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之命運

《中國之命運》是由蔣介石授意，陶希聖執筆的一本圖書，該書由正中書局於1943年3月10日出版。

全文共分八章：

（1）中華民族的成長與發達；

（2）國恥的由來與革命的起源；

（3）不平等條約的影響之深刻化；

(4)由北伐到抗戰；

（5）平等互惠新約的內容與今後建國工作之重點；

(6)革命建國的根本問題；

（7）中國革命建國的動脈及其命運決定的關頭；

（8）中國的命運與世界的前途。全文的核心是宣傳只有國民黨救中國，只有三民主義救中國。

《中國之命運》的基調是強調宣揚中華民族的所謂“固有的德性”、“中國人的思想、中國人的精神、中國人的情感、中國人的品性”，認為西方文化的入侵使中國原有的優越倫理和宗族社會組織被破壞。書中“痛心疾首”的驚呼：近百年來中國人“因為學西洋的文化而在不知不覺中做了外國文學的奴隸”，“中國國民對於西洋的文化由拒絕而屈服，對於固有文化，由自大而自卑，屈服轉為篤信，信其所至，自認為某一外國學說的忠實信徒；自卑轉為自艾，極其所至，忍心侮蔑我們中國的固有文化遺產”……等等，這背後透露出來的是一種什麼情緒呢？其實是在強勢的西方文化衝擊下，所發出的一聲嘆息。

該徠書 提出“中國從前的命運在外交……而今後的命運，則全在內政”。抗日戰爭期間，認為“攘外必先安內”，把矛頭指向中國共產黨。蔣介石在該書中著力渲染“一個主義”、“一個黨”，把三民主義說成是“國民革命不變之最高原則”、“民族復興唯一正確之路線”等，據此，其他黨派應當放棄各自的主張。書中強調中國國民黨是“領導革命建設國家的總機關”，“永為中國唯一的革命政黨”等，為國民黨“一黨獨裁”進行粉飾。

蔣先生此書對於中華民族的了解，和本來的歷史真實情況完全不相符合。此書說：“我們中華民族是多數宗族融和而成的”，是“同一血統的人小宗支”。民族血統論，本來是德、意、日法西斯主義的糟粕，德、意，日法西斯蒂就是拿這類怪論去作為進行侵略全世界的工具的。不料蔣先生也以血統立論，實屬怪事。這類怪論，決不能解釋中華民族形成的歷史。平日我們慣用的所謂“中華民族”，事實上是指中華諸民族（或各民族）。我們中國是多民族的國家，這本來是不用多辯的。清朝末年，孫中山先生和同盟會革命黨人的反滿運動，就是在民族主義的旗幟下舉行的。而且孫中山先生手訂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人會宣言，就明明白白寫過：“中國境內各民族”。否認這種見解，等於否認孫中山先生及其主義，作者以中山先生信徒自命，但卻別開生面，承認中國只有一個民族，這是很可駭怪的意見。按照作者的見解，則孫中山先生稱辛亥革命為民族革命，這不是無的放矢嗎？國民黨第一次代表人會鄭重宣言：“承認中國以內各民族之自決權，於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之革命獲得勝利以後，要組織自由統一的（各民族自由聯合的）中華民國”，這又不是無的放矢嗎？蔣先生的意見，不明明是和孫先生的意見相違背嗎？

我們請研究一下：漢族和蒙族本來是“同一血統的大小宗義”嗎？漢族和西來的回族本來是“同一血統的大小宗支”嗎？漢族和苗族瑤族本來是“同一血統的大小宗支”嗎，漢族和羅羅〔1〕和夷人又都是“同一血統的大小宗支”嗎？出自何經，據於何典，這是從哪裡考證出來的？作者引了詩經“文王孫子，本支百世”的句子，難道現在中國諸民族都是文王的孫子嗎？凡此都是每一個中國人的常識，並不需要什麼高深學問才能理解的問題，作者違背了這點常識，故弄得毫無是處。在此問題上，作者還提出所謂“婚姻的系屬”，但是我們也請研究一下：難道漢朝王昭君出塞，就使得匈奴變成了漢民族的“宗支”嗎？難道唐朝文成公主嫁到吐蕃（即今之西藏），就使得藏族變成了漢民族的“宗支”嗎？若然，則近代許多中國人（其中包括現在國民黨的某些要人）娶了日本女人做妻子，中華民族也可以算成日本民族的“宗支”嗎？

中國歷史應該是民眾的歷史，因為沒有中國民眾，就沒有中華民族。中國曆來和和黑暗制度戰鬥，和侵略者戰鬥的主要力量，是中國勞苦民眾，民眾是中國歷史的主要動力之一。中國民眾歷來創造幸福，們是他們自已卻沒有了一切幸福，中國勞動人民和民族的苦難戰鬥，但是在過去，一切果實卻被少數統治者竊取而去，而自己則仍落到最受苦難的結果。每當中國民眾被統治者剝削壓迫得最痛苦、最喘不過氣來的時候，外患也就隨之而來，但民眾又成為“我必復之”的力量。蔣先生說：“自滿族入關以後，中國的民族思想，便漸漸消滅了。”這話是完全不對的。事實上，滿族入關以後，失掉了民族思想的，只是部分為虎作倀的高等士大夫，而文人和廣大人民群眾，仍然是最富於民族思想的，並且不斷地進行了民族的鬥爭。歷史越是向近代方面轉移，則民眾的自覺力量也越大。在滿清入關以後，中國人民的民族思想，遠比過去任何異族統治中原時代要廣大、要深入、要長遠。二合會組織的蔓延及其長期不被消滅，就是最好的說明。孫中山先生也說，“……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祿，惟所稱下流社會，反有三合會之組織，寓反清復明之思想於其中。”這是公道話。民眾的民族思想的發展，這是一方面。另方面，和此相伴隨的，就是腐敗人們奴才思想的發展，而其登峰造極的代表人，就是作者書中所不斷稱讚的“曾滌生”即“曾文正”（不要忘記呀，這是滿清朝廷因為他剿漢有功而給他死後的謚號）。至於作者關於滿清的歷史，如此寫著：“有清一代，建國規模的宏遠，政制政令的精密，猷能紹漢唐的餘緒，實可以超越宋明，更為元代所不及……假使滿清對國內漢滿蒙回藏各宗族，不存界限，一視同仁，認識我五族在實質上本是整個的一體……但這是時代與思想的關係，我們非所望於當時的滿清能施行這樣政策，固不可求備太苛……”這些話里一點民族思想也沒有，則是千真萬確的。

清代後期，中國民族遇到了一種和過去完全不同的新的民族侵略者，即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國家。這種新的民族侵略者挾持其資本主義的優越經濟力量，打開了中國的國門，但中國人民並不是不能抵抗這種新的民族侵略者的。中國抵抗力的軟弱，是由於滿清朝廷一方面在國內各民族之間所造成的民族牢獄，另方面在人民之間所造成的專制主義牢獄。作者說：“我們百年來國勢的陵夷，民氣的消沉，大抵以不平等條約為造因”。這是倒果為因的說法。中華民族為什麼會被釘上不平等條約的枷鎖？這難道不是因為萬惡的滿清黑暗專制政治，使得民氣不得發揮，人民不得奮發起來抵抗侵略者才產生出來的一種結果嗎？如果按照作者的說法，在訂立不平等條約之前，應該是國勢鼎盛、民氣興旺的時候了。但是，既然國勢鼎盛、民氣興旺，為什麼又會有“康雍乾盛世”之類的笑話和隨之而來的不平等條約呢？

但作者又說：“國恥之所由招致，又必須追溯於滿清一代政治的敗壞，尤其是學術與社會的衰落”。這不就是“原因”了嗎？如果這是“原因”，那末，前面所說的“原因”又是什麼呢，如此邏輯，豈非自相矛盾？姑且也研究一下：第一，作者這裡說的是“政治的敗壞”（帶一筆：作者不願意說是專制政治，此點我們後面還要說及），這又是自相矛盾：作者不是盛讚滿清一代“建國規模的宏遠”，“政制政令的稠密”嗎，第二，如果按照作者所說，“尤其是學術與社會的衰弱”，所以有了國恥。可是，作者不是說過嗎：“滿清道咸年間，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之流，亦以轉移風氣為已任。曾文正行法主剛，而用人則重血性，尚器識。其於學術思想，則兼取宋學與漢學而歸本於至誠，其立身行事，則本於‘慎獨、主敬、求仁、習勞，的精神，故湘車淮勇的成功，當然不是偶然的。”這樣，宜若國恥可以由此減少了，為什麼又弄得國恥如麻呢？歷史的教訓顯然是和作者所說的相反：原來中國之弄得國恥如麻，恰恰是因為曾國藩李鴻章輩的“湘軍淮勇的成功”。和滿洲貴族的倒行逆施導致民眾失敗，洋大人成功，國恥自然就多起來了

1943年3月10日，蔣介石出版了《中國之命運》一書。這書是由陶希聖根據蔣介石的授意代筆而成的（陳布雷是蔣著執筆者之一）。

先來看一下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出版的細節。30天發行15萬冊，用最好的紙張印刷，價格也極便宜，讓百姓都買得起。在政府有關部門的推動下，很快在中國發行100萬冊。這書國內賠本，賣的英文版權賺錢。

《中國之命運》有兩大論調。一是，全力宣揚中華民族所謂“固有的德性”，認為正是帝國主義的壓迫和西方文化的入侵使中國原有的優越倫理和宗族社會組織遭到破壞；百年的屈辱記憶，使蔣介石過多地強調民族自尊，全書含有強烈的排外性的農民民族主義色彩；與英美結盟后，廢除了平等條約，美、英自動放棄治外法權。二是，國民黨是抗戰建國、民主復興的力量和希望；核心是宣傳只有國民黨救中國，只有三民主義救中國；流露出反共的傾向。

關於這本書的寫作緣起，時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五組組長陶希聖說的很明白：

自（1942年）十月十日起，蔣委員長著手起草一本書。書的目的是在指出百年來所受不平等條約的束縛，一旦解除，一般人應如何以獨立國家自由公民的資格，與世界各國的國民平等相處，同時應如何自立自強，共同致力於建國的事業，使中國真正成為獨立自由的現代國家，與世界上愛好和平的各國分擔世界和平的責任。

《中國之命運》出版后，國民政府利用行政手段強制規定國民必須閱讀，但效果卻適得其反。引來三方面的批評，以西南聯大教授為主的批評和反感；來自中共的批評；英美西方大國也是二戰同盟國的批評。

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一書，令對他抱有抱感的知識分子感到失望。蔣介石在這本書中公開宣揚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專制主義。他不僅反對共產主義，連自由主義也不能容忍。聞一多說：“《中國之命運》一書的出版，在我一個人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我簡直被那裡面的義和團精神嚇一跳，我們的英明領袖原來是這樣想法的嗎？五四給我的影響太深，《中國之命運》公開的向五四宣戰，我是無論如何受不了的。”

而就在1942年，聞一多和長子聞立鶴談時事，對國民黨領袖蔣介石領導的抗戰抱有相當的信心，把他視為“一生經歷了多次艱難曲折，‘西南事變’時冷靜沉著，化險為夷，人格偉大感人，抗戰得此人領導，前途光明，勝利有望。”

無獨有偶，1943年，聯大歷史系雷海宗告訴一位學生，在政府眾多敗筆中，最大的敗筆是蔣介石《中國之命運》的出版。他聲稱，那本書中的錯誤多如牛毛，連美國漢學家都能看出來。

雷海宗指的美國漢學家是費正清。1942年，美國政府派費正清來華，身份是美國國務院文化關係司對華關係處文官和美國駐華大使特別助理。1943年5月，費正清昆明讀了《中國之命運》。他發覺，這本掌權者的書，是對著書立說的教授們是一種侮辱。費正清和西南聯大的教授，就這本書做了交流。

費正清在其回憶錄中寫道：

自從蔣介石成為所謂的聖人和英雄后，這裡的學者們反抗的呼聲日益高漲，在我看來這是一種直言不諱的行動。老金（金岳霖）拒絕看《中國之命運》，社會科學家認為這部書廢話連篇，對其表示不屑並感到恥辱。學術界現在和將來都不會輕易放棄他們的特權，現在蔣介石公然侮辱了他們。

費正清在閱讀《中國之命運》的過程中，“感到十分駭然”，認定這本是“利用歷史來達成政治目的”。因為《中國之命運》中有這樣一個論調，“帝國主義是一切苦難的根源”。費正清慨嘆：“一位政治家寫出這樣的小冊子實在有失身份，如今我明白了為什麼每位與此書英譯本相關的人，像得了寒熱症一般。”

西南聯大一些教授對蔣介石感到徹底失望，有的遠離國民黨政府，並走上左的道路。而在蔣介石政府任職的知識分子如何看呢。蔣介石的政府顧問、經濟學家、原南開大學教授何廉說：“委員長走到哪裡，政府的行政權力就行使到哪裡，就職權而言，他領導一切。”《何廉回憶錄》中說的很明白：“我們不過是政府的‘裝飾品’！我們從未能夠搞清楚幕後究竟在搞些什麼。”即使執筆寫《中國之命運》的陶希聖，也有如履薄冰之感，認為蔣介石用你，但並不信任你。

在中共看來，《中國之命運》的出版，無疑是“反共宣戰書”。陳伯達根據毛澤東意見撰寫《評〈中國之命運〉》一文中說：“這是一本對中國人民的宣戰書，是為發動內戰的思想準備與輿論準備。”

蔣介石的日記中稱英美不滿《中國之命運》：“乃預想所及，然未料其反感如此之大也。”看來此書的出版，也招致英美方面的批評。

抗戰爆發后，清華北大南開輾轉遷移到昆明，成為西南聯合大學，原清華政治學系教授浦薛鳳，在西南聯合大學執教，后從昆明到重慶從政，任戰時最高權力機構國防最高委員會的參事，參與將《中國之命運》翻譯為英文的工作。浦氏回憶：“當時高級文武官長對實際執筆人，殊頗不滿。??不平等條約固是國恥，政治、經濟、社會、道德、文化一切之墮落，皆歸罪於不平等條約，客觀研究殊有問題。質言之，殊難折服盟邦在朝執政人士之心。此在平時猶需酌量，況在戰時，又何況在需求協助合作之關頭？”

蔣介石好不容易出版這樣一本書，卻引來各方面的批評。從這件事情，可以看到民國時期新聞、出版、言論等方面的生態。至於引發的連鎖反應，更大的影響，蔣介石無法預料。

就在批判《中國之命運》次年，國共關係果然開始發生政治轉型，毛澤東正式提出，今後要由共產黨，而不是由國民黨來擔負起解放中國的責任，坐實了陶希聖所擔心的“抗戰的結果比抗戰的進行更危險”。

從西南聯大教授的批評來看，蔣介石一書的《中國之命運》出版，是失去精英知識分子的一個前奏，到抗戰勝利、內戰頓起時，又失去一大批知識分子的支持。書里書外，連接著20世紀40年代的歷史風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