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陶事件

高宗武(1906-1994)，浙江樂清人，畢業於日本九州帝國大學法學院，中國現代有名的“日本通”。他1935年出任民國政府外交部亞洲司司長，是1934年到1939年間中國對日外交的主要參與者和見證人，熟悉諸多談判內幕。“高陶事件”后，高宗武就從人們的視線中消失了，成了“謎”一般的人物。

陶希聖（1899年－1988年6月27日），名匯曾，字希聖，以字行，筆名方峻峰。湖北黃岡人。國民黨理論家，曾為蔣中正執筆寫《中國之命運》一書。1939年8月，赴上海參加汪日談判，1940年1月與高宗武脫離汪組織，在香港聯名揭發汪日密約，史稱高陶事件。后留港辦“國際通訊”。

抗戰前陶希聖是北大教授、法學院政治系主任。七七事變后，他應邀到廬山參加蔣介石召集的“牯嶺茶話會”，之後加入委員長侍從室第五組工作，又被選為國民參議員，從此棄學從政，進入政壇。抗戰初期，陶希聖對抗戰前途憂心忡忡，甚為悲觀，參與了“低調俱樂部”，追隨汪精衛的所謂“和平運動”，鞍前馬後，出力不少。尤其是1938年12月19日，陶希聖追隨汪精衛從昆明飛往安南（今越南）河內機場，鑄成大錯，在歧途上越走越遠。汪精衛在河內發表“艷電”，公開響應日本首相近衛第三次聲明，引起全國人民及海外僑胞憤怒聲討。重慶當局隨即將汪精衛開除國民黨黨籍並撤銷其一切職務，后又派刺客潛入河內汪精衛住宅行刺，結果誤殺曾仲敏。事後，陶希聖在香港為《南華日報》撰寫一篇題為《為河內暴亂事件質問重慶之執政者》的社論，聲稱“自抗戰以來，汪先生仍本於一貫之精神與努力，求國家命脈之保存，求民族生機之持續，不斷以維護國力為念慮”，“故在無可再戰之今日，主和無罪”，繼續為汪精衛的投降行徑作辯護。後來，儘管陶希聖對日本政府的勸降政策開始有所覺察，不贊同汪精衛以組織“新政府”來與日本謀和的做法，但出於他和汪氏多年的交情（早在1927年他在中央軍校武漢分校政治教官任內就與汪精衛一派人士接近，成為具有汪系色彩的學者之一，后在主持由周佛海組織的“藝文研究會”期間，更是經常和汪精衛晤談，引為知交），在焦慮與彷徨中仍然從香港去了上海，參與汪日談判。此時，他已在汪逆的賣國投敵活動中陷得很深了，如果再朝前走一步，就將成為民族的千古罪人。

高宗武自幼赴日本留學

1931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因在《中央日報》發表分析日本問題的文章引起國民黨高層蔣介石、汪精衛的注意，提拔為國民黨政府外交部亞洲司司長，主持對日交涉事務。後來高奉派駐香港，主持對日情報聯絡工作。高也是“低調俱樂部”的中心人員之一，贊成汪精衛的“對日和談”主張。1938年7月高宗武秘密抵達日本東京，本意或許是進行和平試探，實際上替汪精衛的“和平運動”跟日本人牽線搭橋。同年11月20日，高宗武、梅思平在上海與日本軍方簽訂《日華協議記錄》，為汪精衛的賣國投敵活動充當了開路先鋒。1939年5月高宗武還隨同汪精衛、周佛海訪日。以後，高也多次參與了汪日談判活動。因此重慶當局下令通緝的名單中就有高宗武在內。

高陶迷途知返，深明大義

高宗武、陶希聖雖然一時大節有虧，但畢竟不同於周佛海、陳公博之流，正如陶希聖自己所說的那樣：“好比喝毒酒。我喝了一口，死了半截，發覺是毒酒，不喝了。汪喝了一口，發覺是毒酒，索性喝下去。”在上海和日本人談判過程中，高宗武、陶希聖逐步認識到所謂“求和”必將成為投降的事實，日本的狼子野心暴露無遺，最終目的是宰割中國、滅亡中國。他們見到日本方面提出的《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以及《關於日支新關係調整的基本原則》、《關於日支新關係調整的具體原則》、《秘密諒解事項》等八份文件，提出的條件十分苛刻，其侵略中國的要求大大超過以往日方提出的條件：日本要的地域從黑龍江到海南島；所包括的事物，下至礦業，上至氣象，內至河道，外至領海；從東南至西北，一切中國的權益，包括主權、領土、港灣、河流、礦藏、銀行、交通、軍警、武器……日本都要毫無遺漏地持有或控制。如果簽訂這樣的賣國條約，必將成為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高、陶驚出一身冷汗，力勸汪精衛不要簽字，退出和談，離開上海，或出國隱居，總之絕不繼續談判。

但汪精衛此時已完全受日方控制

汪精衛極力遷就日方，鐵了心甘願充當賣國賊，一心要成為日本扶持下的“新政府”首腦。高、陶對汪精衛已講不進話，完全無力作任何勸說了，倘若繼續跟著汪精衛走下去只能是絕路一條。沮喪與絕望之餘，陶希聖想到了以死來尋求解脫，但又不甘願就這樣一死了之。那一時期他給香港家中的每一封家書中都含有大量的沉痛之語，如1939年10月20日的信中說：“我自投到山窮水盡的境地，又不肯作山窮水盡的想頭。譬如污泥中的一粒黃沙，自己不想做污泥，卻已是污泥中的一分子了。有時一兩個好友在一起，談起我們所處的環境，總覺得只有研究如何的死法：投水呢？觸電呢？自戕呢？然而這一粒黃沙還有留戀著不能死的必要。”1939年12月30日汪逆簽訂賣國密約這天，高宗武和陶希聖都借口生病拒絕參加簽字儀式。高、陶的反常態度，引起汪精衛、周佛海等人的疑心。有人密告陶希聖，稱李士群、丁默邨的“七十六號”特務機構正在計劃刺殺他，然後再開“追悼會”；高宗武也被特務監視，隨時有生命危險。1940年1月2日，高宗武去寓所看望陶希聖，兩人商定，立即秘密離滬，脫離汪精衛集團。在杜月笙、萬墨林的援救下，1月4日他們被悄悄護送上由上海駛往香港的“胡佛號”輪船，翌日順利抵達香港，終於脫離了虎口，回到抗日陣營中。

1940年1月22日

香港《大公報》發表了高宗武、陶希聖致該報的信，以及他們帶出的《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暨附件全文。同一天重慶、昆明、上海及國內外許多報紙也刊載了這一賣國條約全文。香港《大公報》1月22日的頭條新聞為：

高宗武陶希聖攜港發表

汪兆銘賣國條件全文

集日閥多年夢想之大成！

極中外歷史賣國之罪惡！

從現在賣到將來從物資賣到思想

重慶《大公報》該日的頭條新聞為：

高宗武陶希聖在港揭發

汪偽賣國密約

將密攝照片呈送國府

另函交本報港版發表

“汪日密約”在媒體公開披露，對日本和汪偽集團引起的震撼不亞於一場政治地震，使全國同胞更加認清了日本侵略者企圖亡我中華的狼子野心和汪逆的賣國賊嘴臉，從而堅定了抗戰到底的決心，也促使抗日陣營中一些原先對日本尚抱有幻想的糊塗人士丟掉幻想，頭腦清醒起來。當有人批評高、陶此舉在道義上背叛重用他們的汪精衛時，高、陶義正辭嚴地公開表示：他們參加了汪日談判，在道義上應有保守秘密之責任，然而當洞悉“日本方面割裂及滅亡中國之企圖”，汪精衛組織“不可得而私為秘密”，“希聖宗武等為萬萬同胞及萬代子孫之獨立自由與生存計，認為上述之道義上責任不復存在矣”。

事件發生后高陶去向

高宗武、陶希聖曾經是汪精衛的親信，是汪氏“和平運動”的最早發起者和重要參與者，而且追隨汪精衛到上海，參加汪日談判，錯誤不可謂不重大。他們一生都為此大錯而痛悔和自責。高宗武後來去了美國，不問政事，專事學術研究。陶希聖後來在委員長侍從室為蔣介石效力，還為蔣起草《中國之命運》，跟隨蔣去台灣，直到七十歲才離開政治權力中心，重新專心從事學術著述，1988年在台北逝世，享年九十歲。他始終認為當年一度隨汪行動，無論於公於私都是件憾事。但在事關國家和民族命運大是大非的緊要關頭，他們以國家民族存亡為重，堅決脫離汪精衛集團，公開揭露汪日密約，雖然內心的煎熬和壓力是外人所無法體會的，但他們義無反顧地走出了這一步，以行動向全國同胞剖明了心跡。

高陶27年後重逢

在“高陶事件”發生二十七年後的1967年2月，陶希聖在美國華盛頓與高宗武欣然重逢。兩位老人共同緬懷往事，無限感慨。

“高陶事件”深刻警示後人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尤其是在事關國家民族命運的大是大非的緊要關頭，必須堅持愛國者立場。愛國不分先後，每個人無論持什麼政治信仰，但維護祖國統一是共同的神聖職責。即使政見不同，也決不能當分裂和出賣國家民族的罪人。高宗武、陶希聖在民族存亡的關鍵時刻，不顧個人安危，毅然脫離曾追隨多年的汪精衛集團，公開揭露汪日賣國密約，表現出愛國主義的高風亮節。此壯舉載入史冊，功在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