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座大山

毛澤東在1925年12月1日寫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指出: “一切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大地主階級以及附屬於他們的一部分反動知識界，是我們的敵人”。這裡已經提出了中國革命的任務是打倒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

在中共“七大”的閉幕詞里，毛澤東則明確提出了: “現在也有兩座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國主義，一座叫做封建主義。中國共產黨早就下了決心，要挖掉這兩座山。”1948 年4 月，毛澤東《在晉綏幹部會議上的講話》中把官僚資本主義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一起列為中國革命的對象。毛澤東在這個講話中指出“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這就是中國的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在當前歷史階段的總路線和總政策。”反帝反封建始終是中國近代史的主題。中國人為挽救民族危亡，曾掀起過太平天國運動、維新運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等大規模的反帝反封建鬥爭。特別是五四運動更是一場徹底的反帝反封建運動，它把鬥爭的矛頭直接指向近代中國的兩大敵人—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

但是，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真正帶領中國人民徹底推翻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

早在中共“二大”上制定的黨的最低綱領中，中共就已經提出了要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這“兩座大山”、“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的完全獨立，統一中國，使它成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中共二大提出的徹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解決了許多年沒有弄清楚的革命對象問題，為中國革命指明了方向。

舊中國是多重矛盾的集結點，社會矛盾的複雜性，容易使人們在社會性質的問題上發生認識上的偏差，而對社會性質能否正確認識，是影響革命成敗的一個關鍵。如果社會的性質都不清楚，那麼革命的對象、革命的動力、革命的性質、革命的目標等等也都不可能清楚。正如毛澤東指出的，革命黨是群眾的響導，在革命中未有革命黨領錯了路而革命不失敗的。舊中國的社會究竟是什麼樣的社會? 是封建主義的，還是資本主義的? 毛澤東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髮指出，它既非封建主義的，又非資本主義的，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這是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形態學說的重大發展，是他關於中國革命的正確理論和路線賴以確立的出發點。1840 年鴉片戰爭后，中國已淪為帝國主義的附庸，但由於還保留著中國政府的統治，還具有某種半獨立性，因此不同於帝國主義直接治理的殖民地，而是半殖民地。從那時以後，在中國，封建主義已不再獨佔統治地位，而逐步形成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位一體、共同統治的局面。在舊中國，束縛生產力發展、阻礙社會進步的就是這三座大山，人民大眾同三座大山的矛盾是社會的主要矛盾，中國革命就是要推翻這三座大山。當年毛澤東把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形象地比喻為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這是老一輩中國共產黨人經過長期的革命實踐得出的結論。

舊中國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第一座大山，就是帝國主義。帝國主義的民族壓迫是最大的壓迫。

帝國主義通過發動野蠻的侵略戰爭，強迫中國簽訂不平等條約，從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控制和操縱中國，最終從中國獲得了最大的經濟利益。因此，帝國主義是中國人民的第一個和最兇惡的敵人。

在政治上，帝國主義列強踐踏中國的神聖主權，在中國割佔領土，開設租界，攫取了中國的海關主權、司法主權和外交權等諸多權益; 在經濟上，帝國主義控制和掌握了中國的海關，壟斷了中國的金融、航運、進出口貿易等特權，牢牢控制了中國的經濟命脈；在文化上，帝國主義國家通過在中國傳教、辦醫院、學校、報紙、吸引留學生等文化侵略政策，麻醉中國人民的精神，培養為他們侵略政策服務的買辦文人。帝國主義列強還在侵略的過程中，殺人放火，搶劫財物，無惡不作，對中國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給中國人民帶來巨大的精神傷害。因此，在整個新民主主義時期，反帝鬥爭是貫穿始終的，帝國主義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對象之一。

中國近代史基本上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和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歷史，是封建統治者勾結帝國主義鎮壓人民起義和人民群眾反帝反封建的歷史，是中國要求追上世界資本主義的步伐、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而封建統治者和帝國主義反對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的歷史。所有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思想文化的種種鬥爭，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是圍繞這些歷史的大關節進行的。經過社會先進人士無數次的社會改良，經過新的社會階級、政黨發動的屢次革命，在堅持長期反帝反封建鬥爭之後，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終於贏得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即由人民掌握政權的新中國的誕生。

鴉片戰爭以後160 多年的中國近現代史，是侵略與反侵略、壓迫與反抗、屈辱與輝煌的歷史。屈辱、覺醒、奮鬥、犧牲、變革、進步，貫穿了整個中國近現代史。

毛澤東在1939 年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1940 年的《新民主主義論》等一系列重要著作中，肯定並總結了對近代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的分析，並據此制定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完整理論，在這個理論的指導下，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可以說，在近代中國的歷史進程中，由中國的革命政黨推動的包括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組成了近代中國社會發展進步的主旋律。這個革命主要是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以謀求民族獨立; 反對封建主義專制，以謀求國家的民主進程。

在對付帝國主義上，毛澤東有一個著名論斷，叫做“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這個論斷是對列寧關於帝國主義本質是“泥足巨人”的進一步發揮。

1946 年8 月6 日，毛澤東在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中說: “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看起來，反動派的樣子是可怕的，但是實際上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力量。從長遠的觀點看問題，真正強大的力量不是屬於反動派，而是屬於人民。”1958 年12月1 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六中全會期間又發表了《關於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是不是真老虎的問題》一文，指出: “從本質上看，從長期上看，從戰略上看，必須如實地把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看成紙老虎。從這點上建立我們的戰略思想。”從此，“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和“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成為中國人民在思想上、戰略上藐視一切貌似強大敵人的口號。

帝國主義作為“三座大山”之一，已經被中國人民推翻了，但是，縱觀“全球化”、“一體化”的當今世界，反對帝國主義，仍然有著廣泛的現實意義。

“冷戰”的結束，世界並未實現預想中的和平，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也沒帶來利益的均沾。少數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美國在國際事務中仍居主導地位，現行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仍然很不合理，世界經濟和政治全球化過程仍具有鮮明的資本主義世界擴張以及國際剝削和壓迫的色彩。

各種“新帝國主義”也相繼出現，“全球帝國主義”、“文化帝國主義”、“后帝國主義”、“現代帝國主義”等等，從所謂的“現代化理論”，到時下流行的“新自由主義”、“歷史終結論”等西方各主流學說，都是自覺地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尋求歷史和現實的依據。

在它們的理論里，血腥的殖民侵略和慘烈的反侵略鬥爭被過濾、淡化，甚至消失得無影無蹤。留下的只是“自由”、“友誼”、“發展”等一系列悅耳動聽的謊言，以及一條必須跟著西方亦步亦趨的發展道路。因此，能否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正確認識新形勢下的帝國主義，不只關係到我們民族的現在，而且關係到我們民族的未來。

認識和把握當今帝國主義的特點，特別是以美國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為代表的“新帝國主義”、“后帝國主義”或“現代帝國主義”的特點和發展前景。不僅對於在新時期如何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而且對於在新形勢下認識和把握當今時代的性質、制訂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戰略與政策具有突出的現實意義。

在近代中國，封建主義是阻礙中國社會進步的最反動勢力之一，這主要因為，封建剝削制度是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主要支柱和中國封建軍閥實行專制統治的社會基礎。地主階級控制著中國廣大基層政權，充當各級政府的官吏，北洋軍閥和國民黨新軍閥都是依靠地主階級來對全國實行統治的。封建主義的統治也是經濟現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主要障礙，是中華民族進步的攔路虎。在近代中國社會的經濟生活中，佔優勢地位的是封建經濟。封建剝削制度是以地主佔有土地，剝削農民的剩餘勞動為前提的，而且還同商人、高利貸結合在一起。封建剝削制度的殘酷性和封建經濟的自給自足的特點，使中國生產力低下，人民生活極度貧困。反對封建主義從根本上說，就是要在經濟上消滅封建剝削制度，尤其是地主土地所有制; 就是要在政治上消滅軍閥的專制統治，消滅地主階級，解放生產力，為中國的經濟現代化和政治民主化創造條件。

因此，毛澤東指出，中國革命既是對外推翻帝國主義壓迫的民族革命，又是對內推翻封建主義壓迫的民主革命，這兩大任務是相互聯繫的，如果不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就不能消滅地主階級的統治，因為，帝國主義是封建地主階級的主要支持者; 反之，如果不推翻地主階級的封建統治，也就難以組成強大的中國革命隊伍來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中國民主革命的歷史已反覆證明了這點。義和團運動“扶清滅洋”，孫中山以缺乏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三民主義指導辛亥革命，最終都失敗了。只有中國共產黨把反帝反封建結合起來，終於取得了革命的勝利。

中華民族是一個具有幾千年光輝燦爛文化歷史的優秀民族。

當世界許多地區尚處於野蠻的奴隸制時代，我們中國就已進入較為先進的封建社會。對人類社會發展起到巨大推動作用的火藥、紙張、印刷術、指南針四大發明首創於我國。泱泱大國威震四海，可是，原本是先進的封建制綿長了幾千年，反成為束縛生產力發展、阻礙社會進步的嚴重障礙。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曾經歷了四次反封建的偉大浪潮。第一次是由辛亥革命至護國戰爭; 第二次是由“五四”運動至新中國成立; 第三次是由新中國成立至結束“文革”動亂; 第四次是鄧小平倡導改革開放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鄧小平理論的創立、實踐和發展將徹底清除近百年來始終障礙中國人民前進的封建主義及其殘餘影響，完成宏偉的社會主義事業。

“三座大山”被推翻，皇帝被打倒，是不是封建主義從此銷聲匿跡了呢? 列寧說過: 舊社會滅亡的時候，它的死屍是不能裝進棺材埋入墳墓的，它在我們中間腐爛發臭，並且毒害我們。

應該看到，中國新民主義革命的勝利並未圓滿完成反封建主義的歷史任務。在歷經了新中國近半個世紀的反對封建主義的鬥爭之後，封建主義的殘餘影響在社會生活中依然廣泛存在，反對封建主義，肅清封建主義殘餘影響依然是我們實現現代化所面臨的重要課題。

在毛澤東反封建思想指導下，新中國建立人民民主的政權和政治制度、廢除封建地主土地制度並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在社會生活領域樹立起社會主義新風尚，從而取得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意義上反封建的勝利。但是，新中國建立以後中國曾走了很多彎路的直接或根本原因，與中國數千年的封建主義傳統是有著千絲萬縷聯繫的。中共八大之後，黨內一言堂、終身制、個人崇拜和家長製作風逐步盛行; 在社會經濟生活中，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和小農經濟佔主導地位，分配中的平均主義盛行; 在思想文化領域，將批判的矛頭指向資本主義，長期忽視清除封建殘餘影響的制度建設和思想文化建設等等，無不是潛伏下來的封建主義殘餘的迅速膨脹和惡性發作。

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提出:“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我們黨始終不渝的奮鬥目標。”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既是我們黨以往奮鬥實踐的一個生動寫照，也是我們黨繼續堅定不移地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一個莊嚴承諾。在革命戰爭年代，我們黨帶領人民前赴後繼、浴血奮戰，推翻“三座大山”的反動統治，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政權，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奠定了政治制度基礎。但是，我們應該清楚地看到，新中國脫胎於封建半封建社會，沒有現代政治文明的歷史基礎。

新中國成立五十多年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沒有認真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改革開放以來，雖然比較重視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的建設，但畢竟時間不長。中國經歷了二千多年封建社會，封建主義的影響根深蒂固。特別是，以人治為核心、以“官本位”為特徵的落後政治文化，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雖然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盛極一時的個人迷信已大大削弱，民主平等觀念、法制觀念、政治參與意識明顯增強。但是，一些陳舊的東西，在新的條件下還會以新的裝束登場。因此，反對封建主義依然是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核心問題之一。

“官僚資本”的提法，在20世紀20年代就出現了。1923年，瞿秋白在《前鋒》雜誌上發表《論中國之資產階級的發展》一文，首次使用了“官僚資本”一詞。他將洋務派經辦的官辦企業稱為“官僚資本之第一種”; 將官商合辦企業稱為“官僚資本之第二種”。1929年，李達在《中國產業革命概況》一文中，揭露清代官僚舉借外債時“從中漁利，自肥私囊，形成官僚資本”。1936 年，呂振羽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一書中，將清政府創辦的“國營事業的萌芽”統稱為官僚資本。

這個時期所說的官僚資本主要指清政府和北洋軍閥政府的官辦企業。抗日戰爭中後期，進步人士和中國共產黨開始將國民黨官僚利用職權、私人參與投資的企業或金融機構稱為官僚資本。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在《提議對發國難財者開辦臨時財產稅以充戰後之復興經費》一文中指出: “幾位大官，乘國家之危急，挾政治上之勢力，勾結一家或幾家大銀行，大做其生意，或大買其外匯。其做生意之時以統制貿易為名，以大發其財為實。故所謂統治者是一種公私不分之統制”。陳伯達在《中國工業與中國資產階級》一文中也斷言: 官僚與買辦的經濟壟斷正從金融業向工業發展，“官營就是‘國營’，‘國營’就是官營”。

抗戰勝利前夕，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說，官僚資本“亦即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的資本，壟斷中國的主要經濟命脈，而殘酷地壓迫農民，壓迫工人，壓迫小資產階級和自由資產階級”這裡所說的“官僚資本”，主要還是指國民黨官僚的私人資本以及私人經濟活動。

官僚資本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憑藉地主買辦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力量而發展起來的國家壟斷資本。它在19 世紀60 年代開始產生，主要體現是清政府洋務派所辦的企業。中日甲午戰爭后，官僚資本在軍事工業和民用工礦企業方面均有所發展，並在新興的銀行業中佔有很大的勢力。辛亥革命后，官僚資本轉移到北洋軍閥手中。但是，只是在1927 年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新軍閥的統治以後，官僚資本才得到長足的發展，並且使它的封建性、買辦性、軍事性、壟斷性表現得那樣強烈和直接，如同毛澤東所指出的，“壟斷了全國的經濟命脈”，“和國家政權結合在一起，成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國民黨新軍閥所建立的軍事獨裁政權，依靠其政治軍事力量，在經濟上對中國人民進行了敲骨吸髓的壓榨，很快地集中了巨大財富，形成了以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以及陳果夫和陳立夫四大家族為代表的官僚資本集團。他們首先通過籌措內戰經費來增進他們的財富，而籌措戰爭費用的手段，則是通過發行鈔票、增加賦稅、舉借公債、乞求外債等來進行的。其次，通過種種巧取豪奪的手段來取得經濟上的壟斷地位。官僚資本藉以控制全國經濟命脈的中心是金融壟斷。四大家族依靠軍事獨裁的力量建立與控制了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中國農民銀行、中央信託局、郵政儲金匯業局等“四行二局”，從而確立了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金融壟斷地位。

與此同時，四大家族憑藉雄厚的金融力量，獨佔與控制了工業、商業等其他許多經濟部門，並在各地購置地產，廣泛掠奪各階層人民。四大家族官僚資本在抗戰勝利以後發展到最高峰。接著他們又在內戰中大發戰爭橫財。在他們當權的20 周年中，集中了價值達100 億至200 億美元的巨額財產。新中國成立前夕，四大家族的官僚資本占舊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80%。舊中國的官僚資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土壤里產生的一個毒瘤。它發展迅速，但它並不是以擴大生產、增加就業、創造財富為擴張手段的，而主要是用政治和軍事的強力對各階層人民進行超經濟的剝削和掠奪來聚斂財富的。這種掠奪來的財富，又用來維持其軍事政治統治，成為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經濟基礎。它具有強烈的封建性、買辦性、軍事性和壟斷性，對外依靠帝國主義國家的扶持，對內依靠封建主義的支撐，嚴重地阻礙了近代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毫無進步意義可言，當然就成了中國革命的對象。

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時期是以反帝反封建為自己的最低綱領和革命旗幟的，而官僚資本及歷史的名詞官僚買辦資產階級既代表著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利益，也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壓迫中國人民的代表和具體體現，因此就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對象。

在抗日戰爭後期，中國共產黨提出了摧毀官僚資本的任務。

1947 年10 月發表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正式明確地提出了“沒收官僚資本"的口號。同年12月，毛澤東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中，進一步把沒收以四大家族為首的官僚資本為國家所有，與沒收封建地主階級的土地歸農民所有、保護民族工商業並列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三大經濟綱領。1948 年4 月，毛澤東在《在晉綏幹部會議上的講話》中將反對“官僚資本主義”與“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並列為中國的三大任務之一。

官僚資本是伴隨著國民黨反動政權的覆滅而消亡的。在人民解放軍的勝利進軍和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對官僚資本採取“沒收”和“改造”的政策，使其變為國營經濟。對官僚資本的沒收和改造的勝利，使社會主義國營經濟得到空前的發展和壯大。

這就為新中國成立初期統一財經、平穩物價、迅速恢復國民經濟、開始有計劃的經濟建設提供了物質基礎。

官僚買辦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最終走下了歷史的政治舞台。

“三座大山”的名詞套用“三座大山”一詞，在現實社會中經常被借用，“早晨上課早、課外作業多、周末補習連軸轉”，有人稱這是中小學生的“三座大山"; “飯碗、升學率、職稱”，被稱為中小學教師頭上的“三座大山”;“公款吃喝，公車消費，公款考察”被稱為反腐倡廉需要搬掉的“三座大山”; “土地、疾病和養老”問題被稱為農民頭上的“三座大山”。但是被說的最多的是新“三座大山”: “買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學”。

在2007 年“兩會”召開前夕，被人們稱作新“三座大山”的“看病難、住房難、上學難”問題，再次成為民眾關注的焦點。新華網關於“網民關注的兩會’熱點問題”調查顯示，新“三座大山”分別以76%、65%和50%的得票率位居前列。

新“三座大山“成為“兩會”民眾關注的焦點並位居前列，充分說明黨和政府對解決民生問題的高度重視，同時也說明民眾對國家徹底解決這些問題的高度期盼。

將“買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學”比喻為新的“三座大山”，這顯然有些“偏頗”、“過激”，舊的三座大山是一個有它特定的政治涵義，是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其它不能替代的，舊的三座大山是通過政權的更迭來解決，搬掉它的方式是用暴力，用階級鬥爭，用發動億萬工農群眾屬階級對抗的“敵我矛盾”性質的。而“買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學”這“三座山”與“舊的‘三座大山’”在矛盾性質、解決方式上完全不同，它是階層與階層、強勢利益集團與弱勢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衝突，它與領導層的失誤有關，因而可以通過政權的“自我完善”、執政能力的提高、“執政為民”的具體落實、政策的調整來解決，它屬於“人民內部矛盾”。所以，決不能將“此山”與“彼山”等量齊觀。

其實質是: 它是社會轉型時期“矛盾凸顯”的一種主要表現，是人民利益( 尤其是“弱勢群體”) 受到嚴重損害的一種嚴重程度表現，是社會弱勢群體話語表達自己問題、訴求的一種強烈表達方式。

儘管這種比喻不貼切，但是新“三座大山”所反映的問題確實是十分重大的社會問題。

這幾年，國家雖然對民生問題高度重視並出台了一些措施，但是，“看病難、住房難、上學難”等問題並沒有從根本上得到解決，而且還發展成為影響百姓生活質量的新“三座大山”。如城鎮居民的住房問題，措施出台不少，但效果不大，主要城市房價漲幅仍然偏高;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建設速度緩慢，分配、銷售等管理環節還存在不少問題。

今年兩會上，溫總理的工作報告中，第一次將廉租住房保障資金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並以四條措施“抓緊建立住房保障體系確保群眾安居樂業”; 報告中的另一大亮點，是今年中央財政用於教育的投入，將由去年的1076億元增加到1562億元; 提出“推進衛生事業改革和發展要抓好四件事”，新的醫改方案將要出台。相信通過不斷地深化改革，“看病難、住房難、上學難”這“新三座大山”將會被搬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