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

李零，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主要著作有《兵以詐立》《喪家狗》《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孫子古本研究》、《中國方術考》、《中國方術續考》、《郭店楚簡校讀記》、《上博楚簡三篇校讀記》等。

前言

上篇 概說

第一講 引言：尋找回來的世界——簡帛古書的發現與中國學術史的改寫

附錄：現存先秦兩 漢古書一覽表

第二講 三種不同含義的“書”

附錄一：中國古代文學的分類

附錄二：中國古人文書的分類

第三講 簡帛的埋藏與發現

附錄：簡帛分域編（1901-2003年）

第四講 簡帛的形制與使用

附錄：王國維《簡牘檢署考》

第五講 簡幣古書的整理與研究

附錄：長台在楚簡《申徒狄》研究

第六講 簡帛古書的體例與分類

附錄：余嘉錫《故書通例》（摘錄）

下篇　導讀

第七講　簡帛古書導讀一：六藝類

附錄一：“六藝”之書的順序

附錄二：漢代小學發展的三階段

第八講　簡帛古書導讀二：史書類

附錄：與鄧文寬先生討論“歷譜”概念書

第九講　簡帛古書導讀三：諸子類

附錄：儒門傳學考

第十講　簡帛古書導讀四：詩賦類

附錄一：張鳴論和聲概念書

附錄二：敦煌漢簡《風雨詩》

附錄三：銀雀山漢簡《唐勒》

附錄四：尹灣漢簡《神烏賦》

第十一講　簡帛古書導讀五：兵書類

附錄一：兵書的起源

附錄二：兵書的分類

附錄三：兵書的整理和經典化

附錄四：兵書的三大類型和它們的國別

附錄五：銀雀山漢簡《地典》

第十二講　簡帛古書導讀六：方術類

附錄一：方術的概念與分類

附錄二：方術發展的脈絡

附錄三：研究中國早期宗教的三個視角

結語：古代學術遺產的重新理解

修訂版附錄：從簡帛古書看古書的經典化

後記

索引

最近幾年，由於郭店楚簡的發現，上博楚簡的發現，很多文史學科都來參與討論，本來沒有多少人注意的簡帛古書，突然間成了顯學，成了時髦話題。很多人都在談論，我們是不是能用簡帛古書改寫中國學術史，或重寫中國學術史。我記得，幾年前，李學勤先生到北大演講，他曾說，現在這些發現，它們對學術史的研究，影響非常深遠，恐怕一時半會兒還看不清，或至少在我們的有生之年還看不清。我很贊同他的說法。但我想補充的是，簡帛古書的發現，現在就在改變著我們的學術史，我們現在就處於一場非常深刻的轉變之中。

說到學術史，我個人認為，做各門具體研究的人，每個人都該心裡有數，或至少有大致的感覺。它的作用，就像GPS（即全球衛星定位系統），可以隨時隨地讓你知道，你現在處於什麼位置，以免迷失方向，“找不到北”。但現在的學術史，本身就有許多誤導，必須加以改寫。我理解，研究學術史，也像研究其他歷史，我們最容易犯的錯誤，不是別的，就是“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特別是以“現代化”的短見和偏見去曲解漫長的古代歷史，而且這種錯誤，還根本無法避免。因為，我們總是從今天的材料，今天的立場，看待古人，看待過去。這是無可奈何的事。我記得80年代，很多人都喜歡講，每一代有每一代的史學，今人立足點高，有這種理論，那種方法，優越性大得不得了，而完全看不到其負面影響，老把“迫不得已”視為“理所當然”。這是很成問題的。因為，今人的看法，不管對不對，並不是“死無對證”，而是可以“開棺驗屍”，檢驗和修正。而檢驗修正的手段，其中有一條，而且是很重要的一條，是考古學。古人說“山川而能語，葬師食無所。肺腑而能語，醫師色如土”（《相冢書》）。簡帛古書的發現，在我看來，其重大意義就在，它不僅可以改變我們對古代知識體系的認識，而且可以調整現代研究的心理定勢。眼睛和眼睛看到的東西是一起變化。

為什麼呢？我想講三點理由：

第一，簡帛古書的研究是一門非常新也非常重要的學問。這從現代學術史可以看得很清楚。近百年的學術史，最初是和“五大發現”及“羅王之學”有關。這“五大發現”，主要是世紀之交、庚子前後的發現，“地不愛寶”，是因為國運不昌。它們是：

（1）殷墟甲骨文字（1899年發現）；

（2）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簡牘（1901年發現）；

（3）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書捲軸（1900年發現）；

（4）內閣大庫之書籍檔案（1909年始為世人所知）；

（5）中國境內之古外族遺文（1901年發現）。

這一百年，前50年和后50年大不一樣。前50年，學者倡言“新史學”，其“新”不一（有各種各樣的“新史學”，就像漢代以“新”為時髦，什麼都喜歡加上個“新”字，“新”是現代化的意思，卓別林的電影把它叫做“摩登時代”），固然是借西學引入的“新概念”，但研究基礎是中國自己的“新發現”。其學凡歷四變。1900— 1911年，是“五大發現”為世人矚目的時期。但當時，以學而言，還只有“羅”，沒有“王”，王國維盡棄前學，轉向古史研究，是始於辛亥東渡。這是第一變。然後，1911—1927年，才是“羅王之學”和《古史辨》先後問世的時期。“羅王之學”是清室遜位的產物，《古史辨》是五四運動的產物，兩者都是應運而生。羅、王政治思想雖舊，所用材料則新；顧頡剛政治思想雖新，所用材料則舊。前者側重銘刻史料，後者側重文獻史料，都是轉變時期的產物。但當時，還沒有考古研究。這是第二變。再下來，1927—1937年，是國共兩黨“新史學”問世的時期。1927年的史語所成立，1928年的郭沫若東渡，是標誌性事件。期間，史料學的開拓，新學科的創立，在於中央研究院的十五次發掘。中研院的史語所，“史”是以西方的考古學改造中國的經史之學，“語”是以西方的比較語言學改造中國的小學和考據方法。這是它之所謂“新”。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新”，則是引入唯物史觀和社會演進學說，用這類方法重建中國歷史，立場觀點完全不同，但它也關注考古發現和銘刻史料，史料學的基礎其實差不多。考古學的引入，其重要性在於，它增加了“第三重史證”。這是第三變。再下來，1937— 1945年，1945—1949年，都是戰爭時期，沒有大變化。關鍵一變是1949年。因為，我們都知道，1949年以前，中國雖有考古發掘，但主要限於新石器時代和商代，其他時段的發現，幾乎都是來自探險、盜掘和地面調查。1949年後，史語所遷台，只能整理過去的發掘資料和在台灣做原住民考古，中國考古的重鎮在大陸，考古的“當朝”和“在野”，彼此換了位。這第四變是天崩地裂。它在台海之間劃了一條線，在世紀當中劃了一條線。20世紀的后50年，考古學突飛猛進，在廣度和深度上，要遠遠超過前50年。比如，西周和東周，秦代和兩漢，幾乎可以說，已是全新的領域；戰國文字研究、出土古書研究，都是50年代以來的新學問。雖然簡牘發現很早，“五大發現”中的第二項和第五項，都和它有關。但前50年，主要發現是文書；后50年，才有大批古書出土。特別是近 30年，它的發展特別快。我們應該明白，簡帛古書的研究，完全是一門新學問。當年，王國維寫《古史新證》，他的“二重史證”，地下史料完全是銘刻，只有甲骨文和金文，沒有簡帛，更沒有地下發現的古書。研究早期中國，無論國內還是國外，過去，大家看重的主要是甲骨文和金文。學者都是拿甲骨文當“商代史料”，金文當“西周史料”。這是前50年的史料給我們造成的格局。雖然到今天，托考古之福，我們對商代、西周的知識比以前有很大提高，但認真講，這種研究還是粗活，沒法和戰國秦漢相比，社會史的研究，學術史的研究，都是勉為其難。簡帛發現，包括文書和古書，過去重視不夠。其實，文書是研究早期社會史的史料，古書是研究早期學術史的史料。它們提供的信息雖晚，但重要性一點不差，其實是史料的主體。特別是寫學術史，出土古書才是第一手資料。它所涉及的圖書種類，各個方面都有標本，支點性的東西已經大致齊全。我們甚至可以說，有志改寫中國學術史者，此其時也。現在不寫，更待何時。

第二，過去我們讀的古書，主要是傳世古書，宋以來的古書，近代多了一點，是敦煌發現的古書（參看本講附錄）。簡帛古書的發現，不僅是數量的補充，品種的補充，文本年代的提前，個別字句的修正。在我看來，更重要的是，它使我們對古書，年代最早的古書，開始有了直接的感受，可以從中歸納很多一般性的原理，對古書的創作、古書的構成、古書的閱讀、古書的解釋、古書的選取和淘汰、古書的傳播和保存，開始有了比較深入的理解。特別是對圖書分類，與之有關的知識體系和知識結構，改變尤大。因為過去的圖書分類，甲乙部目之中，歷史漏斗之下，有意識形態存焉，很多藏匿掩蓋、竄改歪曲，以及後來居上、冠履倒置，在所難免。比如，《漢志》六類，“尊經抑子”；《隋志》四部，“尊學抑術”，就是導向性的東西。這種結構一定，很多想法也就固定下來。其後果是閱讀趣味的偏廢，大家只讀一半書或只讀一種書，“有學無術”（只讀六藝、諸子、詩賦，不讀兵書、數術、方技）或“不學無術”（只讀經書，不讀諸子、詩賦和其他書），無異焚書坑儒。這個歷史包袱太沉重。近代以來，學者喜歡說“中國之道德文章將大行於天下”（如王國維先生，還有很多文化保守主義者，他們都有這種論調），但畢竟技不如人，氣不如人，連從前的崇拜者，如日本、朝鮮，都白眼相向，看不起我們。這不僅是近代歷史的嘲諷，也是早期歷史的恥辱。簡帛古書的發現，它有一個作用，就是可以幫助我們，對倒讀的歷史倒讀，把很多壓在下面的東西翻到上面來（考古的地層關係和發掘程序正符合這一邏輯）。這本身就是革命。還有，像對《禮》大小戴記和“七十子”的看法，像對《老子》和先秦道家的看法，很多具體認識，和以前也是大不一樣。

第三，簡帛發現的另一個意義是，它對近百年的學術思想是一個巨大衝擊。因為我們都知道，近百年的學術史，是舊學不舊，新學不新，所有學問，不管個人的態度向背，都是“古今中外一鍋粥”，陣腳大亂。王國維倡言“學不分古今中外”，當然很有胸襟，但從當時的形勢看，從當時的心理看，實在是無奈。因為，它的背後有很多激烈衝突（今天也一樣），“古”與“今”、“中”與“外”，總是陷於二元對立：後者對前者有優越感，前者對後者不服氣，“古今中外擺不平”。其實，這些在“現代一言堂”里沒法對話的事，如果放到古代，反而易於溝通，不僅古人和今人易於溝通，中國和外國也易於溝通。我們甚至可以這麼說，它對雙方，都是必要的校正（而且是從根子上的校正）。比如，中國和西方，雙方的政教結構不一樣，有根本不同，但西方的“教皇”對理解中國的“皇帝”有幫助，中國的“皇帝”對理解西方的“教皇”也有幫助。互相比較，彼此的理解都會加深，既看到其人心同理的起點相似，又看到其分道揚鑣的選擇不同。簡帛古書，表面看，只對研究“古”、“中”有用，對研究“今”、“外”無用，但實際上，它對整我們對“古今中外”的看法有幫助，對於調整我們的心理結構有幫助。因為，這種返本溯源的探討，對中外雙方都是解毒劑。它對恢復“古今中外”的平等對話，對重建有中國自信的世界眼光有革命意義。

我們這門課，題目叫“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目的是想幫助同學，開發資源，開拓想像。為了講述的方便，我想把這門課程的題目解釋一下，把咱們討論的範圍介紹一下。

（一）“簡帛古書”的考古內涵和考古意義

我們人，或多或少都有點“忘本”，現代人，特別是身處現代化漩渦的中國人，更是如此。他們對古代的優越感很大，動不動就講同傳統決裂，同它劃清界線。比如 80年代，這個氣氛就很濃，而且完全是一邊倒。現在，對多數人來說，新舊視如水火的二元化思維也還是壓倒一切。大家都說，這個界線是理所當然。其實這個界線是划不了的。我記得，很多年前，有個電視劇，叫“尋找回來的世界”，內容是講少年犯的改造，題目很有意思。我們研究歷史也有這種心情，就是總想把已經失去的世界再找回來。陳子昂登幽州台，發思古之幽情，因為“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眼淚刷刷往下掉。古人死掉了，沒有錄音機，沒有錄像機，怎麼辦？碰到這類問題，考古的作用就顯出來了。因為它能把“古”、“今”的距離縮小，把它們一下子拉到一塊，讓我們重見古代，觸摸古代，作用就像科幻小說講的“時空隧道”。

考古和歷史的關係很微妙。歷史如大浪淘沙，有些東西沖走了，有些東西留下來（我們研究的都是“歷史碎片”）。我們用剩下的東西研究丟掉的東西，很難，有如憑蛛絲馬跡破無頭公案，故事層出不窮。美國電視有一種節目，叫“mystery”，就是講這類“疑案”和“懸案”，國內的流行說法是“謎團”。西方的很多考古文物展也喜歡用這個詞。比如前幾年，不列顛博物館舉辦過一個中國出土文物展，名字叫“中國古代之謎”（Mysteries of Ancient China），它所謂的“謎”也是這個詞。這個展覽，《泰晤士報》是贊助者。它的主編給圖錄作序，說它不僅展現了中國遠古時代的豐富多彩，還讓人們在綿延不絕的中國文明背後可以窺見其“深藏的靈魂”。探索中國文明背後“深藏的靈魂”，這是考古學家視為畏途的神秘領域，也是他們心嚮往之的最高境界。歷史是“疑案”或“謎團”，考古是破案和解謎的手段，它使歷史成為一門開放的學問。王國維說“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於新發現”，用新材料做新學問，常做常新，可以有大成就，也容易犯大錯誤（而且錯誤和成就是與時俱進）。在這個領域中，誰也別想“功德圓滿”，誰也別想當“學術霸王”，我看考古學偉大就偉大在這裡。

考古發現的世界是“尋找回來的世界”。過去我們講王國維了不起，總是說他發明了一個“二重證據法”，把考古引進了歷史研究，大家一點都不懷疑。後來，讀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教授的文章，我才發現，這個講法並不正確。因為王國維講的“二重證據法”，所謂“紙上之史料”是指《詩》、《書》等古書；“地下之材料”是指殷墟甲骨和商周金文。即使時間擴大一點，再加上西域漢簡、敦煌卷子，其研究也還是以文字為中心。這些發現基本上都是非發掘品，或者雖經發掘（如斯坦因發掘的西域漢簡），也不是從考古學的角度去研究。它和後來的考古發掘有緣，但嚴格講，還是屬於金石學的範圍，只能叫“新金石學”，還不是“真考古學”。後來的考古學，其實是外來的學問。它提供的是又一種證據，即第三重證據。

從考古學的眼光看出土古書，出土古書只是出土文字的一部分，出土文字只是古代遺物的一部分，古代遺物只是古代遺址的一部分，在考古學的知識系統中，它的重要性並不一定比其他出土物更大，時間也比較晚和比較短。這點考古系的同學都知道。但對中文系、歷史系和哲學系的同學來說，情況可不太一樣。因為我們這些系都是以文字材料為主。在文字材料中，這些古書，它們出現的時間比較早，涉及的範圍比較廣，地位很突出。如果我們把古書的發展比作一條龍，那麼戰國秦漢的簡帛古書就是“龍頭”，魏晉隋唐的紙本古書就是“龍身”，宋元以來刻版印刷的古書就是“龍尾”（參附錄）。過去我們的知識非常可憐，看見的只是“龍尾巴”。前人也知道“龍腦袋”和“龍身子”還藏在雲裡頭，但在沒有考古發現的情況下，只能靠古書的引文（包括佚文）。例如清代學術的最大貢獻之一就是搜輯古書引文，並利用它們考訂傳世古書。出土發現使古書變成了一門新學問，既救活了以版本為依託的傳世古書，也救活了這些古書中的早期引文和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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