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文灝

翁文灝有四子。抗戰時，三個兒子全部從軍上前線。大兒子翁心源是著名石油工程師，卻於1970年因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在湖北潛江五七幹校自殺身亡。長子之死對暮年翁文灝打擊極大，他一連作了以“悲懷”為題的詩十餘首，其中如“我今八一猶偷活，哀動全家哭汝靈”一字一淚，另如“深知余日無多少，勉以殘齡答盛時”等句猶堪咀嚼，也是讖語，就在次年元月，這個飽經風霜和炎涼的老人走完了他的一生。

次子翁心瀚為國民黨空軍機師，於1944年殉國。抗日戰爭爆發后，別的達官貴人都把孩子送到國外，但翁文灝卻把兒子送到了部隊當兵，並且還是飛行員，因為當飛行員要求有文化，翁心瀚受過很好的教育，因此符合條件。翁心翰在印度接受培訓，然後到雲南執行任務，他駕駛轟炸機。在一次執行完任務返航時，看到日軍一個兵營，就對其進行了打擊，一直到飛機的油耗盡，最後墜毀在雲南的一處高山上。

中國地球物理學奠基人、中國科學院院士翁文波是其堂弟。中國工程院院士翁心植是其侄子。美國鈦合金專家翁心梓亦是其侄子。

1913年，翁文灝同丁文江等人一同創辦了北洋政府地質調查所，在搞地質研究的同時，也招收中學畢業生入學培養地質人才。這是我國第一個從事地質研究和培養地質人才的機構。1922年翁文灝繼丁文江後任該所所長，並在地質研究所任講師、主任教授，中國首代地質工作者多出自其門下。

翁文灝同時亦於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任教授，曾為清華地質學系主任，1931年兼任代理校長。

翁文灝早年表現不欲從政，曾被委為國民政府教育部長但亦未受；所任政府公職皆與學術有關。

1932年，翁文灝先生為國民政府所延攬，出任軍事委員會國防計劃委員會（即資源委員會的前身）秘書長，但委員會內皆是學術界名人。在這期間，他一直沒有中斷對我國資源的調查和研究，如對甘肅油礦局，天府、南桐等煤礦都進行了深入的調研。

1934年冬天，翁文灝任焦作中福煤礦整理專員，併兼任中國礦業大學和河南理工大學的前身——焦作工學院常務校董。對當時的私立焦作工學院多有關懷。

1935年12月，翁文灝任國民政府行政院秘書長。

1934年，翁文灝於考察石油途中遇上嚴重車禍以致昏迷。得蔣介石關護，指令全力搶救，後來渡過危險。事後翁可能是難卻“救命之恩”，正式踏上仕途。

1935年，蔣介石自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長，翁文灝任國民政府行政院秘書長。1937年翁文灝出任經濟部長，在抗戰期間主管中國的戰時工業生產及經濟建設。

1945年，當選國民黨中央委員，並任國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長，至1947年辭任。

1948年6月，翁文灝應蔣介石之邀，任政府行憲后第一任行政院長。任內主持貨幣改革，在8月推出金圓券取代法幣，並以行政方法意圖控制物價，結果造成金融失調。翁內閣於11月總辭。次年初蔣介石下野，翁於2月任李宗仁之總統府秘書長。至5月，李宗仁主事與共產黨和談失敗，翁辭去秘書長之職，並出國至法國。同年，翁文灝被評選舉為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

1949年春，翁文灝先生脫離蔣介石集團，初居香港，后移居法國巴黎。

1951年，經毛澤東、周恩來的邀請，翁經香港回到中國，是首名回北京的前國民黨高級官員。翁在1948年曾被共產黨列為戰犯，回國初期曾因不積極批蔣而受壓。

1954年後，獲任政協委員，之後主要從事翻譯及學術研究。文革中得特別保護而只受少許衝擊。

曾任中國人民政協第二屆、第三屆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委員、常務委員等職。同時，他仍專註於祖國的地質事業。他對地質學造詣很深，對著名的大陸漂移說和燕山造山運動的闡述與發展貢獻卓著，為祖國地質事業和地質科學奠定了基礎。

1971年1月27日，翁文灝病逝於北京，享年82歲。

經濟主張

作為學人，翁文灝主張中國必須走工業化道路方可富強，以臻現代化。他服膺孫中山遺教，認為在落後國家發展經濟，應避免貧富不均，必須實行民生主義，發達國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他尤其主張凡國防及與國計民生有關的工礦企業，均應由國家出面、出力來辦。“欲使（中國）工業化成功，必須有計劃地進行，及以重工業為核心。中國重工業的振興，不宜悉賴私營，而須由政府以國營方式奠定基礎。”以後他之所以願意出山從政，主持中國工業建設，與此初衷不無關係。

涉外主張

翁文灝力主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要求不要空喊口號，而要面對實際。他要求政府首先做些實實在在的事，“形式不妨淺陋，利益不妨實在”。對社會輿論則主張有理性，要求大家體諒政府的困難，不要要求政府去做那些做不到的事。“現在我們應要求全國謹守秩序，勿做軌外行動。”此種態度，頗得蔣介石欣賞。

著有：《中國礦產志略》《中國地史淺說》《中國地質構造對地震區分佈之影響》《中國山脈考》《中國的人口分布與土地利用》《中國東部中生代以來之地殼運動及火山活動》《中國地理學中的幾個錯誤的原則》《甘肅地震考》《地震》《錐指集》等。著有《中國礦產志略》《甘肅地震考》《地震》《椎指集》等著作。翁先生一生喜好藏書，生活樸素，去世后，他的所有藏書連同一生積蓄都上交了國家。

冶金工業出版社1989年出過一本《翁文灝選集》，書後附有《翁文灝在我國名列第一的貢獻》，計有十一項：中國第一位地質學博士；中國第一本《地質學講義》的編寫者；第一位撰寫中國礦產志的中國學者；中國第一張全國地質圖的編製者；第一位代表中國出席國際地質會議的地質學者。

詩詞集

翁文灝著有《翁文灝詩集》。

在他回國之初，怎樣做好這篇悔罪的大文章是他主要的也是最感頭痛的工作。他沒想到一篇文章竟如此難作，大出意外，“實感悲苦”（見李學通著《書生從政》）。悔罪書上達等待官方結論，在這段忐忑不安的的日子裡，他寫下了幾首舊體詩。1952年，經過一番波折，翁文灝被選為政協第二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到各地參觀視察成為政協委員的主要工作和生活內容，忙日子當閑時過，這期間翁文灝瞻顧平生，舊體詩的創作數量更豐，直到1971年元月病逝，舊體詩的寫作成為晚年翁文灝介入生活抒寫心境排遣情緒的一種最重要的方式。

值得慶幸的是，這些舊體詩後來得到了公開出版的機會。《翁文灝詩集》是團結出版社於1999年6月出版的，據整理者、翁氏之子翁心鈞所作的“前言”，從1951年翁文灝歸國直至他逝世，即使那些在“文革”中散失的不計入其內，翁氏所遺詩詞也有近三千首，這本《翁文灝詩集》最後選了九百餘首。

作品

《山下庄》（1965年）

鄰集地名山下庄，農村仙境美無雙；瀕河田富憑耕耘，足食人耕種稻糧。

坡不峻高風物麗，水能浸灌獲收良；至今尚憶鄉居趣，轉眼遷移劫后桑。

《石塘》（1966年）

鄞西秀麗石塘村，臨水倚山生地存。灌稻清波橋碶保，映窗霽色景光吞。

登科兄弟祖留額，隔戶鄉農舊有痕。初學之乎親訓導，得承教養沐深恩。

1948年底，國共之爭勝負已成定局。這年的12月，中共方面宣布了一個四十餘人的戰犯名單，這時的翁文灝雖已不過是挂名的政務委員，但因其曾高居國民政府院長之位，也赫然在焉。1949年，翁文灝先赴香港，後轉法國，1951年3月，經多方周密籌劃，翁文灝輾轉回到北京。“戰犯”的帽子沒有嚇退翁文灝海外歸來的腳步，證明中共和翁文灝之間的距離至少不像“戰犯”這個辭彙所張揚的那麼大。

陳毅進入上海后在和翁文灝友人的談話中提及翁時曾說：“翁文灝是書生，不懂政治，即使他在國內，我們也不會為難他。”陳毅“書生”一詞經友人之口傳到了翁文灝耳中，正在海外飄零而且從心底里不願做“白華”的翁文灝想必別有一番感觸，可能也促使他下定了回歸的決心。陳毅所說的書生也許代表了不少中共要人對翁文灝的看法，可是翁氏的牌子畢竟太招人眼了，“行政院長”、“戰犯”這些外在的東西終究不好靜悄悄地消化，翁文灝要融入一個幾乎完全陌生的土壤還需付出艱苦的心力。等著這位國民政府前行政院長的，首先是如何表態與過去決裂。這一過程堪稱一波三折，早在他滯留海外僅有回國之想時，中共方面就表示其回來可以，但需在回國前寫一悔罪書公開發表，翁揮筆寫就，而文內居然還有“委員長蔣”、“行政院長宋”等字樣，連居中溝通的人士都不敢拿出手了。

所幸周恩來同意其可以先行回國，悔罪一事暫且放在一邊。但一俟翁文灝在京定居，怎樣認識充滿罪惡的過去並與之決裂仍然是個逃不過去的大關目。面對這個問題，翁文灝最感難邁的坎是“必須劃清界限，譴責蔣介石反動集團”。像翁文灝這種教育背景和天性淳厚之人，君子絕交不出惡聲，何況是於己有知遇之恩的舊主？要他自責容易，去罵別人卻戛戛乎其難了。

當選為政協委員的翁文灝寫下過不少應景詩。整理者所作的“前言”中特別提醒讀者，“詩集的內容，特別是大躍進時期中的見聞和‘文化大革命’時期中的觀點，在今天看來有不少是錯誤的，甚至是荒謬可笑的，但這並不代表作者深層次的真實思想，而是對那個在極左思潮統治下，巨大政治壓力時代的寫照”。其實我看這未免求之過深了。那些歌頌大躍進之類的詩未必不是作者真實心境的反映，像翁文灝這樣富有愛國心的知識分子，很少有不被那個年代中特有的熱火朝天的氣氛所感染的，試讀一首關於北京城拆除牌樓的詩：“解放京都改造勤，牌樓次第落埃塵。堂皇封建宏規範，窒礙交通阻轍輪。自古先成終有毀，於今革舊更闡新。長安街道從來闊，此日更欣車振轔。”知識分子中沒有多少人不在盼望儘快除舊布新，這種情感是真誠的。即使在高歌突進的整體氛圍中，作者並未全然麻醉，一首題為《農婦入城投佣》的詩，色調和整體氛圍相比是如此的不協調，詩中說那些因受災生計無著，不得不入城做傭工的農婦“土地曾欣分廿畝，水旱尚自受千災。何來顆粒全家飽，盡說更新舉國歡。子死父老垂盡日，婦人偷走入城關”。“何來顆粒全家飽，盡說更新舉國歡”，對比強烈，而“婦人偷走入城關”中，一個“偷”字，也是鍊字的好例。對這首詩，一般人看了大概以為是記所謂“三年困難時期”事，其實不然，詩實寫於1954年8月，對一般讀者而言，這恐怕也是一小小意外吧。至於作者回顧平生的長詩《洄溯吟》，對研究作者的人來說，其價值當然更不待言了。

翁文灝舊曾於1946年刊行《蕉園詩稿》，這個集子沒選。就本集已選的作品，作者的詩藝實不能說高明，這不必諱也無需諱，作者本來就無意作吟風月弄花草之詩人。近人舊體詩詞集的價值往往在詩詞之外，於此又得一顯例。

翁文灝故居位於 寧波市海曙區月湖西岸大書院巷11號，現存有三進木結構傳統民居和三合院小洋樓等建築，總佔地面積約為2120平方米，其中的小洋樓為翁文灝的生活之地，為一座羅馬風格的西洋式磚混結構樓房，具羅馬式建築風格，紅灰二種相間的水磨磚，製作工藝精湛，具有較高的建築藝術價值。翁文灝故居作為一座名人故居，其建築本身時代性和地域性顯著，是一處不可多得的近代優秀建築。

故居是一座明清風格的舊式建築，前後二進二層樓房，前有明堂後有天井，居住著19戶村民。如果沒有人介紹，翁文灝的故居與鄉間一般大戶人家舊居無異。由於年代久遠，根本找不到他曾經在此出生、居住的蛛絲馬跡。

科學家

翁文灝是中國第一位地質學博士（1912）；是中國第一本《地質學》講義的編寫者（1914）；是中國礦物學第一本專著《中國礦產志略》的作者（1919）；是中國第一張彩色中國地質測量圖的編製者（1919，著8色）；是中國第一位考查地震災害，並出版專著的作者之一（1922，《甘肅地震考》等）；也是中國第一部《中國礦業紀要》的創辦者之一（1916，與丁文江共同創辦）；同時，翁文灝還是第一位代表中國出席國際地質大會的代表（1922）；是第一位系統而科學地研究中國山脈的中國學者（1925）；是第一位對中國煤炭按化學成分進行分類的學者（1926）；是燕山運動及與之有關的岩漿岩和金屬礦床的區域成礦理論的首創者。特別應該提及的是，翁文灝還是開發中國第一個油田（玉門）的組織者與領導者。

對作為科學家的翁文灝，如今的評價已趨一致，尤為難得的是，他在科研方面的組織和管理上的才能也早有定評。

政治人物

被視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但和丁文江等這批朋友不同，他不僅有濃厚的專業關懷，而且骨子裡是相信科學救國的。職是之故，翁文灝先後兩次婉拒了國民政府的徵召。這樣一個對做官沒有興趣相信科學救國的書生最終還是走上了政治前台，甚至一發不可收，在一個被世人目為腐朽無能的政府內閣中掛了頭牌。儘管他在這個政府中素有清官和能吏之名，但在一個政治不上軌道的地方，一個書生的入局總給人“跳火坑”的感覺。作為近世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員，回首前塵，也大概會體會出幾分宿命的意味吧？中國近世文人學者多多少少都與政治有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

書生本色

翁氏歸國后，在幽居歲月里留下過大量文字，除一紙悔罪書，政協委員本分內應上的議案這些檯面上的東西之外，還有《人類進化史綱》《中國古代史新研》等手稿。竊以為，其中最值得今人關注和玩味的還是這些舊體詩詞。儘管這本詩集不過是一選本，但作者的書生面目和複雜心緒仍灼 然可見。1951年6月，悔罪書寫完后，他以詩作跋，“平生自問尚無羞，只惜忠誠少計謀。仁義知難追宋瑞，賢明信不比梨洲。清勤鶴立官僚濁，拙樸心非利祿求。生氣欣看時勢變，新朝可許一浮鷗。”首句“平生自問尚無羞”像是自我寬解，而結末一聯又分明透出一個前政權的高官——哪怕僅僅是伴食哪怕他自己骨子裡以書生自許——對一個完全陌生的社會的疑慮。等到這年七月，官方仍無正式結論，“到京困居已逾四月，成詩三首”，其中唱道“故國得歸終幸事，是非只可付悠悠”，作者此時顯然已有“歷歷前塵吾倦說”（俞平伯詩）之感，可樹欲靜而風不止，前塵舊事總如怨鬼纏身，哪裡是你想“付悠悠”就真的一逝如流水的呢？在翁文灝回國之初的相當長一段時間裡，他基本處於幽居、無所事事的狀態，曾用一首七律《棲息》概其遭際，首聯赫然是：“棲息京師撫寸躬，自慚餘孽得優容”，“餘孽”二字下得未免太重了，不能不讓人生無限感慨。

1956年，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論及應該如何團結“善意地向我們提意見的民主人士”時，專門點到了翁文灝，說他是“有愛國心的國民黨軍政人員”，算是未蓋棺而論先定。

丁文江在《我所知道的翁詠霓》中，不無佩服地說到：“我跟了他二十年，沒有見他想吃點好東西，穿點好衣服，住點好房子，每天八點鐘起來，十二點鐘睡覺，整天忙著做事，從來不肯休息。”“他是個個性極強的人，而主張溫和；他是個極明察的人，而待人厚道；他是個極清廉的人，而處世很平易。”

學者忻平：他謝絕外國商行高薪聘請，一心搞科研，學識淵博。······翁文灝為人實在本分，整天只知做事、做學問，不問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