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門

1979年11月4日，激動的伊朗學生佔領了美國駐伊朗大使館，將60名使館人員扣作人質，釀成了轟動一時的人質事件。從此，美國和伊朗成了冤家仇敵。

7年後的這一天，黎巴嫩的一家不起眼的雜誌《船桅》周刊，登載了這麼一條新聞：前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麥克法蘭曾於當年5月秘訪德黑蘭，同伊朗高級官員進行了接觸，伊朗方面要求美國提供軍火。隨後，數架美國運輸機給伊朗運送了戰鬥機零件和彈藥。

同一天晚上，出席慶祝德黑蘭青年學生佔領美國使館7周年集會的伊朗議長拉夫桑賈尼突然宣布，麥克法蘭曾秘訪伊朗，時間是1986年5月28日。當時，麥克法蘭帶著4個人，裝扮成機組人員，手持偽造的愛爾蘭護照，乘一架裝有武器零件的飛機抵達德黑蘭國際機場。他帶來了里根總統給伊朗領導人的親筆信，信中要求改善美伊關係，要求伊朗幫助釋放在黎巴嫩的美國人質。此外，他還帶來了幾件禮物，其中有一本里根親筆簽名的聖經，一塊象徵美伊打開良好關係的鑰匙形蛋糕和準備贈給伊朗官員的象徵美國可以向伊朗提供武器的幾把科特式手槍。拉夫桑賈尼聲稱，他下令將麥克法蘭及其隨從軟禁在旅館達5天，此後，他們被驅逐出境。

猶如平地里颳起了一陣狂風，整個世界都被震驚了。目瞪口呆，興高采烈，驚慌失措……這就是各種人聽到這兩條消息后的最初表情。當然，反應最靈敏，行動最快的要數那些“唯恐天下不熱鬧”的西方記者了，他們立即施出渾身解數，連篇累犢地追蹤採訪報道。多次的新聞大曝光，使這股狂風越吹越大，終成暴風驟雨之勢。

阿拉伯國家對此的反應有的強烈，有的溫和，有的沉默。最感惱火的是伊拉克，“感到被出賣了”，但是，一貫強硬的薩達姆·海珊總統又不準備“同美國斷交”，認為這是以色列“不惜採取任何手段破壞美國同阿拉伯國家關係”的陰謀。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和約旦國王海珊·伊本·塔拉勒則表示震驚和失望，批評美國的作法“使華盛頓喪失了在這個地區的信譽。”更多的阿拉伯國家則默不作聲，各懷心思。

美國的西歐盟國也在埋怨，一些官員認為：“我們有種受到愚弄的感覺。”他們批評美國違背了它曾經要求它國恪守的信條，表面上振振有詞地宣稱決不向恐怖主義分子妥協，並不遺餘力地反對向伊朗出售武器，暗地裡卻另行其是，這損害了美國在其盟國中的信譽。

美國國內的反應，猶如一場強烈的政治地震。美國雖然是世界頭號軍事和經濟強國，但是越南戰爭的失敗，經濟實力的削弱，水門事件和1979年伊朗人質危機，使美國人感到國家實力的衰落，對國家的信心也隨之動搖。前總統卡特的私人民意調查專家卡特爾寫道：“美國正處在深刻的危機中，這場近乎無形的危機不同於南北戰爭或大蕭條。它與其說是物質危機，毋寧說是心理危機，信任危機，它表現為人們對未來失去信心。”但是，進入80年代以來，雄心勃勃的里根總統似乎給美國注入了活力，美國的經濟和軍事實力有所恢復，外交較為活躍，美國的對手蘇聯則面臨許多困難，不得不從世界各地收縮。這些“重振美國”的努力，重塑了公眾對國家力量的自信，恢復了“美國第一”的優越感。美國人的心理“越來越平衡”了。里根的聲望在執政6年來也達到了高峰。

然而，此時此刻，從黎巴嫩和伊朗傳來的消息又使美國人的心理難以平衡了。新聞界和國會就象炸了窩似的，鬧得滿城風雨，批評和指責如同狂潮般席捲而來：政府同關押人質者談判，違反了政府宣布的一貫政策，即決不同恐怖主義組織做交易，決不同伊朗，利比亞之類的“邪惡國家”談判；向伊朗運送武器破壞了美國國會通過的禁止向伊朗運送武器的法律和在兩伊戰爭中嚴守中立的法律；秘密外交活動背著國會進行，違反了行政當局應定期向國會通報秘密活動的法律。激動的批評者們最後集中於一個聲音：“里根總統必須出來向美國人民澄清事情真相！”

面對咄咄逼人的國內外輿論潮流，一向鎮定自信、談笑風生的里根，彷彿老了許多。1986年11月13日晚，他出現在全國電視廣播網的屏幕上，神情獃滯，表情尷尬。他首次承認。一年半來美國和伊朗之間有秘密外交接觸，他的確於當年5月派麥克法蘭秘密訪問伊朗，並曾授權向伊朗提供武器。他接著辯解說，政府之所以要如此做，是因為它有4個目標：同伊朗恢復關係；結束兩伊戰爭；消除中東的恐怖主義；使被扣押在黎巴嫩的美國人質獲釋。他重申，政府的這些做法是符合美國的根本利益的，儘管要冒很大的風險，但“保持沉默的風險已超出了把事情講出來的風險。”此後不久，里根無可奈何地對《時代》周刊的記者說：“這些天來，我喉嚨里猶如卡著一個苦膽”。可見其窘迫之狀。

11月9日，里根在白宮又舉行了一周來的第二次記者招待會。面對那些令人頭痛的，曾被西奧多·羅斯福罵為“扒糞者”的“無冕之皇”們，里根顯得局促不安，回答問題支支吾吾，吞吞吐吐。他試圖進一步解釋他的政府在美伊交易中的所作所為。他認為，這一交易不是一個錯誤，也不是一次失敗，相反，這場“風險很大的賭博”是有條件地進行的，並且達到了部分目的。

他說：“我就象一個賭徒，知道這個行動所冒的巨大風險。但這是我的一項活動，是我一個人的活動，我對勝負負全部責任。”“我沒有違反任何法律，儘管我沒有象法律規定的那樣及時向國會報告。為保護美國人質的生命安全，繼續在某些方面保密的作法是正確的。”他接著責怪新聞界對這一交易的披露斷送了另外兩名美國人質獲釋的機會。他還使用了林肯的名言作自己的擋箭牌：“假如事實證明是對的，這些指責將無關緊要，假如證明是錯的，10個天使說我是對的也沒用。”當被質問到他是否破壞了向伊朗禁運武器的政策時，他擺了擺手，有些慌張地說：“為了我們的目的，放棄一下禁運是值得的。當然，武器禁運現在和將來仍繼續有效。”當被問及是否有其它國家參與此事時，他表示沒有。但記者招待會結束后10分鐘，白宮以他的名義發表聲明說：“人們可能對我今晚的一個回答會產生某種誤解。確有一個第三國參與了我們同伊朗的秘密計劃。”但聲明稱第三國向伊朗運送武器不是由華盛頓授意的。所謂的第三國，白宮雖沒有點名，但人們自然想起了以色列。

顯然，里根在記者招待會上亂了方寸的，他未能平息國內外輿論的不滿，沒有平息國會山裡嘈雜的指責聲，反而使公眾的疑團越來越大。由民主黨控制的國會則窮追不捨，聲言“定要弄個水落石出。”國會兩院不斷舉行聽證會進行調查，案情越揭越深，大有要把共和黨政府拉下馬之勢。

里根政府為何竟同被他們稱為“邪惡之國”的伊朗打起了交道？而伊朗又如何接受了“大撒旦”的橄欖枝？說來話長。

黎巴嫩首都貝魯特，曾經繁華一時，如今卻成了世界聞名的恐怖之都。各派不同的政治和宗教組織為了各自不同的利益，在這裡進行著激烈的較量，炮戰，槍戰，暗殺，綁架，劫持飛機等等恐怖事件層出不窮。矛盾的焦點是阿拉伯民族與以色列的激烈衝突，而美國長期執行一條縱容偏袒以色列猶太復國主義的擴張的政策，激起了阿拉伯人對美國的仇恨，自然，美國人成了某些阿拉伯激進組織搞恐怖主義活動的活靶子。

1984年3月，美國駐黎巴嫩大使館一等秘書，中央情報局貝魯特站站長巴克利遭綁架。此後一年多內，又先後有6名美國人遭到綁架，釀成了使里根政府傷透腦筋的人質危機。綁架者向美國政府提出了釋放人質的 3 個條件，即釋放1983年因參與策劃和襲擊美國駐科威特大使館而被科政府投入監獄的17名囚犯；美政府對以色列施加壓力，釋放被以色列和南黎巴嫩軍關押的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人；提供貸款，開發南黎巴嫩。綁架者揚言，美政府若不答應其條件，人質將被逐個處決。

人質危機引起了美國國內各界的嚴重關注。里根政府一方面聲稱要作出強硬反應，拒絕與恐怖主義者妥協；一方面又絞盡腦汁尋求人質獲釋的途徑，但收效甚微，時間越拖越久。綁架者似乎不耐煩了，他們說到做到，1985年下半年，在被綁架一年多后，巴克利的屍體出現在照片上。

里根總統在處理人質危機問題上的無所作為引起國內輿論的強烈不滿，一些國會議員和新聞記者紛紛抨擊政府“遺棄”人質。此時美國正值中期選舉的前夕，執政的共和黨內部一些人也要求里根儘快想出辦法，以緩解輿論壓力，增強共和黨人的選舉資本。內外交困，里根寢食難安。

真是沒有辦法嗎？不是。在美國政府為人質釋放所作的種種努力中，他們發現，要找到一個既不答應綁架者提出的條件而又能使人質獲釋的辦法，那就不能不與美國的冤家——伊朗打交道。因為伊朗對綁架者有勿庸置疑的影響。這一發現使美國政府啼笑皆非。

正當里根政府苦惱之際，1985年8月，從貝魯特和海牙國際法院傳來了信息：伊朗政府內部至少有一個派別的人對恢復同美國接觸感興趣，急切地希望同美國坐在談判桌前。這一消息使白宮格外興奮，里根當即召集國務卿舒爾茨，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麥克法蘭、國防部長溫伯格和中央情報局局長凱西等進行緊急磋商。里根認為，應該接住德黑蘭拋出的紅線，同伊朗談判不僅可以為人質獲釋帶來希望，而且還能著眼於今後，即寄希望於霍梅尼之後，使美國“重返”伊朗。同伊朗恢復關係，對於美國搞活它在整個中東地區的一盤棋是有巨大好處的。

而伊朗這方面，由於它同伊拉克打了6年，國庫空虛，武器不足，經濟上處於困境，國際上處於孤立境地，因而伊朗也有與美國做交易的願望。這一政策更多地反映了以議長拉夫桑賈尼為首的溫和派的主張，並得到了最高領袖霍梅尼的首肯。霍梅尼曾說：“如果我們走一步，大撒旦就會走100步！”

在經過一番爭論之後，興緻勃勃的里根最後拍板：立即進行美伊秘密接觸。這一任務交給了國家安全委員會具體承辦。另有報道說，早在1985年初，里根就批准了一份由麥克法蘭擬定的計劃，通過以色列向伊朗供應武器和零部件，改善美伊關係，使伊朗幫助釋放美國人質。該項計劃由麥克法蘭和其助手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諾思中校具體負責。

在這場交易中，以色列自告奮勇地承擔了掮客的角色。“摩薩特”特務，軍火商雅各布・尼姆羅迪曾作為美國的代表，同伊朗實業家馬努赫爾・古爾巴尼薩爾商談具體交易辦法。1985年夏，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官員邁克爾・萊丁在以色列的安排下，在歐洲某地會見了古爾巴尼薩爾。1985年9月3日，以色列官員向麥克法蘭轉達了伊朗方面的意向，即若美國能向伊朗運送一飛機軍火，伊朗將在一天內幫助釋放一名美國人質。麥克法蘭當即拍板同意。在 1985 年辭去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后，麥克法蘭仍繼續為美伊交易而奔走。1986年5月，他親赴德黑蘭，釘下以後爆發“伊朗門”事件的楔子。經過多次秘密接觸，雙方終於達成了交易。

1985年9月，以色列先後兩次租用DC—8型運輸機滿載“陶”式反坦克導彈，飛機零部件和彈藥飛抵德黑蘭，同期，美國人質本傑明・韋爾獲釋，美國人終於嘗到了甜頭。9月14日，里根打電話給佩雷斯，對以色列的合作表示感謝。就在此時，白宮幕僚們在是否繼續進行美伊交易的問題上發生了爭吵。以舒爾茨，溫伯格為首的一方，主張停止美伊交易，而以凱西和新上任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波因德克斯特為首的另一方則認為，如果需要的話，同魔鬼打交道也是可以的。雙方毫不相讓，爭得面紅耳赤。里根為調和雙方矛盾，表示暫時停止與伊朗的接觸。美伊一度回到互不來往的狀態。

但是，問題並未解決、人質危機又緊迫起來，並嚴重地影響美國的中期選舉。里根權衡再三，終於下令恢復美伊軍火交易。1980年7月到同年10月，美國先後兩次給伊朗運送了軍火，美國人質詹森、雅各布森先後獲釋。參議員邦伯斯估計，美伊軍火交易總額可達1億美元以上。

1986年11月25日，華盛頓的晚秋使人覺得陣陣寒意，而此時的白宮東室內空氣悶熱、氣氛緊張。來自世界各地的記者們早已在此恭候多時，似乎預感到今天的氣氛非同尋常。

不久，表情凝重的里根急步走上講台。他看了一眼鴉雀無聲的會場，然後慢條斯理地說，由於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波因德克斯特和他的副手諾思中校參與一起他一無所知和不能容忍的活動，他宣布接受波因德克斯特的辭職，並將諾思革職。他聲稱，這項活動未經他授權，直到11月24日他才獲悉此事。他說，“出了這樣的事，我很痛心。”聽眾頓時屏住了氣息。

司法部長米斯也走上了講台，他宣布說，經過一個多星期的周密調查后證實，美國向伊朗出售武器所得的款項，有1000至3000萬美元被國家安全委員會轉入尼加拉瓜反政府軍在瑞士銀行的賬戶，知情者是國家安全委員會副助理諾思中校，波因德克斯特也略知一二，但沒有設法制止。里根總統和中央情報局對此毫不知情。以色列參與了此事。米斯的話一講完，會場上頓時一陣轟動，興奮的記者們一窩蜂地湧向電話，電傳機，爭先恐後地向世界報道這條爆炸性的新聞。

案情複雜化了，伊朗軍售案忽然演變成了“伊朗——尼加拉瓜反政府軍醜聞”，成為美國”自水門事件以來的最大轟動”。繞過國會向伊朗秘密出售武器，違反了武器控制法和國家安全法；以武器交換人質，與美國政府的政策相矛盾；而擅自挪用款項支援尼加拉瓜反政府軍，又直接違反了 1934年的博倫修正案。幾個問題相互交織，里根政府一錯再錯，使得案情更加撲朔迷離。

這時美國輿論界格外熱鬧，傳聞不斷，里根和他的政府面臨更嚴重的危機。美國ABC廣播網和《紐約時報》12月2日聯合進行了民意調查，結果是50%以上的人認為里根知道轉移款項一事，三分之二的人認為里根在掩蓋事實，里根的支持率從1個月前的67%陡降至46%，下跌了21個百分點。新聞界則不斷提出對政府的信任危機，並表示要窮追不捨，提出一系列的疑點和問題逼迫政府回答。

里根知道了什麼？他是什麼時候知道的？這是問題的關鍵。伊朗官員於11月28日發表講話，威脅要公開麥克法蘭1986年秘訪德黑蘭期間與“白宮某人”通話的錄相帶，以示里根“欺騙美國民眾。”《紐約時報》12月8日進一步透露，麥克法蘭在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作證時說早在1985年8月里根就批准通過以色列向伊朗運送軍火，這與官方宣布的里根只是事後才知道的說法不符。12月7日和10日，眾議院議長奧尼爾和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亞太小組委員會主席索拉茲分別表示，他們堅信里根總統知道軍售款項轉移一事。

內閣成員中有多少知情者？11月27日，白宮內部有人向新聞界透露，白宮辦公廳主任里甘早在1985年就得知美伊接觸，他對軍售款項轉移一事也了如指掌。里甘系裡根多年摯友，他陷進泥潭，里根豈能清白如故？11月28日，眾議院司法委員會犯罪小組委員會給司法部寫信，把副總統布希，白宮總管里甘，司法部長米斯，中央情報局局長凱西及國防部長溫伯格等人，統統列入懷疑對象。

軍售款項到底轉向何方？按照司法部長米斯11月25日的說法，給尼加拉瓜反政府軍的錢是由以色列轉交的。但第二天以色列表示，所謂轉交行動與以色列“毫不相干”。尼加拉瓜反政府軍也斷然表示他們分文未收。《紐約時報》於12月2日披露，這筆錢還部分地轉給了安哥拉反政府軍和阿富汗游擊隊，而不象官方所說的僅限於尼反政府軍。12月14日，麻省的《洛維爾太陽報》又拋出一條爆炸性新聞，稱軍售款項中有多達500萬美元用來資助11月國會中期選舉中贊成援助尼反政府軍的保守派候選人。

諾思的能量真有那麼大嗎？在整個“伊朗門”事件中，奧利佛·諾思是個格外引人注目的人物。他1943年生於德克薩斯州的聖安東尼奧。1968年從安納波利斯海軍軍校畢業后，加入海軍陸戰隊，赴越南作戰。以其工作勤奮，認真負責，忠心耿耿而深受上級賞識。海軍陸戰隊司令曾稱諾思為“熱情先生”。里根也稱讚說：“他有良好的行為紀錄，他是國家英雄”。在越戰中，諾思獲得一枚銀星勳章和兩枚紫心勳章，朋友們稱他為“蘭博”。的確，諾思那鮮為人知的經歷同“蘭博”一樣充滿傳奇色彩。據說，有一次他被10名越軍包圍，當時他身上只帶著一把塑料叉子，情況十分危機，但最後諾思還是脫離險境，圓滿地完成了任務。1981年，諾思由海軍部長推薦，進入白宮工作。此後，他一直負有許多秘密使命，往往早晨在華盛頓，晚上則出現在歐洲某地追緝恐怖分子的現場！　1985年10月，他參與策劃成功地攔截載有劫特義大利郵船“阿基萊・勞羅”號的恐怖分子的埃及飛機。

在伊朗門事件中，諾思一直是個關鍵性人物。他親自參加了同伊朗的交易，尋找出售武器的中間商，安排把出售武器所得款項存入瑞士銀行，並 9次親自指揮在尼加拉瓜境內空投補給。在美伊武器交易敗露后，諾思銷毀了大量有關文件。在被迫辭職后，他仍指使其女秘書霍爾到辦公室取出匆忙中未來得及處理的文件，忠心耿耿的霍爾把文件藏在靴子里和衣服里，躲過白宮警衛的檢查，帶出來予以銷毀，儘管諾思成績“顯赫”，但他只不過是個中校，那有這麼大的膽量獨自製定並實施如此一項複雜的計劃？他銷毀文件的舉動是否有人指使？值得注意的是，諾思本人私下總對朋友發牢騷，說他所乾的一切都是“奉命行事”那麼，是誰下的命令？

隨著案情的深入，公眾的疑團越來越大。

“伊朗—尼加拉瓜”雙料醜聞剛敗露，里根班底便慌作一團，紛紛向新聞界發表談話，表示自己“清白無辜”，並相互推諉指責，怕火燒到自己身上。

國防部長卡斯帕·溫伯格放出風聲說，他早就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一份有關備忘錄上對美伊交易一事批註道：“此事荒唐”當他得知軍售款項轉給尼加拉瓜反政府軍時則似乎怒氣十足，說：“這種事本來不應該發生，我感到十分驚駭，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軍是可以的，但不能用這種方式，應由國會撥款。”12月4日，他指責麥克法蘭在美伊交易問題上給里根出了“餿主意”。

中央情報局局長威廉·約瑟夫·凱西則稱他在該案中“沒起什麼作用”，直至 1986 年10月才“聽說”轉移款項一事。

號稱“美國外交政策設計師”的國務卿喬治·普拉特·舒爾茨自稱一直反對“武器換人質”的作法，對具體情況也只是“略有所聞”。但麥克法蘭斥責舒爾茨撒謊，他稱舒爾茨經常聽取他關於秘密使命的彙報。話說回來，即使情況真加舒爾茨自稱的那樣，作為堂堂美利堅合眾國對外政策的執行人，對如此重大的問題竟一無所知，那隻能說明他是一位“只是部分時間處理對外政策的業務經理。”

有意在1988年問鼎總統寶座的副總統老布希則竭力與里根保持距離。他先是默不作聲，避免發表任何評論。但在記者的一再追問下，他終於在 11 月28日打破了沉默，他承認，美伊交易“損害了我們的信譽”，但“此舉對於阻止蘇聯對伊朗的入侵是有特殊意義的。”他說他知道美伊交易這件事並曾表示過支持，但他進一步說，“在某些方面表示過某種程度的保留意見。”他認為，這一醜聞可能損害了他尚未宣布要參加的總統選舉，他說：“我知道有許多猜測，我認為，如果有人在外面正在刮颱風的時候就試圖預測兩年後的氣候情況，那麼，我想他肯定是瘋了。”

閣僚們忙於自保而無暇救駕倒也罷了，可有的人反戈一擊，將里根推到更加難堪的境地。麥克法蘭在國會作證時反覆聲稱里根事先批准了向伊朗出售武器，副國務卿懷特·黑德在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上不客氣地指責了里根。溫伯格也說里根對軍售款項轉向尼加拉瓜反政府軍一事是知情的。面對這番景象，里根該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吧。有消息說，事件發生后的一段時間內，里根頻繁與尼克鬆通電話，向他討教辦法，並傾訴了滿腹苦水。

里根畢竟是里根，面對四面楚歌，他逐步改變了硬頂的策略，試圖化被動為主動。 1986年11月26日，他指名前參議員約翰・托爾，前國務卿培德蒙・馬斯基和前國家安全顧問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組成專門委員會來調查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有關舉動。12月1日，里根召集托爾委員會和白宮其它高級官員進行討論。他說：“我決定查清所有事實，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12月2日，應國會的要求，里根宣布將由法庭任命一名特別檢查官調查此案，並要求國會成立一個專門的調查委員會。他還表示，凡是有違法行為的人都要送交法院處理，政府有關部門對國會的調查將予以合作。

這樣，里根政府、國會和司法部門多管齊下，擺出大查特查的架勢。除司法部和聯邦調查局外，從事此案調查的還有4個專門機構：托爾三人委員會，負責審查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所作所為；聯邦法院任命的獨立檢察官，由前司法部副部長沃爾什擔任，將重點調查本案中的違法行為，並確定是否要對違法者起訴；另外兩個是參眾兩院分別組成的專門委員會。

1986年12月6日，里根在戴維營向全國發表電視廣播講話。他首次承認：“顯然，在執行（他制訂的）對伊朗的政策中有缺陷，犯了錯誤。”他說：“我對這一行動引起如此激烈的爭執深感失望，我對這一行動引起這麼大的不安和震動感到遺憾。”“但是，我可以向你們保證，我會撥亂反正，我正在這樣做。”里根的語調非常動情，幾乎是在道歉。

里根的建設性舉動稍稍緩解了他和他的政府面臨的壓力。但人們對此仍不滿意，他們認為，里根沒有說明究竟是誰犯了錯誤，犯了什麼錯誤，在什麼時候犯了錯誤。民意測驗表明，里根的支持率仍在下降。

其後的幾個月里，國會多次舉行公開或半公開的聽證會，先後傳喚了許多現任或前任高級官員前去作證，但進展不大。特別令議員們不滿的是，伊朗門事件的關鍵人物波因德克斯特和諾思兩人在聽證會上對所有的重要情節守口如瓶，他們借口行使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所賦予的權利，拒絕回答一些關鍵性的問題。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有這樣的規定：“在任何刑事案件中不得強迫被告自證其罪。”誰也沒想到，為堵塞美國憲法漏洞而制定的第五修正案今天競被人當作掩蓋其違法行為的一道“護身符”。

經過3個月的追蹤調查，托爾委員會終於在1987年2月26日上午10時正式向里根總統遞交了一份厚達282頁的調查報告，從而把“伊朗門”事件推向一個新的高潮。

這份報告不僅在結論上與政府主要官員的證詞大相徑庭，而且對里根和他的許多親密顧問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報告透露，麥克法蘭作證說里根曾親自向他下達命令，支持向伊朗出售軍火，而里根過去對這一行動的表示是，“我恐怕自己受別人記憶的影響，”“我記不得過程了”。報告還指出，有關伊朗的主動行動幾乎從一開始就成了“一系列的武器換人質的交易。”總統似乎的確採納了其助手的“錯誤建議”。至於轉移款項的問題，報告的結論是，“整個事件一直是，而且在某些方面仍然是很令人費解的，整個事件無法充分解釋清楚”。報告指出白宮辦公廳主任里甘“必須對向伊朗出售武器一事公諸於眾后白宮所出現的混亂局面負主要責任。”海軍中將波因德克斯特“顯然沒有認清或是忽視了他的做法在法律上和政治上冒了嚴重風險。”前中央情報局局長凱西是知情的，“他沒有迅速地把這件事向總統提出來。”而舒爾茨和溫伯格“不過問事態發展情況”。

托爾報告使里根及其親信大大鬆了一口氣。報告沒有發現證據證明裡根知情。自從事件敗露以來，里根並沒有打算故意給美國公眾製造假象或進行非法的掩蓋行為。對於麥克法蘭不利於里根的證詞，托爾委員會先是認可，后又推翻了，因為這個判斷是“模糊”的。

托爾報告發表后，在美國國內和世界上引起了強烈的反響。美國公眾普遍表示疑惑不解和詫異。新聞界譏諷說：“里根政府就彷彿是坐在汽車的後座里，汽車正衝下山去，卻無人在前面把著方向盤。”“托爾委員會描繪了一個令人不太知道也不太想知道的總統形象。這份報告描繪了一個可怕的情景：一個對什麼都滿不在乎，受人擺布的總統形象，一個瘋狂的政府，在那裡人人都在竭力掩蓋自己的罪責。”

暴風雨終於震撼了白宮的橢圓形辦公室。在事發之後，里根政府來了個大換班。先是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約翰·波因德克斯特和其助手諾思中校掛冠而去。本案的中心人物之一中央情報局局長威廉·約瑟夫·凱西在1986年12月15日突發急症，住進了醫院。在做完腦癌切除手術后，於1987年元月提出辭呈。手術后的凱西說話困難，後來發展為半身不遂，再也不能出庭作證。1987年5月6日，凱西辭世。凱西是共和黨的三朝元老，是里根多年的老朋友，他對白宮的決策有重大影響，在伊朗門事件中，凱西有重大的違法嫌疑，並掌握著許多重要秘密，如今他把這些秘密都帶進墳墓去了。

麥克法蘭，這位憂鬱、嚴肅、勤奮的前國家安全顧問竟於2月9日服食了過量的鎮靜劑。他的妻子發現他昏迷不醒時向醫院打緊急電話呼救，終於使他脫離了險境。警方根據情況，判定這是一宗“自殺未遂或企圖自殺”案。麥克法蘭還不到50歲，正值壯年，為何要自尋短見？在伊朗門事件敗露后，他時常覺得有被人拋棄的感覺，長噓短嘆，神情抑鬱。他曾向一位摯友沮喪地說：“想不到30年來的辛苦奔波，甚至不借冒著生命危險充當人質，卻因自己的忠誠和坦率沾上了永遠洗刷不掉的污點，以至於毀於一旦。”

托爾報告敲響了唐納德·里甘在白宮任職的喪鐘。報告不客氣地指出“里根的所作所為幾乎比人們記憶中近些年任何一位白宮辦公廳主任都過份。他對白宮班子實行個人控制，並要求把這種控制擴大到國家安全委員會，他個人積極參與國家安全決策，出席幾乎所有有關處理美伊武器交易的會議。“其實早在托爾報告公布之前，里根就成了眾矢之的，他素以剛愎自用，獨斷專行而著稱，且脾氣暴躁，不易與人相處，人緣不好。但他憑著與里根多年的老交情，仍我行我素，最後連第一夫人南希·里根都給得罪了，兩人多次吵架，互為攻擊，夾在第一大人和白宮總管之間的里根卻哭笑不得。隨著這場鬧劇的日益激化，里根不得不抹下臉來，拋出了替罪羊。一直戀棧不去的里甘從電視上獲悉里根任命前參議員霍華德・貝克為白宮新總管，於是他寫下寥寥一語的辭呈，黯然離去。

同時，白宮也出現了辭職浪潮，大小官員士氣一落千丈，紛紛託詞另謀生計。1986年11月至1987年2月，白宮濫用麻醉品顧問特納，總統政治顧問丹尼爾斯，白宮聯絡處主任布坎南，副新聞秘書斯皮克斯等人相繼掛冠而去。連兩名負責幫助里根應付伊朗門危機的顧問沃利轟和阿爾希亦表示無意“奉陪到底”。

1987年3月4日是里根和其夫人南希結婚35周年紀念日。這一天卻被視為里根力圖從“伊朗門”事件中恢復過來的“最後一次機會”。他再一次向全國公眾發表了電視講話。講話中里根儘管對所犯錯誤“沒有表示道歉”，但“這一演說的整個語氣已構成一種道歉。”

里根說：“我已經為我的沉默付出了代價，使你們的信任發生了動搖。但是，我同你們一樣，不得不等著弄清事情的全貌。”“我已經研究了托爾委員會的報告，其調查結果是真實的，有說服力的，批評是激烈的，我全部接受。”

里根的語氣似乎是非常誠懇的，有後悔的表情，聽起來挺動人的。他說：“首先，我要說，我應對我本人的行動和我領導下的政府的行動負有全部責任。”“我確實批准過（向伊朗出售武器），我只是不能說出在什麼時候。”“儘管事出有因，但也不應對此原諒，這是一個錯誤。”關於把軍售款項轉交尼加拉瓜反政府軍一事，里根說：“……一無所知，但是，作為總統，我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在談到為解除這次危機所採取的必要措施時，里根表示他正在著手進行3 件事，即：調整政府有關部門負責人，修訂國家安全政策以及確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工作程序。他還表示要“不僅從字面上而且從實質上同國會搞好合作。”

里根坦率的態度和追悔的表情在某種程度上緩解了輿論的壓力。民意測驗顯示，多數公眾對里根的講話表示滿意。第二天《紐約時報》評論說“自從肯尼迪為1961年的災難性入侵豬灣事件接受人們的責備以來，還沒有哪一位美國總統如此么開地承認錯誤。”“只有一位總統深深地陷入了困境，並且充分認識到自己深深陷入困境的時候，才會象他今晚那樣講話。”里根“今晚顯得好象已經得出結論：為了挽救他的總統地位，他必須把自己的驕傲自負一古腦兒都咽到肚子里去。”

有的報紙還評論說，這下子總統“渡過了轉折點”。有的用打棒球的術語說，總統“這一棒擊中了球，上了一壘，但並不是一次（穩穩得分）全壘打”。換句話說，前途還沒有定局。一些普通人聽了演說之後“傾向於原諒，但不是忘卻。”甚至在向來挑剔的新聞界中也有人說，里根“在認錯方面已經走得夠遠的了，你總不能讓美國總統趴下來。”

但是，正如《紐約時報》所說的，“伊朗門”事件所造成的損失絕非發表一次講話，整頓一下班子所能補救。托爾報告是整個事件的重要一章，而非最後一章。一旦在未來的調查中又發現新的嚴重問題或情節，風波就會再起。

為了擺脫困境，扳回失分，里根採取了場上“籃下易將”的措施。早在1986年12月2日他任命了“解決麻煩問題的老手”卡盧奇接替波因德克斯特任國家安全事務助理，1987年2月7日任命號稱“協商大師”的前參議院共和黨領袖霍華德·貝克接替了不得人心的里甘擔任白宮辦公廳主任。3月3日提名有“廉潔先生”美稱的原聯邦調查局局長威廉·韋伯斯特為中央情報局局長。這些人事安排都受到了輿論的歡迎。因為在他們看來，由這些“里根圈子”之外的人來擔任上述職務，將有助於白宮搞好與國會的關係。

1987年3月18日，美國參眾兩院特別調查委員會宣布了一項將於5月5日舉行聽證會的計劃，並批准給予波因德克斯特和諾思等人以有限豁免權。輿論稱之為“一出政治劇的序幕”。在過去的幾個月中，眾參兩院兩個調查委員會共訪問了200多名證人，請詢了150多人，審閱了10萬多字的文字材料。據報道，聽證會使白宮的助手們憂心忡忡，他們早已為聽證會可能出現意外而研究對策，為發生的“最糟糕”的情況作好準備。為了引起公眾對聽證會的注意，兩院特別調查委員會的成員不斷在電視上發表談話，從而給人們留下“伊朗門”事件遠未結束的印象。

1987年5月5日上午，華盛頓國會山的聽證會大廳，記者們興緻勃勃地等候著新的“獵物”，兩院特別調查委員會的成員們則面無表情，正襟危坐，氣氛不同尋常。聽證會開始后，第一個出場作證的是曾任美國負責近東和南亞事務的助理國防部長幫辦，退役空軍少將西科德。

西科德54歲，為人坦率，辦事雷厲風行，效率很高，功勛卓著，被其母校西點軍校譽為“標準的美國將軍。”1975—1978年曾任美駐伊朗空軍司令。西科德是同“伊朗門”事件有牽連的一個關鍵人物，他曾隨同麥克法蘭秘密飛抵德黑蘭。在此之前，西科德一直守口如瓶，對國會調查人員採取不合作的態度，為此國會相當惱火。1987年3月19日晚國會通過投票表決，一致同意對西科德提出起訴。

此時在聽證會上，西科德與以往判若兩人，快言快語，有問必答。他承認，美伊武器交易中獲得的1800萬美元利潤中，約有350萬美元轉給了尼加拉瓜反政府軍，這一行動得到中央情報局和國務院一些高級官員的支持。他說，他一向認為這些活動是得到里根總統批准的。因為諾恩曾告訴過他，他跟里根總統討論過這個計劃，並同總統開玩笑說，伊朗的阿亞圖拉實際上是在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軍，這正是一個極大的諷刺。西科德的證詞對里根是不利的，《國際先驅論壇報》認為，“里根總統遠比他及其助手所承認的陷入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軍的泥潭還要深。”

更使白宮惶恐不安的是麥克法蘭的證詞。他堅持認為，支付200萬美元作為黎巴嫩的美國人質獲釋的贖金是里根親自批准的（里根對此的反應是“記不清了。”）他還說，1984年10月眾議員愛德華・博倫提出的有關禁止向尼加拉瓜反政府軍提供軍援的修正案被通過後，里根仍指示有關人員繼續幫助尼加拉瓜反政府軍，並親自出面向一個中美洲國家首腦做工作，要求放行被扣押在該國的一批運送給尼反政府軍的武器。“總統公開和私下裡多次表示他不想失信於尼加拉瓜反政府軍，”指示要“保證反政府軍持續得到美國政府的支持——直到國會再次同意支持他們為止。”

面對出現的新情況，白宮急忙調整對策。發言人菲茨沃特一改先前的表態，承認里根與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軍的決定有重大牽連，但堅持說里根沒有做違法的事。他還發出妙語，稱里根“了解合法的行動，不知道非法的行動。”里根本人也出來作了解釋。實質性的問題是，里根到底有沒有違反博倫修正案？

1984年10月美國國會通過的博倫修正案中規定：用於中央情報局、國防部或“從事情報活動的美國任何其它機構”的經費都不能“直接或間接”地花在支持“尼加拉瓜的軍事或准軍事行動”上。這一規定在1986年10月前均有效。圍繞著如何判斷里根所了解的“行為”是否“合法”就產生了對博倫修正案的不同解釋，各執一辭，見仁見智。

國會人士稱，里根的所作所為實際上都與傅倫修正案背道而馳。白宮方面則堅持說，里根沒有違反博倫修正案，白宮辦公廳主任貝克甚至表示博倫修正案只適應於美國的情報機構，而不適應於國家安全委員會，因為它是一個諮詢機構，而不是情報組織。因而，博倫修正案“對國家安全顧問或國安會沒有約束力。”但民主黨參議員莫伊尼漢則威脅說，如果一旦查明裡根確實違反了博倫修正案，那麼他就有可能受到彈劾。實際上，傅倫修正案本身就象瑞士乳酪一樣漏洞百出，這就難怪白宮與國會鬥法了。不管結果如何，都使里根力圖恢復白宮信譽的努力受到嚴重的挫折。憲法規定，總統應監督部下忠實地執行法律，對此，即使里根沒有違法，他也難免有失職之嫌。聽證會還只剛剛開始，一些關鍵人物尚未出場。其中包括獲得有限豁免權的波因德克斯特和諾思。

華盛頓，1987年7月7日上午九時，一位身穿海軍陸戰隊軍官制服，胸前掛滿勳章的軍人大步跨進了國會聯合調查委員會聽證會會場。在場的各大電視網的記者立即把攝像機鏡頭對準了他，大約有5000萬觀眾在等著看他的鏡頭。他就是諾思中校。這是他第一次在國會聽證會上亮相。當主持人宣布聽證會正式開始時，諾思刷地站了起來，舉起右手面對國會特別調查委員會宣誓。沒想到，這個形象竟使美國公眾如痴如醉，不久颳起一股“諾思熱旋風。”

從電視中可以看到，面對連珠炮般的發問，諾思神情坦然，侃侃而述。這與他7個月前在國會作證時沮喪、緊張、支支吾吾的神情形成鮮明對照。美國觀眾第一次看到有人慷慨激昂而又頭頭是道地為美伊軍火交易款項轉交尼加拉瓜反政府軍一事辯解。諾思說，他從未直接同里根總統談起過把軍售款項轉交尼加拉瓜反政府軍一事，也從未看到過里根總統批准這一行動的文件。他表示，他並不是為里根總統打掩護。他強調他所做的一切都得到上級的批准，都是為了國家　利益。他還公然批評國會：“我認為，這些聽證對我們國家利益造成嚴重損失，使親者痛，仇者快。”“尊敬的議員先生們，你們既當選手又當裁判，結果總是宣判你們自己獲勝。”諾思越說越激動，聽眾席上不時發出陣陣喝彩。

6天聽證會後，“牛仔中校”諾思一舉成為萬眾矚目的明星，被稱為“典型的硬漢”。《今日美國》別出心裁設立了“諾思熱線電話”，結果在7月7日至10日4天內收到6．7萬個電話，其中5．9萬個認為諾思誠實可信。一些年輕人甚至做了有諾思頭像的像章，上面刻著：“諾思：民族英雄。”甚至還有人打出要諾思競選下屆總統的標語牌。有些人把諾思作為自己的擇婿標準。好萊塢的編導則醞釀著如何利用諾思的故事拍成電影。各種稀奇古怪的事情接踵而至，形成了特有的“諾思現象”。

當大多數美國人還沒有從“諾思熱”中冷靜下來時，另一位關鍵人物約翰·波因德克斯特又登場了。諾思在作證時曾說他的一切行動都是得到上級授權的，因此作為諾思的上級，波因德克斯特的作證就顯得格外重要。波因德克斯特為人穩重祥和，工作勤奮，頭腦聰明，在里根政府處理一些重大外交事務過程中，他曾發揮過很關鍵的作用。

7月15日上午，波因德克斯特出場作證。他不象他的下級諾思那麼鎮定滿灑，相反他看起來似乎有些驚恐不安。他說，關於向伊朗出售武器所得款項用來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軍一事，他從來未向里根總統彙報過，是他親自批准的。“如果我向他提出要求，他當時是會批准這一決定的。”“我認為這是個好主意，我堅信總統也會認為這是個好主意。”他說，他所以要向總統隱瞞此事，是為了今後萬一事情泄露，里根有“加以否認的可能性，”以便保護總統“在政治上不受損害。”

波因德克斯特的證詞使白宮大大鬆了一口氣，對里根來說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據稱，里根得知結果后聳聳肩說：“這算什麼新聞？7 個月來我一直是這樣說的。”繼諾思和波因德克斯特之後，內閣要員舒爾茨、米斯、溫伯格等人相繼出席出證，但沒有什麼新的內容。於是，長達11個星期的“伊朗門”事件聽證會於1987年8年3日正式結束。儘管存在於眾人頭腦中的許多謎一直未能找到答案，儘管議員們仍然對結果表示不滿，但畢竟可以這麼說，風暴已經過去了。

1987年11月18日，美國國會兩院“伊朗門”事件特別調查委員會發表了最後正式調查報告，這份長達690頁的報告詳細敘述了“伊朗門”事件的來龍去脈，並揭露了政府高級官員在決策過程中陽奉陰違，隱瞞事實，欺騙公眾以及對法律和憲法程序的蔑視。報告認為里根沒有完成憲法賦予他的責任，因而應對“伊朗門”事件負實質性的責任。儘管調查委員會沒有得到直接證據證明裡根總統有意欺騙國會和美國公眾，但里根總統的行動和聲明有欺騙之嫌。

這份調查報告的發表標誌著“伊朗門”事件調查的結束，隨後這一案件交由美國司法機關繼續審理。國會的這次調查歷時 11 個月，花費了近 800萬美元，馬拉松式地聽取了500多人的證詞和查閱了30多萬份文件。如此興師動眾，大破錢財的國會調查在美國歷史上實屬罕見。

1988年3月16日，特別檢查官沃爾什對諾思提出起訴。被起訴的罪狀多達14項，最為關鍵的兩項是諾思犯有陰謀罪和盜竊政府財產罪，主要證據是私自將賣給伊朗軍火的1400多萬美元利潤轉給了尼加拉瓜反政府軍。諾思否認了對他的這兩項關鍵指控，並聲稱白宮文件和總統可以證明自己無罪。而白宮則以多種理由反對出示“秘密文件”，還堅決反對傳喚總統，因為法律規定“現任總統不能當堂作證。”

既然沒有足夠的證據，審判不得不避重就輕。經過兩個月的審判和長達12天的審議，在檢查官提出起訴的12項罪名中，僅有3項成立，其餘9項被判定證據不足。而諾思本人對裁決不服，他表示“要象一名海軍陸戰隊戰士那樣戰鬥到底，不管要用多少年，直至最終證明無罪。” 1989年7月5日，華盛頓聯邦地方法院法官格塞爾正式宣判諾思三年緩期徒刑及15萬美元罰金，並從事1200小時的無報酬公務活動，禁止擔任公職。

在此之前，麥克法蘭因為在“伊朗門事件”中的所作所為而於1989年3月3日被判處兩年緩期徒刑，2萬美元罰款和200小時的無償公共服務。

波因德克斯特被指控犯有欺騙國會和阻撓國會調查“伊朗門”事件等 5項罪名。波因德克斯特的辯護律師說服法官格林傳訊里根到庭作證，他企圖使自己的委託人在里根的招牌下遮擋過去，輕鬆過關。

1990年2月16日和17日兩天，卸任后的里根花了近8小時在洛杉磯法院秘密作證。79歲的里根風采依舊，笑容可掬。步入法庭后，他朝波因德克斯特坐的方向笑了笑，神秘地眨了眨眼睛。接著，里根在法官面前舉起右手宣誓。法庭氣氛肅穆，除有關人員外，沒有觀眾和新聞記者。

隨後，里根開始回答辯護律師貝克勒和檢察官韋伯提出的問題。他的語調仍象在職時一樣平穩。雙方一問一答，時而切中要害，時而冗長乏味。近8個小時中，里根竟回答出100多個“不知道”，“不記得。”但有一點卻記得很清楚，他說他的行為一向合法，並一直建議行政助手們不要違法。他說，他沒有指使助手波因德克斯特欺騙國會和阻撓國會調查。對里根的證詞，華盛頓的評論家們說，沒有什麼新鮮東西，但再次顯示了他執政期內政府中一貫懶散的作風。

4月7日上午，聯邦陪審團在華盛頓地方法院宣布，波因德克斯特在“伊朗門”案中的5項罪名全部成立。

6月11日，　53歲的波因德克斯特由華盛頓聯邦地方法院判處6個月的監禁。格林法官在宣布法庭裁決后表示，未給被告更嚴厲的刑罰，主要是考慮到他的軍旅生涯及大筆訴訟費用。

“伊朗門”事件至此完全告終了。但是，它給人們留下了許多難以解開的謎團，也給人們留下了許多值得思考的問題，在這種意義上，它並沒有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