：“曝書亭舊藏明嘉慶己酉顧應祥刊本，通志堂即依此付雕。”卷首有朱彝尊題識云：

是書購之海鹽鄭氏，簡端所書猶是端簡公手跡也。會通志堂刻《經苑》，以此畀之。既而索還存之笥。壬申歲歸田，檢櫝中藏本，半已散失，幸此書僅存。又七年，曝書於亭南，因識。竹垞七十一翁。

朱彝尊還為部分《經解》寫了序言，如《周易易海撮要序》、《易璇璣序》、《涪陵崔氏春秋本例序》、《雪山王氏詩總聞序》等，均出自朱彝尊之手。但在“通志堂”諸書初刊時，這些序跋卻“刻在成德名下”，惟有《劉公是春秋權衡序》后還署有“康熙甲寅十月後學秀水朱彝尊序”的落款。作為參與者，朱彝尊對《經解》成書情況了解的最清楚，儘管他對徐乾學將自己寫的序跋刻在成德名下的做法很有意見，（他曾把這事透露給理學家陸隴其，陸隴其在日記中添油加醋，一筆抹殺納蘭成德輯編《經解》的功績），但他還是實事求是地對待納蘭成德在輯編《經解》中的貢獻。他在康熙四十四年編成的《經義考》中，就著錄了納蘭成德寫的部分《經解序》，如《石澗俞氏大易集說序》（見《經義考》卷四十）、《王魯齋詩疑序》（見《經義考》一百十）、《書張文潛詩說后》（見《經義考》卷一百四）、《東岩周禮訂義序》（見《經義考》卷一百二十四）等，在這些序文開頭，均醒目的標出：“成德曰”云云，這就肯定了納蘭成德也參與了對部分經解書的修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收入到《經解》中的納蘭成德自編書《合訂大易集義粹言序》和《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在編著權問題上存有更大的爭議。而朱彝尊在不僅在《經義考》卷六十八著錄了納蘭成德《大易集義粹言序》全文，而且自己也寫了一篇《合訂大易集義粹言序》，收在《曝書亭集》卷三四。朱彝尊在《序》里敘述了《大易集義粹言》成書經過，幫我們廓清了爭議的迷霧。他說：

吾友納蘭侍衛容若，以韶年登甲科，未與館選，有感消息盈虛之理，讀《易》淥水亭中，聚《易》義百家插架。於溫陵曾氏種《粹言》、隆山陳氏友文《集傳》精義一十八家之說有取焉，合而訂之，成八十卷。擇焉精，語焉詳，庶幾哉有大醇而無小疵也乎。刑部尚書崑山徐公嘉其志，許鏤版，布諸通都大邑，用示學者。

所謂“消息盈虛之理”，指的是論述事物的盛衰變化或行為的出入進退。《易·豐》有“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等句，它辨證的啟示著讀者：人在吉順時，常常會因此而得意忘形以至於招致災難；反之，人在困逆時，又往往會因警惕自守而帶來吉順。納蘭性德十九歲參加會試，適患寒疾，未與廷對，心情當然不會好受，曾寫下“紫陌無游非隔面，玉階有夢鎮愁眉”的詩句。但他很快調整好心態，因為他從《易經》中感悟“消息盈虛之理”，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潛心向學，刻苦研讀。由此他對《周易》發生了興趣，在廣泛收集《易》義的基礎上，取宋陳隆山《大易集義》六十四卷、曾種《大易粹言》七十卷合而訂之，刪去二書之重複，補陳書之《繫辭》以下，且於陳書所集之二十家中，刪八家而補六家，間以“臆見考其原委，定其體例”，編成此書。其書“理”、“數”兼陳，不主一家之說。宋儒微義，略備於此。與朱彝尊《序》表述一致，納蘭性德在《大易集義粹言序》中亦說：“書成，請正於座主徐先生，先生曰：‘善’。命梓之，附諸《經解》之末。”已經很請楚地說明了《大易集義粹言》成書的前因後果，《大易集義粹言》全書雖有八十卷，但編多著少，依納蘭性德的才華完全可以勝任，書成后，納蘭性德才出示給徐乾學，得到他的稱讚，並作出收入到《經解》中的決定。可是偏偏有人在納蘭性德去世以後，生造出此書稿本是出自陸元輔的傳言。許多人懷疑納蘭成德年少博植，非窮經皓首之通儒，難能成就此書，也就接受了這個傳言。朱彝尊也聞知此言，所以他在《合訂大易集義粹言序》中特舉了魏晉時期少年奇才玄學家王弼的例子：

昔王輔嗣（弼）注《易》，每取舊解所悟者，多深斥陰陽、災異、小數、曲學，專明人事。論者謂其獨冠古今，出荀、劉、馬、鄭之上。顧官止尚書郎，年僅二十四而夭，說經者恆惜之。容若清才逸辨，兼工風騷、樂府、書法。即其會粹二書，不專言理，變占象數並收，補《大傳》訓注之闋，雖老儒亦遜焉。豈意短命而終，讀其書，不禁蘭摧而蕙嘆也。

王弼少年即享高名，好談儒道，辭才逸辯，與何晏、夏侯玄等同開玄學風氣，競事清談。其注《易》偏重哲理，掃除漢代經學煩瑣之風。著作有《周易注》、《周易略例》、《老子注》、《老子指略》等。歷史上已有少年才子獨冠古今的先例，納蘭性德薈萃二書成巨帙也就不奇怪了。朱彝尊以王弼比擬成德，是對納蘭成德編著權的辯解與肯定。

收入到《經解》中的納蘭成德另一自編書《禮記陳氏集說補正》三十八卷，有人說亦為陸元輔著，“徐氏（乾學）以三百金買之，刻在成德名下。”而在朱彝尊《經義考》卷一百四十六，不僅著錄為“納蘭氏成德著”，還引用了納蘭成德另一好友嚴繩孫對此書的評價：

《禮記》不以衛氏《集說》頒諸學宮，而專用陳氏《集說》取士，此苟且之圖也。容若為補正之，習《禮》者試一取證，非小補矣。

由此合證，《禮記陳氏集說補正》的編著權也應歸到納蘭成德名下。

當然，納蘭成德在編校《經解》過程中，得到了徐乾學、朱彝尊、嚴繩孫、顧湄、陸元輔的悉心指導和大量幫助。他寫的《經解序》有許多是在師友們講授指點下完成的。納蘭成德也不否認這一點，他在《經解總序》已經說明這部書是“與同志雕版行世”而成的。也就在這個時候，成德將其藏書室“花間草堂”改葺為“通志堂”，又冠為《經解》之名。所謂“通志”者， “志趣相通”也。即有徐乾學在《經解序》中所說的“同志群相助成”和納蘭成德在《經解序》中所說的“與同志雕版行世”之義。

綜上所說，納蘭成德是輯編《經解》的倡始者、資助者、參與者，並非坐享其成，假人代刻，而是但任著主編的角色。署《通志堂經解》為“納蘭成德校訂”未嘗不可。

_______________

註釋: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M]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7

葉德暉.《書林清話》[M].中華書局,1957.1

納蘭成德.《通志堂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2

徐乾學.《儋園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版）[M].齊魯書社，1997.1

鄒弢.《三借廬筆談》卷十一（《筆記小說大觀》本）[M].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出版社， 1983

王桂平.《家刻本》[M] .江蘇古籍出版社, 2002.12

趙秀亭.《納蘭性德著作考》[J].《滿族研究》，1991年第2期

陸隴其.《三魚堂日記》（《叢書集成初編》本）[M].中華書局,1985

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卷十著錄《春秋權衡》十七卷（《通志堂經解》本）云：“納喇容若得宋四明史有之本重刊，朱竹垞彜尊因為之序。”

作者：張一民 原文刊於《滿族研究》2005年第3期

書名：《通志堂經解》 出版社：廣陵書社（揚州廣陵古籍刻印社）

上書時間：2011-10-05 開本：16開

裝訂：精裝 類別：國學書籍

紙張：膠版紙 定價：3200.00

納蘭性德（1655－1685），清代詞人，與朱彝尊、陳維崧並稱“清詞三大家”。字容若，號楞伽山人，大學士明珠長子。出生於滿州正黃旗。原名成德，因避皇太子胤礽（小名保成）之諱，改名性德。自幼天資聰穎，18歲考中舉人。康熙十五年（1676）年中進士，授乾清門三等侍衛，后循遷至一等。隨扈出巡南北，並曾出使梭龍（黑龍江流域）考察沙俄侵擾東北情況。詩文均很出色，尤以詞作傑出，著稱於世。曾把自己的詞作編選成集，名為《側帽集》，后更名為《飲水詞》，後人將兩部詞集增遺補缺，共342首，編輯為《納蘭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