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璧

1934年2月，顧准和幾個志同道合的熱血青年，在上海秘密成立了一個信仰馬列主義的秘密團體——進社。取名“進社”的意思是希望自己能促進苦難的祖國向著光明的未來前進。進社的第一次會議是在顧准家的廚房舉行，以後便規定每周在廚房舉行一次秘密集會，這種集會便簡稱廚房會議。

汪璧是顧準的學生。她很關心抗日救亡運動，所以顧准也吸收她參加廚房會議。

他倆情投意合，互相愛慕，於1934年12月結婚。

1934年，他們的家成為上海地下黨印刷宣傳品的一個點，在危急之時，汪璧曾和顧準的母親緊急燒毀印刷品。1935年，上海地下黨遭到破壞，他倆有被捕的危險，黨組織決定讓他倆撤離上海，轉移到北平。在北平，正趕上“一二·九”運動。情況好轉之後，又返回上海。

1936年，他們的第一個兒子來到人間。

汪璧第二次懷孕時，顧准因躲避追捕，不能在身邊照護，她因勞累過多，心情緊張而流產，流血甚多，生命垂危，顧准冒著危險到南市瞿直甫醫院照顧妻子。

1938年，年僅兩歲的兒子因感染腦膜炎，夭折了。

1940年，顧准捨棄400多元大洋收入的月薪和每月100多元大學教書收入的優裕條件，到蘇南新四軍根據地工作。汪璧支持顧準的決定，用自己的收入維持一家人的開支，擔負起照看母親的責任，同時在地下黨的秘密電台從事特殊的工作。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佔領租界，汪璧離開上海，進入華中根據地。她在華中與顧准見面。見面時卻是有喜有悲，喜的是恩愛夫妻久別重逢，悲的是她告訴顧准，他們的第二個兒子也因感染肺結核併發腦膜炎而夭折了。為了革命事業。他們已經失去了兩個兒子。

他們的大女兒顧淑林，是在1942年日軍大掃蕩開始不久時降生的，其艱苦情況，可想而知。

解放戰爭時期，他倆一直在解放區工作。

1947年，華東野戰軍決定把國民黨大軍吸引到膠東半島，進行一場你死我活的大決戰，緊急動員非軍事人員分散隱蔽，當時汪璧在膠東工作，被列入疏散之列，她一個人帶著婆婆和一對小兒女，登上掛著蘇聯國旗的輪船疏散到大連。

1949年10月人民政權建立時，顧准和汪璧結婚已滿十五年。

1949徠年人民政權建立以後，他倆在上海分別擔任重要職務，過了幾年平靜的生活。

1952年進行“三反”運動時，沒有經濟問題的顧准卻被打成“思想老虎”，與上海市委委員、市委秘書長黎玉同時以“阻礙三反”的罪名被撤職。曾有人勸汪璧與顧准離婚，她回答說：她信任顧准，也理解顧准，願與他共同渡過難關……，她對顧準的真摯感情，使勸說的人深為感動，顧准很感激汪璧，他在1955年11月22日的日記中寫著這樣的話：“我想到了我有一個這樣好的家庭”，“我的生活如此穩定幸福，實在是一生中所未有的”。

1957年，顧准被打成“右派”，被送去勞改，汪璧以堅強的態度接受了這一殘酷的事實，她認為：顧准主要是“嘴不好”，說了些別人不敢說或不會明說的話。她擔負起全部家庭重擔，顧準的親戚評論說：“汪璧是把一切都貢獻給了顧准”。

顧准被送去勞改時，汪帶著一家人送行，還在門口拍了一家人的合影照。

但是，對子女的教育卻成了難題。

顧准本來就思考了一些關係國家前途的重大問題，在勞改過程中又親眼看到極左路線給人民帶來的巨大苦難，他思考得更多更深，但這些，都不能跟子女講。長女顧淑林，從小秉承顧準的優點，善於思考，愛鑽研問題，一向喜歡與父親討論問題。1960年，顧淑林已十七歲，當顧准在她面前直言“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弊端，批評“三面紅旗”時，純潔而理想化的少女，自覺地站在維護領袖威望和維護革命事業的立場，與父親爭吵起來。愛女激烈而“嚴正”的態度，使顧准十分苦惱。荒誕的政治意識，荒謬的理論和社會思潮已經嚴重地毒害了中國的青年，但自己無能力，也不可能改變這種現狀。

為了保護子女的前途，顧准與汪璧商議之後作出一個違心的決定，今後就讓子女把他作為一個“反黨右派”看待，讓子女和正統文化融為一體。

看到自己最親的人中了毒不能給他們解毒，反而讓他們繼續中毒；自己蒙受的冤屈不能在親人面前傾訴，還得讓他們對橫加於自己身上的冤屈認可和維護，這就是當時那個年代有思想的人最沉重的無奈。

1964年，顧準的外甥宋德楠因組織“馬列主義研究會”而遭罪，顧准因此受到牽連，於1965年2月被“監護審查”。胸膜炎大病方愈的汪璧擔心顧准寫的探索市場經濟和民主社會主義的文稿和筆記惹來麻煩，便和婆婆一起緊急銷毀，擔心用火銷毀會引起鄰居的注意，便把它漚爛之後投入抽水馬桶中沖走。31年前，為了應付國民黨的追查，她曾和婆婆一道用火銷毀了在她家裡印刷的中共地下黨的宣傳品，這個忠誠的老共產黨員卻被迫又一次把丈夫珍貴思想的結晶銷毀，被迫把探索市場經濟、民主社會主義的文稿在抽水馬桶中沖走……

1965年7月，顧准以對宋德楠有思想影響的罪名，第二次被戴上“右派”帽子，這次被劃為“極右派”，表示罪加一等。然後被送到周口店勞改。

顧准被第二次劃為“右派”的消息傳出后，在101中讀書的幼子顧重之馬上被扯去紅領巾。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后，政治形勢變得十分嚴峻，對毛澤東的造神運動和“階級鬥爭”的狂熱，達到完全失去理性的瘋狂程度。這時期，汪璧一直十分抑鬱，十分痛苦，她面臨著足以逼死人的兩個難題：“要黨還是要丈夫”？“相信毛主席還是相信丈夫”？在兩種忠誠不能並容的當時的中國，她痛苦地作出決定：和顧准離婚。

1966年小年，顧准獲准回家去過春節。到家的下午，汪璧提出離婚。顧准想到1957年以來欠下這個家庭這麼多債，他願意今後獨自承受苦難，他同意了。

1966年5月一個星期六，顧准回家取一些衣物，傍晚，汪璧回家，見到顧准，她痛苦地望著丈夫說道：“你害人害得還不夠，還要來害人！”說來就大口喘氣。

與顧准離婚後，財政部的造反派仍對汪璧抓住不放，為了追查汪璧和顧準的“黑關係”，從顧准家中抄出的《毛選》上，發現寫有“邏輯不通”、“脫離實際”、“錯誤”等批語，認為這是“惡攻罪”，便把此事與汪璧掛鉤，說她“長期窩藏反革命罪證”。她1964年協助顧准銷毀手稿筆記的事被揭發出來，她又被誣為“長期包庇反革命丈夫”、“銷毀反革命罪證”。她遭受種種非人的折磨，有口難辯，痛苦不堪。她為了跟黨走，才忍痛與共同生活了三十多年的丈夫離婚，而最後竟得到這種待遇！精神和心靈的折磨是最殘酷的折磨，想想1952年以來所經歷的一切，所遭受的一切，她完全絕望了，1968年4月8日，她服了大量消毒用的“來蘇爾”藥水，離開了人世，時年54歲。

她的絕筆書只有這麼一句：“幫助反革命分子銷毀材料罪該萬死”。

1980年，中國社科院、財政部等單位，為顧准和汪璧隆重舉行追悼儀式，訃告高度評價了顧准和汪璧的一生。

夫：顧准

子女：長女顧淑林，二子顧逸東，三子顧南九，四女顧秀林，五子顧重之。

顧准（1915.7.1—1974.12.3），上海人，著名思想家、經濟學家，中國最早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第一人。

1915年生於上海的一個小商人家庭，在職業學校的初中畢業后，因家境清貧，無力繼續求學，12歲就到潘序倫先生創辦的上海立信會計事務所當練習生。隨後通過自學會計學，成為掌握現代會計知識的專業人士，1930年，十五歲的他便以其在會計學方面的成就和造詣，在上海工商界嶄露頭角，被譽為“奇特的少年天才”。20世紀30年代，有多部會計學著作問世，是上海知名的會計學家。1934年完成的會計學著作《銀行會計》，成為國內第一本銀行會計教材。

顧准於1930年組織秘密的馬克思主義學習小組——進社，後轉入武衛會。同年10月，因武衛會組織被破壞，第一次流亡去北平。1934年後，曾任中國民族武裝自衛會上海分會主席、總會宣傳部副部長。193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5年冬北平“一二·九”運動后，全國掀起了抗日救國高潮。1936年2月，自北平回到上海，先後擔任過上海職業界救國會黨團書記，職員支部書記，江蘇省職委宣傳部長、書記、江蘇省委副書記。在文委工作期間，與經濟學家孫冶方(當時為文委書記)認識並共事。1940年後，曾任中共蘇南澄錫虞工委書記、專員，江南行政委員會秘書長、蘇北鹽阜區財經處副處長、淮海區財經處副處長。后赴延安中央黨校學習。1946年1月回到華東后，先後擔任中共中華分局財委委員，淮陰利豐棉業公司總經理，蘇中區行政公署貨管處處長、中共華中分局財委委員、山東省財政廳廳長。解放軍佔領上海前夕，任青州總隊（接管上海財經工作的一支幹部隊伍）隊長，積極準備接管上海。1949年5月，隨軍回到上海。任上海市財政局局長兼稅務局長、上海市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和華東軍政委員會財政部副部長，為建國後上海的財稅工作作出了突出貢獻。

1952年的三反運動，他受到了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的處分。1953年後，曾先後擔任中央建築工程部財物司司長，洛陽工程局副局長。1956年入經濟研究所（現屬中國社會科學院）任研究員后，開始研究商品貨幣和價值規律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的地位問題，最早提出並論證了計劃體制根本不可能完全消滅商品貨幣關係和價值規律，並寫成《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成為我國提出社會主義條件下市場經濟理論的第一人。

1957年擔任中國科學院資源綜合考察委員會副主任，在隨後的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右派分子。1962年下放勞動回到經濟研究所，受孫冶方委託研究會計和經濟，相繼翻譯了熊彼特和羅賓遜夫人的經濟學著作；1965年再次被劃為右派，並在隨後的文革中，無論是肉體上，還是精神上，都受到更加殘酷的迫害。出於來自社會的強大壓力以及對顧準的不理解，與顧准患難與共30多年的妻子汪璧被迫提出與顧准離婚，1968年4月更因不堪迫害而含恨自殺；五個子女宣布與顧准斷絕關係，並斷絕一切來往。儘管遭受種種非人的迫害，並承受與親人分離的痛苦，顧准仍堅持獨立思考，特別關注民主問題，堅持民主社會主義的理想，追問“娜拉走後怎樣”（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後怎樣）的問題，寫成《希臘城邦制度》、《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

1974年12月3日，顧准因肺癌在北京病逝。

顧准對經濟學、會計學、政治學研究頗有建樹，主要著作有《銀行會計》、《初級商業簿記教科書》、《簿記初階》、《股份有限公司會計》、《中華銀行會計制度》、《所得稅原理與實務》、《中華政府會計制度》、《社會主義會計的幾個理論問題》、《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希臘城邦制度》、《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等。

翻譯作品有《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約瑟夫·熊彼特）、《經濟論文集》（瓊·羅賓遜）。

文集有《顧准文集》、《顧准日記》、《顧准自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