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

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

簡帛古書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考古發現之一。作者二十餘年躬臨整理簡帛古書,本書是為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準備的一份授課講稿,對簡帛古書的研究提供了鳥瞰式的全景描述,每講分課上講授、參考書目和課後閱讀的輔助材料三部分,極便讀者參考和做進一步研究。修訂本增加了一篇講話,《從簡帛古書看古書的經典化》,其餘個性詳見“修訂版前言”。

作者簡介


李零,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主要著作有《兵以詐立》《喪家狗》《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孫子古本研究》、《中國方術考》、《中國方術續考》、《郭店楚簡校讀記》、《上博楚簡三篇校讀記》等。

目錄


前言
上篇 概說
第一講 引言:尋找回來的世界——簡帛古書的發現與中國學術史的改寫
附錄:現存先秦兩 漢古書一覽表
第二講 三種不同含義的“書”
附錄一:中國古代文學的分類
附錄二:中國古人文書的分類
第三講 簡帛的埋藏與發現
附錄:簡帛分域編(1901-2003年)
第四講 簡帛的形制與使用
附錄:王國維《簡牘檢署考》
第五講 簡幣古書的整理與研究
附錄:長台在楚簡《申徒狄》研究
第六講 簡帛古書的體例與分類
附錄:余嘉錫《故書通例》(摘錄)
下篇 導讀
第七講 簡帛古書導讀一:六藝類
附錄一:“六藝”之書的順序
附錄二:漢代小學發展的三階段
第八講 簡帛古書導讀二:史書類
附錄:與鄧文寬先生討論“歷譜”概念書
第九講 簡帛古書導讀三:諸子類
附錄:儒門傳學考
第十講 簡帛古書導讀四:詩賦類
附錄一:張鳴論和聲概念書
附錄二:敦煌漢簡《風雨詩》
附錄三:銀雀山漢簡《唐勒》
附錄四:尹灣漢簡《神烏賦》
第十一講 簡帛古書導讀五:兵書類
附錄一:兵書的起源
附錄二:兵書的分類
附錄三:兵書的整理和經典化
附錄四:兵書的三大類型和它們的國別
附錄五:銀雀山漢簡《地典》
第十二講 簡帛古書導讀六:方術類
附錄一:方術的概念與分類
附錄二:方術發展的脈絡
附錄三:研究中國早期宗教的三個視角
結語:古代學術遺產的重新理解
修訂版附錄:從簡帛古書看古書的經典化
後記
索引

書摘插圖


最近幾年,由於郭店楚簡的發現,上博楚簡的發現,很多文史學科都來參與討論,本來沒有多少人注意的簡帛古書,突然間成了顯學,成了時髦話題。很多人都在談論,我們是不是能用簡帛古書改寫中國學術史,或重寫中國學術史。我記得,幾年前,李學勤先生到北大演講,他曾說,現在這些發現,它們對學術史的研究,影響非常深遠,恐怕一時半會兒還看不清,或至少在我們的有生之年還看不清。我很贊同他的說法。但我想補充的是,簡帛古書的發現,現在就在改變著我們的學術史,我們現在就處於一場非常深刻的轉變之中。
說到學術史,我個人認為,做各門具體研究的人,每個人都該心裡有數,或至少有大致的感覺。它的作用,就像GPS(即全球衛星定位系統),可以隨時隨地讓你知道,你現在處於什麼位置,以免迷失方向,“找不到北”。但現在的學術史,本身就有許多誤導,必須加以改寫。我理解,研究學術史,也像研究其他歷史,我們最容易犯的錯誤,不是別的,就是“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特別是以“現代化”的短見和偏見去曲解漫長的古代歷史,而且這種錯誤,還根本無法避免。因為,我們總是從今天的材料,今天的立場,看待古人,看待過去。這是無可奈何的事。我記得80年代,很多人都喜歡講,每一代有每一代的史學,今人立足點高,有這種理論,那種方法,優越性大得不得了,而完全看不到其負面影響,老把“迫不得已”視為“理所當然”。這是很成問題的。因為,今人的看法,不管對不對,並不是“死無對證”,而是可以“開棺驗屍”,檢驗和修正。而檢驗修正的手段,其中有一條,而且是很重要的一條,是考古學。古人說“山川而能語,葬師食無所。肺腑而能語,醫師色如土”(《相冢書》)。簡帛古書的發現,在我看來,其重大意義就在,它不僅可以改變我們對古代知識體系的認識,而且可以調整現代研究的心理定勢。眼睛和眼睛看到的東西是一起變化。
為什麼呢?我想講三點理由:
第一,簡帛古書的研究是一門非常新也非常重要的學問。這從現代學術史可以看得很清楚。近百年的學術史,最初是和“五大發現”及“羅王之學”有關。這“五大發現”,主要是世紀之交、庚子前後的發現,“地不愛寶”,是因為國運不昌。它們是:
(1)殷墟甲骨文字(1899年發現);
(2)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簡牘(1901年發現);
(3)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書捲軸(1900年發現);
(4)內閣大庫之書籍檔案(1909年始為世人所知);
(5)中國境內之古外族遺文(1901年發現)。
這一百年,前50年和后50年大不一樣。前50年,學者倡言“新史學”,其“新”不一(有各種各樣的“新史學”,就像漢代以“新”為時髦,什麼都喜歡加上個“新”字,“新”是現代化的意思,卓別林的電影把它叫做“摩登時代”),固然是借西學引入的“新概念”,但研究基礎是中國自己的“新發現”。其學凡歷四變。1900— 1911年,是“五大發現”為世人矚目的時期。但當時,以學而言,還只有“羅”,沒有“王”,王國維盡棄前學,轉向古史研究,是始於辛亥東渡。這是第一變。然後,1911—1927年,才是“羅王之學”和《古史辨》先後問世的時期。“羅王之學”是清室遜位的產物,《古史辨》是五四運動的產物,兩者都是應運而生。羅、王政治思想雖舊,所用材料則新;顧頡剛政治思想雖新,所用材料則舊。前者側重銘刻史料,後者側重文獻史料,都是轉變時期的產物。但當時,還沒有考古研究。這是第二變。再下來,1927—1937年,是國共兩黨“新史學”問世的時期。1927年的史語所成立,1928年的郭沫若東渡,是標誌性事件。期間,史料學的開拓,新學科的創立,在於中央研究院的十五次發掘。中研院的史語所,“史”是以西方的考古學改造中國的經史之學,“語”是以西方的比較語言學改造中國的小學和考據方法。這是它之所謂“新”。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新”,則是引入唯物史觀和社會演進學說,用這類方法重建中國歷史,立場觀點完全不同,但它也關注考古發現和銘刻史料,史料學的基礎其實差不多。考古學的引入,其重要性在於,它增加了“第三重史證”。這是第三變。再下來,1937— 1945年,1945—1949年,都是戰爭時期,沒有大變化。關鍵一變是1949年。因為,我們都知道,1949年以前,中國雖有考古發掘,但主要限於新石器時代和商代,其他時段的發現,幾乎都是來自探險、盜掘和地面調查。1949年後,史語所遷台,只能整理過去的發掘資料和在台灣做原住民考古,中國考古的重鎮在大陸,考古的“當朝”和“在野”,彼此換了位。這第四變是天崩地裂。它在台海之間劃了一條線,在世紀當中劃了一條線。20世紀的后50年,考古學突飛猛進,在廣度和深度上,要遠遠超過前50年。比如,西周和東周,秦代和兩漢,幾乎可以說,已是全新的領域;戰國文字研究、出土古書研究,都是50年代以來的新學問。雖然簡牘發現很早,“五大發現”中的第二項和第五項,都和它有關。但前50年,主要發現是文書;后50年,才有大批古書出土。特別是近 30年,它的發展特別快。我們應該明白,簡帛古書的研究,完全是一門新學問。當年,王國維寫《古史新證》,他的“二重史證”,地下史料完全是銘刻,只有甲骨文和金文,沒有簡帛,更沒有地下發現的古書。研究早期中國,無論國內還是國外,過去,大家看重的主要是甲骨文和金文。學者都是拿甲骨文當“商代史料”,金文當“西周史料”。這是前50年的史料給我們造成的格局。雖然到今天,托考古之福,我們對商代、西周的知識比以前有很大提高,但認真講,這種研究還是粗活,沒法和戰國秦漢相比,社會史的研究,學術史的研究,都是勉為其難。簡帛發現,包括文書和古書,過去重視不夠。其實,文書是研究早期社會史的史料,古書是研究早期學術史的史料。它們提供的信息雖晚,但重要性一點不差,其實是史料的主體。特別是寫學術史,出土古書才是第一手資料。它所涉及的圖書種類,各個方面都有標本,支點性的東西已經大致齊全。我們甚至可以說,有志改寫中國學術史者,此其時也。現在不寫,更待何時。
第二,過去我們讀的古書,主要是傳世古書,宋以來的古書,近代多了一點,是敦煌發現的古書(參看本講附錄)。簡帛古書的發現,不僅是數量的補充,品種的補充,文本年代的提前,個別字句的修正。在我看來,更重要的是,它使我們對古書,年代最早的古書,開始有了直接的感受,可以從中歸納很多一般性的原理,對古書的創作、古書的構成、古書的閱讀、古書的解釋、古書的選取和淘汰、古書的傳播和保存,開始有了比較深入的理解。特別是對圖書分類,與之有關的知識體系和知識結構,改變尤大。因為過去的圖書分類,甲乙部目之中,歷史漏斗之下,有意識形態存焉,很多藏匿掩蓋、竄改歪曲,以及後來居上、冠履倒置,在所難免。比如,《漢志》六類,“尊經抑子”;《隋志》四部,“尊學抑術”,就是導向性的東西。這種結構一定,很多想法也就固定下來。其後果是閱讀趣味的偏廢,大家只讀一半書或只讀一種書,“有學無術”(只讀六藝、諸子、詩賦,不讀兵書、數術、方技)或“不學無術”(只讀經書,不讀諸子、詩賦和其他書),無異焚書坑儒。這個歷史包袱太沉重。近代以來,學者喜歡說“中國之道德文章將大行於天下”(如王國維先生,還有很多文化保守主義者,他們都有這種論調),但畢竟技不如人,氣不如人,連從前的崇拜者,如日本、朝鮮,都白眼相向,看不起我們。這不僅是近代歷史的嘲諷,也是早期歷史的恥辱。簡帛古書的發現,它有一個作用,就是可以幫助我們,對倒讀的歷史倒讀,把很多壓在下面的東西翻到上面來(考古的地層關係和發掘程序正符合這一邏輯)。這本身就是革命。還有,像對《禮》大小戴記和“七十子”的看法,像對《老子》和先秦道家的看法,很多具體認識,和以前也是大不一樣。
第三,簡帛發現的另一個意義是,它對近百年的學術思想是一個巨大衝擊。因為我們都知道,近百年的學術史,是舊學不舊,新學不新,所有學問,不管個人的態度向背,都是“古今中外一鍋粥”,陣腳大亂。王國維倡言“學不分古今中外”,當然很有胸襟,但從當時的形勢看,從當時的心理看,實在是無奈。因為,它的背後有很多激烈衝突(今天也一樣),“古”與“今”、“中”與“外”,總是陷於二元對立:後者對前者有優越感,前者對後者不服氣,“古今中外擺不平”。其實,這些在“現代一言堂”里沒法對話的事,如果放到古代,反而易於溝通,不僅古人和今人易於溝通,中國和外國也易於溝通。我們甚至可以這麼說,它對雙方,都是必要的校正(而且是從根子上的校正)。比如,中國和西方,雙方的政教結構不一樣,有根本不同,但西方的“教皇”對理解中國的“皇帝”有幫助,中國的“皇帝”對理解西方的“教皇”也有幫助。互相比較,彼此的理解都會加深,既看到其人心同理的起點相似,又看到其分道揚鑣的選擇不同。簡帛古書,表面看,只對研究“古”、“中”有用,對研究“今”、“外”無用,但實際上,它對整我們對“古今中外”的看法有幫助,對於調整我們的心理結構有幫助。因為,這種返本溯源的探討,對中外雙方都是解毒劑。它對恢復“古今中外”的平等對話,對重建有中國自信的世界眼光有革命意義。
我們這門課,題目叫“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目的是想幫助同學,開發資源,開拓想像。為了講述的方便,我想把這門課程的題目解釋一下,把咱們討論的範圍介紹一下。
(一)“簡帛古書”的考古內涵和考古意義
我們人,或多或少都有點“忘本”,現代人,特別是身處現代化漩渦的中國人,更是如此。他們對古代的優越感很大,動不動就講同傳統決裂,同它劃清界線。比如 80年代,這個氣氛就很濃,而且完全是一邊倒。現在,對多數人來說,新舊視如水火的二元化思維也還是壓倒一切。大家都說,這個界線是理所當然。其實這個界線是划不了的。我記得,很多年前,有個電視劇,叫“尋找回來的世界”,內容是講少年犯的改造,題目很有意思。我們研究歷史也有這種心情,就是總想把已經失去的世界再找回來。陳子昂登幽州台,發思古之幽情,因為“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眼淚刷刷往下掉。古人死掉了,沒有錄音機,沒有錄像機,怎麼辦?碰到這類問題,考古的作用就顯出來了。因為它能把“古”、“今”的距離縮小,把它們一下子拉到一塊,讓我們重見古代,觸摸古代,作用就像科幻小說講的“時空隧道”。
考古和歷史的關係很微妙。歷史如大浪淘沙,有些東西沖走了,有些東西留下來(我們研究的都是“歷史碎片”)。我們用剩下的東西研究丟掉的東西,很難,有如憑蛛絲馬跡破無頭公案,故事層出不窮。美國電視有一種節目,叫“mystery”,就是講這類“疑案”和“懸案”,國內的流行說法是“謎團”。西方的很多考古文物展也喜歡用這個詞。比如前幾年,不列顛博物館舉辦過一個中國出土文物展,名字叫“中國古代之謎”(Mysteries of Ancient China),它所謂的“謎”也是這個詞。這個展覽,《泰晤士報》是贊助者。它的主編給圖錄作序,說它不僅展現了中國遠古時代的豐富多彩,還讓人們在綿延不絕的中國文明背後可以窺見其“深藏的靈魂”。探索中國文明背後“深藏的靈魂”,這是考古學家視為畏途的神秘領域,也是他們心嚮往之的最高境界。歷史是“疑案”或“謎團”,考古是破案和解謎的手段,它使歷史成為一門開放的學問。王國維說“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於新發現”,用新材料做新學問,常做常新,可以有大成就,也容易犯大錯誤(而且錯誤和成就是與時俱進)。在這個領域中,誰也別想“功德圓滿”,誰也別想當“學術霸王”,我看考古學偉大就偉大在這裡。
考古發現的世界是“尋找回來的世界”。過去我們講王國維了不起,總是說他發明了一個“二重證據法”,把考古引進了歷史研究,大家一點都不懷疑。後來,讀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教授的文章,我才發現,這個講法並不正確。因為王國維講的“二重證據法”,所謂“紙上之史料”是指《詩》、《書》等古書;“地下之材料”是指殷墟甲骨和商周金文。即使時間擴大一點,再加上西域漢簡、敦煌卷子,其研究也還是以文字為中心。這些發現基本上都是非發掘品,或者雖經發掘(如斯坦因發掘的西域漢簡),也不是從考古學的角度去研究。它和後來的考古發掘有緣,但嚴格講,還是屬於金石學的範圍,只能叫“新金石學”,還不是“真考古學”。後來的考古學,其實是外來的學問。它提供的是又一種證據,即第三重證據。
從考古學的眼光看出土古書,出土古書只是出土文字的一部分,出土文字只是古代遺物的一部分,古代遺物只是古代遺址的一部分,在考古學的知識系統中,它的重要性並不一定比其他出土物更大,時間也比較晚和比較短。這點考古系的同學都知道。但對中文系、歷史系和哲學系的同學來說,情況可不太一樣。因為我們這些系都是以文字材料為主。在文字材料中,這些古書,它們出現的時間比較早,涉及的範圍比較廣,地位很突出。如果我們把古書的發展比作一條龍,那麼戰國秦漢的簡帛古書就是“龍頭”,魏晉隋唐的紙本古書就是“龍身”,宋元以來刻版印刷的古書就是“龍尾”(參附錄)。過去我們的知識非常可憐,看見的只是“龍尾巴”。前人也知道“龍腦袋”和“龍身子”還藏在雲裡頭,但在沒有考古發現的情況下,只能靠古書的引文(包括佚文)。例如清代學術的最大貢獻之一就是搜輯古書引文,並利用它們考訂傳世古書。出土發現使古書變成了一門新學問,既救活了以版本為依託的傳世古書,也救活了這些古書中的早期引文和佚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