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文學

現代文學發端於“五四”新文學運動和文學革命，但是其終點學界有兩種看法，大陸學界傾向於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而港台、海外學界傾向於延續至今。早在19世紀末與20世紀初，隨著帝國主義侵略所造成的民族危機日益加重，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即在西方新思潮﹑新文學的啟迪下，產生了改革文學以喚起民族覺醒的啟蒙要求，在理論﹑詩歌﹑小說﹑戲劇﹑散文各個領域進行了文學改良的初步嘗試，為“五四”文學革命作了思想與文學的準備。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隨著中國新的資本主義經濟關係的發展，中國社會新的民主勢力──無產階級﹑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力量有了很大發展。十月革命又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帶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在這樣的經濟﹑政治﹑思想背景下，觸發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作為這一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與突破口，“五四”文學革命以反對封建蒙昧主義與專制主義的舊教條，提倡科學﹑民主和社會主義﹐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為主要旗幟﹐向封建舊文學展開了猛烈進攻，鋒芒所及﹐從內容到形式，無不引起巨大的變革﹐開始了文學現代化的歷史進程。這個新的文學運動﹐發軔於北京﹑上海等少數文化發達的城市，在中國現代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漸深入全國各地；在日本佔據下的台灣省和以後淪為日本殖民地的東北地區以及香港﹑澳門等地，也都發生了並且進行著同樣的或者類似的文學變革。

現代文學在“五四”文學革命以後的60多年發展過程中﹐隨著中國革命與社會性質的演變﹐以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轉折﹐經歷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與社會主義時期兩個歷史階段。兩個階段的文學既有各自的歷史面貌﹐顯示出不同階段的差異性﹔又具有共同的傳統與特點﹐存在著內在的連續性。新民主主義文學中所孕育的社會主義因素﹐保證了文學的社會主義發展方向﹐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便形成了社會主義文學的洪流。

中國現代文學的主流是人民的文學“五四”文學革命在中國文學史上引起的歷史性變革﹐集中地表現為大大加強了文學與人民群眾的結合﹐文學與進步的社會思潮及民族解放﹑人民革命運動的自覺聯繫。這構成了中國現代文學的基本歷史特點與傳統。包括古代時期臨川文學人物，近代的“五四”文學革命由倡導白話文開始﹐就體現了文學必須能為最廣大的群眾所接受的歷史要求。文學革命的先驅者並提出了“國民文學”﹑“平民文學”的口號﹐以表現普通人民生活﹑改造民族性格和社會人生為文學的根本任務。在創作實踐上﹐出現了中國文學史上從未有過的徹底反封建的新的主題和人物﹕普通農民與下層人民﹐以及具有民主傾向的新式知識分子﹐取代封建舊文學中常見的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成為文學的主人公﹐展示了“批判封建舊道德﹑舊傳統﹑舊制度”﹑“表現下層人民的不幸”﹑“改造國民性”與“爭取個性解放”等全新的主題。

“五四”以後﹐無產階級作為獨立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並在社會生活中日益顯示出自己的力量﹔與歷史的這一發展相適應﹐20年代中後期起在文學上提出了以“農工大眾”為主要服務對象與表現對象的要求。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以後﹐更明確規定以大眾化作為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中心。在創作實踐上﹐進行了正面表現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群眾鬥爭和塑造覺醒中的工人﹑農民形象的藝術嘗試﹔知識分子題材的作品獲得了新的開掘﹔從知識分子與人民﹑革命的關係的角度﹐探討與展示現代知識分子的歷史命運\﹐指出了個性解放與社會解放相結合的道路。這時期革命作家與進步作家還作了文學形式通俗化﹑大眾化的實驗﹐顯示了文學與人民結合的新發展。

在抗日戰爭時期﹐民族危難使作家與人民有了共同命運﹐推動著許多曾經有過脫離人民的傾向﹐“為藝術而藝術”的作家走出個人小天地。“文章下鄉﹐文章入伍”成為抗戰初期不同政治藝術傾向的作家的共同要求。在抗戰中期民族形式問題的討論中﹐文學與人民的關係﹑作家與人民的關係成為理論家與作家關注﹑思考的中心。在創作實踐上﹐愛國主義成為文學的重大主題。作家們熱情地表現偉大民族解放戰爭中新人的誕生和新的民族精神面貌的形成﹔抗戰中後期﹐又轉向對現實與歷史的深入思考﹐著力於暴露破壞抗戰﹑阻礙民族進步的現實黑暗勢力﹐進一步探索民族傳統文化與傳統性格的優劣得失﹐充分顯示了作家對於國家﹑民族強烈的責任感﹐與祖國﹑人民休戚與共的血肉關係。民族解放戰爭也帶來了文學形式的新變化﹕抗戰初期小型﹑通俗作品的大量出現﹐中後期長篇小說﹑多幕劇﹑長篇敘事詩的繁榮﹐都促進了文學藝術與人民群眾和時代更密切的結合。

1942年﹐在革命根據地建立了人民政權的新的歷史條件下﹐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鮮明地提出了“文藝為以工農兵為主體的人民大眾服務”的根本方向。在深入工農兵火熱鬥爭實踐中﹐鍛鍊出一支熟悉工農兵生活並在思想感情上與工農兵打成一片的新型文藝隊伍﹔以工農兵為主體的人民大眾﹐特別是從他們中間成長起來的新人﹐成為文學的主要描寫對象與歌頌對象﹔人民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和他們的語言受到了作家們高度重視﹐並得到創造性的運用﹔新文學作品開始為普通工農兵群眾所接受﹐新文學自身與以工農兵為主體的人民大眾之間的關係﹐得到了空前的加強﹐為文學向社會主義方向的發展準備了條件。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人民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成為國家的主人﹐為文學與人民在更大的廣度與深度上的結合開闢了廣闊的道路。作家獲得了深入工農兵和表現工農兵的自由及各種物質上的保證。隨著人民文化科學水平的提高﹐人民群眾不僅充分享有欣賞文學藝術作品的權利﹐而且從直接參加體力勞動的工農群眾中不斷產生出有文學才能的專業和業餘作者。社會主義祖國的統一和團結﹐促進了各兄弟民族文學的發展。在民主革命時期和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先後有為數眾多的少數民族作家參加了新文學的創造﹐如老舍(滿族)﹑沈從文(苗族)﹑納？賽音朝克圖(蒙族)﹑黎？穆塔里甫(維吾爾族)﹑李喬(彝族)﹑李准(蒙族)﹑瑪拉沁夫(蒙族)﹑饒階巴桑(藏族)﹑陸地(壯族)﹑金哲(朝鮮族)﹑曉雪(白族)﹑康朗甩(傣族)等。現代文學成為多民族的文學﹐獲得了更廣泛的群眾基礎。熱情歌頌中國共產黨領導工農兵群眾在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中所建立的功績﹐塑造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英雄形象﹐在50﹑60年代的新中國形成強大的文學潮流﹐給文學的題材﹑主題﹑藝術表現方法與形式﹑風格帶來深刻的影響。

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曲折﹐1979年召開的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在解放思想﹑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重新明確了“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作家自覺地與黨和人民一起思考﹑探索振興中華﹑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歷史道路﹐文學主題的演變和現實的發展取得基本相同的步調﹔描寫時代風雲中普通人的歷史命運和人生道路﹐展示“四化”建設中的時代英雄──改革者豐富的精神世界﹐塑造各種各樣人物的典型形像﹐成為許多作家共同的藝術追求。作品題材趨向多樣化的發展﹕除傳統的農村題材繼續受到一些作家的重視﹐並獲得了新的表現角度外﹐知識分子題材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工業題材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和平時期的軍事題材有了新的開拓﹐歷史題材的作品出現了初步繁榮的局面。文學作品在各階層人民群眾中引起的強烈反響﹐顯示了文學與時代﹑人民更加緊密與廣泛的結合。

中國現代文學是以革命現實主義為主體並包有多種創作方法﹑流派的文學“五四”文學革命在中國文學史上引起的另一個歷史性變革﹐是大大加強了文學與現實生活的密切聯繫。打破“瞞”與“騙”的封建文學原則和方法﹐按照生活本來面目去反映現實生活﹐揭示現代中國社會真實的矛盾運動﹐以激發人民群眾變革現實的熱情﹐這一歷史要求貫串於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全過程﹐使革命現實主義成為現代文學文藝觀和創作方法的主流。“五四”文學革命在一開始就旗幟鮮明地把“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作為文學革命的三大主義之一(陳獨秀《文學革命論》)﹔以後魯迅又進一步提出了“取下假面﹐真誠地﹑深入地﹑大膽地看取人生”(《論睜了眼看》)﹐“敢於如實描寫﹐並無諱飾”(《中國小說的歷史變遷》)的嚴格的現實主義要求。這一時期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提倡﹐充滿著反封建傳統的批判精神﹐強調了文學清醒地揭露﹑批判黑暗現實的功能﹐顯示了啟蒙主義的特色。“五四”時代是一個歷史的開放時期﹐先驅者以恢宏的氣魄﹐進行了多種創作方法與藝術流派的開拓。魯迅和他所支持的文學研究會等社團的作家﹐在開創中國現代文學現實主義傳統的同時﹐又汲取了浪漫主義﹑象徵主義等藝術流派的某些藝術手法﹐為現實主義文學的發展開闢了廣闊的道路。魯迅的短篇小說《吶喊》﹑《彷徨》達到了時代﹑民族思想藝術的高峰﹐《阿Q正傳》等經典作品﹐不但堪稱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之作﹐對中國現代作家有著深遠的影響﹐而且引起國際文壇的注目﹐成為中國現代文學進入世界文學之林的代表作。與魯迅同時出現的葉聖陶﹑冰心﹑朱自清等一批各具特色的作家﹐也對現實主義文學的發展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以郭沫若﹑郁達夫為代表的創造社﹐以聞一多﹑徐志摩為代表的新月社﹐以田漢為代表的南國社等社團的作家﹐主要從浪漫主義文學汲取藝術營養﹐同時也受到西方現代主義不同程度的影響﹐《女神》﹑《沉淪》﹑《死水》等作品開創了現代文學浪漫主義的傳統。

20年代末與30年代﹐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得到了有力的倡導與發展。在這一過程中﹐向文學的現實主義提出了加強與工農大眾實際生活的聯繫﹑自覺地揭示歷史發展趨向﹑表現無產階級理想等要求﹐並有了“新現實主義”﹑“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革命現實主義”理論的介紹與提倡。革命現實主義文學在自己的歷史發展中面臨著全新的課題﹕如何把無產階級的思想要求即傾向性﹐與作品的藝術真實性的要求統一起來﹔如何認識與解決無產階級文學必須表現工農兵的歷史要求與作家對工農生活不熟悉之間的矛盾。革命文藝界為從理論與藝術實踐上解決這一歷史課題作了巨大努力﹐同時產生過理論的失誤與背離現實主義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創作傾向。革命現實主義文學正是在不斷克服自身錯誤的過程中日趨成熟﹐在創作實踐上獲得了新的突破﹐產生了茅盾《子夜》這一里程碑式的作品﹐出現了巴金﹑老舍﹑曹禺﹑丁玲﹑張天翼﹑沙汀﹑艾蕪﹑吳組緗﹑李劼人﹑葉紫﹑蕭紅﹑蕭軍﹑殷夫﹑蒲風﹑艾青﹑臧克家﹑夏衍等一大批有著鮮明藝術個性的革命現實主義作家。他們都以具有反映現實的深度和藝術上比較成熟的力作﹐為現實主義藝術的發展作出重要貢獻。沈從文﹑戴望舒﹑施蟄存﹑何其芳等作家各自為吸取浪漫主義﹑象徵主義﹑現代主義等藝術養料﹐發展多種藝術流派﹐進行了多方面的藝術探討﹐其理論與藝術實踐的得與失﹐都對現代文學豐富多樣的發展﹐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教訓。

抗日民族解放戰爭與解放戰爭進一步加強了作家與現實生活的聯繫﹐出現了各種流派﹑創作方法的作家向革命現實主義歸依的趨向﹐這反過來又促進了革命現實主義向反映現實的深度﹑廣度與多樣化方向的發展。艾青﹑田間及“七月詩派”的詩歌創作﹐茅盾﹑巴金﹑沙汀﹑老舍﹑路翎的小說以及曹禺﹑夏衍﹑陳白塵﹑宋之的﹑吳祖光的戲劇創作﹐代表著這一時期革命現實主義藝術所達到的新的水平。以郭沫若的《屈原》為代錶的歷史劇創作則是繼《女神》以後革命浪漫主義藝術的另一高峰。

同一時期﹐革命根據地的作家長期地深入工農兵群眾生活﹐參加實際鬥爭﹐初步解決了革命現實主義文學所面臨的表現工農兵的歷史要求與作家不熟悉工農兵生活的矛盾﹐獲得了創作上的新成就。趙樹理《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丁玲《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周立波《暴風驟雨》﹐李季《王貴與李香香》等作品﹐在表現工農兵﹐並努力達到鮮明的思想傾向性與藝術真實性的統一上﹐為社會主義時期革命現實主義文學的發展提供了有益經驗。賀敬之﹑丁毅的《白毛女》等作品則顯示了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結合的趨向。

新中國成立帶來的巨大歷史變革﹐人民當家作主﹑創造歷史的自覺努力﹐為社會主義文學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生活基礎。新中國的作家堅持真實地﹑歷史地﹑在現實的變革和發展中反映生活﹐自覺地把革命現實主義即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為最根本的創作原則與方法。經過長期的藝術實踐﹐在50﹑60年代逐漸形成了代表社會主義新中國文學的主導性風格與特徵﹐即注重題材與主題的重大性與時代性﹐自覺追求具有“巨大的思想深度”與“廣闊的歷史內容”的史詩性﹐對民族性格進行具有歷史的縱深度的開掘﹐創造雄渾壯闊的藝術境界﹐以及從歷史進程中所汲取的昂奮的戰鬥精神。思想上藝術上的這些特點﹐在《紅旗譜》﹑《創業史》﹑《紅岩》﹑《茶館》等優秀作品中﹐都表現得相當鮮明和突出。儘管這一時期的文學在多樣性發展上有所不足﹐並存在著粉飾現實的偏差﹐但具有中國民族特色及時代特色的主導性風格的初步形成﹐無疑表現了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日見成熟的趨向。

“文化大革命”中政治生活的逆轉﹐人為地遏止了正在發展著的上述文學趨勢﹐粉飾與歪曲現實的文學逆流卻獲得惡性發展﹐造成了災難性的後果。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以後﹐經過撥亂反正的艱苦努力﹐文學的革命現實主義傳統獲得了恢復與發展﹐以題材的廣闊性﹑揭露生活矛盾的深刻性與塑造人物性格的豐富性構成了這一時期文學的主要特徵。社會主義文學的批判功能與歌頌功能得到了辯證的統一﹔作家懷著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與歷史使命感﹐站在黨和人民的立場﹐揭露與鞭撻阻礙民族振興的腐敗和消極的事物和現象﹐歌頌和讚美振興中華﹑建設四化的偉大事業中新的思想感情和新的人物。作家傾心於人物內心世界的開掘﹐努力按照生活的本來面目寫出人物思想性格的複雜性﹑豐富性與獨特性﹐在歷史的縱深運動中揭示人物思想性格形成的根源及發展趨向﹔喬光朴(蔣子龍《喬廠長上任》)﹑陳奐生(高曉聲《陳奐生上城》﹑《陳奐生轉業》)﹑陸文婷(諶容《人到中年》)等藝術形像的成功塑造﹐就顯示出了作家們的這種追求﹐表現了革命現實主義文學的深化。王蒙等一批作家還以“拿來主義”的態度﹐從浪漫主義﹑象徵主義﹑現代主義等多種流派中吸取藝術養料﹐以豐富﹑發展革命現實主義的藝術表現力﹐作品的表現手法﹑藝術形式有了新的開拓﹐進行了多方面富有創造性的探索﹐充分顯示了革命現實主義文學的生命活力。 ?

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是吸收外來文學營養使之民族化﹑繼承民族傳統使之現代化的過程中國是一個有著悠久的文化傳統的文明古國﹐近代中國又受到西方文化的巨大衝擊﹔中國現代文學產生於這一文化背景下﹐如何正確對待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外來文化﹐直接關係著現代文學的發展。現代文學在發展初期﹐為打破抱殘守缺的國粹主義的思想統治﹐進行文學的徹底革新﹐曾對西方各個歷史時期的文藝思潮﹑文學流派﹐包括各種文學形式﹑表現手法﹐作了全面介紹與廣泛吸收﹐同時對中國傳統文學遺產進行重新評價。這對打碎封建舊思想﹑舊文學的枷鎖﹐促進思想與藝術的解放﹐促進文學的現代化﹐起了重大作用。中國現代文學的偉大奠基者魯迅曾經指出﹐中國現代小說的產生﹐“一方面是由於社會的要求﹐一方面則是受了西洋文學的影響”(《且介亭雜文?〈草鞋腳〉小引》)﹐他自己開始進行創作時所仰仗的也“全是先前看過的百來篇外國作品和一點醫學上的知識”(《南腔北調集？我怎麼做起小說來》)。但由於中國現代作家自身與中國人民生活﹐特別是與民族解放﹑人民革命運動的天然聯繫﹐對民族心理﹑習俗﹑語言的熟悉﹐以及中國傳統文學的修養﹐外來文化必然經過有意識地借鑒﹑汲取﹑消化的過程﹐逐步實現民族化。中國現代文學各個領域的早期開拓者﹐無論是小說領域的魯迅﹑郁達夫﹑葉聖陶﹐詩歌領域的郭沫若﹑聞一多﹐散文領域的周作人﹑朱自清﹑冰心﹐戲劇領域的田漢﹑洪深﹐他們的創作幾乎是從一開始就顯示出了現代化與民族化兼而有之的特徵。與此同時﹐作為發展過程中的歷史現象﹐也曾經出現過對西方文化與傳統文化都缺乏分析的形式主義偏向﹐一部分作家提出了在文化(包括文學)上“全盤西化”的錯誤主張﹐一些創作存在著脫離群眾﹑脫離民族傳統的“歐化”傾向。

20年代末﹑30年代初﹐馬克思主義(包括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的進一步傳入及其與中國文藝運動實踐結合的結果﹐產生了中國無產階級文藝運\動。同時﹐蘇聯及西方左翼文學思潮和文學作品﹐也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產生了日益明顯的影響﹐使中國左翼文學成為世界“紅色的三十年代”文學的組成部分。在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前後﹐進步文藝界又進行了長達10年之久的關於文藝大眾化問題的討論﹔在確認文藝的大眾化方向的前提下﹐這次討論涉及了文學語言的通俗化﹑舊形式的利用等問題。魯迅所提出的必須“採用外國的良規﹐加以發揮”﹐“擇取中國的遺產﹐融合新機”(《且介亭雜文?〈木刻紀程〉小引》)﹐以促進現代文學自身創造與發展的主張﹐即是這次討論的理論成果。在創作實踐上﹐則出現了魯迅的《二心集》﹑《偽自由書》等雜文﹐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日出》﹐老舍的《駱駝祥子》﹐艾青的《大堰河﹐我的褓姆》等中外影響熔為一爐﹐具有鮮明的民族風格與藝術個性的現代作品﹐標誌著現代文學藝術上的日趨成熟。左聯時期為克服創作上的“歐化”現象﹐促進現代文學的民族化﹑群眾化作出了巨大努力﹐但由於左聯本身所帶有的“五四”形式主義向“左”發展的成分﹐也妨礙它去徹底克服同是根源於形式主義的“歐化”傾向。

40年代﹐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現實突出了新文學運動與普通工農兵群眾生活仍然存在著距離的矛盾﹐更為迫切地提出了文學民族化與群眾化的歷史要求。毛澤東在理論上首先明確提出必須“把國際主義的內容和民族形式”“緊密地結合起來”﹐創造“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中國共產黨在民族解放戰爭中的地位》)﹐並由此展開了關於民族形式問題的討論(見民族形式問題論爭)。1942年延安文藝整風運動(見延安文藝座談會)對“五四”以來現代文學中所存在的某種程度上的生吞活剝馬克思主義和西方文化的文學教條主義與藝術教條主義傾向進行了理論上的批評和研討。在解放區小說﹑詩歌﹑戲劇創作中﹐出現了深入群眾生活﹐研究群眾(首先是農民)藝術趣味﹐學習群眾語言﹐批判繼承民族傳統﹐特別是民間藝術傳統的文學潮流﹐出現了一批在內容和形式上都鮮明地民族化﹑群眾化的作品﹐也出現了以趙樹理為代表的深深紮根於農民群眾和民族文化傳統之中的人民藝術家。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人民政權的建立﹐為更廣泛地吸取與借鑒中外文化遺產提供了精神與物質的可靠保證。50﹑60年代﹐曾有計畫地廣泛介紹了東西方古代和18﹑19世紀的文藝理論與文學作品﹔由於複雜的內外原因﹐對西方現代派文學則相對隔膜。對50﹑60年代新中國文學創作起著重大影響的仍然是俄羅斯﹑蘇聯和西方進步文學。由於作家貫徹黨的文藝方向﹐長期深入工農兵群眾的生活﹐從理論到創作實踐上都努力追求文學的民族化與群眾化。批判地吸收與借鑒中國傳統文學藝術(包括民間文學藝術)的精華﹐反映中國人民的歷史與現實生活﹐成為許多作家藝術探索的中心﹐並且取得了可觀的成績。柳青的《創業史》﹐梁斌的《紅旗譜》﹐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部)﹐老舍的《茶館》﹐田漢的《關漢卿》﹐以及賀敬之﹑郭小川等的詩歌﹐巴金﹑楊朔等的散文﹐顯示了新中國的人民藝術家為創造具有鮮明的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文藝所達到的水平。40年代在延安抗日根據地開始的戲曲改革運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得到了新的發展﹔在“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方針指導下﹐大量傳統戲曲劇目經過整理﹑改編﹐獲得了新的生命﹐運\用傳統戲曲形式反映現代新生活﹐也取得了重要進展。

70年代中後期﹐在擺脫了思想與文化的10年禁錮之後﹐文學的現代化與民族化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中外文化交流空前頻繁和深入﹕不僅包括西方現代派在內的各種創作方法﹑流派﹑風格的作品廣泛地介紹到中國﹐中國現代文學藝術也越來越為世界文壇和各國人民所關注。在現代文學面向世界的新的歷史條件下﹐有選擇地吸收外來文化中一切好的內容和形式﹐溶化到本民族文藝的血液之中﹐以豐富和提高本民族的文藝﹐成為新時期作家藝術探索的重要課題。歷史的發展正在糾正這種探索中出現的選擇不慎和消化不力的現象﹐使之走上健康﹑積極的道路。與此同時﹐作家在探索文學民族化道路時﹐較多地注意了深入開掘由民族經濟﹑社會發展條件所決定﹐在民族文化長期熏陶下形成的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描繪具有民族特色的人民生活﹑風物習俗﹐在選擇與吸收民族傳統藝術表現形式﹑創造民族風格時﹐也表現了多樣化發展的特色﹐民族風格與個人風格得到了更好的結合與統一。

中國現代文學是在積極的思想鬥爭中向前發展的現代中國面臨一個動蕩的大變革的時代﹐處於這樣歷史時代的中國現代文學﹐呈現出不同階級﹑不同趨向的文學作品和文學思潮紛然雜陳﹐彼此衝突而又互相影響與吸收的複雜面貌。這種情況決定了現代文學在尖銳激烈的鬥爭中取得自身的辯證發展。在現代文學的歷史發軔期﹐新文學即是通過文學革命與思想革命﹐在對封建傳統文學的猛烈批判中﹐為自己開闢道路的。此後﹐新文學每前進一步﹐都遇到舊文學的頑強反抗。從20年代封建主義的國粹派﹑學衡派﹑甲寅派﹑鴛鴦蝴蝶派文學﹐到30年代國民黨政府的文化“圍剿”﹑法西斯民族主義文學﹐直至40年代的戰國策派﹑“勘亂文學”﹐以及日本帝國主義卵翼下的漢奸文學﹐構成了新民主主義時期文學發展中的逆流。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學與上述形形色色的文學逆流的鬥爭﹐決定著新文學的命運。

新民主主義文學所具有的反帝反封建的統一戰線性質﹐決定了其內部各種成分的文學之間﹐存在著既團結又鬥爭的關係。無產階級和革命民主主義文藝思想同各種形式的資產階級文藝思想之間﹐展開過反覆的討論和鬥爭。從20年代的現代評論派﹐到30年代的新月派﹑“第三種人”﹑論語派﹐直至40年代的自由主義文學﹐儘管政治傾向十分複雜﹐就其文藝觀而言﹐則是屬於資產階級範疇的。通過這些討論和鬥爭﹐無產階級和革命民主主義的文藝從理論上和創作實踐上都獲得了更健康的發展﹐為文學向社會主義方向發展開闢了道路。

在現代中國的歷史條件下﹐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民主主義文學與無產階級文學一起構成了現代文學的主流﹔而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興起﹐也首先是“經過革命的小資產階級作家的轉變﹐而開始形成起來﹐然後逐漸的動員勞動民眾和工人之中的新的力量”(瞿秋白《〈魯迅雜感選集〉序言》)。如何對待小資產階級作家﹑小資產階級思想及小資產階級革命民主主義文學﹐對於現代文學﹐特別是無產階級文學的健康發展﹐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現代文學史上的多次論爭都與這一問題直接相關。曾經發生過否定或貶低小資產階級作家和小資產階級革命民主主義文學的“左”的關門主義﹑宗派主義的錯誤﹐也有過混淆小資產階級革命性與無產階級革命性﹐放棄或削弱無產階級思想領導的右的偏差﹐這兩種傾向都對現代文學的發展產生過消極影響。正是在糾正上述錯誤的過程中﹐無產階級漸漸團結了大多數小資產階級作家﹐將民主革命進行到底。在社會主義歷史新時期﹐小資產階級作家仍然作為可靠同盟軍﹐與無產階級作家一起組成了新中國的文藝大軍。

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發展﹐同時是在內部鬥爭中實現的。無產階級文學運\動內部鬥爭呈現著更加複雜的情況﹕既有在歷史轉折時期由於對客觀形勢認識的不同而產生的革命戰略﹑策略問題的爭論﹐更有為克服因對馬列主義掌握的偏差而產生的革命幼稚病所進行的艱苦鬥爭。這種革命幼稚病在中國現代無產階級文學運動中主要表現為思想上的教條主義﹐組織上的宗派主義﹑關門主義﹐以及忽視文學的藝術特徵﹑否定藝術規律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創作傾向。堅持用科學的實事求是的態度展開必要的內部思想鬥爭﹐促進了無產階級文學運\動內部在馬克思主義基礎上的團結﹐並推動了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與中國革命文藝運動實踐日益密切的結合。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面臨在舊的基地上進行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的任務。歷史的發展要求文學界從思想上澄清對於舊事物﹑舊文化與新事物﹑新文化之間界線的認識。但一些片面性﹑絕對化的觀點﹐也帶來一些偏頗和失誤。1955年錯誤地對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以及1957年文藝界反右派鬥爭的擴大化﹐進一步發展了極左傾向。60年代又進行了一系列過火的錯誤的學術批判和文藝批判﹐終於由對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所謂“批判”構成了爆發“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導火線。“文化大革命”結束后﹐文藝界在黨的正確方針指引下﹐科學地總結了歷史經驗﹐針對長期形成的“左”的思想及其影響﹐在一系列理論問題上進行了撥亂反正的工作﹐同時實事求是地批判了背離社會主義方向的右的傾向﹐在兩條路線的鬥爭中﹐為新時期文學的健康發展廓清了道路。

中國現代文學雖然已有了60多年歷史﹐卻還比較年輕﹐對這種年輕的文學作出真正系統的歷史考察﹐開始於20年代末30年代初。瞿秋白的《〈魯迅雜感選集〉序言》及其他理論著作﹐魯迅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導言》及他為一些現代文學作品所寫的序言及有關論述﹐茅盾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導言》及一系列作家論﹐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以及馮雪峰稍後寫的《論民主革命的文藝運動》等﹐都是用馬克思主義研究現代文學的最初嘗試。在此以前發表的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同時期出版的陳子展《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王哲甫《中國新文學運\動史》等著作﹐在學術界也產生過一定影響。40年代初﹐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關於五四運動﹑新文化﹑新文學的一系列論述﹐更為現代文學研究奠定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才發展成為一個獨立學科﹐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丁易《中國現代文學史略》﹑劉綬松《中國新文學史初稿》是最初的成果﹐50年代後期與60年代初﹐出現了一些集體編寫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著作﹐由於受政治上“左”的思潮影響﹐普遍存在研究範圍縮小﹑用政治結論代替歷史評價與藝術分析的傾向。1978年以後公開出版的多種集體編著的現代文學史﹐分別由唐弢與嚴家炎﹑林志浩﹑田仲濟與孫昌熙等主編。同時出現了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的文學發展歷史的專著﹐如張鍾等的《當代文學概觀》﹐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師範學院等10所高等院校編寫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初稿》等。這些著作力圖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實事求是的原則﹐對現代文學史上紛紜複雜的文學運動﹑思潮﹑流派﹑作家作品作出科學的評價﹐並著力於揭示現代文學發展中的歷史線索﹐顯示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所達到的新的水平。 70年代﹐台灣與香港曾先後出版了周錦的《中國新文學史》與司馬長風的《中國新文學史》﹐也引起了人們的關注。

【魯迅】（1881—1936）原名周樹人，字豫才，魯迅是筆名，浙江紹興人。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新文學運動的偉大旗手。他的作品對中國人民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他曾留學日本，后棄醫從文，意在改變國民精神。他曾在北大、北女師大任教。1927年起定居上海，完成了由民主主義者向無產階級革命戰士的偉大轉變。魯迅一生著、譯近1000萬字，其中雜文集17本、小說集3部、散文和散文詩集各1部。先後選入教材的有：小說《社戲》、《故鄉》、《孔乙己》、《葯》、《祝福》、《阿Q正傳》；散文《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藤野先生》；雜文《記念劉和珍君》、《為了忘卻的記念》、《“友邦驚詫”論》、《論雷峰塔的倒掉》、《吶喊自序》、《拿來主義》、《文學和出汗》、《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燈下漫筆》（節選）等。

【周作人】（1884—1967）浙江紹興人，現代散文家，“文學研究會”發起人之一，五四運動時期提倡“人的文學”，30年代和林語堂一起倡導“閑適幽默”小品，著有《自己的園地》、《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等。

【胡適】（1891—1962）字適之，安徽績溪人。現代作家、學者。早年留學美國，回國後任北大教授，五四初期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是新文化運動的著名人物，影響很大。曾在古代文學史、哲學史方面做過一些開創性工作。主要作品有《胡適文存》。

【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開貞，沫若是筆名，四川樂山人。現代作家、詩人、戲劇家、歷史學家和古文字學家。曾留學日本，后棄醫從文，回國后組織“創造社”，開展革命文藝運動。大革命失敗后流亡日本，致力於中國古代史研究。新中國成立后歷任文聯主席、中科院院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其著作極為豐富，主要詩集有《女神》、《星空》，主要劇作有《屈原》、《虎符》等。另有小說、散文、評論、學術專著等。詩歌《天上的街市》、歷史劇《屈原》（節選）以及《〈魯迅詩稿〉序》被選入教材。

【毛澤東】（1893—1976）字潤之，湖南湘潭人。中國共產黨的偉大領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青年時代就投身革命，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他將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領導中國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在長期的革命生涯中，他集政治家、軍事家、哲學家和詩人於一身，撰寫了大量的政論著作、軍事著作和哲學著作，並創作了許多膾炙人口的詩章詞作。選入教材的有《紀念白求恩》、《人民解放軍百萬大軍橫渡長江》、《農村調查序言》、《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裡來的》、《改造我們的學習》、《反對黨八股》和詞作《沁園春·雪》、《沁園春·長沙》、《水調歌頭·游泳》等。

【顧頡剛】（1893—1980）字銘堅，江蘇蘇州人。歷史學家，“古史辨學派”創建人。知識淵博，治學嚴謹。曾任中科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著述頗豐，主持了《資治通鑒》和二十四史的標點工作。《懷疑與學問》一文被選入教材。

【許地山】（1893—1941）原籍福建，生於台灣，現代作家，“文學研究會”發起人之一，著有《空山靈雨》，還編有《中國道教史》（上）、《印度文學》、《大藏經索引》等。

【丁西林】（1893—1974）原名燮林，字巽甫。物理學家、戲劇家。英國伯明翰大學理科碩士。曾任北京大學教授，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副主席，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副主任。他熱心文藝創作和翻譯工作，出版了《丁西林劇作選》。散文《三塊錢國幣》入選教材。

【葉聖陶】（1894—1988）原名葉紹鈞，江蘇蘇州人，著名作家、教育家。“文學研究會”發起人之一，長期在商務印書館和開明書店任編輯，編過《小說月報》和《中學生》等刊物，並從事創作工作。代表作為長篇小說《倪煥之》，批判了“教育萬能”的錯誤思想。被選入教材的有《蘇州園林》、《景泰藍的製作》和小說《夜》。

【鄒韜奮】（1895—1944）名恩潤，字韜奮，江西余江人。著名政論家、出版家。畢生從事新聞工作，先後在上海、香港主編《大眾生活》等刊物。《工作的大小》一文被選入教材。

【馮友蘭】（1895—1990）字芝生，河南唐河人。著名的哲學家、哲學史家、教育家。1915年考入北京大學文科哲學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哲學博士。回國后，曾在中山大學、燕京大學、清華大學等校任教授。曾任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馮友蘭教授曾以“三史（《中國哲學史》、《中國哲學簡史》、《中國哲學史新編》）釋今古，六書（《新理學》、《新事論》、《新世訓》、《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紀貞元”，總結了自己一生的學術成就。他繼承和闡發了程朱理學的傳統，建立了自己獨特的哲學思想體系，成為一代哲學宗師。主要論著收入《三松堂全集》。散文《人生的境界》入選教材。

【林語堂】（1895—1976）福建龍溪人。著名作家、學者。早年留學美國、德國。提倡小品文創作。著有長篇小說《京華煙雲》等。

【茅盾】（1896—1981）原名沈德鴻，字雁冰，茅盾是筆名，浙江桐鄉人。現代著名作家、文學評論家。“文學研究會”的發起人之一，積極開展革命文藝運動，在魯迅及其作品研究方面有開創性貢獻。代表作有長篇小說《子夜》，短篇小說《林家鋪子》，農村三部曲《春蠶》、《秋收》、《殘冬》和《蝕》三部曲（《幻滅》、《動搖》、《追求》）等。先後選入教材的有：《自傳》，散文《白楊禮讚》、《風景談》，評論《談〈水滸〉的人物和結構》。茅盾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者之一，是我國革命文藝的奠基人之一。

【郁達夫】（1896—1945）名文，字達夫，浙江富陽人，現代作家。曾留學日本，歸國后與郭沫若等組織了創造社。1945年在印尼被日本憲兵殺害。小說大多帶有“自敘傳”性質。代表作有小說《沉淪》、《春風沉醉的晚上》等。散文《故都的秋》被選入教材。

【徐志摩】（1896—1931）筆名詩哲、南湖等，浙江海寧人。新月派詩人。曾留學美國、英國，回國后先後在北京大學、南京中央大學任教。主要作品有《志摩的詩》、《翡冷翠的一夜》。《再別康橋》入選教材。

【朱光潛】（1897—1986），安徽桐城人。美學家。1922年畢業於香港大學文科教育系。1930年獲英國愛丁堡大學文科碩士學位。1933年獲法國斯堡大學文科博士學位。回國后，曾在北京大學，四川大學、武漢大學等校擔任教授。曾任中國美學學會會長、全國政協常委。畢業從事美學教學和研究，在西方美學思想和中西方文化研究方面造詣較深。著有《悲劇心理學》、《文藝心理學》、《西方美學史》，譯著有《美學》等。散文《咬文嚼字》、《談讀詩的趣味的培養》入選教材。

【田漢】（1898—1968）湖南長沙人，我國革命戲劇奠基人和戲劇改革運動的先驅者。他與音樂家聶耳、冼星海、賀綠汀合作創作了《畢業歌》、《義勇軍進行曲》等優秀歌曲，其中《義勇軍進行曲》被定為新中國的國歌。

【朱自清】（1898—1948）字佩弦，原名自華，號秋實，祖籍浙江紹興，生於江蘇東海。現代作家、學者、民主戰士。曾留學英國，是“文學研究會”成員，長期在清華大學任教，從事創作與學術研究，最後成為一名堅強的民主戰士。其著作共26種，約200萬字。散文名篇《背影》、《春》、《綠》、《荷塘月色》、《威尼斯》被選入教材。

【鄭振鐸】（1898—1958）現代作家、文學史家，福建長樂人。“文學研究會”發起人之一，先後主編《小說月報》、《文學周刊》等。文學研究著作有《文學大綱》、《中國俗文學史》、《歐行日記》等。

【瞿秋白】（1899—1935）原名阿雙，后改名爽，又名霜，江蘇常州人。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者之一，著名作家、翻譯家、文藝理論家。畢生從事革命鬥爭，曾與魯迅一起領導左翼文化運動。主要作品有散文集《餓鄉紀程》、《赤都心史》，雜文集《亂彈及其他》。《魯迅雜感選集序言》的節選《魯迅的精神》曾被選入教材。

徠【聞一多】（1899—1946）原名家曄，筆名一多，湖北浠水人。現代詩人、學者、民主戰士。前期新月派代表和新格律詩理論的奠基者。曾留學美國，歸國后歷任青島大學、清華大學教授。抗戰勝利后，英勇投入愛國民主運動，被國民黨特務暗殺。詩集《紅燭》、《死水》表現了濃烈的愛國主義情思。

【老舍】（1899—1966）原名舒慶春，字舍予，老舍是筆名，滿族，北京人。現代作家。五四時期開始白話創作。曾赴英國任倫敦大學東方學院中文講師。回國後任齊魯大學、山東大學教授。1951年被北京人民政府授予“人民藝術家”稱號。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駱駝祥子》、《四世同堂》，話劇《龍鬚溝》、《茶館》等。《濟南的冬天》、《小麻雀》、《在烈日和暴雨下》、《茶館》（節選）被選入教材。

【冰心】（1900—1999）原名謝婉瑩，筆名冰心，福建長樂人。現代女作家、翻譯家、兒童文學家。五四時期開始創作，曾參加“文學研究會”。小說詩文中，“愛”是主旋律。是當時最有影響的女作家之一。1923年在美國留學時寫了書信體散文集《寄小讀者》，解放后開始寫《再寄小讀者》和《三寄小讀者》。散文《小橘燈》和《〈自然·生活·哲理〉序》被選入教材。

【夏衍】（1900—1995）原名沈端先，浙江杭州人。現代戲劇家、電影藝術家。曾留學日本，回國后，積極投身革命文藝運動，創作了許多劇本。主要劇作有《上海屋檐下》、《法西斯細菌》等，並改編了《春蠶》、《祝福》、《林家鋪子》等。著名報告文學《包身工》被選入教材。

【王力】（1900—1986），廣西博白人。語言學家，詩人。曾留學法國，歷任清華大學、廣西大學、北京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王力一生從事語言科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為發展中國語言科學作出了重要貢獻。他在音韻學、漢語語法、漢語語彙、漢語史等方面都有精深的研究。有《王力文集》20卷傳世。《語言與文學》入選教材。

【陳毅】（1901—1972）字仲弘，四川樂至人。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外交家。早年赴法國勤工儉學，南昌起義領導人之一，抗戰期間曾任新四軍軍長，解放戰爭時任第三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曾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長於詩詞創作。《梅嶺三章》被選入教材。

【梁思成】（1901—1972），中國現代建築學家。廣東新會人。1923年畢業於清華學校。后赴美國哈佛大學研究院研究世界建築史。他是中國建築教育的開拓者之一。畢生研究中國古代建築。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所著《中國建築史》，第一次對中國古建築特徵及其發展歷程作出系統的論述。有《梁思成文集》四卷出版。《千篇一律與千變萬化》入選教材。

【柔石】（1902—1931）浙江寧海人，現代小說家，“左聯五烈士”之一，原名趙平復。主要作品有小說《二月》、《為奴隸的母親》等。

【沈從文】（1902—1988）原名沈岳煥，湖南鳳凰人。現代作家、文物學家。1926年起先後在《晨報副鐫》、《現代評論》、《文學》等刊物上發表作品。其創作中影響較大的是鄉土小說，主要表現士兵、船夫和湘西少數民族的生活，謳歌下層人民的淳厚性格以及人情美和風俗美。代表作有中篇小說《邊城》、《長河》，散文集《湘行散記》等。《邊城》（節選）被選入教材。

【李偉森】（1903—1931）湖北武昌人，現代作家，“左聯五烈士”之一，遺著有《朵斯退也夫斯基》、《革命歌集》等。

【馮雪峰】（1903—1976）浙江義烏人，現代作家、詩人、文藝理論家。原名馬福春。主要作品有詩集《湖畔》、《靈山歌》，雜文《鄉風與市風》、《有進無退》等。

【胡也頻】（1903—1931）福建福州人，現代作家，“左聯五烈士”之一，作品有小說《一幕悲劇的寫實》、《到莫斯科去》、《光明在我們前面》。

【巴金】（1904— 2005），現代著名作家，原名李芾甘，四川成都人，主要著作有“愛情三部曲”（《霧》、《雨》、《電》），“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小說《寒夜》、《憩園》等。獲“國際但丁文學獎”。

【沙汀】（1904—1992），四川安縣人，現代作家。主要作品有《淘金記》、《困獸記》、《還鄉記》、《在其香居茶館里》。

【丁玲】（1904—1986）現代女作家，原名蔣冰之，湖南澧縣人。主要著作有《莎菲女士的日記》、《太陽照在桑乾河上》。1951年《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獲斯大林文學獎。

【呂叔湘】（1904—1998），中國語言學家。江蘇丹陽人。曾留學英國牛津大學和倫敦大學。歷任雲南大學、金陵大學、清華大學等校教授。1952年在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工作，是我國近代漢語語法研究的創始人，同時在語言文字的應用和語文知識普及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有《呂叔湘文集》6卷傳世。《語言的變化》入選教材。

【臧克家】(1905—2004），現代詩人，山東諸城人，主要著作有詩集《烙印》，小說集《掛紅》，文藝論文集《在文藝學習的道路上》。短詩《有的人》被廣為傳誦。

【趙樹理】（1906—1970），山西沁水人。現代作家。早年即從事通俗文學的創作。40年代先後發表《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李家莊的變遷》等作品，影響很大。代表作《李有才板話》的節選《老楊同志》被選入教材。

【蕭軍】（1907—1988），遼寧義縣人，現代作家，原名劉鴻霖。主要作品有《八月的鄉村》、《五月的礦山》、《過去的年代》等。

【周立波】（1908—1979）原名周紹儀，湖南益陽人。現代作家。長篇小說《暴風驟雨》描寫了東北農村土改運動的全過程，獲斯大林文學獎。解放后還創作了長篇小說《鐵水奔流》、《山鄉巨變》。被選入教材的有小說《分馬》（《暴風驟雨》的節選）和散文《娘子關前》。

【殷夫】（1909—1931），又名徐白、白莽。現代詩人。1924年開始寫詩。其早期作品大多帶著他對黑暗現實的憂憤，交織著詩人的孤寂和熱烈的感情。在參加革命以後，迅速地成為無產階級的革命詩人。《別了，哥哥》入選教材。

【吳晗】（1909—1969）原名吳春晗，字辰伯，浙江義烏人。著名歷史學家、雜文作家。曾與聞一多一起積極參加愛國民主運動，是著名的民主戰士。解放后歷任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文學院院長及北京市副市長的等職。致力於歷史研究幾十年，著作頗多，是著名的明史研究專家。代表作有《朱元璋傳》、京劇劇本《海瑞罷官》。《談骨氣》一文被選入教材。

【姚雪垠】（1910—1999）原名姚冠三，河南鄧州市人。現代作家。30年代即開始發表小說，其代表作《李自成》共5卷，約300多萬字。這部歷史小說巨著，經過了長時期的醞釀準備，傾注了作者幾十年的心血，其第二卷節選曾被選入教材。

【曹禺】（1910—1996）原名萬家玉，湖北潛江人。現代戲劇家。學生時期就經常參加戲劇演出，大學畢業前寫成話劇《雷雨》，轟動劇壇。此後又創作了《日出》、《原野》、《北京人》等劇本。曹禺在話劇藝術上的成就，使他成為現代文學史上最有成就的戲劇家之一。《雷雨》（節選）被選入教材。

【艾青】（1910—1996）原名蔣海澄，浙江金華人。現代詩人。曾赴法國勤工儉學。1923年回國后，從事愛國運動，遭逮捕入獄，在獄中創作了他的詩歌名篇《大堰河——我的保姆》，名震詩壇。40年代在延安先後出版6部詩集和許多長詩。主要詩集有《歡呼集》、《寶石的紅星》等。《給烏蘭諾娃》、《大堰河——我的保姆》、《我愛這土地》被選入教材。

【錢鍾書】（1910—1998）字默存，號槐聚，江蘇無錫人。現代作家、著名學者。他博學多能，學貫中西，曾任西南聯大、暨南大學、清華大學教授。有散文集《寫在人生邊上》，短篇小說集《人·獸·鬼》，長篇小說《圍城》，文論及詩文評論《談藝錄》和《宋詩選注》、《管錐編》、《七綴集》等。散文《讀〈伊索寓言〉》入選教材。

【蕭紅】（1911—1942）黑龍江呼蘭人，現代女作家，原名張乃瑩，主要著作有《生死場》、《小城三月》、《呼蘭河傳》等。

【孫犁】（1913—2002 ）原名孫樹勛，河北安平人。現代作家。曾當過職員和小學教師。30年代到延安魯藝，發表了《荷花澱》、《蘆花盪》等優秀短篇小說。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風雲初記》、中篇小說《鐵木前傳》，一些散文集、論文集。小說《荷花澱》、評論《好的語言與壞的語言》、散文《黃鸝》被選入教材。

【楊朔】（1913—1968）原名楊毓晉，山東蓬萊人。現代作家。30年代參加革命后開始創作小說、散文。抗美援朝時，隨軍入朝，著有長篇小說《三千里江山》。其散文充滿詩情畫意，如《香山紅葉》、《茶花賦》等。《荔枝蜜》被選入教材。

【柳青】（1916—1978）原名劉蘊華，陝西吳堡人。現代作家。主要從事長篇小說的創作，有反映解放區農村互助合作運動的《種穀記》，有反映解放戰爭的《銅牆鐵壁》。代表作是《創業史》。這部反映農村社會主義革命的史詩性巨著未及完稿作者即病逝。《創業史》的節選《梁生寶買稻種》曾被選入教材。

【劉白羽】（1916—2005 ）北京人。現代作家。30年代開始文學創作，40年代是隨軍記者。抗美援朝期間曾兩赴朝鮮。其作品以散文為主，代表作有散文集《萬炮震金門》、《紅瑪瑙集》、《長江三峽》等。《長江三峽》被選入教材。

【查良錚】（1918—1977），筆名穆旦，著名詩人和詩歌翻譯家。中學時即開始寫詩著文。1948年赴美國在芝加哥大學攻讀文學，回國后在南開大學任教。主要譯著有《普希金敘事詩選集》、《歐根·奧涅金》、《雪萊抒情詩選》、《拜倫詩選》等。他的譯詩韻律和諧，忠實傳達了原著風格。詩歌《讚美》入選教材。

【秦牧】（1919—1992）原名林覺夫，廣東澄海人。現代作家。其文學創作涉及面廣，寫過小說、詩歌、散文、雜文以及文藝評論、科學小品，但以散文為主。影響最大的作品是文藝隨筆集《藝海拾貝》、《語林采英》。科學小品《大自然警號長鳴》、散文《土地》被選入教材。

【郭小川】（1919—1976）原名郭恩大，河北豐寧人。現代詩人。抗戰時期在延安創作了許多鼓舞鬥志的詩篇。《青紗帳——甘蔗林》被選入教材。

【魏巍】（1920— 2008）筆名紅楊樹，河南鄭州人。軍旅作家。畢業於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寫有多部小說集、詩集、雜文集，代表作是苦心創作20多年的長篇小說《東方》，該書於1982年獲首屆茅盾文學獎。《我的老師》、《誰是最可愛的人》、《依依惜別的深情》、《小駁論兩則》被選入教材。

【汪曾祺】（1920—1997）江蘇高郵人，早年受過深厚的國學教育，精通諸子百家、經史子集。小說渾樸自然、清淡委婉，具有濃郁的鄉土氣息。較有影響的作品有《大淖記事》、《受戒》等。《衚衕文學》選入教材。

【杜鵬程】（1921—1991）筆名司馬君，陝西韓城人。現代作家。曾是隨軍記者。所著《保衛延安》是我國第一部大規模描寫解放戰爭的長篇小說。短篇小說《夜走靈官峽》被選入教材。

□　朱自清說，茅盾作《林家鋪子》“寫一個小鎮上一家洋廣貨店的故事，層層剖剝，不漏一點，而又委曲入情，真可算得‘嚴密的分析’”。

□　瞿秋白評價《子夜》：“這是中國第一部寫實主義的成功的長篇小說”。“1933年在將來的文學史上，沒有疑問的要記錄《子夜》的出版。”

□　巴金被稱為“20世紀的良心”。

□　《家》發表時原標題為《激流》，出版單行本時改名為《家》。

□　開明出版社出版的《家》，自1933年到1951年期間，先後再版33次之多，成為現代文學史上最暢銷的作品之一。

□　《家》標誌著巴金小說藝術走向成熟。

□　《小城三月》是蕭紅的絕筆。

□　魯迅評價蕭紅的作品“女性作者的制止的觀察和越軌的筆致，又增加了不少明麗和新鮮”。

□　沈從文以獨特“湘西”色彩而成為中國小說大家。

□　穆時英有“中國新感覺派的聖手”之稱。

□　毛澤東稱讚丁玲“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將軍”。

□　丁玲有“活的中國”之稱。

□　茅盾評價《莎菲女士的日記》“這是大膽的描寫，至少在中國的那時的女性作家中是偉大的”。

□　《圍城》被稱為現代版《儒林外史》。

□　周作人被譽為“小品文之王”。

□　“漢園三詩人”：何其芳、卞之琳、李廣田。

□　1936年，何其芳《畫夢錄》、盧焚《谷》、曹禺《雷雨》一起獲得天津《大公報》獎金。

□　郁達夫稱梁遇春為“中國的愛利亞”。

□　1936年夏衍所作《包身工》與宋之地的同年發表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被視作中國現代報告文學走向成熟的標誌性作品。

□　魯迅評價殷夫的作品：“這是東方的微光，是林中的響箭，是冬末的萌芽”。

□　戴望舒因此享有“雨巷詩人”的美譽。

□　田間被聞一多稱作為“時代的鼓手”。

□　臧克家享有“農民詩人”、“泥土詩人”的稱號。

□　艾青堪稱“中國詩壇的泰斗”。

□　丁西林被稱為中國“獨幕劇的聖手”。

□　《陞官圖》被稱為新《官場現形記》。