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豆生南國

《鄉》：巷弄，鄉娥輾轉城市鄉村，論鍾，節鄉，踏歡騰。速融城市，歸鄉村。娥眾，投宿爺爺娥久違舒。爺爺叱吒雲，曾膠廠廠，陷三角債中，差點深陷囹圄，晚年雖不富裕，但也到了兒女反哺的時節，生活過得不至拮据，月娥的加入也為其安然無虞的生活平添了色彩。月娥在爺爺家養了一隻通體雪白、耳朵異色的貓，月娥喚她“爹一隻娘一隻”，月娥疼愛這隻貓，所以當爺爺得了濕症和哮喘時，爺爺女兒執意要把貓送給河南人時，月娥據理力爭，留下了這隻貓。在月娥節前返鄉前最後一次帶著同鄉們和爺爺聚會，她和這些同鄉們一樣，已非當年剛從鄉下來的、兩手空空、每一分錢都得捏出油地攢的“異鄉人”。小說結尾，月娥帶著“爹一隻娘一隻”回到農村。

《紅豆南》：幼貧，“百番薯絲”換養。養六偷渡南洋尋養，落腳香港島。艱苦，養濃烈粗暴，養供讀育，，娶妻，，跟二致。未片刻穩踏歸屬。雲激蕩五六棲遑紀末，香港童青春；歷運、戀、婚姻、喪、離異、尋系列浮沉，晃。忐忑、猶疑、恩養恩孰孰抉擇，思細密，，懷抱濃，予敢收，思。逐般旅，寶島台灣南端墾丁，看見了叢叢簇簇的紅豆，俗稱“相思豆”。心驚之餘，有如大夢初醒。

《，，南》：陳玉潔徐棠，萍逢共線：途徑移柏林、至紐約、至加州——她們的人生與情愛也隨著時間和地理的變遷推演起伏。

2016年年中，王安憶受邀去紐約訪學半年，沒有日常瑣事打擾的日子裡，她寫出了《紅豆生南國》和《鄉關處處》，同時構思了《向西，向西，向南》，回國後於2016年10月27日完稿於上海。《紅豆生南國》是王安憶自20世紀90年代初寫作並出版《香港的情與愛》后，又一次寫發生在香港的故事，她稱創作初衷是“為了寫一寫人世間的一種情”。

他：《紅豆生南國》中人物。他是養母用“三百斤番薯絲”買來的，這“三百斤番薯絲”的價值令他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耿耿於懷，直到他和養母要一起去菲律賓尋找養父時，大船擱淺，他差點丟掉性命。而這一次劫後餘生也冥冥之中將這對母子徹底帶去了異鄉——香港島。他在異鄉慢慢長大，讀愛國學校，偏愛戴望舒、徐志摩，還有林徽因，也愛香港氤氳集散的天空。在這裡，他認識了妻子，也組建了家庭，雖然這段婚姻在阿姆去世后最終瓦解，但夫妻二人並非形同陌路，也都在尋找著複合的可能，卻也更願意遵從內心選擇。也許是沒有了家庭牽絆，也許是中國人認祖歸宗的傳統不自覺地膨脹，他選擇回歸閩南故里找尋生母。

月娥：《鄉關處處》中人物。月娥是一個從紹興農村到上海的外來打工者，在班車上，她惦念著留守在家的丈夫五叔和兒子、媳婦，想到了極遠的終了，還是要回來面對現實，對即將開始的上海的異鄉生活仍存在著衣食住行的多方焦慮。在上海，月娥盡其所能地跟上此處的快節奏，與時間賽跑，輾轉多個主雇家，給“外國女婿”一家做保姆，在商場做保潔，幫同鄉頂工。許多東家的形貌都在輾轉中日漸模糊，只有投宿的爺爺一家讓月娥感到了久違的舒心。

徐美棠：《向西，向西，向南》中人物。在紐約經營中餐館，她的“准丈夫”福建人得了重病需要換肝。小說結尾，她和陳玉潔在在美國西部的南岸加州聖迭戈以南，共同經營了一個餐館，生意還算紅火。

陳玉潔：《向西，向西，向南》中人物。陳玉潔是一家外貿公司的公關經理，因工作的緣故在上海與漢堡兩地往來頻繁。二十年前，迫使陳玉潔和丈夫脫離體制自主創業的動因是住房局促，後來她和丈夫的事業在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夾縫中左右逢源，賺了錢，買了高檔社區的商品房，因為女兒高中畢業，要去美國讀大學。在女兒的慫恿下，陳玉潔準備在美國買房，在美國穩定下來，沒想到丈夫的背叛讓一切變成了白日夢。

《紅豆生南國》講述了男主人公自移入香港之後所展開的人生歷程。在這部小說里，王安憶在延續自身重於描寫個體經驗和日常生活創作觀念的同時，不再局限於對男女情愛的表現，而是從人與人的實際關係中抽出了一個超越於愛情、親情等情感形式之上的詞語，即恩情，以此表達出她對世態人情的理性思考和對倫常的再解讀。小說在主體層面上說的便是人與人之間所存的“施恩和報恩”的關係，“我”的大半個人生就陷入了應對種種恩情的境遇中：養母之恩，生母之恩，妻子之恩以及其他女性所給的愛情之恩，並時刻想著報恩，懷著感激的態度對待一切人事。“恩情”是王安憶對於人與人之間，甚至人與世界之間的關係的解讀。

“情與愛”作為香港的城市精神一直漂浮於王安憶對香港的寫作中，《紅豆生南國》中，王安憶不僅視“情與愛”為“香港”的精神內涵，還將之擴展為一種超越具體情感形式的“有情”屬性，與“我”的性格內容有了契合點。“我”的“有情”恰恰是“香港”這座城市於市井層面中有情有義的體現。另一種是二者都形成了“離鄉——歸鄉”的命運結構：被賣的“我”跟隨著阿姆離開內地進入香港，後來又從香港回到了內地尋找生家，“香港”也同樣走過了因被侵佔而離開故土后又“九七回歸”的歷程。如果說，文藝報刊上開闢的“故鄉情”一欄寄託著“我”自身所懷有的“離鄉和歸鄉”情感，那麼，這種“故鄉情”實質上不僅僅是“我”的情感，還是香港人的，是香港這個城市的。進而言之，“我”和“香港”也共同面臨著自我身份認同的問題。這源於精神內涵和歷史命運方面的同構性使得“我”的命運和心理不再具有純粹的獨立性，而是變成了對一座城市的鏡像式演繹，進而造成的結果是小說在寫“我”的人生歷程時常會發生“越界”，使得原本作為歷史背景存在的“香港”變得異常凸顯，從而“溢出”成為了文本的書寫對象與意義所指。

《向西，向西，向南》中，陳玉潔、徐美棠在域外萍水相逢，“向西，向西，向南”是她們一路遷徙的人生路線，她們在“異鄉”回望“原鄉”，“原鄉”的根捆綁著兩個在“異鄉”掙扎的靈魂，鄉愁被轉換為因積極尋求更好的生存空間而產生的情感支撐。兩個人在“異鄉”的自我救贖與自我實現，最終實現了對“異鄉”由對峙到認同的情感過渡。《鄉關處處》則將鏡頭探入王安憶熟悉的上海巷弄，以小人物月娥波瀾不驚的生活照見城市與鄉村的對峙融合。

王安憶在該小說集中，以極其細膩、平緩的基調呈現出“原鄉”與“異鄉”的具體圖景，藉助“原鄉”與“異鄉”的雙重視閾，關注徘徊於“原鄉”與“異鄉”之間的都市移民個體的生存現狀與精神世界。小說集中“原鄉”與“異鄉”的一種打破二元對立的、和解的、良性的交流，是一種從對峙走向融合的認同關係。最初的對峙來自於人們初到“異鄉”的物質局促與精神困頓，而作者並未將筆觸停留在這種困境之中，而是在“異鄉”感受到挫敗和艱難時依舊能夠堅強地走下去，最終能夠在積極地與“原鄉”融合時，坦然回望“原鄉”的嶄新姿態，在“異鄉”落地生根，以理性開放的文化身份找尋到了“原鄉”與“異鄉”交匯的最佳著力點。

《鄉關處處》描寫了保姆月娥，實際上，鐘點工、保姆和護工已經構成了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當代小說對他們的描寫數量不多，方式和結論也就幾種。王安憶的描寫，既是單個獨特的人的刻畫，又是為這個人所處的社會結構賦形，難得的是，這兩種動機在小說里互相成全和生髮，而不是互相貶損。小說涉及種種社會問題，如鄉村的“空心化”，然而月娥的活力、耐力和樸素識見本身是自鄉土中長出，也正是這種活力、耐力和樸素識見，填充進了城市，對城市的運轉至關重要，由此也使鄉土和城市建立起新的關係。在月娥們的現實中，上海符號化的存在變得不再重要，它就是一個通過千千萬萬的勞動者的遷徙而成就了的空間。令人感動的是，無名者的“生計”同時也創造出了他們自身的個性與面貌，一種真正的人物的個性自由因此而誕生。

“香港”這一元素在《紅豆生南國》里的重要性遠遠高於一般情況下的城市書寫，因為它在成為人物活動背景的同時也成為了小說的寫作對象，雙重角色使它獲得了一種可超越於人物而獨立生成意義的地位。此時，這裡的“香港”便類似於《香港的情與愛》《長恨歌》里的“香港”和“上海”。換言之，《紅豆生南國》對城市的想象既抓住了香港城市的精神實質，又將城市的歷史轉化為人物的命運，從而以人物的“有情”人生實現了對“香港是有情的”這一定義的詮釋，以人的命運遭際和心理變動推展開了“香港”回歸前後的歷史及其精神世界。

《人民日報》：初讀這幾部新作，書頁里凸現的依舊是人們熟悉的王安憶綿密從容的風格，其文筆精緻老到，幾入化境。她拋棄了冗長、重床疊架的歐式語句，多用平易樸實的短句，圓熟中透出樸拙，使全篇增添了幾分古典白話小說的神韻氣象。昔日杜甫評價庾信的詩句“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用在她身上也是合適的。

《華商報》：王安憶在《紅豆生南國》中，用她的文字，帶讀者重新發現人性中的善良和溫情。

王安憶，1954年出生於江蘇南京。1969年初中畢業，1970年赴安徽插隊，1972年考入江蘇省徐州地區文工團，1978年調回上海，在《兒童時代》社任編輯。1987年進上海作家協會任專業作家，2004年調入復旦大學任中文系教授。著有小說集《眾聲喧嘩》《雨，沙沙沙》《尾聲》《流逝》《小鮑庄》，長篇小說《69屆初中生》《黃河故道人》《流水三十章》《父系和母系的神話》《長恨歌》，散文集《蒲公英》《仙緣與塵緣》等。其中《本次列車終點》獲1982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流逝》和《小鮑庄》分獲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長恨歌》獲“第五屆茅盾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