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夕

林夕，真名楊成愷，林夕為其筆名，1941年生，山東招遠市人。1981年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系，獲碩士學位。1981年起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任至研究員。學術活動範圍廣泛，在語言學理論、漢語語法、文學藝術、目錄版本、古籍整理等領域都有著述發表。尤為傾心中國古文獻收藏和研究，現為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其語言學師從著名語言學家呂叔湘先生，主要著作有《漢語語法理論研究》，主持編寫《社會科學新方法大系（語言學和符號學部分）》，發表語言學論文五十餘篇，並主持過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現代漢語話語關聯》和中國社會科學院重點科研項目。

在文獻學（即目錄版本、古籍整理）領域，主編《新世紀萬有文庫·傳統書系》（遼寧教育出版社）、《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彙刊》（商務印書館，2005）。其單篇論文尚未結集，重要的有《明寒山趙氏小宛堂刻〈玉台新詠〉真偽考實》（《藏書家》創刊號）等

關於《新世紀萬有文庫·傳統書系》

“所有的人都只看到筐里有爛蘋果，並沒有看清楚其他的蘋果爛不爛，而正是那幾個爛蘋果壞了一筐蘋果的名聲。”三大操盤手之一楊成凱語重心長地說。他負責萬有文庫的古籍部分，而古籍部分遭到的批評也是最嚴厲的。眾所周知，文庫的傳統部分令楊成凱等專家引為驕傲的是版本的珍貴，包含一些人間孤本，有些本子更是湮沒多年無人知曉的秘本。

這種情況在集部和子部最多，用珍善本校勘，這是傳統部分最突出的特點，如《天機餘錦》使用的是台北藏明抄孤本。《花間集》以海源閣藏宋本校過，發現四印齋所謂影宋刻本並非實錄，特別是宋本首尾缺頁，抄補頁似出自明刻朱墨本，這才知道李一氓整理本所倚重的所謂宋本，其實上了四印齋本的當。

楊成凱說起版本流傳舊事，娓娓道來，像講一段傳奇。《尊前集》據明萬曆顧梧芳刻本校，此前盡人皆知有顧本，卻無人知其下落，今日所知古本不過明抄本若干種而已，刻本則僅毛氏汲古閣一種。楊成凱早已認定北圖善本書目著錄的明刻殘本就是顧本，但是沒有想到，校點者在校點同時作國圖編目，突然發現國圖新收殘本與館藏殘本合在一起，正是一部完整的顧本。“適為兩析之舊本，豐城劍合，洵屬詞界幸事，”楊成凱說。此本即毛刻重出之本，可校毛本諸多訛誤。僅顧氏所撰之引言，毛刻即有大誤多處。近今詞家從毛本轉引，文義背謬，輾轉不得其解，核之原書，則文從字順。而且此本即為王國維當年所見之書，附有手跋，原為羅氏大雲書庫舊物，下冊先出，歸長樂鄭氏。上冊后出，幸得璧合。王氏墨筆跋語今亦抄出，附印書後，為學術研究提供了罕見的版本。

文庫古籍對於古代學者專著的整理出版也常被人稱道。傅璇琮指出，陳子龍是明末雲間學派一代宗師，他的作品對明末清初文學創作的發展方向有很大影響。可惜他抗清殉難後作品散佚無存，到清嘉慶年間王昶輯印全集時，已經慨嘆有些集子不能見到。文庫出版的《雲間三子新詩合稿》、《幽蘭草》、《唱和詩餘》就包括王昶編刻全集未能見到的作品。特別是陳子龍的詞開風氣之先，對清初詞學興起有很大影響，《幽蘭草》中包含他明末時期的重要詞作，《唱和詩餘》中更有他殉難前的慷慨悲歌，長期以來研究者見不到原書，文庫編者從國圖抄出《唱和詩餘》，這也是《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的孤本，同時收入《文庫》。如今文庫校點本根據秘藏各地的原刻本重印，使讀者可以看到這些三百多年未曾重印的珍本秘籍的真面目，對學術研究很有裨益。

《程氏續考古編》宋以後未見傳刻，從《四庫》以來相傳已佚，今據僅存之明抄本校印，使湮沒幾百年之名著得以重現人間。而《程氏考古編》雖有刻本，但佳本並不多見，而且多年來未出版校點之本。《古今詩餘醉》前面有五篇序，求之上圖、北大等幾部藏本仍不足，最後托台灣學者用台北故宮藏本傳真補足；明清之際奇女子李因的《竹笑軒吟草》，第三集遍覓不獲，承黃裳先生慨借藏本，始得配齊全書，所知僅有此本，讀者受益匪淺。

輾轉尋覓珍本秘籍的甘苦，經常跟公私藏家打交道的人不難體會，有些書只能出重金託人抄錄，或者花時間到圖書館校勘，出版社和編纂者都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不知道的人可能不當一回事。

讀者對於文庫最集中的意見在於“校點差錯”。楊成凱說，魯迅先生當年就說過“吃爛蘋果總勝無”這樣的話，文庫古籍畢竟出版了許多罕見的好書，從目錄版本學角度認真考量一下，就可以看到《文庫》一些書的價值不能忽視，不能人云亦云，連洗澡水帶孩子一起潑掉。“校點差錯”僅僅是個別問題，畢竟出版社為校對工作盡了心力，付印前都請作者復校。很多作者對於古籍的勘校傾注了大量的心血，有的書作者不放心，不僅自己校過，而且不止校了一次，甚至還有作者親自監督排版製作的。像黃永年先生的校點書稿都是親筆書寫，並不是由他人捉刀。“可見作者之中還有很愛惜羽毛的，白紙黑字，哪個是好蘋果，哪個不是好蘋果，總會水落石出的。”楊成凱感嘆道。

針對有讀者指出文庫是“印古書而古書亡”的說法，楊成凱表示，這是清代個別人說明代印書的話，因為明代刻書有些亂改亂刪的情況。但是這話不對，明代大多數刻書都是認真的，今天傳統文化得以傳承和發展，明人刻書功不可沒。許多書要不是明代刻印出來，今天恐怕已經隻字不存了。即使有錯字，總比隻字不存好。張之洞在《輶軒語》中說：“明刻叢書極為粗率，脫誤固然，其專輒刪改，最為大害。然不聞陶淵明語雲‘慰情聊勝無’耶？”印古書最難討好，因為古書的讀者相對要少，而且各出版社都在印，已經鋪天蓋地了，不像近代、國外書系那樣少見。再印只能在善本秘籍上下功夫，《文庫》的古書都據善本校印，附有校記，只要看看參校的版本，不難發現，有許多是各圖書館珍藏的秘本，不要說一般讀者，就是專業學者也很難看到。

像《文庫》出版的詞集，學者就曾撰文予以好評。即使看起來很普通的書，如《書林清話》，到處翻印，現在有五六家出版，但是迄今為止，只有《文庫》附有日本學者長澤先生的校記。再如《癸巳存稿》似乎也很普通，但是《文庫》本據上海、北京兩處抄本校補，補充了不少此前未發表的資料。不過這些事情需要行家裡手親自翻閱一遍才能發現，沒有目錄版本學的造詣，粗粗一翻，或者人云亦云，就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