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戛爾尼使團訪華

那個時代歐洲有許多中國迷，也就是嚮往和崇拜中國的人。那時歐洲學者們認為要向中國學習，要與中國接軌。伏爾泰說，“在道德上歐洲人應當成為中國人的徒弟”。馬戛爾尼就是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下成長起來的中國迷，他一輩子最嚮往的事就是去中國。

歐洲人傳說中國人是“全世界最聰明最禮貌的一個民族”。他們傳說，中國是以孔子的理論來指導的國家，整個國家就和一個大家庭那樣親愛和睦。“”統治者是“充滿了仁慈”的，老百姓則是誠實而禮貌的。萊布尼茨說：中國老百姓“服從長上，尊敬老人。……中國（即使）農夫與婢僕之輩，日常談話或隔日會面之時，彼此非常客氣，其殷勤程度勝過歐洲所有貴族。……”

17世紀英國通過資產階級革命確立資本主義制度。

在18世紀60年代，英國發生工業革命，資本主義處於上升階段，伴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英國迫切需要開闢新的市場和廣闊的原料產地。“因此，英國派遣一個使節團到中國訪問，自然它是為了商業目的而去的。事實上，中英兩國交易往來的情況確實也應當有所改變，自從英國初到中國開闢市場之日起，以及以後兩國發生貿易關係以來，沒有一件事情有助於改善英國人在中國的地位，而其他歐洲各國商人在中國的處境卻都比英國人好得多。”正因為如此，英國政府期望通過馬嘎爾尼使團訪華，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改善中英之間的關係和現行貿易體制，擴大雙方的通商。

當時，廣州一口通商不能滿足其對華貿易的需要。1787年（乾隆五十二年），英國國王應東印度公司的請求，派遣凱思·卡特為使臣，前往中國交涉通商事務，並謀求建立外交關係。使臣在中途病死。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英國又派遣馬戛爾尼使團訪華，其目的是想通過與清王朝最高當局談判，取消清政府在對外貿易中的種種限制和禁令，打開中國門戶，開拓中國市場。同時，也是為了搜集有關中國的情報，估計中國的實力，為英國資產階級下一步的行動提供依據。

英方希望跟中國建立新的外交關係，並達成下列協議：

英國派遣全權大使常駐北京，如中國願意派大使到倫敦去，英國皇室必將以最優等禮儀款待。

准許英國在舟山和天津進行貿易，並仿效澳門先例，在舟山附近指定一個小島，供商人居留和存放貨物。

允許駐在澳門的英國商人居住廣州。

英國商品在中國內河運送時，爭取免稅或減稅，希望中國有固定的，公開的海關收稅標準。

1.

英國派遣全權大使常駐北京，如中國願意派大使到倫敦去，英國皇室必將以最優等禮儀款待。

2.

准許英國在舟山和天津進行貿易，並仿效澳門先例，在舟山附近指定一個小島，供商人居留和存放貨物。

3.

允許駐在澳門的英國商人居住廣州。

4.

英國商品在中國內河運送時，爭取免稅或減稅，希望中國有固定的，公開的海關收稅標準。

馬戛爾尼使團出發時，內務部長敦達斯還特地告誡：“您一到便要受到接見，您要服從中國朝廷的禮儀，既不要損害自己君主的尊嚴，又不要被禮儀上的小事束縛住手腳。”敦達斯的囑咐既包含了外交常識，又非常具有政治含義，其實就是要求使團不要因小失大。

馬戛爾尼來華，對禮物的選擇頗費心機。首先是多方徵求意見，在來華之前，曾特意徵詢了兩位曾在義大利那不勒斯聖家書院學習過的中國教徒的意見，請他們推薦禮品。此外，還研究中國的歷史和現狀，在耶穌會士的介紹中，中國重視曆法，因此需要天文儀器。斯當東也曾認為，天文學在中國備受青睞，長期以來吸引了政府的注意，因此對儀器方面的最新改進和代表太陽系最完美運動的七政儀，中國人絕不會不接受。

使團乘坐的船隻和攜帶的大批禮物都是經過精心挑選和特意製造的。這艘“獅子號”炮艦，裝有64門大炮，是當時英國第一流的軍艦。使團攜帶的禮物除一部分是投中國皇帝之所好外，更多的是為了顯示英國的科學技術。

這個龐大的使團帶來了眾多的禮品。英國人想把他們最新的發明介紹給中國，如蒸氣機、棉紡機、梳理機、織布機，並猜想準會讓中國人感到驚奇而高興的。英王還特意贈送了當時英國規模最大並裝備有110門大口徑火炮的“君主號”戰艦模型。也許，他們想暗示64門火炮的“獅子”號在英國強大的海軍艦隊里是多麼的微不足道。

英國人在禮單中還專門提及了“榴彈炮、迫擊炮”以及手提武器如卡賓槍、步槍、連發手槍，他們想，這些東西可能會引起中國軍官們的興趣，但後來讓英國人大失所望的是，天朝的大臣絕大多數都是文人出身，他們對此不感興趣。在他們看來，這些洋人的東西，不過是些無用的奇技淫巧罷了。

英國使團還帶去了一些精美的儀器。如當時天文學和機械學的最佳結合產品天體運行儀，這個儀器代表了整個宇宙，它能夠準確地模仿太陽系天體的各種運動，如月球繞地球的運行、太陽的軌道、帶4顆衛星的木星、帶光圈及衛星的土星等。另外，還有一個地球儀，上面標有各大洲、海洋和島嶼，可以看到各國的國土、首都以及大的山脈，並畫出了所有這些遠航的航海路線。

由於語言不通，解釋這些儀器的名稱很傷腦筋。所有的照會文件和禮品，必須符合天朝的語言，以便中國的皇帝能夠加以理解。比如天體運行儀，就巧妙地寫成了“天文地理音樂鍾”。幸虧當時還有副使喬治·斯當東的兒子托馬斯·斯當東，經過半年多的中文速成訓練，他已能湊合著寫漢字了，當時照會文件的翻譯與謄寫，必須首先從英文譯成拉丁文，然後再譯成普通中文，並改為中國的官方語言，而最後的謄寫工作，往往就靠這個孩子來完成了。

使團船隊中最大的是“獅子”（Lion）號軍艦。這是英國海軍提供的，裝有64門火炮，還有幾隻小救生艇。英國派出軍艦來華有炫耀其海軍實力的意圖，英王還送給乾隆一個英國最大軍艦“君主”號（裝有110門炮）的模型，更帶有武力威嚇的成分。此時“獅子”號錨泊在象山北部的東、西嶼之間的海域，馬戛爾尼和大部分使團成員都在這艘軍艦上。

其次是載重1200噸的“印度斯坦”（ Hindustan）號大貨船。這是英國東印度公司提供的。船內裝著送給乾隆皇帝的禮品，還有一些東印度公司的貨物。英使團共帶來禮品19宗、590餘件，都是當時英國的精品，有天文儀器、車船模型、紡織用品和畫等，以顯示其先進的科技實力和文明。該船上還乘坐著一部分使團成員。“印度斯坦”號在舟山群島的溫州嶼（英人稱之為樹頂島，今屬六橫鎮）南部海域停泊。

東印度公司還提供了一艘二桅小帆船“豺狼”（Jackal）號作為供應船。“豺狼”號停在“獅子”號附近。

還有一艘法式小帆船是使團途經爪哇島巴達維亞（今印度尼西亞雅加達）時買的，取名“克拉倫斯”（Clarence），也作為供應船。“獅子”號停泊后，馬戛爾尼派遣副手喬治·斯當東（George Staunton）、事務總管約翰·巴羅（John Barrow）等3位使團官員和1名翻譯乘“克拉倫斯”號去定海，尋找能讓船到達天津的領航人。

船上還帶了銅炮六位，鐵炮二位，鳥槍十六桿，暨伙食衣箱。

由於當時的國際形勢，和中國作為一個東方大國的形象，英國不敢貿然行動，而是嘗試與中國建立關係，加強交往。

英國國王喬治三世讓馬戛爾尼帶去了給乾隆帝修的一封國書：

從字面上看，英國國王似乎很卑賤，實際問題是出在翻譯。因為這是第一次給中華帝國寫國書，所以英國國王的用辭是非常嚴謹的，但還不至於下賤到這種程度。只不過按照中國的封建禮法來翻譯，自然而然就變成了一篇歌功頌德和諛意奉承的文章，也就自然而然地讓乾隆皇帝有些飄飄然。

• 正使：喬治·馬戛爾尼（馬戛爾尼伯爵），是一位有經驗的外交官和殖民主義的老手，曾任駐俄公使，與俄國簽訂了十分有利於英國的商務條約。以後又歷任格瑞那達總督和英屬印度馬德拉斯總督。

• 副使：喬治·斯當東（斯當東從男爵），是馬戛爾尼的摯友，有從事殖民外交的豐富經驗。斯當東的十三歲兒子托馬斯·斯當東也跟隨使團前往中國。

• 中國傳教士：李神父、周神父、安神父與王神父。

• 船長普羅克托（Proctor）和翻譯，“船內有跟役、水手四十人。

• 使團其他成員也都是各種專家，其中有哲學家、醫生、機械專家、畫家、製圖家、植物學家、航海家以及有經驗的軍官。此外，還有東印度公司的職員和大量軍事人員。船上疾病的流行導致不少人中途喪命，屍體不得不沉入大海。

馬戛爾尼使團於1792年9月26日從英國本土的朴次茅斯港出發。

沿歐洲、非洲海岸南下，經過南非好望角進入印度洋，在快到好望角之前，氣候變得極為惡劣，“豺狼”號一度失去了聯繫，一直到進入亞洲海域，艦隊才得以重新會合。經馬六甲海峽進入南中國海，然後沿中國大陸海岸線北上。一直到1793年7月1日在舟山登陸。英使團選擇舟山作為訪華第一個登陸地乃有意為之，而作為循慣例是接待口岸的廣州，巡撫郭世勛為這次例外的“門戶開放”找了兩點理由，其一是英國使團沒有上呈副表貢單不符規矩，他們又不知道是哪些貢品，所以不敢自作主張予以接待；其二是英國使團擔心貢品由陸路轉運會有損壞，已從外海奔天津而去了，所以郭世勛上奏要求朝廷下令“浙閩及直隸省各督撫飭令所屬查驗放行，由天津進京”，乾隆同意了。這樣才使舟山成為了馬戛爾尼使團中國行的第一個登陸地。

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特派員早已提前把一封預約函交給了駐廣州的兩廣總督。英國人在信中提示:“英王陛下為了增進兩個朝廷間的友好往來，為了發展於兩國都有利的貿易關係，決定派遣馬戛爾尼勛爵為全權特使赴北京訪問”。當中國方面接到這封信時，這也幾乎是在馬戛爾尼使團出發的時候。1792年11月，兩廣總督將這封書信作為緊急奏摺呈送乾隆帝：

乾隆帝命人搬來《大清一統志》。這本書中已經記載了中國人所知道的所有國家。然而，雖然找到了傳教士們常說法蘭西、義大利，卻沒找到英吉利。依慣例，海上達到的外國貢使一律由廣州上岸。皇帝回復兩廣總督，特別批准英吉利人破例由天津登陸。

對於祝壽而來的馬戛爾尼使團，清政府最初是持歡迎態度的，並表現出前所未有的重視。乾隆帝認為英使遠涉重洋是前來祝壽的，“具表納貢”，實屬好事。為此他連頒數道諭旨，親自確定了體恤優禮的接待方針。他不僅破例允許使團從天津上岸，而且命令沿海各省地方官做好接待工作，還向使團提供豐富的免費的食物供應。

1793年6月19日，英國人在澳門停泊數日後，便北上天津，前往覲見中國的皇帝。但讓英國人不快的是，剛一上岸，他們的隊伍便被中國官員不由分說的插上幾面彩旗，上面用中文寫著幾個大字:“英吉利貢使”。無論在旗上還是禮品清單上，中國官員都把“禮物”改成“貢物”。在中國，送給皇帝的禮品從來都叫做“貢”。

1793年6月21日（乾隆五十八年五月十四日），“勉勵”號駛至舟山南部海域，巡洋官兵上前詢知來意。然後引他們開往定海，次日在定海道頭港停泊。定海鎮總兵馬瑀和定海知縣張玉田率領軍兵排列隊伍迎接。乾隆皇帝已下旨：“遇有英吉利國貢使到境，不動聲色擺列隊伍，妥為照料。 ”擺列隊伍的主要目的，是想顯示一下大清帝國的軍威，但對擁有先進武器的英國軍人來說，這一目的顯然沒有達到。

1793年6月23日，總兵馬瑀和知縣張玉田在天后宮擺設宴席招待“勉勵”號的英國客人，還派人送豬、羊、米、面等物到船上。總兵早已物色了幾名領航人，是為英使船隊準備的，就派其中一人到“勉勵”號上領航。6月26日，總兵馬瑀和游擊徐丹桂等人率兵船護送“勉勵”號出海。6月29日，領航人將英船領至蘇松鎮管轄地區，由蘇松鎮總兵接待護送。

1793年7月5日，定海鎮總兵馬瑀盛宴招待“克拉倫斯”號一行人，並請他們看戲劇表演。馬瑀和寧波知府克什納還奉浙江巡撫覺羅長麟之命，派人備辦牛、羊、雞、鴨、米、面、柴、炭、茶、燭等送至使團船隊，並邀請馬戛爾尼等上岸，但馬戛爾尼以急著要進京為由婉言謝絕。對於英人要找領航人一事，總兵馬瑀表示已找到幾個領航人，準備將英船隊帶至江蘇沿海（時屬江南省），再由那裡派人領航，逐站更換領航人才能到達天津港。但斯當東提出英船吃水深，沿海岸容易觸礁，想在深海里航行，要求有直接帶到天津的領航人。馬瑀回答說，這樣的走法過去從來沒有過，容考慮一天再說。

“克拉倫斯”號一行人利用這個時間到定海縣城觀光，總兵派了幾名士兵陪伴。遊覽期間吸引了大量好奇群眾的圍觀，英國人只好到廟宇躲避群眾。出廟后他們坐轎子回海岸時遇到下大雨，就到一個寺廟躲雨，寺廟裡的和尚熱情地以香茶、水果、點心招待英國客人。之後英國人回到船上休息。

1793年7月6日上午，總兵馬瑀在總兵府接待英國客人。由於英國人的堅持，總兵只好下令聚集曾經航海到天津過的人，並從中挑選兩人，然後叫他們立即回家準備出發東西。英國人也回到自己的船上兩個領航人上船后，克拉倫斯號馬上開船，當晚在六橫島的北邊拋錨。第二天經過佛渡水道，回到“獅子”號停泊地點。

1793年7月8日，馬戛爾尼使團船隊起錨開行。兩名中國領航人分別被派在“獅子”號和“印度斯坦”號工作。船隊從外洋通過，曾在普陀山附近海面錨泊，7月12日駛出舟山海域。數日後，船隊與在黃海游弋等待的“勉勵”號相遇，一起開往天津。7月23日，使團船隊進入渤海灣。

按照馬戛爾尼的想法，英國與大清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主權國家，不存在朝貢的關係，而且這次出使的名義也是祝壽。但是大清的官員們信奉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儒家觀點，所以除了進貢之外，原本就不存在平等的國家關係。很明顯，天下都是乾隆皇帝的，沒有誰可以跟皇帝平起平坐，即使是英國國王親自來華也是一樣。這讓馬戛爾尼很為難，為了這次出使的成功，英國政府已經準備很久了，如果不按照清朝官員的安排，那麼很有可能為了這樣的一件小事而功敗垂成，但是順從這種安排的話，又似乎讓英國的尊嚴受到了影響。他沒有辦法，他選擇假裝看不見，默默地承受了這一切。

1793年6月，馬戛爾尼使團到達天津。欽差大臣徵瑞親赴天津接待。此時，乾隆帝正在熱河行宮（今承德避暑山莊）避暑，於是決定由徵瑞護送使團經北京赴熱河謁見皇帝。使團在北京稍事停留後，除留一部分人在圓明園安裝英國帶來的儀器外，主要成員均在徵瑞的陪同下趕赴熱河。然而，外交接觸尚未開始，禮節衝突便已發生。清朝政府要求英國使臣按照各國貢使覲見皇帝的一貫禮儀，行三跪九叩之禮。英使認為這是一種屈辱而堅決拒絕。禮儀之爭自天津，經北京，而繼續到熱河。乾隆帝聞訊，勃然動怒，下令降低接待規格。

乾隆時期，清政府對當時歐洲各國的社會經濟的發展和近代資本主義的歷史性進步茫然不知，把西方各國仍然視為“海夷”。他們不假思索地稱馬戛爾尼為“貢使”，稱他們帶來的禮品為“貢品”，要求他們遵從中國禮制。英國作為當時西方第一強國，其使臣向中國這一傳統發起了猛烈的衝擊。

由於中英雙方都不肯遷就讓步，會面幾近破裂。最後，雙方終於達成協議。

英國人被安排1793年農曆八月十三日（乾隆八十大壽）去熱河避暑山莊謁見皇帝，不過，這個慶典不是為他們，而是為乾隆帝準備的，英國人和其他貢使一樣，不過是給節目增加點異國風味罷了。那天的拂曉3點鐘，在清朝接待官員的催促下，馬戛爾尼和他的隨行人員身著禮服向皇宮出發。英國人在一片漆黑中走4公里多的路。

4點左右，英國人終於來到燈火輝煌的宮殿前，但他們的隊伍已亂成一團。上千名的天朝官員、各國貢使和僕役，在無邊的黑暗中等待皇帝的到來。英國人第一次見識中國的早朝制度。

覲見時究竟行的何種禮節中英雙方記載不同。英國人說馬戛爾尼等人按照覲見英王的禮儀單膝跪地，未曾叩頭。和珅的奏摺卻說，英國使臣等向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禮。因雙方記載不同，已很難明其真相。但無論當時以何種方式解決這場矛盾衝突，都改變不了禮儀之爭對中英首次通使往來所造成的負面影響。

隨後，馬戛爾尼向乾隆皇帝呈遞了英王的信，並送了幾隻西洋表作為禮品。皇帝回贈了大使一件雕刻得十分精緻的蛇紋石禮品。接著，斯當東父子上前向皇帝致禮，乾隆帝也贈給斯當東先生一塊與大使一樣的玉石，皇帝對托馬斯·斯當東很感興趣，於是把他召了過去，並解下自己身上的一隻黃色荷包，送給了托馬斯·斯當東。

乾隆帝已經知道托馬斯·斯當東會講中文，很想親耳聽聽，於是托馬斯·斯當東用中文感謝了皇帝送的禮品。

馬戛爾尼因在熱河完全沒有機會商談他此行的目的，他希望熱河的慶典結束后回到北京，留在中國繼續談判。他甚至對和珅表示他們的國王會承擔代表團在中國額外逗留的費用。

覲見后，乾隆帝命大臣陪英國使團參觀行宮。英國人看到園內的樓里都放著西洋的玩具、掛鐘和地球儀，感到十分掃興，因為這些東西讓他們的禮品頓時黯然失色。陪同馬戛爾尼遊覽的官員還告訴他，比起圓明園內西洋珍寶館收藏的東西，這些都算不了什麼。

馬戛爾尼發現了一些英國製造的八音盒，一些考克斯博物館的藏品。福康安見馬戛爾尼對此興趣盎然，以為他從未見過這類東西。福大人於是傲慢地問，英國是否也有這些東西，但當他聽說這些東西就是從英國運入的時候，他也感到十分掃興。

由於福康安的顯赫地位，馬戛爾尼想獲得他的好感，於是邀請他觀看英國使團警衛準備已久的操練，但被福康安拒絕了，他對此這毫無興趣。馬戛爾尼在當天的筆記里記道:“真蠢！他一生中從未見過連發槍，中國軍隊還在用火繩引爆的槍。”後來馬戛爾尼穿越中國本土前往廣州時，他看出那些寬衣大袖的國防軍，並沒有受過嚴格的軍事訓練，使用的又都是西洋早已拋棄了的刀槍弓箭之類落伍的武器。

清政府認為，進貢和祝壽已畢，英國使團的任務已經完成，應該打道回府。但是，在將英王國書譯出后。馬戛爾尼則急切要求和等待談判，他向清政府提出了六項要求：

1.2.3.4.5.6.

顯而易見，這些要求一部分是屬於希望改善貿易關係的正常要求，一部分則具有殖民主義侵略性，如割讓島嶼一事，清政府決不能接受。面對這種情況，清政府理應認真研究和區別對待。有的可以接受，有的應當拒絕，有的經過談判，加以修改。即便拒絕英國的大部分要求，只要把談判繼續下去，也能夠相互增進了解，緩和矛盾衝突，於中國有益無損。可是清政府卻簡單地一概拒絕，將英國的六項要求全部斥為“非分干求”，斷然關閉了談判的大門。

乾隆帝示意馬戛爾尼使團應於十月七日離京回國。英使要求舉行談判，暫緩回國，遭到拒絕。於是，在沒有舉行談判、沒有完成使命的情況下，英國使團踏上了歸程。馬戛爾尼一行從北京出發，由軍機大臣松筠伴送，沿運河南下，幾乎縱穿中國腹地，到達廣州，於1794年1月自廣州回國徠。

馬嘎爾尼使團訪華雖然失敗了，但是馬嘎爾尼使團的訪華卻給中國和英國乃至歐洲帶來不一樣的影響。

對中國來說，中國喪失了一次與近代工業文明接觸，認識世界，改變封閉狀態的良好機遇。對此，佩雷菲特先生曾說過：“如果這兩個國家能增加它們間的接觸，能互相吸取對方最為成功的經驗；如果那個早於別國幾個世紀發明了印刷與造紙、指南針與舵、火藥與火器的國家，同那個馴服了蒸汽並即將駕馭電力的國家把它們的發現結合起來，那麼中國人與歐洲人之間的文化交流必將使雙方都取得飛速的進步，那將是一場什麼樣的文化革命呀！”但古老的中國卻逐步走向封閉，自認為“天朝上國”，夜郎自大，對於外面已經天翻地覆的世界充耳不聞，不了解世界發展的趨勢。而新興的資本主義世界正虎視眈眈地看著中國這個古代的帝國，而清政府卻故步自封，停滯不前，成為時代的落伍者。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英國就發動第一次鴉片戰爭，清政府在西方堅船利炮的攻擊下，打開中國的大門，也開始了近代百年中華民族屈辱的歷史。

對於英國、歐洲來說，主要是其改變了對中國的態度。通過馬嘎爾尼使團回英國后的回憶及記述，他們向英國人乃至歐洲人展示了一個不一樣的中國。在馬嘎爾尼使團訪華之前，歐洲在17—18世紀出現“中國熱”。許多的思想巨匠讚美中國的儒家文化與政治經驗。但是馬嘎爾尼使團訪華后，其使團記載異於傳統的中國，使中國的形象完全顛覆。安德遜在《馬嘎爾尼航行中國記》的描寫引起巨大的反響：“我們像要飯的一樣進入北京，像囚犯一樣被監禁在那裡，而離開時簡直像是盜賊。”馬嘎爾尼更是在1793年訪華后，說：“清政府好比是一艘破爛不堪的頭等戰艦，它之所以在過去一百五十年中沒有沉沒，僅僅是由於一班幸運、能幹而警覺的軍官們的支撐，而她勝過鄰船的地方，只在她的體積和外表。但是，一旦一個沒有才幹的人在甲板上指揮，那就不會再有紀律和安全了”。自此，馬嘎爾尼使團訪華是歐洲人對中國的觀點發生根本性的轉折，如黑格爾在讀過斯當東的《英使謁見乾隆紀實》后，對中國形成簡明的看法：“中華帝國是一個神權專制政治的帝國……個人從道德上來說沒有自己的個性。中國的歷史從本質上來看仍然是非歷史的：它翻來覆去只是一個雄偉的廢墟而已……任何進步在那裡都無法實現。”

現代研究指出，雖然信中表現出妄自尊大的一面，但一些人往往斷章獨引“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這句話證明清朝“閉關鎖國”，對英國侵犯中國領土完整及關稅自主的六項要求避而不談。另外，清廷限制英國只能在廣州一口通商，是為了防止澳門被霸佔的情況重演，一些國家仍然可到四口通商。

史學界一些觀點認為這樣的結局造成了1840年的鴉片戰爭。中國在鴉片戰爭后被迫五口通商，以及一系列條約，而這些都是半個世紀前英國特使馬嘎爾尼來華提出的要求。

馬戛爾尼認為清朝實質上是極其虛弱的，“好比是一艘破爛不堪的頭等戰艦”，要擊敗它並不困難。從此，18世紀盛行於歐洲的關於中國強盛富庶的看法開始改變。

乾隆：“······至爾國王表內懇請派一爾國之人住居天朝，照管爾國買賣一節，此則與天朝體制不合，斷不可行······且天朝所管地方至為廣遠，凡外藩使臣到京，驛館供給，行止出入，俱有一定體制，從無聽其自便之例······豈能因爾國王一人之請，以至更張天朝百餘年法度······則天朝自有天朝禮法，與爾國各不相同。爾國所留之人即能習學，爾國自有風俗制度，亦斷不能效法中國，即學會亦屬無用。天朝撫有四海，惟勵精圖治，辦理政務，奇珍異寶，並不貴重。爾國王此次齎進各物，念其誠心遠獻，特諭該管衙門收納。其實天朝德威遠被，萬國來王，種種貴重之物，梯航畢集，無所下有。······是爾國王所請派人留京一事，於天朝體制既屬不合，而於爾國亦殊覺無益。特此詳晰開示，遣令該使等安程回國。”

拿破崙·波拿巴：“外交官拒絕叩頭就是對皇帝不敬。馬戛爾尼與阿美士德提出中國國君答應如派使節去英國也要他叩頭！中國人拒絕得對。一位中國的使節到倫敦應該向國王施英國大臣或嘉德騎士勳章得主一樣的禮。你們使節的要求完全是荒謬的。把使臣等同於他們君主的想法是完全錯誤的：由他們簽署的協定如無派遣他們的當局批准就不算有效。任何君主從來也不會把使臣當作與他地位平等的人。被派到土耳其的勛爵在受蘇丹召見時難道可以不穿要求的皮里長袍嗎？……一切有理智的英國人應該把拒絕叩頭看成是不可原諒的事。覲見中國皇帝卻要遵行英國的習俗，這是沒有道理的。如果英國的習俗不是吻國王的手，而是吻他的屁股，是否也要中國皇帝脫褲子呢？”

朱學勤：天朝體系和英國人開始搞的條約體系，是當時東西方兩個“世界體系”。滿清上下自滿於“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馬嘎爾尼退讓，但只能以單腿下跪為限。“也不知道是少跪了哪一條腿，總之是鎩羽而歸，而中國則與當時正處於雛形的‘WTO’失之交臂。

斯通：中國聽不懂自由貿易的語言，只聽得懂炮艦的語言。從此有了令中國屈辱不已的鴉片戰爭。

羅素關於磕頭事件的觀點：“當我們不把磕頭當作一件可笑的事情時，我們才能真正了解中國”。

美國東亞史學家歐立德指出，乾隆不僅熟悉西方地理，同時也清楚歐洲法、俄兩國內部的情勢，他認為乾隆是故意展現他對遠方的英國感到興緻缺缺，因為在當時清朝整體來說是一個和平且富有的國家，乾隆皇帝一方面年事已高，心有餘而力不足，此外似乎也沒有迫切的需要去了解西方。清朝政府也認識到英國在印度與廣州的勢力，只是受限於不同語言的信息在中譯上的整合有困難，以及清朝邊疆政策較為分權化的限制等等，因此清朝對英國的認識仍屬有限，但並非如過去所想的對外界一無所知。

英國牛津大學博士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說，乾隆對英使的首次訪華，感受到的是英國對清朝的威脅，乾隆認為軍事防禦迫在眉睫，而非盲目自大，對於外交禮儀斤斤計較。乾隆故意找理由，用這樣一封信回絕英使的各種對其有利的要求，希望對方趕緊走。同時，乾隆也擔心他這封回信會觸怒英國，導致對方開戰，於是緊急部署沿邊防禦。她提及美國歷史學者馬世嘉（Matthew Mosca）的著作《從邊疆政策到外交政策：印度問題與清代中國地緣政治的轉變》，該書表明，在馬戛爾尼到訪中國的同時，清朝逮捕了一個廓爾喀族間諜，從他那兒了解到，英國東印度公司獲得了印度孟加拉邦的統治權，乾隆意識到英國對喜馬拉雅山外造成的威脅。

沈艾娣研究及分析1996年出版的《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料彙編》的600份軍機處、宮中檔、內閣、內務府文件后。指出只有一兩份文件與“磕頭禮儀”有關，當中有乾隆皇帝抱怨英國博物學家約翰·雷指出乾隆不該希望人人向他磕頭。她指出，在馬戛爾尼離開北京時，乾隆頒布了很多加強軍事防禦、防止英國襲擊的文件。乾隆下令各地嚴守海防口岸，做好防禦的軍事準備，特別是舟山和澳門地區。要提前備兵，避免英國人的佔領。乾隆還下令，英國人可能會對中國發起進攻，需要減稅；清朝所有的稅務官員要嚴格按照規定收稅，不準敲詐，尤其是廣東的稅務官員，面對大量英國商船，不可以提高稅率，給他們進攻的借口。其餘的大量的信件是關於各地政府如何做好軍事防禦。

對於“馬戛爾尼訪華受到清朝不平等的待遇，成為導致鴉片戰爭的原因之一”這一解析，沈艾娣指出18世紀的歐洲，沒有所謂的“主權國家外交平等”的理念：“在馬戛爾尼還沒有離開倫敦去中國前，英國就有了這樣一幅漫畫：英國大使面向高高在坐的中國皇帝，單膝下跪。它表明，英國人早就預想到了他們的大使會見中國皇帝的場面。馬戛爾尼的日記里也記載了他對於中國‘磕頭禮儀’的擔憂。果不其然，之後的很多英文資料大都對‘磕頭禮儀’進行了渲染。19世紀關於馬戛爾尼出使的記載，講的也是這樣的故事：中國自高自大，不肯和英國平等相處，進行平等貿易。……英國人自己不會講英國是帝國主義，要侵略他國，賣鴉片給它們，於是，他們講‘我們打仗是有道理的’……在講中國近代史時，英國人繼續把馬戛爾尼訪華的事件放在前面，繼續引用這封乾隆給喬治三世的信，繼續強調那時的中國自大愚昧，對別國不平等，繼續講這個能夠為鴉片戰爭‘自圓其說’的故事。”

隨團正式畫家（painter）為托馬斯·希基（1741-1824），他的中國之行並沒有留下幾幅作品。

隨團畫家威廉·亞歷山大在定海的幾天里，畫有《舟山的士兵》、《舟山港的南門》、《定海塔》等作品。

威廉·亞歷山大作為馬戛爾尼團的繪圖員，隨團由天津進入北京，但沒有被安排赴熱河晉見乾隆皇帝。儘管如此，他憑著親眼目睹和同行者的描述，畫出了大量有關中國的水彩畫，並陸續被精選刻成單色和彩色銅版畫。據說，乾隆帝在接見馬戛爾尼時，西方畫師描繪這一場景的作品被發現，乾隆帝認為馬戛爾尼身材高大，自己則相對顯得單薄，他告訴威廉·亞歷山大，在中國畫的傳統中，帝王要高大，使節要渺小，於是威廉·亞歷山大立即照乾隆帝的要求修改了畫面，以免激怒這位帝王。

1794年馬戛爾尼使團返英后，其成員出版了五部旅行記或日記。其中，副使喬治·斯當東爵士的《英使謁見乾隆紀實》是關於此次外交使命記錄的“官方版本”，出版於1797年。

乾隆為英使來訪專門編了出崑劇，劇名《四海昇平》。此劇完全按明傳奇的形式，南北調輪換唱，主角文昌唱北調，其他角色為南調，戲以北調開場、結束。整齣戲的進出場、武打都是按三層舞台（福、祿、壽台）的條件來設計的。這齣戲與其他朝貢戲的不同是虛實皆有。既有慣例中的神怪，又有些實際細節。戲開場便說英吉利來朝貢，路途比越南更遙遠。戲中文昌帝說“今當進表賜宴之期，隆典特開”也是實。說明這齣戲是賜宴當日所演。

馬戛爾尼方面對這次觀劇有詳細的記載，他們不明白這些戲的內容，看到許多海上、陸地的珍奇物產和動物，他們認為這是一出關於大地與海洋聯姻的戲。尤其重要的是，他們完全沒有意識到，在為他們特別編的這齣戲中已傳達了許多與他們的訪問直接有關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