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戴維·梭羅

1817年7月12日生於州馬薩諸塞的康科德鎮，父為約翰‧梭羅；母為辛西婭‧梭羅。

1828-1833康科德專校。

1833-1837哈佛大學。

1837公立康科德中央中學教員。

1838-1841與其兄約翰共同管理康科德的一所私立學校。

1840詩與散文發表於《日晷》。

1841年起他不再教書而轉為寫作。

1842其兄約翰突然死於破傷風。出版《馬薩諸塞州自然史》。

1843出版《步向瓦修賽特》與《冬日的散步》；於紐約州的史塔騰擔任愛默生子女家教。

1848開始專業講座生涯；出版《克特登與緬因森林》。

1849出版《康科德與梅里馬克河上的一周》與發表《論公民的抗爭》；游鱈魚角；其姊妹海倫死於結核病。

1853游緬因森林；發表部分的《加拿大的美國北佬》。

1854出版《瓦爾登湖》；發表《馬薩諸塞州的奴隸制度》。

1855發表部分《鱈魚角》；游鱈魚角。

1857游鱈魚角與緬因州森林；發表《奇松庫克》。

1859父親約翰過世；發表《為布朗請願》。

1860年9月20日在米鐸薩克司農學會講《森林喬木的演替》。於12月最後一次演講《秋之色調》（在康乃狄克州的瓦特博里）並起草《野生果子》一文。

在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支持下，梭羅在康科德住下並開始了他的超驗主義實踐。這時期，梭羅放棄詩歌創作而開始撰寫隨筆，起先給超驗主義刊物《日晷》（Dial）寫稿，之後各地的報紙雜誌上都有他的文章問世。他在文學上是一個打破偶像崇拜的人。他難得感謝大學給他的益處，也很看不起大學，然而他實在得益於大學不淺。他離開大學以後，就和他的哥哥一同在一個私立學校里教書，不久就脫離了。他父親製造鉛筆，亨利有一個時期也研究這行手藝，他相信他能夠造出一種鉛筆，比當時通用得更好。他完成他的實驗之後，將他的作品展覽給波士頓的化學家與藝術家看，取得他們的證書，保證它的優秀品質，與最好的倫敦出品相等，此後他就滿足地回家去了。他的朋友們向他道賀，因為他辟出了一條致富之道。但是他回答說，他以後再也不製造鉛筆了。“我為什麼要製造鉛筆呢？我已經做過一次的事情我決不再做。”

梭羅重新繼續他的漫長的散步與各種各樣的研究，每天都對於自然界有些新的認識，不過他從未說到動物學或是植物學，因為他對於自然界的事實雖然好學不倦，對於專門科學與文字上的科學並沒有好奇心。在這時候他是一個強壯健康的青年，剛從大學里出來，他所有的友伴都在選擇他們的職業，或是急於要開始擔任某種報酬豐厚的職務，當然他也不免要想到這同一個問題；他這種能夠抗拒一切通常的道路，保存他孤獨自由的決心，實在是難得的——這需要付出極大的代價，辜負他的家人期望!

因為他完全正直，他要自己絕對自主，也要每一個人都絕對自主，所以他的處境只有更艱難。但是梭羅從來沒有躊躇。他是一個天生的倡議議者。他不肯為了狹窄的技藝或是職業而放棄他在追求和行動上的大志，他的目標是一種更廣博的使命，一種藝術，能使我們好好地生活。如果他蔑視而且公然反抗別人的意見，那只是因為他一心一意要使他的行為與他自己的信仰協調。他從來不懶惰或是任性，他需要錢的時候，情願做些與他性情相近的體力勞動來賺錢——如造一隻小船或是一道籬笆，種植、接枝、測量，或是別的短期工作——而不願長期地受雇。他有吃苦耐勞的習慣，生活上的需要又很少，又精通森林裡的知識，算術又非常好，他在世界上任何地域都可以謀生。他可以比別人費較少的功夫來供給他的需要。所以他可以保證有閑暇的時間。

他對於測量有一種天然的技巧，由於他的數學知識，並且他有一種習慣，總想深知他認為有興趣的物件的大小與距離，樹的大小，池塘與河流的深廣，山的高度，與他最愛的幾個峰頂的天際的距離——再加上他對於康科德附近地域知道得非常詳細，所以他漸漸地成了個土地測量員。對於他，這職業有一個優點：它不斷地將他領到新的幽僻的地方，能夠幫助他研究自然界。他在這工作中的技巧與計算的精確，很快地贏得人們的讚許，他從來不愁找不到事做。他可以很容易地解決關於土地測量的那些難題；但是他每天被較嚴重的問題困擾著——他勇敢地面對這些問題。他質問每一種風俗習慣，他想把他的一切行為都安放在一個理想的基礎上。

他是一個極端的新教徒，很少有人像他這樣，生平放棄這樣多的東西。他沒有學習任何職業；他沒有結過婚；他獨自一人居住；他從來不去教堂；他從來不選舉；他拒絕向政府納稅；他不吃肉，他不喝酒，他從來沒吸過煙；他雖然是個自然學家，從來不使用步槍或是槍。他寧願做思想上與肉體上的獨身漢——為他自己著想，這無疑是聰明的選擇、他沒有致富的才能，他知道怎樣能夠貧窮而絕對不污穢或是粗鄙。也許他逐漸採取了他這種生活方式，而事先自己也不大知道，但是事後他智慧地贊成這種生活。

他於1847年9月6日離開瓦爾登湖，重新和住在康科德城的他的朋友兼導師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一家生活在一起。他決定研究自然史，純是出於天性。

代表作《瓦爾登湖》

《瓦爾登湖》是19世紀美國作家梭羅的一部文學名作。作為他的主要著作之一，《瓦爾登湖》是梭羅在瓦登湖林中二年零二個月又二天的生活和思想紀錄。這是一本清新、健康、引人向上的書，它向世人揭示了作者在回歸自然的生活實驗中所發現的人生真諦--如果一個人能滿足於基本的生活所需，其實便可以更從容、更充實地享受人生。

鑒於他的第一部書《康科德和梅里馬克河上的一周》的失敗，這一次他格外慎重，沒有倉促出版而是靜下心來重新寫作，使之更加完美。在此後的五年裡，他一次又一次地反覆修改、補充、完善，有時為了使內容更加和諧統一，甚至將整個段落改動。在《瓦爾登湖》一書中，有許多篇幅是關於動物和植物的觀察記錄。梭羅在這裡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觀察鳥類、動物、花草和樹木的變化，以致於使其同時代的人物將此書理解成一本有關自然的文獻，而忽略了其中關於哲學的內容。其實，梭羅的貢獻是建立在這兩方面之上的。

在自然觀察方面，他之前已經有諸如吉伯特·懷特（Gibert White）和詹姆斯·奧杜邦（John James Audubon）等人的自然著作問世。但是只有當梭羅的著作出版后，大家承認他才是自然隨筆的創始者。在他之前描寫自然界的作品，只是以“書信”、“插敘”和“雜誌文章”的形式出現，報道他們對於自然界的發現。是梭羅使自然散文獨立門戶，賦予了它新的概念。如果我們把梭羅在《瓦爾登湖》中關於鳥的段落與奧杜邦的《美國的鳥類》一書加以比較，不難發現奧杜邦的書僅僅是科學報告，而梭羅的文章則是關於自然的藝術創作。把關於自然的觀察與體驗詳細地記錄下來，並賦予通俗的哲學意義，這是梭羅的書真實可愛之處。梭羅積極倡導一種生活觀念，一種與現代物質生活日益豐富對立的簡樸的生活方式，他堪稱超驗主義的實踐家。

《瓦爾登湖》是一門獨特的藝術，它是美國現代文學中散文作品最早的典範之一。與其同時代的偉大作家們相比，此書的風格獨特甚至比霍桑、梅爾維爾和愛默生這些天才作家們更富於20世紀散文的氣息。這一特點具體體現於它的句子平鋪直敘（straightforward），簡潔（concise）和有觀點（tothepoint），完全不像維多利亞中期散文那樣散漫、用詞精細、矯情和具體，也沒有朦朧和抽象的氣息。通過閱讀此書，我們會驚奇地發現這本寫於19世紀的作品與海明威、亨利·詹姆斯等人的作品風格十分接近，只不過梭羅的風格更顯得豐富而已。

梭羅是一個有責任感的社會批評家，他的目的是揭露時代的弊端。指出人們自己正將生活變得越來越複雜，最終會導致生命的衰落。相對來講，原始社會的人類生活較之現代更加幸福和充實。有的讀者往往對梭羅有錯誤的印象，即他只是一個復古主義者，主張返樸歸真回歸自然，放棄現代文明。可是我們應該注意到梭羅在瓦爾登湖邊的林中獨自生活了僅僅兩年多一點的時間，這隻占他生命的百分之五的光陰。而且在這段時間裡，來來往往的訪客從未間斷。他自己也經常到村裡探望家人和朋友。更重要的是，當他離開瓦爾登以後，還曾一再反對別人模仿他的行為。用他的話說他自己之所以到瓦爾登湖生活了一段時間，那完全是他個人的志趣愛好。如果說一個人嚮往簡樸的生活，只要心誠，在哪兒都可以做得到，無論是在紐約、倫敦、孟買或東京。心中有“瓦爾登”我們的生活將會變得更有意義、更有目的、更加幸福，這才是“瓦爾登”的真諦。梭羅本人回到康科德後繼續過著簡樸的生活，從事寫作直至去世。

對現代科技文明給人們帶來的物質享受，梭羅並不排斥，他只是批評我們沒有很好地利用它，“弄巧成拙”（improved means unimproved ends），他這樣評價。“我們接通了越洋的電纜，卻用它詢問阿德萊德王妃（Princess Adelaide）是否得了咳喘，並未用它交流人類的思想。我們建成了鐵路，卻坐著它去城裡消磨時光。”從這點上看，梭羅對社會的意義並非僅僅在於批判，而更在於指導。對社會中存在的問題他會毫不猶豫地揭露，同時也負責任地指出解決問題的方法。如果我們發現自己根本無法抵禦今天這個紛繁複雜的物質世界的引誘，那麼最好的辦法就是“Simplify，simplify，simplify.”（簡樸，簡樸，簡樸。）這是梭羅的口頭禪。客觀世界和人類社會是複雜的，但我們的知識使我們能夠選擇一種正確的生活方式，而且有足夠的勇氣將其他多餘的東西摒棄，全然不顧同時代人如何對我們指手畫腳。

梭羅短暫的一生中，他試圖鼓勵人們要簡化生活，將時間騰出來來深入生命，品味人生。他通過自己的生活實驗，告訴世人不要被紛繁複雜的生活所迷惑，從而失去了生活的方向和意義。他認為：假如人們能過宇宙法則規定的簡樸生活，就不會有那麼的焦慮來擾亂內心的寧靜。梭羅對工業文明、喧囂社會擠壓人類、侵蝕人性心懷憂慮，他認為人類只有過簡單淳樸的生活，才能享受到內心的輕鬆和愉悅。原始、平淡的自然生活，適宜人們在其中進行觀察、思考和寫作。作者在瓦爾登湖畔追求孤獨，實際上也是在追求深刻，他想在孤獨的心境中對人生進行思考和探索。孤獨催生了他的深刻思想。“不必給我愛，不必給我錢，不必給我名譽，給我真理吧。”這是他的心裡呼聲。《瓦爾登湖》由此被認為是一本寂寞、恬靜、智慧的書。

梭羅是一個超驗主義者，他相信人能憑直覺認識真理，在一定範圍內，人就是上帝。人只要恢復孩童的天真無邪，就能在道德上升華。他主張人們放棄繁瑣的日常生活方式，“簡單，簡單，在簡單”，以提升生活的目標，使生活變得崇高。瓦爾登湖不僅是他生活的棲息場所，也是他精神的家園、心靈的故鄉。瓦爾登湖是他在喧囂的世界中尋得的一個幽雅僻靜的去處。這個地方不僅給他提供了思考的空間，也給他提供了一種樸素淡泊的心境。他在這裡觀察、傾聽、感受、沉思，並且夢想。“我含蘊著，並養育著珍珠，直到它的完美之時。”他聲稱要將獨居湖畔孕育出的珍珠奉獻到公共福利上來。

在許多人看來，他落落寡合，喜歡孤身獨處。如果僅僅是這種認為，也許是對他的曲解。梭羅到瓦爾登湖邊的山林中居住，不是避世，不是隱居，他反對過美國的奴隸制度，反對過美國對墨西哥的侵略，他倡導過“公民的不服從”的思想，他曾因拒絕交稅而坐過監獄，單這些就可看出他也是積極走向人生的。梭羅注重生活的自由，他喜歡在大自然中過簡樸生活，這是他對自由、對個人價值執著追求的表現。他並不在意某一種外在的生活方式，他只是想生活得隨便、簡單、自在。想到瓦爾登湖邊的山林中時，他就來了，覺得住夠了時，就又走了，沒有任何的偽飾和造作。

在梭羅生前，他的名氣並非很大，但隨著時光的流逝，其聲譽與日俱增，被譽為美國環境運動的思想先驅。《瓦爾登湖》出版之際，各個出版社紛紛約請著名作家為之寫序。燈塔出版社（Beacon Press）出版的是平裝本，裡面有環保作家比爾·麥吉本（Bill McKibben）寫的序言。普林斯頓出版社（Princeton）的版本裡面有約翰·厄普代克（JohnUpdike）寫的序言，他稱“梭羅是一個隱居的聖人。”霍頓·米夫林出版社（Houghton Mifflin）出版的裡面有關於瓦爾登湖的89幅圖片，普利策獎獲得者愛德華O·威爾遜（EdwardO.Wilson）為該書寫序言。香布利出版社（Shambhala）出版的版本，上面有邁克爾·麥柯迪（Michael McCurdy）做的木刻封面。耶魯大學的版本，裡面有梭羅學會收藏品負責人傑弗里S·克拉姆（JeffreyS.Cramer）做的1634條評註。克拉姆認為《瓦爾登湖》是本關於一個英雄的書籍。“梭羅通過《瓦爾登湖》這本書，將哲學小冊子難以達到目的的先驗主義哲學思想，變成了處於迷惘狀態的人們的生活指南。”

在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的支持下，梭羅在康科德開始了他的超驗主義實踐。梭羅放棄詩歌創作而開始撰寫隨筆，起先給超驗主義刊物《日晷》寫稿，之後各地的報紙雜誌上都有他的文章問世。他是一個超驗主義者，他相信人能憑直覺認識真理，在一定範圍內，人就是上帝。

梭羅除了被一些人尊稱為第一個環境保護主義者外，還是一位關注人類生存狀況的生態主義哲學家。 1845年7月4日梭羅開始了一項為期兩年的試驗，他移居到離家鄉康科德城（Concord，原意“諧音”）不遠，優美的瓦爾登湖（Walden）畔的次生林里，嘗試過一種簡單的隱居生活。

他向《小婦人》的作者露意莎·梅·奧爾柯特借了一柄斧頭，就孤身一人，跑進了無人居住的瓦爾登湖邊的山林中，自己砍柴，在瓦爾登湖畔建造了一個小木屋，並在小木屋住了兩年零兩個月又兩天的時間。出版於1854年的散文集《瓦爾登湖》詳細記載了他在瓦爾登湖畔兩年又兩個月的生涯。雖畢業於世界聞名的哈佛大學，但他沒有選擇經商發財或者從政成為明星，而是平靜地選擇了瓦爾登湖，選擇了心靈的自由和閑適。他搭起木屋，開荒種地，寫作看書，過著非常簡樸、原始的生活。來到瓦爾登湖畔之後，他認為找到了一種理想的生活模式。在這兩年多的時間裡，梭羅自食其力，他在小木屋周圍種豆、玉米和馬鈴薯，然後拿這些到村子里去換大米。完全靠自己的雙手過了一段原始簡樸的生活。

在瓦爾登湖生活期間，因為梭羅反對黑奴制（Negro Slavery），拒交“人頭稅”而被捕入獄。雖然他只在獄中蹲了一宿就被友人在未經他本人同意的情況下，替他代交了稅款保其出獄，但這一夜卻激發他思考了許多問題。出來后曾有一些市民問他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有許多人寧願坐牢也不願意交稅。為解釋這一問題，他結合自己的親身體驗，寫成了著名的政論《抵制國民政府》（Resistance to Civil Government，后改名為Civil Disobedience，《論公民的不服從》）。他所宣傳的這種依靠個人的力量，“非暴力抵抗”的鬥爭形式對印度的甘地和美國黑人領袖馬丁·路德·金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他決定研究自然史，純是出於天性。他承認他有時候覺得自己像一條獵犬或是一頭豹，如果他生在印第安人之間，一定是一個殘忍的獵人。但是他被他那麻省的文化所約束，因此他研究植物學與魚類學，用這溫和的方式打獵。他與動物接近，使人想起湯麥斯·福勒關於養蜂家柏特勒的記錄：“不是他告訴蜜蜂許多話，就是蜜蜂告訴他許多話。”蛇盤在他腿上；魚游到他手中，他把它們從水裡拿出來；他抓住山頭鼠的尾巴，把它從洞里拉出來；他保護狐狸不被獵人傷害。我們這自然學家絕對慷慨，他什麼都不瞞人：他肯帶你到蒼鷺常去的地方，甚至於他最珍視的植物學的沼澤那裡——也許他知道你永遠不會再找到那地方，然而無論如何，他是願意冒這個險的。

梭羅對美國文明的獨立發展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他的《論公民的不服從》對美國民主主義的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列夫·托爾斯泰在1900年讀到這篇文章，對它崇拜不已。聖雄甘地在南非當律師時，宣讀這篇文章為觸犯了種族歧視法規的印度人辯護。甘地深受梭羅的影響，成了一位終生非暴力反抗和消極抵制非正義權勢的典範。通過甘地，梭羅的主張變成了政治活動的工具。後來在二十世紀，年輕的馬丁·路德·金也深受甘地的影響，梭羅的主張便在美國民權運動的思想基礎中得到了新生。

梭羅的進步意義至少存在於兩個方面，一是他關於生活意義的思考與闡示，另外一種新文體的建立。19世紀，隨著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的高速發展，人們開始越來越多地感受到物質文明給人們帶來的“先進”，為機械化生產帶來的高速發展而傾倒，對物質的追求日益顯露。商品化時代可以最大程度地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需求，任何精神信念在這強大的資本主義發展的大潮中都變得蒼白無力不堪一擊。

面對這種現象，許多學者、思想家和其他一些仁人志士都產生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疑慮：難道資本主義商品化社會就是我們人類的理想家園嗎？難道現實中的金錢社會就是我們的精神歸宿嗎？帶著這種種疑慮，梭羅——這位先驗主義思想家獨自一人住進了離康城不遠的湖畔林中。在那裡，他雖然只住了兩年零兩個月又兩天的時間，但其意義卻相當深遠。在那兩年多的時間裡，梭羅自食其力，完全靠自己的雙手建屋取食過上一種原始簡樸的生活。他要通過自己的實踐向世人證明，人們完全不應該將時間傾注於無休止的物質追求方面，而應當將少量的時間用於謀生而將更多的時間用於精神探索。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陶淵明）梭羅正是帶著對現實生活的懷疑才來到林中投入這種實驗生活的，他並非存心抵制現代文明。他是希望通過自己的實驗告訴人們不要為繁雜紛亂光怪陸離的資本主義商品社會所迷惑，失去了生活的方向和意義。其實當年梭羅也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人，一個年僅30多歲的年青人。與其他大多數人相比，只不過他更善於思考，不甘心將生命中的大部分時間花費於生計。他贊同“先驗論”的主張，提倡人們將更多的時間從事自己所喜歡的事業。他用自己在瓦爾登湖的實踐向世人證明了這樣一個現實，即人們的確將生命的意義搞顛倒了。

梭羅對人類文明的第二個貢獻是他對文學的發展做出了相當突出的成績。在早期的美國文學作品中，他的《瓦爾登湖》一直被後人奉為美國現代文學的經典之作。與其同時代的天才作家霍桑、麥爾維爾和恩師愛默生相比，他的散文似乎更具備20世紀的風尚。

梭羅的文字明白曉暢、簡練準確，完全沒有維多利亞時代的渙散、抽象、隱晦和傷感的情調。在這一點上，後來的海明威、亨利·米勒都繼承了他的風格。在行文中梭羅注重使用地方語言，特別是雙關語等，使自己的作品產生出一種“諷剌幽默”的意味，使我們從中可以感受到諸如斯威夫特、伏爾泰、馬克·吐溫和肖伯納等人的風格。比如，在“抵制國民政府”一文中他寫道，“我實難接受如此信條，即愈小之政府乃愈佳之政府。廣推其意，豈非取締政府為上善之策”。

梭羅代表的是一種精神，而並非僅僅是一種生活態度。梭羅的天才如果僅只是沉思性的，他是適於這種生活的；但是他這樣精力旺盛，又有實際的能力，他彷彿天生應當創造大事業。他進行的研究，規模非常大，需要有極長的壽命才能完成，所以當梭羅靜悄悄地逝世時，美國還沒有知道——至少不知道她失去了多麼偉大的一個國民。這似乎是一種罪惡，使他的工作沒有做完就離開了，而沒有人能替他完成；對於這樣高貴的靈魂，又彷彿是一種侮辱——他還沒有真正給他的同儕看到他是怎樣的一個人，就離開了人世。但至少他是滿足的。他的靈魂是應當和最高貴的靈魂做伴的；他在短短的一生中學完了這世界上一切的才技；無論在什麼地方，只要有學問。有道德的，愛美的人，一定都是他的忠實讀者。

在世的時候，梭羅的政治文章並沒有太大的迴響，他的同代人視他為自然主義者，而不是激進分子。他畢生僅出版了《瓦爾登湖》和《在康科德河與梅里麥克河上一周》，兩本書的主題都和自然有關。然而，他留給後世的作品影響了很多名人，包括像聖雄甘地、約翰·肯尼迪和馬丁·路德·金這樣的政治家，還有俄國文學泰斗托爾斯泰。

1906年，聖雄甘地在南非進行民權運動時，讀到《瓦爾登湖》。他為了反種族歧視和平反抗而入獄，在獄中他讀到《論公民的不服從》，並且受到啟發。他為此發表了梭羅的書介，並稱梭羅為美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賢人。他後來說："梭羅的理念對我影響很深，我採用了很多，而且向每一位爭取印度獨立的同胞推薦這本書。我甚至以《論公民的不服從》來為我們的運動命名。"

馬丁·路德·金在他的自傳里提起，1944年他首次閱讀《論公民抗命》而接觸到非暴力反抗的概念。他在自傳里寫道：

為了阻止奴隸制度的版圖擴至墨西哥，梭羅因反對這場不義之戰，拒絕繳稅而入獄。我由此知道了非暴力反抗的原理。他提倡不和惡勢力妥協的理念使我震撼不已，讓我一讀再讀。

我開始相信，不向惡勢力妥協是一種道德責任，就和行善一樣。沒有人比亨利·戴維·梭羅更傳神更熱誠地表現這個想法。藉由他的文字，見證他的為人，我們傳承了這一種具原創性的抗議方式。梭羅的教誨在公民運動中重燃，甚至比以前都還熱烈。梭羅倡導一個正直的人不應忍耐不義之事，而是要堅持對抗邪惡，無論場合地點，在全國各地的抗爭運動，其實都是梭羅理念的延續。

1839年7月，17歲的少女艾倫。西華爾一家從馬薩諸塞州的基尤特{Scituate}遷到位於該州東北部的康科德鎮。在那個只有5000人的小鎮，艾倫很快認識並拜訪了梭羅一家。那時梭羅畢業已有兩年，在一所小學校從事著教師的工作。顯然梭羅意識到艾倫的到來對他意味著什麼。在1839年7月25日的日記里，他寫道：“愛情是沒有法子治療的....除了更深地去愛！”寫上這句話時梭羅可能還不知道他的哥哥---與他在同一所學校教書的約翰，也喜歡上了可愛的艾倫。不過兄弟倆平靜的性格不會允許他們發生任何爭吵，不久后都共同接受了這一事實。而同時被兩個男孩喜歡的艾倫也充滿了快樂。她接受了兄弟倆去遊覽大自然的邀請。1840年，身為兄長的約翰首先向艾倫表示了他的愛慕之心。但他很快傷心不已，因為艾倫斷然地拒絕了他。之後，梭羅以自己的方式去爭取屬於他的權利。他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求愛信。他期望待遇會有所不同，但艾倫的回答筆調冷漠。不久，艾倫嫁給了一個牧師。

1842年1月，約翰在一條皮子上磨剃刀片時不小心將左手中指劃破，病菌迅速蔓延，發展成了破傷風。十天之後，約翰溘然長逝。梭羅傷心欲絕，三個月閉門不出。

哥哥的逝世和艾倫的拒絕成為梭羅一生的痛。從此梭羅再也沒有愛上過任何人。

梭羅因肺病醫治無效，病逝於1862年5月6日，時年僅44歲。當時在同時代人的眼中，他只不過是一個觀念偏執行為怪異的人，一個愛默生的追求者而已。一直到世紀之交他及其著作才得到了廣泛和深刻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