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鐸

姚鐸是廣東省澄海縣城關鎮城南人，原名姚江宜，字宗愈，曾用名姚翼飛、姚剛毅、楊伯健，后改名陳擎宇，化名陳繼先。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變后，國民黨到處搞白色恐怖，革命處於低潮，潮汕地區部分同志轉移到東南亞一帶隱蔽。姚也到了泰國（原暹羅），在曼谷新民學校任教，並於1935年參加了共產黨。

1936年，姚來到香港，並在當時設在香港的中共南方臨時工作委員會（簡稱“南臨工委”）任宣傳部長。1937年10月奉派來潮梅指導工作，同年年底到閩粵贛邊省委任宣傳部長。1940年12月成立潮梅臨時特委時，擔任書記，1941年6月任中共“南委”（當時設在廣東大埔縣）秘書長。

姚鐸雖然較早參加革命，並在黨內負責相當重要職務。但由於他出身破落地主家庭，剝削階級貪圖享樂的思想意識未得到改造，個人品質惡劣，好貪女色，曾多次搞不正當兩性關係，雖曾一再受到黨組織的批評和處理，但仍不悔悟。後來更發展到生活糜爛，腐化墮落。

1942年6月，當“南委”機關遭受破壞后，姚與蔡處旭（姚當時的愛人），從大埔向潮汕轉移，幾經轉移到潮陽縣關埠上村吳（吳南生家）暫住，等待組織安排。1943年3月。黨組織決定調他去新四軍工作，暫住於汕頭市等候往上海的船期，后因戰事影響中止。這時潮梅地區黨組織處於非常時期，組織停止活動，鬥爭環境惡劣。姚表現悲觀消沉，唉聲嘆氣，政治上更加動搖頹喪，生活日益腐化。這是他後來成為可恥叛徒的主要根源。

在潮汕暫住期間，他經常酗酒嫖妓，甚至膽敢帶不三不四的女人到一位同志家裡借宿過夜，把組織籌備供其北上的費用花光。為了要繼續過其放蕩生活，還要隱蔽在饒平教書的蔡初旭設法帶錢來汕供其揮霍。是年五月蔡來汕后，發現姚染上“梅毒”，非常氣憤地將姚帶回澄海，並把姚在汕嫖妓中毒等事，向當時潮（安）澄（海）饒（平）及敵占區黨的負責人周禮平彙報，周禮平即找姚進行批評教育。為了不讓姚再滑下去，還決定蔡初旭辭掉教職，對姚的安全及行為進行監護，對其放蕩生活儘力規勸。但姚鐸毫無悔改之心，住澄城期間，他背著初旭，夥同鄉紳族親姚於璜、姚耀森、姚耀宗等人，在澄海東里大賣其祖遺公田，並在東里等地與國民黨澄海在城區區長蔡克輝、蘇北區區長陳萬盛、蘇南警察所長蔡文中、警察所巡官陳澤波等人花天酒地，吃喝嫖賭，私藏妓女阿琴於陳澤波家，甚至公開納妓為妾；這種種見不得人的行為，早已喪失一個共產黨員的應有品德。雖經周禮平等多次批評教育，力爭其轉變，但姚鐸都當做耳邊風。此外，還企圖偷賣我黨藏在普寧僅有的一挺輕機槍（手提木塞欄）來滿足其糜爛生活需要。幸得初旭及時彙報，當姚到普寧尋找機槍時，機槍早已轉移，使其不能得逞。與此同時，還先後揮霍我敵後武裝小隊多方面籌集到的一大筆款項。

鑒於上述情況，當時周禮平向蔭蔽在梅州的原中共潮梅特派員林美南彙報了姚腐化墮落的行為，及其經常與反動人物廝混的情況。林美南通過當時與南方局保持著聯繫的吳南生向南方局報告了姚的近況，並得到復示，要設法送姚往重慶八路軍辦事處轉延安學習教育。這充分體現了黨對犯錯誤幹部的極力挽救。

1943年冬，潮澄饒地區黨組織接到調姚鐸往重慶的通知，開始決定由李瑞婉（女）陪姚同行，后因考慮姚生活作風敗壞，改派原特委政治交通員李秀負責護送，林美南認為李秀文化水平不高，要吳南生專程監送姚赴渝並向南方局彙報請示工作。1944年春節后三天，吳、姚起程赴重慶。在途經韶關時，姚背著吳南生私自離開住艇約二小時之久，這引起吳的懷疑。在抵達重慶八路軍辦事處招待所（即南方局招待所）后，吳即把姚在潮汕的表現及途中情況，向南方局組織部主任秘書張明（即劉少文）作了彙報，並建議對姚進行審查。

在招待所住了約近半年時間，等待上級安排往延安參加整風學習。一批批赴延安學習的同志都很高興，只有姚鐸內心有鬼而情緒低沉。是年夏天，姚鐸在一次私自離開招待所，單獨外出上街時，在重慶南岸海棠溪碰到叛徒郭潛（原“南委”組織部長，叛變后充當國民黨中統高級特務），即為郭所“突擊”而叛變，郭把他帶去見中統特務頭子徐恩增。徐用快抓快放的方法要姚仍回八路軍辦事處，繼續同特務機關保持聯繫，並將我內部情況向他們報告。姚被放回后，內心曾有矛盾，就向當時南方局組織部秘書榮高棠交代其被“突擊”經過。榮高棠即把以上情況向張明反映，張感到問題嚴重，即找姚談話，並把姚被特務“突擊”收買事情馬上向董老（董必武）彙報。經研究，除一方面穩住姚鐸再觀察了解外，另一方面準備儘早安排姚赴延安，離開重慶，脫離國特控制。

可是，姚在交代其被特務“突擊”後幾天，竟決心投靠中統特務，借故與吳南生爭吵而出走。組織立即四處派人查找，連續兩天，不得其蹤。南方局領導經分析研究。肯定姚已投向國特機關無疑，張明立即要吳南生起草電報通知林美南。吳即按照事先與林約定的暗語，先用明碼電報通過我黨設在梅州的聯絡點謝錄秀（謝金青）收轉美南，內容大意：“風水不好，祖墳應遷”。接著又發函暗示：“逆子不聽教誨，捲款潛逃，都是祖宗‘風水’不好之故，祖墳要移”（大意）。美南接報后，即將姚在重慶失蹤情況及南方局的報警，馬上通知各縣黨的負責人，警惕突然事變，採取防範措施。

由於他知道“南委”所屬地方黨內情況，尤其是對潮梅地區黨的幹部較為了解。因此，他的叛變，對於南委黨組織和幹部的安全是個嚴重威脅，對於當時潮梅地區恢復黨的組織活動和建立抗日人民武裝，帶來嚴重障礙。所以，必須儘快懲處這個可恥叛徒，除去隱患。

1944年7月，重慶中統局委派姚鐸為專員，化名陳繼先，用飛機將他秘密送回廣東韶關，再轉道經興寧抵揭陽縣城（簡稱“榕城”），由流亡在揭陽的原國民黨澄海縣縣黨部書記長、特務骨幹陳廓梁親自接待，並將姚安插到揭陽簡易師範學校，改名陳擎宇，以教書作為職業掩護。特務頭子廣東調統室主任陳積中，亦趕來榕城與姚鐸會晤，陰謀建立“中國共產黨中央非常委員會”這一特務機構的潮汕地方組織。姚並拉來反動分子陳澤波，警察所職員陳澤田及親信陳庄松，還準備拉陳澤田的女兒為譯電員，進行他的罪惡陰謀活動。姚還冒充我地下黨負責人，假借恢復組織活動的名義，誘騙我黨員同志上鉤，實則暗中發展其特務組織，企圖破壞地下黨。此時，潮梅的黨組織處於極大的危險中！能否除去叛徒姚鐸，是關係到當時潮汕地區黨組織生死存亡的問題。處決叛徒的艱巨任務落到了潮澄饒黨組織的肩上，這是一個嚴峻的考驗。

根據南方局對叛徒姚鐸應“按家法處理”的指示，在原中共潮梅特派員林美南直接領導下，潮澄饒和揭陽縣黨組織的緊密配合，依靠一批英勇機智、捨身為黨的共產黨員和革命者，歷時四個月，組織了兩次除叛行動，並付出了血的代價，終於消滅了這個叛徒，消除了禍害，取得這場鬥爭的最後勝利。它有著深遠意義的。

在叛徒姚鐸潛回潮汕之前，我潮汕地區黨組織因得到南方局報警，早已有思想準備，時刻警惕著事態的發展。當姚鐸被派回潮汕途經豐順時，就被我黨設在湯坑的聯絡站益民西醫所徐院池所知道，姚一到揭陽又被我隱蔽在榕城養病的曾應之（原潮汕地下黨負責人之一）發覺，並馬上報告了林美南；林即指示跟蹤偵察。所以，姚在揭陽的情況立即為我所掌握。為了除掉這個叛徒，林美南多次親到留隍、湯坑等地與周禮平、王武（當時是揭陽縣黨組織的負責人）會晤，具體部署殺姚行動，周禮平也曾到隱蔽在梅州的林美南彙報姚的動態。

為了具體準確掌握姚的情況，開始，周禮平布置蔡初旭利用原來與姚的關係，赴榕城探姚虛實；后因情況變化，改以病重為名（實也有病），寫信給姚，要其來澄海看望。但狡猾的姚鐸既不複信，也不來澄城。這時周禮平還通過陳銳志與在普寧的陳維勤計議，想把姚鐸引到潮陽的上練或普寧的定處寮暗殺，后因考慮條件不充分而沒有實施。接著，周禮平、吳健民（當時是潮澄饒地區黨組織負責人之一）再研究對策，分析情況。認為姚鐸在汕頭居住期間，與陳家珍（陳原是中共澄海縣工委書記，這時他是黨的同情分子）交往較多，判斷姚找他聯繫的可能性很大。為了更進一步掌握姚的情況，準備做好陳家珍的工作，為我殺姚充當內線。這一想法得到林美南的批准。周禮平即找陳家珍到澄城陳銳志家會晤，介紹姚的叛變與潛回潮汕進行陰謀活動的情況，要他設法接近姚鐸，掌握其行蹤。家珍毅然接受這一任務，果然不出所料，不久，陳家珍就接到姚鐸的來信，約他到揭陽會面。於是陳趁機如約到榕城晤姚，並取得姚的信任。姚告訴了家珍：這次回來是通過中統關係，並公開中統的委任狀，暴露了其“特務專員”身份。還讓家珍觀閱了以“中國共產黨中央非常委員會”名義印發的材料，和準備建立所謂“潮汕黨”機構的名單，並要陳家珍替其起草一份電報，把名單報告給那個“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家珍當即把電報內容偷抄一份交給了王武。

陳家珍把所得情況，及時向我揭陽縣委組織報告，又託故要回汕頭辭掉蟻興記茶店職員為名，回到澄海向周禮平詳細彙報。這時周禮平把要處決姚鐸的決定告訴了家珍，並要他馬上提供姚的住所情況，包括周圍環境、出入口、客廳、卧室、通道等平面圖。然後陳又按周的布置重返榕城，把姚纏住，以配合殺姚行動。

1944年8月下旬，周禮平在潮安江東佘處洲李習楷，召開了潮、澄、饒敵後武裝基幹小組會議，宣布處決叛徒姚鐸的決定。到會武裝人員，個個爭著承擔殺姚任務。最後，由領導選定蔡子明、許傑、李朝道、余石、許悅標五人組成行動小組，由東江經浮洋、和揭陽的雲路，越過日偽和國民黨的封鎖線化裝潛入榕城，與先行來到揭陽隱蔽在城南門外的地下黨員陳銳志聯繫並取得武器。在王武領導下，行動小組於中秋節前夕的夜晚，趁夜深人靜之時，來到姚鐸住地埔上里，爬過圍牆，閃入姚的住所，有人把門放哨，有人把姚從卧室拖到天井，摔倒在地，許傑立即騎上姚的身軀，用匕首刺姚，姚鐸雙手極力抱緊許傑之手把刀頂住，並高聲呼救，情況緊急。行動組長蔡子明耽心這樣扭動下去會拖延時間，誤了大事，即對姚打了一槍，鮮血直流而狡猾的姚鐸即攤開手腳不動裝死。倉卒之間，我行動小組以為姚已被擊斃，即迅速撤離，乘夜出城，由曲溪經登崗返回江東。然而，事實上當時那一槍並未能擊中要害，只是擊傷腹部。事後，姚被抬進揭陽真理醫院醫治。住院期間，我地下黨本想通過醫院護士陳純如（我內部同志）以醫療手段致姚死命，但因敵防範森嚴，不能下手。

姚鐸住院只二十來天便傷愈出院。出院后，他一方面散布自己是“好人”被錯害；另一方面則公然聲言：“我陳擎宇沒有死，試看有多少人將死於我手”。就在這時，國民黨在揭陽逮捕了他們認為可疑的分子三人，還伺機要逮捕周禮平、李習楷等。由於及時得到內線情報，早有防範，故未遭重大損失。

第一次刺姚未果，這就不得不考慮組織第二次殺姚行動。但是，敵人更為狡猾了，姚鐸首先是設“空城計”，揚言要到簡師居住，還裝模作樣把鋪蓋搬進學校。實是狡兔三窟，他連一夜也沒有在校舍住過，而是搬到主子陳廓梁家裡受其庇護，幾天後又轉到寂園隱藏起來，深居簡出，行動有如驚弓之鳥。他除了自己身上經常佩帶手槍外（中統局配給的），還有保鏢馬耀桂日夜跟隨，行蹤詭秘。這使這場鬥爭更為複雜艱難。但是叛徒菲除不可，這是我們的既定決策。

第一次殺姚行動后，陳家珍已撤離，掌握姚鐸行蹤缺乏內線人物。剛好在這個時候，我隱蔽在汕頭市的女黨員陳德惠（曾任中共普寧副特派員），向組織彙報了姚曾來信邀她往榕城之事。黨組織得到此消息后，認為這是一個極好機會，正好趁機把陳德惠安插到姚鐸身邊當內線；而且德惠是一個參加革命較早的中層幹部，相信她一定能承擔這一特殊任務。同年10月初，吳健民代表黨組織來汕找陳德惠，簡要說明姚鐸叛變情況和黨組織要處決姚鐸的決策，要其應約去榕城會姚，設法留在揭陽掌握姚鐸動態。還對德惠講明此去很危險，要她作犧牲的準備。陳德惠勇敢地接受了這一光榮而艱難的政治任務。幾天後，周禮平又到汕頭同德惠具體研究行動計劃。她考慮到此去任務如此緊迫艱巨，單身深入虎穴，若有意外就會貽誤大事，為了預防萬一，建議帶年僅十四歲的細妹陳德洪同行，以便在非常情況下，能夠及時和組織取得聯繫。周禮平同意了她的建議。

就這樣，10月底，陳德惠以其父往梅州給店東辦事，自己受聘於梅州市梅縣區梅興中學，細妹要到梅州就讀，一同赴梅，因路過榕城，順道訪姚作為理由，前往見姚。因姚對陳早已有覬覦之心，對陳姐妹的到來，感到非常高興，格外熱情，還再三挽留她姐妹留下。就這樣，陳姐妹倆順利地留了下來，德惠為姚代教國文課，其妹在簡師就讀。從此，陳德惠就在王武直接領導下開展工作，監視掌握姚的行蹤。王武還布置德惠要設法甩掉姚的保鏢，解除姚的武裝，引蛇出洞，為殺姚創造時機和條件。

就在這個時候，周禮平再次在李習楷家，召開了敵後武裝小隊主要骨幹人員會議，部署第二次懲處姚鐸的行動。經研究，認為姚已加強防範，這次殺姚比前次更為艱難，但一定要不惜代價，為黨除害；並指定曾經擔任過武裝小隊長的陳五（即陳應銳）和李亮（即李六順）兩人去執行這次任務，決心“以二換一”來保護整個潮汕地區黨組織，保護廣大地下黨員。陳、李二位同志堅決接受這個非常光榮而又十分艱險的任務，下定了“姚鐸不死，決不生還”的決心。

為了準確無誤地把叛徒處死，周禮平還布置蔡初旭從姚鐸的母親那裡偷出姚的相片，交李習楷轉給陳五認熟。陳、李兩同志在“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悲壯氣氛中辭別了戰友和親人，化裝偽職人員繞道留隍、湯坑到揭陽，與黨的聯絡員陳慕秋（光明書店經理）取得聯繫，行動由王武領導布置。

在揭陽城等了七、八天還沒得到殺姚的時機，而他們除叛心切，又考慮他們進城當天，在街上李亮偶然閃見姚鐸，怕被姚發覺會派人搜查和加強戒備，而且兩個外地人終日無事在榕城久留，怕會引人懷疑。所以他們決定乾脆上街，在那裡碰到就在那裡幹掉他。11月11日，在街上走了一天都未碰到姚鐸；12日早，陳、李二人仍舊帶著武器在城內尋找姚，又空走了一個上午。但在下午三時左右，便碰到陳德惠與姚鐸一行人上街。原來，德惠按王武的布置，以姐妹倆到商業學校看望老同學鄭仁聲為名，邀姚前往；初時，姚似有點顧慮，又到學校（簡師）再拉劉馥明和姓林的兩個女學生同行（德惠機智地取得了姚的信任，姚去找德惠時已不帶手槍和保鏢了）。當他們一行來到進賢門時，為陳、李所遇，這就為懲處叛徒提供了極好時機。陳、李發現姚后一路跟蹤。因姚認識李，陳要李暫停前進，以免被姚發覺，由自己去收拾姚即可；但由陳一人前去執行，李亮又不放心，李就暗中跟去，以便接應。

當姚等五人行將到商業學校門口廣場時，處決叛徒的戰鬥開始了！陳五即拔出手槍射擊，擊中了姚的左手虎口，就在這關鍵時刻，駁殼槍卻發生故障，子彈卡殼，不能再放第二槍！姚見機即奔向陳奪槍反撲，並大聲喊捉賊。而這時廣場上又在比賽籃球，觀球群眾聞聲見狀，不明底細，紛紛圍攏過來。李亮見情況危急，即持槍猛衝過去。姚發現李亮，旋即轉身奔向商校逃命。李疾步窮追，並開槍射擊，姚上身連中三槍未倒，竄入商校邊廂伙巷頭一間廚房，並關門企圖逃匿，但已有氣無力；李一腳踢開房門，又一槍擊中他的下齶，姚當即倒地喪命。鑒於上次的教訓，陳五怕姚再次裝死，李亮又再給姚補上一槍，但陳五仍要等屍僵才撤，結果耽誤了一陣時間。接著，陳、李兩人衝出商校，向小東門外撤走，沿堤直奔崎河渡口，跳上渡船，強渡過江；當渡船剛轉入沙洲小澗未到江心時，揭陽縣城國民黨民團自衛隊已聞報追到岸邊，並用重機槍封鎖江面，子彈如雨點般射向渡船，船夫與李亮急跳入江中，陳五則跳上洲田隱蔽，不幸中彈受傷。李亮憑著水性好，潛水轉回沙洲，隱蔽在洲田裡一截橫溝淺澗的蘆葦雜草叢間。這時民團已下沙洲圍搜，本來未發現陳五，但陳為了掩護戰友，竟憤然大聲痛罵賊兵，把目標引向自己，結果陳五壯烈犧牲於敵人的亂槍之下！陳五不愧是黨的好兒子，人民的英雄！李亮借著稻田草叢遮蔽，幸而未被發現。那時已是初冬天氣，他全身上下只剩一條短褲，浸在水裡凍得他直打抖，挨到天黑，幾經周折，化險為夷。至深夜11時，他帶著又餓又凍的身子，才潛回縣城原住地。隔天清晨，在陳慕秋幫助下離開榕城，安全脫險，到達豐順留隍我地下聯絡站，由交通員林月接送回潮安江東佘處洲，向周禮平等彙報執行任務經過。當同志們聽到陳五壯烈犧牲時，個個都十分悲痛，人人淚水直淌，泣不成聲。所幸的是叛徒已除，隱患已消，地下黨的安全得到了保障，這是最大的勝利。

陳德惠在姚鐸死後，她機智沉著地應付了敵人的盤問和監視，一周后在我地下黨的援救下，由王武親自護送離開揭陽，到達留隍我地下聯絡站，向林美南彙報事情經過（還有領導李碧山在場），得到高度的讚揚。

為了轉移國民黨特務的注意和嫌疑，我黨組織還布置了陳慕秋用“知情者”署名，寫了一篇姚鐸是死於“桃色案”的稿件，投寄報社，當時揭陽、梅州、興寧等地報紙，都把它作為奇聞登了出來，分散了社會的視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