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附理論

依賴理論（Dependency Theory），或稱作依賴學派（Dependency School），是1960年代晚期由拉丁美洲學者所提出的一套國際關係與發展經濟學理論。它將世界劃分為先進的中心國家與較落後的邊陲國家，後者在世界體系中的地位使之受到中心國的盤剝，故得不到發展，或產生腐敗等弊病。

二戰后，先前歐洲中心國家所殖民的廣大亞非拉國家先後獲得了政治上的獨立，建立了擁有獨立主權的民族國家。但從經濟上分析，這些國家要麼是不發達，要麼是在經濟上附屬於西方發達國家。對於世界經濟格局中的這種現狀的經濟學理上的解釋就應運而生，不發達與依附理論(the Dependency Theory)由此產生。在20世紀6、70年代，依附論得到了廣泛的發展，可以說，它已經成為當代西方發展經濟學理論流派中的一種激進的學說。

依附理論由阿根廷學者勞爾·普雷維什（raulprebisch）在20世紀60-70年代最先提出。該理論認為廣大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是一種依附、被剝削與剝削的關係。在世界經濟領域中，存在著中心--外圍層次。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構成世界經濟的中心，發展中國家處於世界經濟的外圍，受著發達國家的剝削與控制。該理論是新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理論學派之一。

從悲觀的“古典依附論”到樂觀的“依附發展論”依附理論對於理解古典的依附是有用的。可是，很顯然，需要重新考慮新興工業國家的經濟動力問題。作為對這種需求的反應，一種較新的知識傳統在發展，這一傳統特別集中在費爾南多·卡多索（femandocardoso）和恩佐·法萊圖（enzo faletto）的著述中。與較為宿命論的依附理論不同，這種“依附發展”學派承認在依附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較為複雜的關係。比如，古典的依附狀況是，外國控制的農業或礦業領地是 主導經濟部門，它們促成了長期的經濟畸變。相反，在強有力的政府與國內工業化戰略（既服務於跨國公司的利益，也服務於本地資產階級的利益）和諧一致的地 方，多樣化的經濟增長得到了促進。弗蘭克早期的著作在闡述第三世界的不發達問題時，認為第三世界國家是停滯不前的，因為其經濟剩餘被發達國家吸走了，所以 不可能發展。但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的經驗使一些激進的拉美學者開始重新思考他們關於依附性的理論。

卡多索把“發展”界定為“資本的積累及其對生產體制分化的效用和影響”。卡多索和法萊圖看到，在進口替代工業化戰略之後，隨之而來的是國內市場和資產階級的 國際化。“和依附相聯繫的發展”同時伴隨的是私營民族產業、國外部門和公共部門三個經濟部門的有分化的擴張。從政治上說，“和依附相聯繫的發展”需要掌握 這些經濟部門的利益群體之間建構一種相互關係的系統。這些研究使得傳統的“依附理論”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把停滯模型建構（models of stagnation）推向對依附性發展（dependent development）的分析。結合卡多索對“發展”與“和依附相聯繫的發展”的看法，埃文斯作了發揮，創造了“依附性發展（dependent development）”這個標籤。認為“依附性發展”既包括資本的積累，同時也蘊涵著邊緣地區的一定程度的工業化。“依附性發展”是依附的一種特例，其特徵是國際資本和國內當地資本的聯合 或結合，國家也積極參與其中，三者的聯合是依附性發展的基本因素。依附性發展早在傳統的依附時期和“出口型增長”時期就已經在一些國家發生了。它不是依附 的反動，而是依附和發展的結合。也並不是說所有的的邊緣國家都能達到依附性發展的階段。經過五年的調查研究，埃文斯以巴西為例，展示了“依附性發展”的一個案例。他把巴西50、60年代的經歷放在長遠的歷史背景中加以考察，論述了巴西是怎樣從20世紀初期“傳統的依附”演化為他所處的 那個時代的“依附性發展”的。在那裡，60年代發展起來的跨國公司、地方私營企業和國有企業，儘管存在一些衝突，但三者的聯盟業已形成，從而提供了當地工 業化的社會結構基礎。在利益、權力和資本等方面存在差異的三方聯盟，促進了當地的工業化，參與其中的精英人物們受益很多，卻把普通大眾排除在增長帶來的好處之外。

相對於古典的“依附理論”來說，“依附發展理論”促進了這一領域的更具開放性的經驗研究。根據沃勒斯坦世界體系論的看法，“核心—半邊陲 —邊陲”的結構不會改變，但一個國家或社會在世界體系中的地位是可以改變的，邊陲國家可以升為半邊陲國家甚至核心國家，同樣，核心國家也可能下降為半邊陲 甚至邊陲國家。處於半邊陲地位的少數國家就能夠成功地實現依附性發展。但對於傳統的依附理論的幾個關鍵設想來說，它仍然是墨守成規的。依附的事實仍然被看作基本上是受到抑制的發展戰略。在埃文斯關於巴西的討論中，發展的外部限制談得很清楚：依附發展只有從較大的帝國主義體系中獲得支持才能存活。要知道依附發展是否總體上成功，必須根據跨 國公司的投資意願和國際銀行家們擴大信貸的意願，與古典依附相同，依附發展最終將達到極限，即如果沒有來自中心國家的聯盟，所謂的“巴西模式”是不可能存活下去的。

根據上述“依附理論”從“古典的依附論”到“依附性發展論”的演化過程，60、70年代這一理論的幾個主要原則：

第一，第三世界國家經濟被納入擴大了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促成了農業生產或原料交易出口的專門化，也促成了這些主要出口部門和外國資本及市場之間的協調性聯繫。

第二，依附對於經濟質量有不利的影響。

第三，雖然這種納入帶來了短期發展（因為初期的生產和雇傭利潤得到了實現），但從長遠看，持續依賴中心地區的市場、資本和技術會造成抑制發展的力量，使發展中國家處於不利地位。面向中心地區市場的生產和對於中心地區技術、資本及生產要素輸入的經常性依賴，會造成國內經濟的結構性畸變。

第四，無論是“和依附相聯繫的發展”，還是“依附性發展”，有賴於第三世界政府和當地社會實力的增強。

第五，“依附性發展”的受益者是跨國公司（或外國經濟實體）、當地政府和地方工商界精英，而不是普通老百姓。

可以說，至今還沒有形成一種統一和佔主流地位的依附論理論，各種理論流派之間的發展程度和分歧、差異仍然很大。根據不同的標準可以對依附論進行不同的類型學劃分，可以規定為不同的理論取向與流派。如“根據他們對於第三世界國家民族資產階級在本國經濟發展或欠發展中所起的作用的不同評價，可以區分為‘新馬克思 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依據他們對擺脫貧困和欠發展而實現真正發展的途徑的不同設想，可以區別為激進主義者和溫和主義者。”本文著重從一種基本理論 價值傾向上進行分析，認為依附論主要包括激進主義的依附理論、改良主義的依附理論以及正統主流依附理論等。

1．激進主義依附論

這一理論流派的主要代表有弗蘭克(Gunder Frank)、阿明(Samir Amin)等。弗蘭克最重要的理論是提出了“不發達的發展理論”（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他認為兩種結構的存在使得處於外圍的國家日益走向貧困：宗主——衛星的全球體系和衛星國的中心——農村的結構，而“外圍”的發展與“外圍”與“中心”的聯繫是成反比的。因此，他主張一種“脫鉤論”。

相對於弗蘭克而言，阿明的理論更為系統，著重強調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 體系對於“外圍”發展的一種制約與剝削性質。他認為，“資本主義已經成為一個世界體系。矛盾並不存在於各個孤立考慮的國家中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而 是存在於世界資產階級和世界無產階級之間。”

從一種哲學意義上的解釋來看，激進主義依附論是一種外因決定論。簡而 言之，即處於外圍不發達的第三世界國家它們貧困的總根源，要麼在於一種從殖民主義時代延續下來的不平等的國際關係體系；要麼就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這 樣一種整體的結構的作用。其實，弗蘭克、阿明等學者強調外因和外部因素對發展中國家發展中的作用，這作為一種分析問題的角度是可取的，應該說這也是不發達 之根源之一。但另一方面，這種單維度簡單化從外部環境來尋找理由不免過於單薄，而他們所主張的通過一種激進的途徑來實現發展中國家擺脫依附的設想與當今世 界經濟一體化、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似乎又相差太遠。正因為如此，“多斯桑托斯認為弗蘭克只從外部原因而忽視發展中國家內部依附性社會經濟結構的做法過於簡單化”。

2．改良主義依附論

改良主義依附論的主要代表人物巴西社會學家卡爾多索(F. H. Cardoso) ，從理論傾向來看，他既反對西方經濟學中的新古典派的現代化理論把不發達國家落後的原因歸結為其內部因素，但同時，對於弗蘭克的外因論他也是持批評意見的。

一種實踐上的經驗促成了人們對先前的依附論進行反思。那就是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巴西、東亞在經濟發展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卡爾多索根據這些新的現實將發 展和依附聯繫起來，“指出了發展和依附是同時發生、並存的一個過程，而不是相互對立、相互排斥的兩個範疇”。更進一步的是，他提出了要利用與資本主 義世界經濟體系的聯繫來為本國的發展服務，而不是原先的脫離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的思想。顯然，這是對於東亞模式以及新興的工業化國家發展實踐經驗的一種理 論上的折射。

3．正統主流依附理論

多斯桑托斯(Dos Santos)以其所提出的新依附論而成為這一流派的主要代表。在其主要著作《帝國主義與依附》中，他提出了一個被學界所普遍接受的關於依附的定義。重要的是，他認為對當代不發達問題的研究的著重點應在於生產領域，而不是流通領域。他所定義的新依附論是，20世紀5、60年代資本主義發展到跨國壟斷資本主 義階段，而發展中國家進入了一個依靠外資實現工業化的新時期。進一步又對依附的三種形態進行了論證，即商業—出口依附、金融—工業依附和技術—工業依附。

多斯桑托斯的新依附論是對20世紀6、70年代以及80年代拉美國家經濟發展的一種完整的反映。新依附論強調附屬國與統治國關係的不能改變性，而且，由於附 屬國受國際和國內依附結構的影響，附屬國就會走向更加不發達的地步，依附性結構也會影響生產率。多斯桑托斯的論述雖然在現世看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作為主流的依附論及其對現實的一些借鑒意義是不可否認的。

依附論沒有一種理論流派能取得統一的、佔主導地位的“共識”地位，即它缺乏統一性。甚至有的學者提出依附論是不是已經“死亡”的問題。面對眾多的理論學說，依附論是成為一個整體的和相互聯繫的，並不是一種簡單的各種理論的堆積。一定的理論是與其相應的理論假設相聯繫在一起，“國際關係的任何一項科學研究都是在一定的理論或方法論支配下進行的……事實上，所有的科學研究都得建立在假設的基礎上”。為了更好地了解依附論，也是為了更好地對依附論進行評判，有必要對其理論前提進行合理的推斷與論證。

1．不發達和依附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物

“外圍”國家的發展問題是依附論所要解決的中心議題。不論是哪一學說都有一個基本的研究出發點，就是不發達與依附的形成與發展是在於“世界性的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及其形成的國際分工格局、國際交換體系和不平等的國際經濟秩序”。對於如何改變這種不平等的發達或依附狀況，大多數依附論學者傾向於走社會主義道路，至少應該說是反對實行一種全盤西化的政策。究其實質，這是一種結 構主義的分析手法。

2．思想淵源上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繼承和發展，或者說是具有相關性。

這是因為它是建立 在中心國家對外圍國家的剝削的概念之上的。從一種基本的理論價值傾向來說，依附論都自覺或不自覺地運用了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基本的分析問題的方法，儘管他們都不是完全贊同傳統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基本判斷。如從方法論特徵上講，依附論“共同點在於都採用總體分析方法、歷史—結構方法和階級分析方法” ，儘管在運用這些方法上存在著分歧。另一方面，所有的依附論理論對於現代西方經濟學中的新古典主義中的現代化理論都是持批判和否定的態度。

3．關於依附的定義

對於依附論來說，其首先要解決一個概念上的界定問題，即依附的定義。對於依附的概念，一般而言，普遍接受的是多斯桑托斯關於依附的定義：

所謂依附，人們指的是某些國家的經濟受到它們所依從的一些國家經濟的發展和擴大的影響。當有些國家（主導國）能夠擴展和自我發展，而另一些國家（依附國）只是這種經濟擴展的一種反映，而這種擴展對依附國的發展或產生積極的影響，或產生消極的影響，這時兩種或兩種以上經濟形式之間以及這些國家和世界貿易之間相互依存的關係，就採取了依附的形式。

從這一概念出發，依附論探討了不同的國家（主要為中心與外圍國家）在依附中 的不同的結果。如對於發達國家而言，更多的是從這種不平等的依附關係中獲得發展和優勢；而對於不發達國家而言，則情況相反，即依附的存在是外圍國家不發達的根源或一個主要的因素之一。即使是從這種相互依存中獲得好處也只是發達國家對外資本輸出的結果，或者說，不發達國家應充分利用這些外部條件，實現自身的發展。“簡而言之，全球性相互依存關係愈發展，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以來就愈加深。”

正如美國學者羅伯特·吉爾平所言，依附論是將馬克思主義與經濟民族主義參合在一起，是對二者的有機結合。依附論從思想方法和理論淵源上吸取了馬克思主義的手法，特別是馬克思主義關於資本主義經濟問題的分析，列寧對帝國主義的分析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同時，依附論又是一種經濟民族主義的體現。對於依附論而 言，本國民族經濟的發展是放在第一位的。

依附理論是一些學者在研究發展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提出的理論，它是關於發展中國家為什麼沒有實現現代化的一種解釋。

阿根廷學者普雷畢什於20世紀40年代末就提出他的發展理論。他認為，世界是一個經濟體系，它由核心（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邊陲（非西方不發達國家）構成。核心和邊陲之間的經濟關係是不平等的，前者通過不公正的貿易剝削後者，是導致後者不發達的根本原因。

另一位學者弗蘭克把普雷畢什的“核心”稱為宗主，把“邊陲”叫做“衛星”。他認為，在整個世界經濟體系中，“宗主----衛星”關係不僅存在於世界層次，即發達國家和不發達國家之間，也存在於每個衛星國內部。

不發達國家有如下經濟和社會特徵：其生產部門的興衰以核心國的興趣和需要為轉移，核心國感興趣和需要的部門比較繁榮，反之則蕭條；經濟上呈“二元結構”，現代經濟部門是核心國經濟的延伸，與核心國經濟聯繫不密切的部門相當落後；與二元經濟結構相對應，不發達國家呈明顯的“二元社會結構”，城市中的富裕社會與農村中的貧窮社會並立共存；在國際貿易上，依附型不發達國家主要出口原材料和初級產品等等。

依附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要實現自己的發展，就應當擺脫對西方發達國家的依賴，阻止西方貿易、技術、跨國公司、教育與思想的侵入，自力更生。

依附理論指出，西方發達國家應對發展中國家的不發達承擔責任，發展中國家要現代化必須擺脫對西方發達國家的依賴。

依附論從產生和發展的過程來看，它遭受到不斷的修正和發展，同時，也由於其本身具有的一些理論缺陷和國際政治格局和國際經濟關係現實發展的影響，人們對於依附論的批評一直 存在。這種批評有來自於依附論本身內部理論流派之間的批評和發展，也有外在的批評。甚至奇爾科特在《比較政治學理論——新範式的探索》一書中專門花大篇幅來討論“依附論是否真的死亡了”這一議題。

從一種學科方法意義上說，人們不能否認依附論為人們認識當今國際發展問題提供 了一種全新的視角，打破了原來自由主義和現實主義一統天下的局面，被稱為是“第三種聲音”。20世紀60年代，依附論作為一種新的理論形態取代原先的結構主義理論，說明了這一理論對解釋當時的不發達國家情況的適應性。然而，當今主要有兩方面對依附論提出例如一種質疑或挑戰，其一為一些學者從學理或理論上所做出的批評，其二為當今國際經濟發展的實踐給予了依附論一種挑戰，至少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動搖了依附論的一些基本的設想。

依附論所要解決的中心議題的是探討不發達國家的根源和如何解決這些不平等的發展與依附問題。從上文對依附論的幾種理論形態的分析來看，這些理論觀點並不能說都是非常全面的，它們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缺陷。拉美經濟委員會的中心—外圍的論點“忽略了對中心國家政策和特殊需要的深入研討，錯誤地把落後歸 因於傳統或封建寡頭”，而對於激進主義的依附論者對外因的偏好，這似乎又帶有很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

美國學者拉西特（Russett）指出，依附論使用一個獨立的變數——國際經濟的運作——來解釋第三世界出現的三種迥然不同的現象：不發達、邊緣化和依附性發展。從 簡單的方法論角度看，任何理論只用一個獨立的變數來解釋三種相互排斥的結果，這是不科學的。確實如此，依附論只是一種單維度的分析，只是從國際經 濟或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運行出發來說明國際發展中的不平衡現象。

從冷戰結束后的國際政治現實上分析，依附論似乎也遭到了挑戰。蘇聯和東歐的變革無疑是對絕大多數依附論堅持者的一個動搖，而冷戰後發展中國家作為一個整體在國際舞台上力量的弱化以及處境的艱難更是讓依附論似乎 成為一種可望而不可及的理論。而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使卡爾多索的聯繫性依附發展理論也受到懷疑。總之，無論是理論界還是國際關係的現實都對依附論提出了挑戰和質疑。從另一方面說，對於現在所謂的不發達國家而言，不管是加入世界經濟的過程還是與其隔離，這些都不能保證一國經濟的發展，重要的是一國改 造自己國家經濟的能力。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國家的經濟和政治發展戰略、財政體系以及經濟和政治領導人是至關重要的。英國著名經濟學家瑟爾瓦爾(A. P. Thirlwall) 則強調發展中國家運用計劃比市場機制更為重要。

當然，談及這些多對於依附論的批評和批判，並不說明依附論已經沒有生命力了。人們應承認依附論作為一種理論，確實有它的歷史局限性。然而，對於一種理論的認識，最為重要的是要認識 它所提供認識和論證問題的方法。依附論採用了一種結構主義手法，從埃及經濟學家阿明的不平等的發展理論來說，其主要是強調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經濟 體系對於形成一種中心和外圍國家之間不平等依附的意識，阿明認為中心國家是通過一種國際不平等的交換格局，實現和加劇了中心與外圍這種國際經濟關係。

從本質上看，依附理論的分析方法和分析範疇依然有效，對於認識不發達國家在西方國家跨國公司投資中的地位，以及不發達國家的內部政治與經濟關係是有參考作用的；另一方面，對於不發達國家如何利用發達國家的對外投資，為“外圍”國家實現工業化具有很好的借鑒作用。

相當多的研究者認為，依附理論主要適用於拉丁美洲國家，不具有普遍性。眾所周知，依附理論者大部分是拉丁美洲學者，也有非洲國家的，如阿明，但沒有一個是亞洲國家的。由此，國內有學者認為，依附理論是以拉丁美洲和部分非洲國家為藍本而建立的，如果它對拉丁美洲還具有一定說服力的話，那麼將它簡單套用到不發達國家特別是亞洲國家是不合適的。日本學者小倉充夫批判依附理論忽視了地區差異：弗蘭克為首的依附理論大都是以拉丁美洲為基礎的，它將拉丁美洲的特點過於一般化了。小倉充夫的批評也僅僅是針對弗蘭克而言，兩者都沒有提到卡多索、法萊圖和埃文斯的“依附發展論”，更沒有對後者做出評價。如果他們的立論成立，即“古典依附論”不具有普遍性，不能簡單地套用到亞洲國家，“依附論”的新近發展——“依附發展論”則 未必然。雖然“古典依附論”不能簡單地應用到亞洲國家和地區的發展實踐中去，但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可以為“依附發展論”提供新的經驗，運用“依附發展論”觀察受外資影響地區的發展歷程有助於從理論層次上認識和把握亞洲地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現實問題和前景。關於中國發展的研究是一項極為艱巨的工作。要拓深這方面的研究，不僅需要對已有的研究成果進行梳理和分析，需要對支持這些研究及相關的具體研究範式的理論框架及其預設做出分析和批 判，還需要客觀的、冷靜的懷疑眼光。中國發展研究應否採用西方的概念及理論，對於這樣一個嚴肅的學術論題，憑藉任何狹隘的民族主義的態度隨意論斷都是不足取的，只有透過謹慎的知識學分析和中性的方法研究，才能期望獲致知識上的自覺和認識上的拓深。因而，對於社會科學研究的世界遺產，不應抱著有色眼光看待，某些意識形態的障蔽反倒阻礙了人們對事物發展規律的客觀的、科學的認識。對依附論和依附發展論都應作如是觀。

改革開放以來，發達國家和地區的資本、技術、信息、管理制度等等，伴隨著國外公司的到來，在中國東南沿海經濟發展基礎較好、交通運輸條 件優越、享受優惠開放政策的經濟特區和沿海開放城市形成了“外向型”或“外聯型”的區域發展格局。在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之後，沿海毗鄰資本主義世界的前沿的 地區，通過大量的“海外關係”，引進外資和技術，興辦了一批“三來一補”企業和“三資企業”。更多的人在思考“引進資本主義”之後的發展問題。如果運用“依附發展論”的理論觀點觀察沿海改革開放以來的區域發展經驗，對於理解全球化背景下中國經濟和 社會發展的歷史和未來，應當是一個十分有用的視角。以珠江三角洲地區為例，20多年來的經濟大發展確實離不開外來企業家、資金和設備的引進，然而也造成了 生態污染、環境惡化等影響未來可持續發展的嚴重問題。在這一過程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社區、行政官員、外商等如何看待這一問題？他們在其中的作用和影響怎樣？誰是受益者？這些都是深入的實證研究和實地調查才能回答的問題，也是“依附發展論”可以發揮作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